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1904年，丁文江拜訪康有為

撰文：謝福芸

翻譯：龔燕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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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英國知名作家、社會活動家謝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1926年作為中英庚款訪華代表團秘書，她將一路的探訪，包括對胡適、丁文江、閻錫山、吳貽芳等人的訪談，寫成《中國淑女》（收入《英國名媛旅華四部曲》，已由東方出版社出版）。作者自稱主要人物虛構，但故事、史實及時代背景卻並非虛構。據叢書主編沈迦考證，林博士的人物原型為丁文江，是中國地質學的開山大師，在文中被稱為“中國的赫胥黎”。以下來自第33章，原標題《中國的奧德修斯》。

當我和宋太太再次在她家陽台上見面時，馬醫生也來到這裡度周末。“你給我們講的這些故事真好，可以讓我們心胸開闊，”宋太太跟我說，“但是看看我們國家正在發生什麽樣的事！那些曾經義憤填膺地控訴政府貪汙腐敗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自己就也開始照做不誤了。說一套做一套，難道不是這樣嗎？真讓人絕望！”

“事實上，”馬醫生說，“任何一個中國人，如果還想讓自己的靈魂活著的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遠離政治，遠離權力。也就是說，我們的政府正在被最糟糕的一群人操控著。而我們只有抱怨。宋太太說得對，我們原以為還算誠實可靠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他的良心馬上就壞了，成了騙子們的同夥！”

“你是什麽看法呢，福芸姐姐？”宋太太問，“你沒法否認這些的。”

“我對你們的政府官員了解得不多，沒法做出判斷，”我說，“所以我相信你的話。”

“那你同意他們都是流氓無賴了？”她問。我知道她多麽希望我會提出些反對意見。可是她所說的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是事實。很久以來，中國的一大悲哀就是，在宦海浮沉當中，有太多的官員把公職當成自己的錢包，趁著當官的時候大撈特撈。過去在每一處衙門的入口處都有一堵用以辟邪的影壁，牆上畫著一隻張牙舞爪的大老虎，衙門裡的官員每次出門都能看到它，目的是提醒官員他掙的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不能做一隻殘酷無情的吃人老虎。

“我不知道你在上海有沒有見過林博士，”我說，“一天晚上，他給我講了他的故事，而且我剛剛從他那裡得到許可，允許我在我的書裡寫寫他的故事。我可不可以先講給你聽聽？”

“別磨嘰了，趕緊給我們講吧，”宋太太催促道，隨後轉身對馬醫生說，“看著吧，她給我們講這個故事一定是別有用心的！”

我笑著開始了我的講述。

他膚色白皙，帶著一副眼鏡，留著一撮咄咄逼人的黑色小鬍子，和你見到的普通中國人一樣不修邊幅。他個子不高，戒備心很強。天知道在和我們交談的那半小時裡到底是什麽觸動了他，讓他願意跟我們講述他自己的人生經歷。他講完，吃完飯，就乘電梯上樓繼續去做他永無休止的工作了。

第二天，他講完了他的故事。那天夜裡，我的腦海裡不斷閃現著他說的那些話。我們恰好住在同一家酒店，於是一大早我就迫不及待地讓酒店裡的男招待給他傳了張紙條，——問能否允許我把他的故事寫出來，以便其他人從中受益。“不行，當然不行，”他在信封上寫了簡略到近乎無禮的回復。

接下來的一周時間裡，我得了風疹，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間和陽台裡。上次酒店工作人員被客人傳染上了天花，還好這次我得的不是天花，沒有被他們趕出酒店。他們認為天花的傳播源於酒店的地毯，那些地毯是在一些村莊的小作坊裡手工製作的，缺乏衛生檢查。風疹消退之後，將這個故事記錄下來的念頭繼續在我的心裡蔓延滋長，於是我又派人送去一張便條，懇請他重新考慮一下。這回的便條換來了一隻大花籃，天門冬配粉紅色的玫瑰，非常適合送給新娘。原來他和他的同事聽說我病了，就給我送了這個，這是中國新式的表達禮貌的方式，非常迷人。“我真的是個很糟糕的壞孩子，”他在我的便條背面寫道，“我的故事不適合寫出來。我極不喜歡宣傳，並且已經十五年沒有拍過照片了。為了自我宣傳，一些中國現代軍閥和政客在國外到處嘩眾取寵地散播他們的故事和照片，對此我非常看不慣。”

一位持有如此觀點的人值得我的尊重。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裡，把這個故事寫出來的念頭在我心裡生根發芽，攪得我內心無法安寧。不管怎樣，他的回復已經比第一次詳細許多。我又從幾百英裡外的北京寫了一封信給身在上海的他。“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的人比中國人還要頑固，”我寫道，“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英國人和中國人過了很多次招，我們彼此清楚對方的耐力。我就是一個英國人。請允許我講述你的故事吧。”

他終於做出了讓步，回復道：“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請對這個像他的國家一樣曾經犯過無數錯誤，但努力掙扎著站起來挺直腰板的可憐的中國孩子好一點吧。你不會恭維我吧？那是最糟糕的。”

“人人都應該知道，就像那些你在格拉斯哥曾經一起生活過的蘇格蘭人一樣，你有多麽挑剔，多麽煩人，還動不動就愛發火。”我答道，驚歎於他對我的母語——英語的純熟掌握。

下面就是他在上海酒店的餐桌上給我們講述的故事，他一邊講，一邊拿著刀叉享受他的西式餐飲，一些曾在國外長期生活的中國人也會像他這樣——這會讓英國家庭主婦很開心。

那天是我和父親一起邀請他和我們共進晚餐。我們圍坐在鋪著白色桌布的酒店小圓桌上。他一上來就扔下一枚重磅炸彈，顯然是希望用這枚炸彈爆炸時的巨響嚇呆我們。作為開場白，我問了他一個十分得體的問題，這是任何一個像我這樣身份的正派女士面對一位像他那樣身份的正派中國男士時都會問的問題。

“您有幾個孩子？”當然這裡的孩子指的是兒子，女兒不一定包括在內。

“一個也沒有，”他說。說完，他眼睛直直地盯著我，嘴唇和鬍子像刺蝟一樣噘著，然後深思熟慮地補充道，“謝天謝地。”

他自己清楚，而且他也清楚我們也同樣明白，他這麽說是對神明的褻瀆。他是希望借這麽兩句話來表明他的一種狀態，即他已經從傳統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對於祖先崇拜持“開明”的觀點。他還借此暗示自己是個不可知論者，不相信什麽“來世”，不會眼巴巴地盼著親生兒子們焚香磕頭來給自己的靈魂帶來一些安慰。設想一下如果你和一位會吏長第一次見面，他在餐桌的那一頭看著你，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不相信使徒信經。”你該說些什麽？這樣的話語幾近殘酷，也沒有必要。實在沒有必要這麽說，這讓我內心充滿對他的同情。如果一位會吏長說出了這樣的話，他要麽是瘋了，要麽是經歷了烈火般的煎熬。這位不修邊幅、叛逆的小個子中國男士堅守如下信條：“堅持真理，堅持不懈、徹頭徹尾地追求真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他認為真理的滋味太苦了，不肯相信其實它的味道極其甘甜，隻不過上天有它自己的安排。

“我沒有孩子，連女兒也沒有，不用操一點兒心。這是最大的福氣，讓我可以自由地去做我想做的事。”他繼續說著，真是罪過，挑戰我們是否會當著他的面拋棄他作為中國人的名分或是他祖先的傳統。接著他就從眼鏡後面瞪著我，等著我說話。我父親抬頭看了他一眼，然後繼續低頭喝湯。實際上他表達了他的意思，吃飯時不宜與古怪的人進行爭論。不過我接受挑戰，他是一位好對手。來而不往非禮也。

“我先生去世時隻留下一個孩子，這是我的一個遺憾，”我故意這樣回應。他的臉色馬上柔和了下來，敵意消失了，溫柔的眼神使他那水汪汪的黑眼珠顯得更黑了。捋了捋胡須後，他把胳膊肘放到桌上，開始了他的講述，中間會停下來吃口魚肉或是雞肉，並解釋說他整天都在忙於工作，基本沒怎麽吃東西。很快，我父親也像我一樣開始出神地傾聽他的故事。

當時是五月份，氣象已經開始熱起來了。林博士脫掉了那件無袖高領馬褂，隻穿著一件灰緞長衫。他也許更願意穿西式服裝，因為有一次我曾經埋怨我的朋友勵誠為什麽總穿西服，他當時就這麽回復我：“西式服裝比中式服裝方便很多，而且從長遠來看也更加便宜。”在他的長衫下面，我瞥見他穿了西褲皮靴，就像鐵路總辦和教授一樣的打扮。

伴著盤碟相碰的聲音，頭頂電扇的呼呼聲，還有鄰桌德國人從厚實的胸腔裡傳來的對話聲，要想在飯桌上聽清我們彼此的交談挺費勁的。好在我們來得比較晚，主要由蘇俄難民組成的樂隊已經下班了。

“我十六歲時，”他說，“崇尚暴力革命。我說服父親讓我去東京學洋務，因為我堅信國學毫無用處。剛到東京不久，就遇到那裡的中國留學生召開會議，宣稱革命運動的第一要務就是辦份報紙來表達觀點。那時極少有人明白建立一個新中國需要經歷怎樣的激烈變革。”

沒有人主動承擔辦報的職責，我們的這位朋友就獨自一人承擔了下來。他名字的英文意思是“學識的河流”（文江），家學淵源深厚。之後的六個月裡，他就成了東京大學第一份中國革命刊物的編輯。

丁文江

“我告訴你，這真的是一份革命性報紙，”他插話道。接著，儘管他當時才十六歲半，但是他的常識讓他漸漸意識到了兩件事。“第一，我發現這份報紙花去了我很多的錢，遠超過我的承受能力。儘管社論都是我自己操刀，但賣得並不好。而報紙產生的影響與我付出的努力以及金錢完全不成比例。我那些激昂的文字沒有幾個人讀。第二，因為誰也不願意出力，我在這份報紙上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壓根兒就沒有時間學習。”

於是他辭去了編輯的職務，同時還認定日本的現代文明只是徒有其表——這是二十世紀初盛行的一個說法。我衝他笑了笑。

“確實如此，我有確鑿證據，”他衝我點了點頭說道。

“你現在還保留著一些證據呢，”我心裡想，記起了他之前放的那顆炸彈。可是我們英國人憑什麽去責備他的這個小缺點呢？

“我倒是希望中國有一些日本的這種‘徒有其表’呢，”他補充道。

他和同學校的另兩個中國學生一起討論此事，那兩個學生一個十七歲，一個十七歲半。他們認定日本大部分的東西都是從英國學來的，因此他們應該去英國學習。這對英國來說確實有點受寵若驚。

“準確地說，是要去蘇格蘭學習，”他說著，半開玩笑地衝我們鞠了個躬，免得我們這兩個英國人自視過高。

“我先生是蘇格蘭人，”我愜意地說道。

“哦，”他欣然接受，“在這個關鍵時刻，一位比我們年長一些的革命者朋友從愛丁堡給我寫信，讓我抖落日本的塵埃及其‘外表光鮮的教育’，稱愛丁堡才是毫無疑義的全世界最偉大的思想中心。”

於是這三位在東京求學的中國青年決定立即啟程前往愛丁堡，一刻也不想耽誤。任何對求學事業的耽擱，都意味著對中國複興的耽擱。四萬萬渴望擺脫暴政的人民期盼著他們履行自己的職責，盡早從愛丁堡學成回國。

“可是你們的家人會同意嗎？你們的開銷怎麽解決？”我們問，“你的父親肯定會反對！”

“沒有，”他說著，大笑了一聲，“我父親馬上同意了。另外兩位父親則反對。你看，我有六個兄弟，所以我這麽做家裡也沒什麽損失。再說，我是家裡的壞孩子——會把人活活氣死的那種孩子。真的，現在回頭想想，我能想見我給家人曾經帶來怎樣的折磨和考驗。”

我不敢開口去恭維他，但心裡想，“現在他們一定以你為榮。”後來，我發現他果然給家裡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這三位年輕的冒險家合計了一下他們的資金。“我們要是特別節省，坐統艙到蘇格蘭，把第一年的開銷控制在每人70英鎊，應該就能對付過去。所以我向父親索要700美元，結果他給我寄了1000美元，我想他可能因為終於可以不用管我了，感到很欣慰吧！我跟你說，當時我覺得自己一下子變成了富翁。”

第二個男孩的父親是位法官，或者叫道台，當時在湖北任職。經過一段時間的猶豫和信件往來後，他終於同意兒子遠行，並承諾給他寄700美元。但正當他們準備出發時，國內發生了政治動蕩，道台的職位被解除了，而他需要供養一大家子，好幾個老婆，一群孩子。於是這位父親自然就把失職的怒氣發到了這個離家的兒子身上。他告訴兒子自己無力提供更多的錢來支持他這個荒謬無益的留學方案。他不會禁止兒子去英國，但如果要去，那就得自己想辦法。這個兒子當時雖然身上只有30英磅，相當於300美元，但還是決定前往蘇格蘭！第三個男孩身上沒有什麽錢，只有幾個美元。

“不過，這對我們來說不算什麽，”“文江”帶著父親般溫柔的微笑說，“因為我們都是共產主義者，與其他人分享我們所有的東西既是權利也是義務。所以，你看，我們三個人統共有1300美元——130英鎊。”

赴英之旅充滿艱難險阻。當他們從日本抵達上海之時，恰巧爆發了日俄戰爭，日本海軍征用了輪船公司。這三個年輕人已經支付的船費被退還給他們。可是他們遠在上海，而日本輪船公司到英國的航線是最便宜的，現在這條路走不通了，他們該就此放棄嗎？

“恐怕我那次是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了另外兩位，”我們的歷史學家說著，把手上舉了一會兒的目錄放下，“當我發現他們有些猶豫的時候，就出門買了三張法國郵船公司的船票，替大家做了決定。”

他從眼鏡框上面斜著看了我們一眼，我們都咯咯笑出聲來。“他在委員會裡也是這樣的做派，”事後父親告訴我說。

從上海到新加坡的旅途很悲慘。氣象很糟糕，輪船顛簸得厲害，並且他們三個都吃不慣外國的餐飲，並且還暈船。一路上唯一的一點慰藉，是一位坐頭等艙的年輕中國人總是到他們的統艙裡來聊天。他在上面的頭等艙裡感到很孤單，誰都懶得搭理他，他也不會說法語。

每當想起一個中國人一句外語都不會就前往某個或很多其他國家時，我都會驚歎於他們的無畏。我們離開北京那天，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和她二十一歲的哥哥前來拜訪我們，當時我們的行李都已經打好了。他們問，如果想進牛津大學，是否必須要考法語。“再過個把月我們就要去牛津，”他們說，“我們的父親每年會給我們每個人200英鎊，所以我們的條件很好，他是北京的一個參議員。你們建議我們上哪所學院呢？”

這樣盲目出國留學讓我們驚愕不已。我們試圖告訴他們，現在的競爭很激烈，要想獲得牛津大學某個學院的學習機會是很不容易的。他們在中國的美國學校上過學，我們問他們為什麽不去美國上大學，因為在那裡他們更有可能碰到自己過去的朋友，以及他們北京的老師的一些熟人。

“我們要去英國上學，”他們固執地說，“我們的路已經選好了。美國的語言和制度都來源於英國。”這讓我想到了喬治·華盛頓！

“你們在英國認識什麽人嗎？”我們問。

他們商量了一下，然後說他們認識一個中國留學生。這時搬運行李的苦力已經到了門口。我們急匆匆地把我們倫敦朋友們的地址給了他們，盼著朋友們不會因為這個跟我們絕交。

這有點跑題了。“文江”和他那兩個年輕的朋友先到了西貢，然後到了新加坡，被暈船折騰得死去活來。他們沒錢請服務生來照顧他們，或是尋找其他哪怕小小的慰藉。在橫濱的時候，他們自己花錢買了額外的毯子，完全沒有想到外國輪船會提供床上用品；他們還買了枕頭——當然是在他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商店裡買的。他們每個人都穿了一套由日本裁縫縫製的西服套裝，那時對於日本裁縫來說做西服是很難的一件事，因為他們不知道西服的式樣。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如果你乘坐南滿鐵路線從大連到沈陽，你會坐在世界上最乾淨豪華特別舒適的普爾曼式臥鋪車廂裡，對面的日本紳士們著裝堪稱完美，絲綢領帶和襪子顏色配套，身上的西服剪裁也非常合身得體。在1903或1904年時情形可不是這樣的，當時他們覺得歐式的衣領太硬穿著不舒服——確實如此，後來軟衣領的出現給全世界的男士帶來了福音。

當輪船終於抵達了新加坡港，這三個中國男孩踉踉蹌蹌地登上了岸，臉色蒼白，衣著邋遢，身上統共只剩30美元，也就是3個英鎊。他們的那個上等艙的朋友剛好要去見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就豪爽地把他們一塊兒帶去了。

“總領事真是個好人，儘管我們當時慘不忍睹，面露菜色，衣著狼狽，但他還是主動提出請我們一起吃飯。我們是年輕人，已經好多天沒吃上像樣的人吃的飯了，我們是這麽認為的。而現在，想到馬上能拿起筷子，好好坐下來吃上一碗香噴噴的米飯，還有一桌豐盛美味的中國菜，真是讓人難以自抑。我們知道自己並不是總領事的尊貴客人，可是我們還是選擇留下來吃飯。我不知道他會怎麽看我們的胃口，但是希望他明白我們都是男孩子，所以天生就是大胃王。不管怎樣，他聽著我們充滿激烈革命言論的長篇演說，沒有表示出明顯的興趣。他也承認他不完全同意我們的觀點，為此我們替他感到遺憾。可是我們不能責備他，畢竟我們正吃著他的飯，味道很好的飯菜。”

講故事的人越說越激動。酒店的服務生給我們上菜，我懷疑他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麽。我們也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麽。“總領事建議，既然同是革命者，輪船到檳城時，我們應該去拜訪一下在那裡流亡的偉大的改革派康有為。”

“康有為！”我父親和我同時驚呼。正是在康有為的引導下，光緒皇帝在1898年試圖在中國建立一個現代的立憲政府。他讓皇帝閱讀現代書籍，為中國的改革製訂了巨集偉的計劃，還和皇帝成為了朋友。可是，當慈禧太后發現一旦實施這些改革，她就會被晾到一邊，於是就把可憐的光緒帝囚禁了起來，而康有為就只好逃命了。實際上，康有為的繼承者孫中山也逃亡到英國的一艘炮艇上，尋求英國的保護。顯然，英國為中國的改革派還是提供了不小的幫助，從反革命的追捕者手中搶救下了不少中國的革命者。

康有為

“當然，”這位自述作者說，“在我們看來，康有為根本不能算是革命者。為什麽，因為他依然要保留君主，儘管是立憲製！而我們的底線則是必須建立共和。而現在，我想這已經不再是如今的革命者們的理想了，他們只相信持續而漸進式的革命，甚至認為革命未必需要取得成功！”

我們都笑出聲來。

“不過，康有為無疑為中國做出了貢獻，甚至差點為此獻出了生命。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我們幾個男孩低聲交換了一下意見，認為我們不應該因為老一代的革命者沒有我們這樣的覺悟而對他們抱有不寬容的態度。”

因此，到了檳城，我們很開心地去拜訪這位年長的紳士。

“康有為非常和藹，謙恭有禮，”“文江”感激地說道。“他把我們領進書房”——這是關係緊密的一種表現，他完全可以把他們留在客廳裡。“面對我們時，他的心情一定很複雜。我們衣著寒磣，顯然很窮，可我們卻說要去英國留學。當我們要起身告辭時，他問起了我們個人的情況，而不只是談論中國及其改革的必要性——‘或是革命，無論你們怎麽稱呼它，’他說。他告訴我們在英國留學費用很高，擔心我們沒有意識到費用有多高。問我們是否確定自己有足夠的錢？出於自尊，我們回答，‘是的，謝謝您。我們有足夠的錢’——而當時我們身上剩下不到3英鎊，因為我們還花了點錢雇人力車，還給了中國駐新加坡總領館的服務生一些小費，你知道這是中國人的通常做法。我們正發愁自己要如何在抵達英國後從南安普敦或是倫敦去往愛丁堡。我們甚至已經開始計算走路去愛丁堡要花多長時間。但是康有為堅持要問，最後他乾脆直接問我們身上有多少錢。我們回答有5000美元。”

“哦，林博士！”我忍不住笑出聲來，“哦，天哪！”

他目光如炬。“我們死也不會告訴他真相，只有3英鎊，太丟人了！你知道中國人在這方面多講面子。讓我們吃驚的是，康先生變得很不安。‘5000美元——你們三個人一共才500英鎊！太少了，’他驚呼。‘我有一個外甥在英國留學，每年我得給他3000美元，而這樣也才勉強夠用。他應該有更多的錢才好。你們三個人花5000美元肯定不夠！’他變得很憂慮。如果他知道真相會說些什麽呢？他走到書桌旁，打開鎖，拿出一個帆布袋。‘看，’這位善良和藹的人說道，‘你們知道，中國人有給遠行的朋友送個小禮物的傳統。我沒時間給你們買禮物，所以我希望你們收下這個——就算是一個老革命者送給年輕一代革命者的禮物吧。口袋裡有我保存的十個英國金幣，我在檳城用不上它們。’”

三個男孩的自尊被他的慷慨所擊敗，帶著滿滿的感激和尊敬收下了這份禮物。

“我們從南安普敦坐火車抵達了愛丁堡，”講故事的人邊說，邊剝著最後一瓣柚子。

“我現在必須去工作了，”他把椅子往後一推說道，“秘書在等著我呢。”一個拿著大公文包的中國年輕人正在門口徘徊，時不時地往我們這邊張望一下。

“你的故事還沒講完呢，”我們大叫道。

“哦，你們肯定都聽煩了，”他笑著，躬身給我們道晚安，然後就向電梯走去，走向他永遠做不完的工作。

厭煩！怎麽可能！我還沒聽夠呢！

現在你該明白，我為什麽跟別人保證他是個多麽讓人討厭的人了吧。

本文受權選自《中國淑女》，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