清光緒年間，住在蘇州的沈秉成、李鴻裔、顧文彬、吳雲等官員們退隱林泉，過著瀟灑率性的生活，他們以真率會之名舉行雅集，遊園賞花、鑒別書畫、吟詩作對，推盞換杯之間自然少不了風月場中的女子助興。她們以侑觴、茗談、文藝交流的方式活躍氣氛，張之萬戲贈名為雙鳳的美姬一聯：“雙手撩人春十筍，鳳頭勾客月如彎”，顧文彬嫌其俗氣，改為“雙手彈箏春十筍，鳳頭蹴鞠月初鉤”；顧文彬為美姝蕙卿撰寫嵌字聯：“戲評花譜題紅蕙，細揀簫材選綠卿” ；盛康的側室因為他另納歡場女子而河東獅吼，搞得顏面掃地……
士紳們的文藝活動、冶遊生活以及支付這些女子的出局費用都被顧文彬一一記在日記中。這些人物的“正史”中絕不會出現這類風流韻事，但純屬私人的文字裡留下了他們的另面形象。
日記是個體生活的實錄，較之筆記之類更為可信，然筆記之類的作者如果不帶個人好惡、以其親歷見聞來客觀描述人物與事件，且有相關文獻互為印證，那麽筆記完全可以彌補正史記載之不足，且更為生動地呈現大歷史背景下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和庸常生活的細枝末節，使歷史更具縱深度與橫斷面，更接近事實本真。日記、筆記之類如同一面哈哈鏡，照射出社會與個體的多面形象，構成社會活動的完整內容，豐富歷史畫面與個體印痕。
簡雄先生在研讀七十餘種明清筆記的基礎上，詳加考據，從中提取寇白門與朱國弼、杜韋與范允謙、李成梁與郝文姝、呂宮與蔣四娘等人物故事，繼《浮世的晚風》後再次推出新著《浮世悲歡——明清筆記小說中計程車林冶遊生活》，借助浮世之際的悲歡離合描寫各式人物的愛恨情仇與命運沉浮，易代之際的艱難抉擇與醉生夢死，世風日下後計程車林分化與價值取向，生動展示了明清士林冶遊生活的真實圖景，無情揭示了封建皇權下士林精神的日趨沒落。
[清]陳枚《月曼清遊圖》之“涼亭對弈”。開枰對雲子，山水黑白間。對弈本是士林的休閑方式之一，也是當年秦淮名姬必備的基本功。本書《風月俠骨》篇敘述名士范牧之與名姬杜韋的苦戀故事，最後杜韋拋著牧之心愛的棋具投江殉情，令人等唏噓。
自古以來湧現無數烈女、節婦，她們作為傳統優秀女性的代表載入史冊，被後人銘記與頌揚，儘管她們的酸甜苦辣絕不是一座牌坊和一段文字所能概括的。與之相反的一群女性——娼妓，作為道統的批判對象，入不了主流社會，掙不來貞節牌坊，卻獲得主流社會及其邊緣計程車林階層青睞，她們身邊不乏追隨者，也因文字因緣，不少美姬如貞節女子般名垂青史。世人熟知的秦淮八豔之外還有不少有名或無名的美姝在時人的文字裡留下印記，或許她們沒有柳如是、董小宛、陳圓圓那樣顯赫的聲名，但她們的命運何其相似，絕大多數人以從良為人生最高目標。
作為從事出賣色相或才藝的特殊人群，她們依附男人而“合法”存在數千年，相互依存，各取所需；作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她們並非孤立的群體，總是不由自主的被時代裹挾而淹沒在歲月的塵埃裡，但由於文人騷客的推波助瀾，尚且遺留些許影子。西方一位哲人說過“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裡暫且不用當下的道德評價體系討論娼妓存在的合理性，先說說封建社會，其實這是一個知識結構單一、上升通道狹窄而導致文青過剩的時代，讀書士子可以通過科舉成功而封侯拜相，既可為官做文兩不誤，更可以成為詩詞名家、學者史家，縱然成不了蘇軾輩的大家人物，他們也會用筆記錄耳聞目睹或親歷之事，以致自古以來留下的詩文、筆記、小說汗牛充棟，士林冶遊的故事得以流傳。誠如簡雄所言“名姬背後的推手是名士”，她們的成名得益於這些時代過剩的文青們。
簡雄認為“明中葉以降，士林充分利用自己受教育的背景，通過著書立說、交遊結社、清議雅集等形式，以及標新立異，張揚狂狷的做派，深刻影響了社會風氣和社會變遷”。確實，士林通過他們的言行，試圖掌控社會的話語權、文化的主導權，甚至左右朝堂的決策權，東林黨等民間社團就是最好的例證；他們通過醉臥花叢的形式張揚個性，自我肯定，追求身心解放，尋求心理的慰藉與成功的滿足，深刻影響著社會風尚。
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像唐僧的緊箍圈一樣自小被套在讀書人的頭上，“學而優則仕”是他們不懈的終極目標，一旦“貨與帝王家”既可以實現人生理想，又能進入主流社會。但現實是殘酷的，歷朝歷代僅有少數人通過科舉考試而進入官場。大多數讀書人铩羽而歸，十年寒窗付之東流，即使步入仕途，一不小心就遭罷免，甚至招來殺生之禍。清代詩人沈德潛六十七歲得中進士，生前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寵，死後受文字獄牽連而遭到平墳的“待遇”。
士子們失去上升太空，或開館授徒，或做個幕僚，或懸壺濟世，或熱衷於書畫藝術、文學創作，詩詞筆記是他們的拿手好戲，英雄總有用武之地。中國自古文人有狎妓的陋習，女性是他們解憂消遣的尤物，是他們賣弄才情的對象，抑或成為他們的紅顏知己，彌補家庭生活缺乏的情趣。他們謳歌中意的風塵美眉，宣傳她們的才華，從她們身上折射出他們的另一種面相。
儘管娼妓這個營生並不光彩，但士林階層或者顯貴之家並沒有完全輕視她們，有的甚至娶她們為妻妾，如保國公朱國弼迎娶寇白門，晚明名將李成梁納郝文姝為妾，並視其為得力的秘書；有的在她們落難時想方設法營救，如才子袁枚為名妓金蕊和戴三而求助蘇州、鎮江地方官員；康熙年間發生陸元公納妓為妾卻被誣告強佔人妻案件，富有浪漫情懷的蘇州知府楊朝麟以一首格律詩作為判詞，將誣告之人“枷號示眾” ；更有性靈派的袁中道為幫助新安少年納妓為妾代寫打動人心的書信……。
從《浮世悲歡》梳理的諸多事例中可以得知，風花雪月和紅袖添香是士林冶遊生活的重要內容，當道給予包容與“包庇”的態度。作為一個奇特的組合，士林與美姬本質上有一些相似之處，他們都想練就十八般武藝，一個渴望貨與帝王家，一個千方百計獲得“恩客”的青睞，因此他們相互依賴與欣賞，切磋文藝，並觀照到彼此內在的脆弱。
從康熙年間對士林雅集結社的寬容到乾隆年間文字獄的興起，為遠離廟堂避免危險，士林更熱衷於無關大雅的風月，其規模甚至超過晚明，士林階層的頹廢與墮落可見一斑。然而在簡雄筆下，清代歡場是前朝的翻版，但“文化品質大為下降，琴道、詩思少見蹤影，名士悅傾城故事大減……可以看出明清五百年，社會周期性震蕩的結果，並沒有造成任何文化意義上的進步，而不過是歷史的又一個輪回而已”。換言之，士與妓的文化品質沒有提升，反而倒退。試想沒有高品質計程車林階層，怎會出現高素養的風月場所？柳如是等前輩的書畫、手劄到了晚清依然受到士大夫們的追捧，她們的詩詞作品更被時人收集刊印出版，而此時，柳如是那代人屬於過去式，複社四公子已成為一種傳奇。
[清]潘恭壽 《柳如是肖像》局部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鮮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們依附於封建皇權生存，以與其的遠近親疏作為衡量成功與否的標準，以“立德、立功、立言”嚴格要求自己，他們的眼光始終關注高高在上的廟堂，即使身在江湖，風月場是他們暫時逗留休憩與宣泄情感的驛站而已。一旦遇到朝代更迭，帶給他們則是毀滅性打擊，男人的氣節與女人的貞操一樣重要，始終作為評判黑白、是非的標準，降清的文學大家錢謙益終究沒有逃脫被列為“貳臣”打入另冊的結局，從這點講失節計程車林與失貞的美姬沒有兩樣。
數十年後，曾經高舉反清複明大旗志士們的後代也如先人們那樣，胸懷治國平天下的抱負，走上大清的考場，追逐“貨與帝王家”的夢想，先人誓死抗清，後人則積極合作，與現實握手言歡。清初人們強烈反抗留發不留頭的苛令，及至民國初年遺老們寧願拖著“豬尾巴”似的辮子以示對大清的忠貞。不同的時空下，面對性質相同之事，人們已是截然不同的心態與選擇，就如意義重大的“氣節”兩字也是有時間節點的。時間是最好的藥劑，可以治療一切傷痛。士子們在封建強權長期馴服之後，即使心有不甘，也只得以標新立異的方式行走江湖，以詩酒美姬聊以自慰，實現廟堂與江湖、士林與風月的和諧共存。
因此，對士林階層來說，如果不能在廟堂立功，就在江湖立言。他們吟幾首詩，填幾闋詞，著幾篇文，手中有幾個錢，無須書號，就可以刻印流傳，顯滿腹才華，舒心中塊壘，發失意之愁，抒家國情懷，尋個人興趣，重要的是還能博得美名傳千古。官場不得志的俞樾一生埋頭著述，成為一代經學大家，留下傳世之作《春在堂全集》。余懷是簡雄關注與研究的重要人物，對其晚年隱居蘇州的時間、地點、交遊等作了翔實而細致的考證，《浮世悲歡》多處引用余懷所著《板橋雜記》的內容。余懷晚年十分看重自己作品的刊行，作者認為他隱居吳門，“以賣文為生，著述自娛”，設法出版，既有出於生計的考慮，也有“立言留世”的願望。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目標中，人們總要選擇適合自己的一款。余懷無疑是士子們的縮影。
余懷像
《浮世悲歡》以明清士林冶遊生活為研究主題，呈現了光鮮的歷史畫卷背後的另一番景象：廟堂之外士林馳騁江湖的俠骨柔情和英雄氣短，美姝傾城背後的自在灑脫和淒慘命運，封建強權之下與時代嬗變之際任何個體如螻蟻般任人踐踏而“無路可逃”。在盛世的邊緣，即使“英雄多情”，“風月俠骨”，他們“琴畫詩酒”，”娛樂至死”，終究“江湖水深”，在無可抗拒與揣測的時代激變面前，有的抗爭而死，有的隱逸江湖，有的合作妥協，無論采取哪種方式，都是一種無法回避而又徒喚奈何的痛徹心肺的選擇。美姬們多數以悲劇收場，士林也好不到哪裡去，時光終究不能倒流，廟堂只有一個，而旗號一直周期性的更換，無法立功建業計程車子們除了沉淪還是沉淪，而“士林精神的式微首先是因為政治的黑暗與墮落”，簡雄如是評說。
金戈鐵馬，造就英雄；浮世年代，士林冶遊，與美姝們合奏了人生交響曲，歡樂與痛苦，纏綿與絕情，剛烈與憤慨，俠骨與背叛、琴心與銅臭……它們真實地回響在逝去的時空裡，是邊緣人物發自內心的哀歎，是士林階層無可奈何的絕唱。英雄氣短，美人遲暮，黃土一抔，埋葬了所有的往事，惟有文字尚有余溫，歷史並沒有走遠，人間的悲歡從未落幕。
（本文轉載自《深港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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