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34
刁亦男
“《白日焰火》成功，
對我形成了一個困境，這個困境就是你要走出去。”
頂著柏林金熊頭銜的導演刁亦男帶著《南方車站的聚會》空降到了第72屆坎城國際電影主競賽當中。
這些年，華人新面孔在這個浮華五月裡越來越少。於是，當刁亦男帶著胡歌、桂綸鎂、萬茜、廖凡走上坎城電影宮的紅毯，確實被華語媒體矚目且期待。
更重要的是，這位5年沒有新作品，在中國電影市場發展最為迅速的一段時間裡，選擇消失的導演，是不是自己也在期待走出某種困境？
這顯然是個帶有預設性質的問題。只是我們猜測：對於創作者而言，“走出”這個動作，是一種連貫性。這種連貫的前提，是先要走入某個困境，主動或者被動。
小電君面對面地採訪到刁亦男，已經是電影在坎城首映後的第三天。
我們首先預設，你作為讀者，知道他上一部作品是《白日焰火》，不僅是同時拿到柏林金熊獎和最佳男主角的電影，還保持著海外影展獲獎華語片在國內的票房紀錄。
但是《白日焰火》得獎後，刁亦男推掉了大部分採訪。
可坎城不同，所有電影來到這裡的目的只有一個：一次集中的曝光。
18日電影首映後，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刁亦男的行程便被官方活動和媒體採訪所佔據。他回答著差不多的問題，關於為什麽要拍這部電影，關於為什麽選擇胡歌，不一而足。
這種車輪採訪進行到第三天，讓刁亦男疲憊不已。原本定下40分鐘的採訪被縮減到20分鐘。見面後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有些問題可不可以不要問了？
那個時候，他剛結束一家媒體的採訪，從休息間裡走出來。採訪空間是一個被玻璃罩住的頂層。陽光被集中到受訪者的身上，沒有舞台聚光燈帶來的興奮感。只有悶熱、灼人和疲憊。
我們問他，這個關於逃亡的故事，是不是與自己想從《白日焰火》所帶來的巨大聲譽中逃離有關？
刁亦男似乎接受了我們的這種預設。但他沒有給我們一個完全肯定的答案，而是說：“也有這種可能。”
《白日焰火》之後，他也經歷了不少名利場，派對、盛典、見各路人馬。有時候感覺不錯，但大部分時間都想回避掉這些場面。刁亦男說，自己還是喜歡獨處，一個人待著比較舒服一些。
“這也是《白日焰火》成功，但是它也同時對我形成了一個困境，這個困境就是你要走出去。”對刁亦男而言，走出困境的最好方法，就是工作。
在他看來，自己要像一個匠人一樣，本本分分地工作，完成下一個劇本。
刁亦男“走出困境”的路上，有不少同行者。李力是其中一人。
金融投資出身，出品過《小時代》《心理罪》，也投過《岡仁波齊》《雪暴》。5年前，他問刁亦男，《白日焰火》之後，是不是能做一個更類型化，商業和藝術結合更好的電影？
過了幾個月，刁亦男給他看了一條新聞，說的是一個被警方懸賞的逃犯，想把賞金留給家人。李力覺得，這是個適合刁亦男的故事。
觸動他的還有另外一個故事：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刁亦男生活的西安，一個遠近聞名的悍匪在執行死刑前不久竟然越獄了，全城的警察出洞搜捕他，一無所獲。兩年後，他再次被捕，道出了真相。原來他越獄後跑進了動物園，藏身大象館，與大象同吃同睡了半個月，每天窺伺大象館外的遊人，仿佛自己也變成了一頭野獸。
刁亦男說，自己迫不及待地使用了這個故事。
於是他進入了閉關創作。工作流程很簡單：早上起床吃點東西後就開始工作。午飯之後是另一段寫作時間。有時候中間去散散步，回來繼續創作。晚上不一定，但也會寫一點。
回憶起來，刁亦男覺得整個劇本的創作過程也很焦灼。他是個每場戲都想得很仔細的人。劇本隻寫了一稿，但是他做了很多分場，設想不同的發展。
“所以這一稿我寫地慢，所有寫劇本的過程都是要看運氣，運氣好的話，你會寫地很順暢，運氣不好的話，就會出現各種狀況，它就你赴約會一樣，有時候約會很成功，有時候在路上就會被一些事情阻斷掉。”
刁亦男把寫作比作赴約，恰如他在開始創作這個劇本前，就已經想好了它的名字：《南方車站的聚會》。
作為編劇出身的導演，刁亦男覺得自己在創作時，畫面和故事雙向思維同時進行。他的劇本把一些場景和氛圍寫得很清楚，但同時加上文學化的表達。
在他看來，劇本的撰寫過程是一場思維遊戲，普通故事的起承轉合，加上電影的精神訴求。
“這些東西怎麽藏在你的故事的下面形成一個潛流，這些都是一些特別複雜的思維遊戲。但是最終你要把它轉換成感性。”刁亦男說。
這場思維遊戲進行了兩年。他把寫好的劇本拿給李力看。李力覺得，《南方車站的聚會》拍攝成本、難度都將超越《白日焰火》。
這部大獲成功的電影其實也給了刁亦男信心，它讓他發現，有了這樣一部電影在手裡，接下來的項目都能找到比較好的合作夥伴。
“最重要的是，《白日焰火》讓我知道類型片你這麽拍，也沒有什麽問題。在之前，基本上大家都把類型片一律看成商業片。打打殺殺，也有嚴格的套路。現在我很清楚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藝術去導演。”
但是《白日焰火》的流程仍然是一部獨立藝術電影的製片流程，刁亦男在走出困境的路上，其實走入的是一個新的困境。
和《白日焰火》比起來，《南方車站的聚會》給刁亦男帶來了極大的挑戰。85%的劇情都是夜戲。這意味著每天工作時長只有7到8個小時。每天從住地到外景地的路程也都幾乎在1小時，拍攝時間被壓縮得更厲害。
另一位製片人沈暘說，《南方車站的聚會》則是和工業化製作的全面對接：“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想見導演自己面對的壓力很大，某種程度上是自己的一場痛苦脫變。像刁亦男這樣的創作者，對品質的堅持永遠是第一位的，那麽所有製作上的計劃和安排也都要圍繞這個不可動搖的點展開。”
2500人次的群演，80多個不重複的場景，5個月的拍攝周期。這些需求也讓電影在成本方面的壓力不容小覷。也正因如此，電影需要啟用明星，從而保證日後觀眾的異塵餘生度和影片的影響力。在沈暘提出選用胡歌後，刁亦男和胡歌見了一面，一拍即合。
和刁亦男試圖走出《白日焰火》的巨大聲譽一樣，胡歌也希望自己能在表演事業上有一個轉型。兩個“逃亡的人”共赴聚會，共同積極地走入某種困境。
刁亦男覺得胡歌的臉讓人想起夜間的猛獸：“他們都像是在一個城市的邊緣地帶的叢林裡，在潛伏或者是夜襲，或者是躲避獵人的追捕。”他給了這張臉大量特寫，卻經常不告訴胡歌自己拍他時用的景別。
這是刁亦男“折磨”演員的某種習慣。因為告訴了，心裡就會有暗示，表演就會緊縮，而非放鬆。他給演員講戲同樣會用一些難懂的詞語。
桂綸鎂回憶，當刁亦男要求她再來一條的時候，給的指令是“再黑色一點”。
但刁亦男覺得，演員能懂自己。這是他按照自己說話習慣給出的反應。如果演員沒懂，他相信一定會讓自己來解釋。如果不需要解釋，那就是理解了。他對演員的反應，仍然基於演員給出的是什麽狀態。
胡歌對於這點的感受很明顯。他回憶起刁亦男對自己的要求，驚訝於有導演會對自己的呼吸起伏和眨眼頻次有要求。在一個特寫鏡頭裡，刁亦男明確地提出，胡歌不要眨兩下眼。
刁亦男的這種要求，給從小熒屏跨到大銀幕的胡歌帶來不少焦灼感，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困境。但刁亦男自己，卻是與這種困境深深地共鳴。談起走出《白日焰火》的成功，他用胡歌的角色自比：
“胡歌也有他的終極任務就是他要兌現最後自己這條命的價值，但是他最後還是完成了。我們很多人到生命的最後也不一定能夠真正兌現生命的價值，而且人本身就是知道自己要死，而且只有自己怎麽死，這個是和動物有區別的，所以人也是一個有著身和悲劇性的動物，那胡歌也是這樣子知道自己怎麽死，但是他咬緊牙關，通過一個個關口，最後走向自己的犧牲，但實際上他是獲得了一種生活。”
他在電影裡，給主人公設置的困境是一個異樣的空間。
在坎城的記者會上，他把這個空間形容成內心的異托邦。躲進中國真實的邊緣地帶，在走向這些黑暗深處的時候，刁亦男覺得，夜晚綽綽的人影，那些燈光，那些水汽，那些陰影街道還有寂靜都會帶來一種浪漫或者宿命的感覺。
胡歌和桂綸鎂的角色，都是邊緣的灰色人群。
但刁亦男卻覺得，越是黑暗的人，身上越能看到光。他試圖在這部電影裡講一些俠義的觀念。在他看來，傳統的倫理與道義，是這個時代更為可貴的品質：“現在今天社會發展的都非常快，大家對傳統的這些價值也慢慢的淡忘了，所以我覺得特別有必要從新提醒大家這些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似乎並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到了這個信號。
坎城電影節結束，《南方車站的聚會》沒有得獎。
曾經說喜歡讓自己處在不被認可狀態中的刁亦男，這次說：“你還要去繼續往上爬，山一樣還在。而且我覺得還有很多人並沒有認可我，也有人說我們電影不好，對這些意見我都當成財富。”
電影的最後，刁亦男覺得自己給出的結局是溫暖的：“胡歌行動的底蘊也是有溫暖的調性。最後兩個女人完成救贖，走在街頭，也好像贏得了勝利了一樣。”
不知道安排這樣一個結局，是不是因為他在困境之中，抓住了那縷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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