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法”立法提速，“生物疆域”事關國家核心利益

“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法”，開始進入更多人的視野。

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明確，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盡快推動頒布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

“生物安全法立法提速，是在當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提出來的，更有針對性、迫切性。”今天（15日）上午，法學界有關專家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生物疆域”事關國家核心利益

什麽是生物安全？生物安全法是管什麽的？

生物安全涉及“生物疆域”，這裡不妨先舉幾個例子。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疆域，國土安全關係到國家民族安全的核心利益。同樣，每個國家也都有自己的“生物疆域”，這是國家為了保護生命資源以及與之相關的權益空間。“生物疆域”的安全同樣與國家核心利益密切相關，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近年來，世界範圍內頻發的嚴重“生物事件”，使得國防已經突破了陸、海、空、天、電的疆界，拓展至“生物疆域”範疇。

中國科學院院士賀福初在《求是》雜誌上曾撰文介紹，目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勢非常嚴峻，新型生物威脅特點明顯變化。病原體跨物種感染、跨地域傳播，造成新發突發傳染病不斷出現；由自然災害、人為因素造成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層出不窮；環境汙染、外來物種入侵等造成嚴重生態環境破壞，基因資源流失現象時有發生。這些均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重大生物安全問題。

賀福初在文中分析，未來生物威脅主要表現形式可能是突發的人或動、植物疫情，與自然發生的傳染病疫情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很難分清；病原體可能趨於低致死、高致病、易傳播、難追溯的特性；實施手段可能是合成和施放新病原體制造可疑疫情等；危害範圍不僅指向生命健康，而且重在威脅社會和政府，以達成政治、經濟、軍事目的。

賀福初在文中表示，我國作為當今世界快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面臨多種生物威脅。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食源性疾病、動物疫病增加等問題，嚴重危害人民健康。外來物種入侵造成物種滅絕速度加快、遺傳多樣性喪失、生態環境破壞趨勢不斷加劇。

《生物安全學報》2019年第2期介紹，廣西中越邊境是中國通往東盟各國的重要通道。近年來，外來入侵植物對該地區的生態安全和經濟發都產生了嚴重的威脅。

廣西喀斯特植物保育與恢復生態學重點實驗室的一項調查發現，廣西中越邊境外來入侵植物共121種，隸屬於38科，其中菊科最多，有26種；豆科次之，有11種；外來入侵植物以草本為主，有102種，佔總種數的84.30%，原產地來源最多的是美洲，有92種，佔總種數的68.66%，人為有意引入有68種，佔總種數的56.20%，嚴重危害的有23種，中等危害的有32種，一般危害的有66種。

廣西喀斯特植物保育與恢復生態學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李象欽在當時的調查中分析，外來入侵植物，侵入後能夠建立自身的繁殖種群，同時對侵入地植物的生物多樣性等產生影響，對當地生態環境及國民經濟都能造成巨大的危害。。

東北—蒙東地區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和內蒙古東部五盟市，是我國東北地區對外經貿、科技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我國糧食生產最集中的地區之一。玉米、水稻、大豆年產量分別佔全國的50%、40%、45%。

吉林大學植物科學學院副教授魏毅曾在文中分析，這一地區農業管理水準和災變應對能力相對滯後，多種重要入侵性和遷飛性有害生物在東北省區間和與其接壤的國家間重疊或交替發生，導致農產品產量和質量下降。 調查發現，遼寧入侵害蟲有21種，包括美國白蛾、美洲斑潛蠅等；吉林省外來檢疫性有害生物已達70種，包括稻水象甲、美洲斑潛蠅等。東北蒙省區常年發生的病、蟲、草、鼠害有100多種，其中對主要農作物造成經濟損失的有50余種，導致產量嚴重損失的有10余種，病蟲害常年發生面積733萬公頃左右，造成作物產量損失約100億公斤，防治藥劑費用高達120億元。

生物安全法關注八個領域

“我國幾乎所有生態系統均遭入侵，已確認544種外來入侵生物，其中大面積發生、危害嚴重的達100多種。”賀福初在文章中說。

在2017年12月，原環境保護部在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194號議案的答覆意見中也介紹，我國外來生物入侵形勢嚴峻，目前已發現外來入侵生物約560種，其中213種已入侵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嚴重威脅最重要的自然生態系統。2015年我國口岸截獲的有害生物種類是1999年的26倍，有害生物批次是1999年的414倍，上升趨勢十分明顯。

國家環境保護生物安全重點實驗室此前一項研究結果也顯示，全國外來入侵物種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為每年177.02億元，間接經濟損失為每年1080.34億元～1473.23億元，合計為每年1257.36億元～1650.25億元。

國際上對生物安全問題引起特別重視是在1992年召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後，此次大會簽署的兩個綱領性文件《21世紀議程》和《生物多樣性公約》均專門提到了生物技術安全問題。

1997年底至1999年，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和全球環境基金（GEF）的支持下，中國實施了“中國國家生物安全框架”項目，提出要通過制定政策、法規制度和相關的技術標準，把現代生物技術及其產品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的危險降低到最低限度，以最大限度地保護生物多樣性、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同時促使現代生物技術的研究開發和產業化能夠健康有序地進行。鼓勵低風險現代生物技術產品的生產、銷售和消費，禁止生產高風險的轉基因生物與產品。

2005年9月，我國成為《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的締約方。議定書的目標是保證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的安全性，盡量減少其潛在的可能對生物多樣性和人體健康造成的損害，在缺乏足夠科學依據的情況下，可對轉基因生物采取嚴格的管理措施。

但多年來，各方對生物安全問題的缺乏認識，許多人沒有聽說過生物安全，甚至一些從事生物技術研究的科研人員和管理人員也不真正了解生物安全問題。我國現階段的生物安全管理體系存在重利用、輕監管，各部門管理職責分散，缺乏統一有效領導等問題，亟需一部全面系統的專項法律。

2018年9月，生態環境部在對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008、150號議案的答覆意見中表示，“制定一部生物安全法將有助於從法律層面解決我國生物安全管理領域存在的問題，對於確保生物技術健康發展、保護國民身體健康、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目前，我部正在根據職責，積極開展對《生物安全法(討論稿）》的研究。”

2019年10月21日，我國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

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虎城就曾對外表示，法律的適用範圍主要包括：防控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動植物疫情；研究、開發、應用生物技術；保障實驗室生物安全；保障我國生物資源和人類遺傳資源的安全；防範外來物種入侵與保護生物多樣性；應對微生物耐藥；防範生物恐怖襲擊；防禦生物武器威脅。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目前在生態環境部專門設有國家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歸屬生態環境部自然生態保護司。承擔生物多樣性保護、生物物種資源（含生物遺傳資源）保護和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監督野生動植物保護。

科技是生物安全重要戰略支撐

“科技是生物安全重要戰略支撐。”中國生物技術發展中心研究員田金強曾撰文指出，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科技部通過“973計劃”、國家科技支撐計劃以及基礎性工作專項等，重點支持了生物安全領域的基礎數據普查、機制理論研究以及相關應用技術的研究。

據田金強介紹，目前，我國在新發突發病原體的發生、播散、致病機制、防治以及未來病原體調查預測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發現了蝙蝠源冠狀病毒、絲狀病毒等烈性病原體的起源、與宿主共進化關係以及跨種傳播感染機制，揭示了H7N9、H5N6、EA H1N1等新發突發病原體的發生、重組、播散、損傷機制，研發的鼻噴流感減毒活疫苗填補了國內空白。

田金強表示，我國在外來生物入侵防控基礎研究及其防治技術與產品方面也取得顯著進展，入侵生物學學科框架體系初步形成。陸續建成囊括野生動植物種質資源、微生物資源、入侵生物標本資源、人類遺傳資源和生物信息資源等生物安全特種資源庫。國家重大科學工程“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是亞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現已收集保藏21842種225522份(株)野生生物種質資源。

此外，複旦大學、深圳國家基因庫、北京生物銀行、上海生物樣本庫協作網等均建有初具規模的人類遺傳資源樣本庫和數據庫，其中複旦大學收集了包括華東、華北、華西和華南地區共20萬人的健康人群隊列、45個少數民族永生化細胞庫以及覆蓋30多種疾病的2200萬份樣本。

田金強表示，生物安全作為國家新興戰略安全領域，具有風險多變、威脅疊加、學科交叉、全維防護的特點，這些特點決定了生物安全科研工作必須集中優勢力量協作突破，強化軍民融合，以應對複雜多變的生物安全風險。

賀福初也認為，我國生物安全涉及部門較多，應強化國家意志，製訂戰略規劃，構建統一指揮、軍地互補、部門協同、全民參與的新型生物威脅防禦體系。

賀福初在文中建議，在各級政府建立權威的生物安全管理機構，實施統一領導、協調和指揮。針對全球生物安全形勢以及我國未來可能面臨的生物威脅，系統論證生物威脅防禦的科技需求，前瞻部署生物威脅防禦重大科技專項，重點在監測預警、應急處置、基礎研究等方面加大科技支撐力度，在生物兩用品安全管控方面加強對策研究。

14日晚，複旦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梓太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生物安全立法很重要。目前，需要討論生物安全法同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的關係，安全與利用的關係，以及生物安全與現代科技的關係。

專家表示，制定生物安全法，有助於引導和規範人類生物技術的研究應用走正確之路，促進生物技術快速健康發展，防止和減少可能出現的危害和損失；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體制和機制，充分調動各方面力量，明確各方面責任，構建嚴密的國家生物安全體系；以法律制度的形式，鼓勵自主創新的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固定下來，保障生物安全基礎設施先進完善，提升國家生物安全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