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吳芳思
翻譯：柯卉
一旦擁有“半封建半殖民地”這個標簽，近代中國的那一段景象，也就像被裹住了一張單色而無光的包裝紙。而在《口岸往事：海外僑民在中國的迷夢與生活（1843- 1943）》（新星出版社）裡，知名漢學家吳芳思恰好扮演了一位向導的角色，帶領讀者尋訪、觀覽了這些“半殖民地”裡的五色圖景。從1843年五口通商，到1943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西方大國決定撤離條約口岸，整整一百年裡，海外僑民在中國的生活，不光與各種大事件難脫關係，也豐富了近代中國的城市日常光景。借助吳芳思的成果，我們可以遙想當年熱鬧的世界文明大融合，更能沿著她提供的大量線索，打撈品玩更多歷史細節，為未來增添另一種想象。
以下文字選自該書第九章：私人生活與社交活動。注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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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後半葉，儘管有太平天國運動以及第二次鴉片戰爭帶來的亂局，但在舊的口岸城市，日常秩序依然良好。對外國僑民而言，有工部局的長官，生活相對安全與舒適。隨著更多的口岸以及海關的開設，中國境內發展起來許多新的僑民社區，他們經歷了與早期口岸居民幾乎同樣的困難。也有數量眾多的新居民，被指定前往新的領事機構任職，或者是《天津條約》簽訂帶來的更大貿易空間和更多貿易自由吸引來到中國。這些新居民，遠離家人和朋友，不得不和上司、生意上的熟人以及中國仆人和下屬友好相處，組成志趣並不一定相投的小團體。
一名蘇格蘭的市政工程師，約翰·加文，最初在上海工作，因為太平軍的威脅，他中斷了在“船塢”的工作，在1863年初搬到了長江更上遊的漢口居住。他在漢口的經歷記述是不多見的文獻材料，與小型口岸那些新居民的記述相比毫不遜色。漢口首任領事金傑爾到任是在1860年12月，對外國商人來說，漢口意義重大，因為它緊鄰茶葉產區。加文有能力拿下新口岸需要的建設工作，他為新來的僑民、新開業的銀行和公司設計和建造房子、貨棧，以及加固長江外灘的堤岸。
雖然後來被形容為條約口岸中的“佳偶之鄉”，但19世紀60年代中期的漢口，僑民的數量還十分稀少，加文濃烈的思鄉之情不難理解。他想念遠方舒適的家還有親朋好友。來自蘇格蘭的物品很受歡迎，他在1863年2月27日寫信給他的姐姐，“我的圓麵包、短麵包，諸如此類，終於收到了。它們看起來不錯，保存得很好，就像新烤出來的一樣。一位先生讓我寫信告訴家裡，它們有多受歡迎，你確實應當多寄些來。”其他的東西沒有這樣受歡迎，因為他在1863年6月3日的信中告訴他的母親，“迪娜寄給我一塊戈登奶酪，在這樣的氣候下倒是沒有壞掉，我寧願要一些果醬，6先令一罐，挺便宜的。如果你要給我寄來，得把果醬放在窄口的罐子裡，罐子不能太大，因為大罐裝不如小罐裝更耐儲存”。
除了食品，他還從家人和朋友的照片中獲得很大快樂，郵船將這些照片運送到漢口。
我剛剛花了兩個小時來細細查看我的相冊。我母親的照片沒有前些時候她寄給我的那張好。我最早寄回家的那張（他自己的）照片，她說如果不是因為頭髮，都認不出是我。如果不是因為她的頭髮，我都要把她看成是瑪麗昂姨媽了……我父親的照片是他迄今為止最好的一張。薩拉難看得要死。為什麽她不在拍照之前把頭髮挽起來？瑪麗和珍妮拍得非常好，但是彼得叔叔和鮑勃叔叔……這是他們能拿出來的最好的照片嗎？……站在瑪麗·沃克身旁的那個呆笨的家夥是怎麽回事？我一直都沒找到芬利醫生，現在我看這就是他，我覺得這是一張好照片。我花了整個下午來辨認那位年輕女士和紳士是誰，我把相片取出來，看是不是上面寫了些什麽，我知道了，這是威爾士親王和王妃；這裡每個人都有她的畫像……布朗小姐和凱西·默裡真難看，像黃色的小雞仔。
2
漢口給人的感覺是距離文明有一定差距，約翰·加文在1863年3月寫給母親的信中強調了這一點，信中他列出所需要物品的清單：
2雙光面皮質高幫靴，不能高過膝蓋
2雙厚的系帶靴
2雙薄的鬆緊口靴
3三雙薄的法國鞋，我的尺碼是11/3
1套粗花呢西裝，厚款
1套粗花呢西裝，薄款，或同色系的法蘭絨西裝
1條粗花呢襯褲，或同色系法蘭絨襯褲
黑色羊駝絨粗布外套1件，有裝飾性穗帶，口袋和普通外套一樣，但是一定不能有襯裡。外套不要做得太大，袖子不能太長
3到4柄牙刷，同數量的牙粉
3到4把綢布傘
6套大床單
6個枕套
6條毛巾
4刀白堊畫信箋，配信封：能夠認出我的字
2刀普通信箋，配信封
半刀畫線寬幅紙，12×8
3打大信封
半打空白畫線筆電，八分之三英寸厚
半打繪圖鉛筆，標號HB
4捆羽毛筆
1打習字簿……信箋大小
1本複寫紙
除了個人所需物品，因為業務需要，他還被迫索要許多大件的物品：
九窗回廊欄杆，1根
仿大理石壁爐台，8個，類似於約克道交叉口那家製造的款式，不要黑色的，東西必須仔細包裝，每個部件單獨包裝，裹上柔軟物後裝進盒子，一盒裡面不要放太多。我見過一個寄過來的大理石壁爐台，因為包裝過程粗心大意，造成斷裂
和臨摹圖上一樣的欄杆，用於2到3個樓梯間
餐廳用爐柵，4個
臥室用爐柵（耐火磚後面）12個。不是最貴的品種，是你們會說價廉物美的那種，它們一定要很仔細地包裝，否則很多會斷掉
壁爐擋板，6塊
壁爐用具，6套
100英尺卷尺，1把
50英尺卷尺，1把
餐廳門鎖，4把
畫室門鎖，4把
臥室門鎖，2把
餐廳榫眼鎖，1把，配把手、全套螺絲
為了保持精神狀態，他還要了些書，除了“《司布真布道書》我已經有了《聖徒與他的救主》”和第三冊《工程師的生活》之外，他還要了《真相》的其他冊（他已有7冊）。
他要購置的許多東西，包括個人需要和工作需要的物品，顯然無法在中國獲得，不過他要的綢傘在中國是個奢侈品，因為中國人通常使用紅色油紙傘或黃色油布傘（想必，除了黑色的綢傘，綢傘總給人很女氣的感覺）。儘管條約口岸因為那些快手裁縫而出名，但漢口當時仍然是一個新口岸，那裡的裁縫還不習慣為外國顧客服務。
但是，假如加文的中國裁縫沒辦法領會他的要求，那麽他在愛丁堡的家人對海外的狀況也沒有更多的了解。
我還沒有收到全部的西裝和其他物品，它們看起來都沒問題，除了粗花呢西裝過厚了。我現在就把它穿上（7月8日）的話，一定就像躺在火上一樣。我打算把你寄來的襯衣用來做外套，襯衫也是厚的。細微的厚度差別在這樣的氣象下，會產生巨大的差異。你還記得我的睡衣嗎？你用兩種不同的棉布做的，您覺得（我指的是媽媽）它們沒有區別，對嗎？我穿上它們的時候，不知道說什麽才好。在這樣的季節，你不可能會感到冷。現在是晚上9點，溫度計顯示房間溫度是華氏93度。昨天早上，我把溫度計拿到外面，有陽光和微風，溫度升到了華氏120度……你寄給我的絲綢襯衫是內衣，我要的不是這個。它們的其他名稱我也不知道，一類是襯衫，其他是內褲。不過這不要緊。我現在不是很在意這些事情。我第一眼看到這些東西，就喜歡上了它們。
加文繼續他的工作，接受委託建造歐洲風格的房子，他向父親再要了“3套樓梯扶手，2個大理石壁爐台，6個仿大理石壁爐台，100對黃銅製房門鉸鏈和螺絲，雙倍量的‘大象’（elephant）繪圖紙”，成卷的描圖紙和描圖布，索要了如此之多的五金件，作為回報，他寄回英國“6盒茶葉，2盒給媽媽，1盒給薩拉姨媽，1盒給莫頓姨媽”，並告知所運輸的物品中有給某位海（Hay）先生的一副銅鑼。他似乎也忍不住做了一點鴉片生意，他與合夥人某位杜利先生因為103袋“藥品”互相猜疑，但卻沒能賺到什麽錢。
工作的節奏因為節日而中斷，特別是中國的農歷新年。1863年3月2日，加文寫信給他的姐姐：“中國新年開始到現在，2個星期過去了，幾乎沒有生意可做。新年第八天，是中國歷書上的幸運日，在那之前什麽活兒都不乾。他們的歷書每年由皇家印製，上面有吉日與凶日，那些傻透了的討飯佬寧願餓死，也不肯在凶日出去找工作。”在他寫信的時日，他還聽得見正在進行中的節日氛圍：“昨晚和今晚是燈籠節。家家戶戶門前都掛了燈籠，和往常一樣，通宵達旦的敲鑼聲。”
他與另兩位蘇格蘭紳士一起生活，或說是“會餐”，社交活動千篇一律，每周3次的禱告會，他們還為羅伯特·威爾遜牧師的遺孀和遺孤募捐，1863年8月3名外國人死於漢口，牧師是其中一位。雖然加文與中國人的接觸幾乎為零，但也偶有例外。1863年12月1日，在給母親的信件中，加文寫道：
昨天我參加了一個中式婚禮。新娘穿著深紅色絲綢衣裙，臉上遮蓋著深紅色面紗，在儀式結束後會揭開面紗。身旁有人扶著這位小腳女士，告訴她要做的事情。丈夫要完成不少技巧動作：跪在地上一分鐘，接著把頭低伏到腳面。用一頓正餐款待賓客。和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樣，中國人本末倒置，我們首先吃到了甜品，各種各樣的水果、糖果和非得要用筷子來吃的麻煩食物，接著上了大量的菜肴，我們都不得不使用筷子。
肉被切成小塊，擺放在桌子中央。我們圍坐在桌子旁，用我們的筷子伸到中間的盤子中夾菜，再放到嘴裡吃下去。如果你想顯得有禮貌，打算幫助身邊的人，你把筷子放到嘴裡吮乾淨，然後再用筷子夾菜給這個人。下午，新娘坐在床邊迎見賓客，表情極其憂鬱。
我在下午結束操練回來後，著正裝拜會了新娘。我毫不懷疑，她覺得自己無上榮耀，因為紅色是他們鍾愛的顏色。房間裡所有的物品都是紅色的：床、桌子、椅子以及所有的家具。
在他描述清潔筷子以及上菜順序顛倒的宴席之後，漢口的中國人以同樣的方式加以回應，這一點兒也不奇怪。應邀前往領事官邸共進早餐的當地官員“把餐桌上的所有東西都搞亂了。他們一開始吃早餐，他們的仆人就帶著他們的煙管進來了。一個上了年紀的家夥坐在我旁邊，一隻手拿叉子，另一隻手拿著煙管，全程都吸煙，他的仆人站在他的身後，手裡有點火的撚子和一袋煙絲……他們評論桌子上放著的所有東西。他們覺得，刀和叉著實漂亮，但是用處不大，他們的手指頭更好用些。他們要品嚐所有食物。一名海關官員幾乎把滿滿一瓶紅辣椒粉倒在他的盤子裡。在吃了第一口以後，他覺得自己玩完了。他們接著轉向麵包。詢問是什麽做的，麵粉從哪裡來，價格多少。他們將信將疑地掰下一塊麵包。在宴會結束之前，我如期看到他們喝得醉醺醺。他們喝了葡萄酒、啤酒、茶，最後是杜松子酒。”
加文記述了他與九江的“一位紳士”在中國農村的一次郊遊，此次郊遊展現了這位英國人為在中國遊歷所采取的預防措施。
旅行……十分不方便，因為這個國家的資源無法給我們提供支持，交通工具十分緩慢。我們此行的主題是登上九江與鄱陽湖中間的那座山的山頂，因為無法從九江那一側登山，我們不得不從另一側開始。我們的團隊加上護送的人很可觀；共計11個人。我們有2副轎椅，3個苦力抬一副，2個苦力背輜重和食物，還有一個監工。轎椅的樣子看起來非常可笑，全是竹子做的，用繩子捆扎在一起，頂上鋪塊褐色的紙片，遮陽擋雨。在我們出發大約10分鐘之後，我就倒霉了。轎椅散架了，我被摔在地上。看看轎椅的狀況，大概我每10分鐘會摔一次地上。不過，我們把它再次捆牢之後，剩下的旅程都平安無事。
下午2點，從九江出發，大約2個小時以後，他們來到了一個名叫十裡鋪（音譯）的村莊，他們在此地歇腳，讓苦力們喝杯茶，抽袋煙。下午5點，他們再次上路，來到廬山腳下的一個村莊，名為榮村庵（音譯）,他們從那裡開始爬山。
中國所有的路基本上都是小徑，蜿蜒穿行在當地人精心培育的小塊田地之間……從九江出發後的最初3到4英裡路線，看不到什麽東西，但在我們靠近山嶺之後，景色改善了很多。鄉間土地精耕細作，種植的唯一作物是水稻，中國人的主食來源。山間的高地全被改造成梯田，每塊地寬不過50英尺，因為水稻田要保持3到4英寸高的水位，溪水從一塊地流向另一塊，灌溉了整片梯田……走到山路入口，我們不再坐轎椅，因為山勢非常陡峭，在一個中國人看來，自行攀山與其說是令人愉快的歷程，不如說是一件丟臉的事，他從沒考慮過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或是那些苦力的性命，需要離開他的轎椅。從山隘的高處看出去，因為雲層很厚，我們的視野並不好。從山的另一邊往下走，才得以看到美景，田野裡零星分布著成片的樹林，實在賞心悅目，因為我很長時間都沒看到過樹林了。在這方面，中國比蘇格蘭差許多。
6點半，他們來到一處名為西石村（音譯）的村子，他們準備在那裡過夜。
這裡絕不是一個迷人的地方。我們走進每一間房子，一間比一間肮髒……我們最後決定了過夜的地方：一個搭建在泥地上的木棚，大約14到15平方英尺的面積，一側是6面門板，同時兼做窗戶用；上面一半已經破損，現在天冷糊上了紙……彭特蘭山山頂的小屋，放牧人冬天的庇護所，與此處中國人的房子相比就是一座豪宅……在我們找落腳地的這段時間裡，全村的男女老少幾乎都緊跟著我們，當我們準備進屋的時候，他們中的很多人也跟了進來，站在那裡打量我們。毫無疑問，他們對於一個來自野蠻國度的人無限好奇。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準備晚飯，我們隨身帶了食物，做這些的時候，全程都被圍觀，人群差點把我們悶死。
當我們取出刀、叉、匙子、杯子等物件的時候，他們一定覺得有趣極了。他們無法想到它們的用處，當隨行的中國人告訴他們的時候，他們似乎並不相信。
他們認為我們吃東西的方式很可笑，當我們做任何在他們看來奇怪的事情時，人群中就爆發出一陣笑聲。
吃好晚餐之後，我們想最後應該來一杯茶。在談了很久之後，他們拿給我們一個壺，可以用來為晚會準備茶。我們不可能帶牛奶，所以問他們要個雞蛋，或者是他們口中的Ki-dan（母雞的彈藥）。交換幾個雞蛋，讓他們滿心歡喜。目睹茶飲製作過程之後，他們認為這是相當怪異的飲茶方式。他們但凡休息就會喝茶，但只是喝茶，什麽都不加。
我們弄到了幾張桌子當床睡，然後把人都轟了出去，否則他們會站到明天早晨。他們站在外面，透過門縫往裡看，直到我們吹滅了燈……這是我迄今為止睡過最硬的床。
3
約翰·加文在長江邊這座雲霧繚繞的山中探險的同一年，一位年輕的海關官員穿行在光禿禿的北方平原，接受他在天津的第一份工作。他是包臘，一位發明家（可救落水婦女的充氣手籠和橡膠軌枕的發明者）的兒子。包臘已經見識過冒險，他自願參加過1860年意大利西西裡的加裡波第起義，而且在前來中國的旅途中，他已經忍受了半島東方郵輪上具有威脅性的餐飲。“吃是船上最核心的工作，”他寫道，隨後列出了每日清單，“早餐9—10點，午餐有啤酒和葡萄酒中午1—2點，正餐下午4—6點，茶歇晚上7—8點，夜宵和摻水烈酒晚上9—10點。”
包臘與眾不同，他欣賞中國北部平原的美，大部分人並不這樣看，像諾伊爾·科沃德筆下的諾福克他們覺得那裡過於平淡無奇。法國詩人保羅·克洛代爾在1906年出任天津領事，他描述周邊農村“可怕且醜陋”，儘管他承認，那裡的天空“無比澄淨”。包臘在海關食堂吃飯，還雇用了6名服務人員：一位中文老師；一個傭人“包攬了貼身男仆、女傭的工作，且負責擦靴子”；兩個苦力，工作是清掃庭院、服侍他洗澡、為他抬轎椅；一個馬夫和一匹馬（看起來，這些服務人員有不同等級）。食堂裡實行共享製夥食，只需花很少的錢就可以品嚐“2到3種葡萄酒，帶骨頭的大塊肉、禽肉、野味、魚、蔬菜和水果，就算是考文特蔬菜花卉園也很難匹敵”。日用的飲食不比半島東方郵輪上的供應少。9點半供應早餐，工作時間從10點到下午2點，接著是午餐時間，“排骨，一杯貝斯淡色愛爾”，然後回辦公室接著工作，寫信以及同辦事員談話。下午4點，他會“洗澡、換衣服，在閱覽室和台球室裡閑逛，聊一小時天什麽的，然後騎馬外出，晚上8點鍾之前及時返回來吃晚飯。飯後來根雪茄，閑聊幾句，在屋頂上散會兒步，晚上10點或10點半上床睡覺”。
他認為天津的傳教士“皆為缺乏教養、毫無特色的平庸之輩”，但是他中意寶順洋行的代理人漢納先生。怡和洋行的赫克托·麥克萊恩則是“昏聵之人”。沃勒先生（工部局董事會主席、租界最高監督、巡捕房探長、賽馬場理事、拋球場秘書、板球俱樂部主席，“最佳槍手、最佳騎手和最佳台球手”）和密妥士先生，這兩位的正餐“是這裡最高標準的”。包臘在海關工作，上司是赫德，這與赫德早期的事業發展如出一轍，赫德早年在寧波的領事館工作，是密妥士的下屬。不過，密妥士在娶了一個中國妻子之後，不得不辭去領事職務，轉行做了商人。
因為工作並不多，包臘有時間學中文和騎他的矮種馬。這匹馬被喚作“騙子”（他後來希望在上海賣掉這匹馬，那裡沒有人會知道這匹馬為什麽取了這麽個名字），還“獵捕隨處可見的野生水鳥”。
他也喜歡騎馬去郊外，以一種不再流行的散文體，吟誦著那些環繞平原的美麗遠山：“當太陽隱沒在山巔，山丘似與地平線相連，雲朵給山峰加冕，那是童話中的宮殿，象牙白色的城堡，金色的塔林。”其他大部分僑民並不重視這些山丘，他們跑到郊區探險的唯一目的是獵捕野生動物。奧利弗·雷迪，一位漢口的居民，把他的回憶錄命名為《在華生活與運動》，10章的內容中有3章是關於“打獵”“騎馬”“帆船”，最後一項活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接近他們想要捕殺和食用的水鳥。對這些熱衷打獵的人來說，在中國打獵最棒的一件事就是無拘無束。回到英國的話，“私闖他人院落幾步遠，就很可能會遭遇一場法律訴訟……感謝那些從業主的朋友手中收到的稅，管理員們活得很好，越長越胖……狩獵圈養動物的運動陷入了危險境地……獵手的朋友，他的狗，實際上不允許入內。”反觀在中國，“某個人可以縱覽中國全境並且聲稱：‘這是我的地盤，這裡我能帶著我的槍和狗……隨心所欲打獵，想待多久待多久，不必要向任何人告假，在這裡，管理員和狩獵許可證是聽都沒聽說過的事情’”。
所有人都不允許隨意踐踏他人的土地，但英國的有錢人，展現了在華外國僑民一種有趣的面貌。奧利弗·雷迪回國時或許已經支付過狩獵圈養動物的費用（他把書獻給表兄阿爾弗雷德，即米爾納子爵），但大多數外國僑民不屬於上流人群，並不享有這樣的特權。清華大學的英國文學教授王文顯是研究17世紀戲劇的專家。19世紀末，他的父親在香港、上海和天津租界擔任過高級警務官員。因為父親的緣故，他開始關注槍支，“鍥而不捨地抵製”槍械，但“根本無濟於事”。“作為典型的英國人，如果外派到中國的邊區村落，通常會攜帶一個私人軍火庫，為的是能打到些東西。大量收藏運動槍支在這裡日漸成風，如果有人回國，必須解除武器。”在19世紀末期，這樣做不是因為害怕槍械法，而是因為槍支所有者的社會階層以及財富經常意味著，在他回國之後，不得不放棄他的嗜好和他的武器。
奧利弗·雷迪喜愛的狩獵地是長江區域，雖然打獵條件不如以前，因為上海的僑民社區擴大了，已經開發出了狩獵產業。“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當地槍手們，攜帶外國的後膛槍在田野間認真搜尋……在長江沿途打獵的首要裝備是一艘性能良好的遊艇，或是吃水淺的快艇……漂浮的狩獵小屋。”那個中國仆人把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了，“槍支、狗、食物還有休息室裡生好的火盆……你可以待得很舒服，喝下午茶、看書、抽煙、吃飯、和朋友在火盆旁閑聊，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舒服，困了就睡覺，第二天一早醒來，發現已經到目的地了，還沒起床就很可能會聽到野雞的鳴叫。”
在太平天國叛亂之後，雷迪停止了在田間地頭的打獵活動，他轉戰山林（獵捕鹿和野雞）、濕地沼澤（鷸鳥、丘鷸、浣熊、野貓、天鵝、鵝、秋沙鴨、水鴨、野鴨），奔走在墓地四周（兔子，“討厭的小動物，盡是骨頭和毛”）和平原之上（鵪鶉和大鴇）。有一次，他甚至打中了結冰河流中的魚。
廈門附近還有老虎，雖然雷迪從來沒有抓到過一隻，但是在赫德還是年輕的領事館官員的時候，抓獲過更小、更漂亮的獵物：
今天我打中了一隻鳥，叫聲像一隻黑鸝。如果不是因為翅膀上的一些白色羽毛的話，我會將它命名為“中國的‘英國黑鸝’”。也許是某種八哥……今天晚上打到一隻鴿子。寧波人把它叫作斑鳩（音譯）：背部是深藍灰色的，脖子一圈是黑色斑點羽毛；一隻非常漂亮的鳥兒。
實際上，唯一阻止獵手們的，是宜昌地區的針茅草。雷迪沒有使用皮質綁腿就出發打獵，結果他的短襪上掛滿針茅“有如一隻蜂巢”，他的狗則變得像隻綿羊那樣大。
最後，等我的中國仆人趕來脫下我的襪子，發現針茅草已經和我的皮膚勾連在一起，那些小小的倒刺穿透羊毛襪，像魚鉤一樣，數以百計，扎在我的小腿肚上……我的腿酸痛不已，跛了很多天，而我的狗遭了幾個星期的罪。我甚至都沒有看到一隻長尾山雉。
那些狗也是運動的犧牲品。歐洲的狗運到中國後，很少有活過3到4年的，甚至更短命，這樣一來，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的狩獵活動被毀掉就需要“不斷有寵物狗運進來。因為如果沒有狗，自己是沒有辦法從茂密的草叢中撿回雉雞的。”這些狗被痢疾擊倒，還有“心髒部位的蠕蟲……細長、白色的蠕蟲，和細面條看起來很像，纏繞住心髒，吸血為生，直到它們的數量多到最終堵塞血管動脈，狗就會暴斃。有位醫生好心地為一條討人喜歡的狗驗了一次屍，這些蠕蟲數量是如此之多，說實話，我根本做不到仔細端詳那顆心髒。”
在19世紀的外國僑民看來，犧牲是必要的，特別是在當地出產可以獲得的所有的東西看來都更為低級的情況下，包括狗也是這樣：“本地狗不能用於狩獵活動，因為它們不具有我們的犬類那種出類拔萃的聰慧，並且它們的嗅覺也更為遜色”。
並不是所有為了狩獵活動引進的狗都能令人滿意。記者、作家濮蘭德一度與不可靠的巴克斯合作，共同撰寫有關中國歷史的系列書籍。濮蘭德早年從澳大利亞弄來了一隻塞特獵犬，取名赫克托，看起來受過獨家訓練，為的是讓它追逐袋鼠：“赫克托以令人悲哀的方式在田間閑蕩，完全不在意附近任何一隻鳥，它會說話，就像狗真的會說話一樣，它說它想念年輕時家鄉熟悉的事物；眼看著抓到一隻袋鼠的機會越來越渺茫，它對我們的事情也越來越失去興趣，直至徹底放棄。”赫克托最後被公開拍賣。
1889年的聖誕節，奧利弗·雷迪在鎮江附近打獵，獵獲了3隻鵝、14隻山雉、2隻鹿、3隻丘鷸、7隻野鴨還有1隻鴿子，他的聖誕宴席擺上了它們：
鴿子湯
丘鷸
燉山雉
冷烤鹿肉
五彩繽紛的梅子蛋糕（一位挪威女士的聖誕禮物）配威士忌
奶酪
柚子（一種四川出產的大個蜜柚）
威士忌和水
茶
沒有冬青樹，也沒有槲寄生，它們能讓人想起可愛的英格蘭，不過我懷著憂傷飲酒，為了“故鄉的親人們”，為了此時遠離家鄉的遊子們,在尼古丁中陷入深深思索。
在上海，沒有狐狸可以追獵，僑民將騎馬的快樂與郊外獵紙遊戲相結合。10在不帶著一隻短命狗出門打獵的時候，奧利弗·雷迪把興趣放在騎馬和賽馬上，和其他人一樣，他看不起本地矮種馬的品質，儘管他所看的不只是普通的“中國”矮種馬（來自蒙古），還有“來自突厥斯坦的形體優美的矮種馬，一種來自伊犁的高大單薄的馬，以及來自四川的矮種馬，瘦弱，有牛樣的跗關節”。中國的矮種馬有著“碩大的、難看的腦袋，繼而是一個楔形的脖頸，如果你騎上馬，從馬鞍前你實際上什麽都看不到”。
與狩獵一樣，中國提供給外國商人和僑民騎馬的機會，或許這些人在自己國內都沒有這樣的機會，儘管他們都還是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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