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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鐸,是如何終生學《蘭亭》《聖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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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年寫給董其昌(1555—1636)的一封信中,王鐸(1593—1652)曾說:“書法有大源流,河之昆侖,晉為一支,唐、宋小陂而已。”他認為唐宋以後書家皆自二王發源,故終其一生從未停止對王羲之的學習,幾部重要的範本如《蘭亭序》《聖教序》以及一半為二王書法的《淳化閣帖》,更是寢處與共。

王鐸對於《蘭亭序》的仙趣最為傾心。1636年,在一件《蘭亭序》臨作的跋文中,王鐸對於唐代以來的各種摹本與臨本進行了一番評論:“《蘭亭》褚、薛、虞最勝,得其仙氣。皆絹本。潁州玉刻大類褚河南筆趣。趙文敏、米元章皆自家居多,文敏縮小《蘭亭》,則其優者也。”

“仙氣”是他對唐模善本的評價,也是他心目中的《蘭亭》真面目。跋文中提到的褚摹本,學界認為可能是米芾臨本,也可能是黃絹本。虞摹本曾由董其昌收藏,刻入《戲鴻堂帖》卷三。薛稷本則是一件較自由的臨本。潁上本董其昌定為米芾臨本,它可能與領字從山本有著淵源。

王鐸行書立軸絹本墨筆 安徽省博物館藏

王鐸曾擁有一件褚摹《蘭亭序》的宋拓本,1645至1646年之交,他在友人李化熙那裡見到真跡:“山東五弦李君得善書《蘭亭》,紙故墨勞,似數百年物,或以為雙鉤廓填,予觀之曰:其不然乎,斯褚登善之為乎?臨昭陵原書,世不易有也。予跡江南北,幾遍天下,惟此與潁州為第一腕,所書飛越無心,別有仙趣,若一母之子而孿焉,超定武刻、汴中本而上之。”在這則跋文中,他再一次以“仙”來評價《蘭亭》。

王鐸臨唐太宗帖絹本墨筆 遼寧省博物館藏

即使到了晚年,與友人談論《蘭亭》或是二王,王鐸仍津津有味。1650年左右,在寫給郭一章的信中,王鐸寫道:“每遇於薑、開吾與足下,俱不嫌仆潦倒老態,談《蘭亭》,商議江右梨園九宮十三調,於薑鹹曰,足佐硨磲琖,開笑口。足下何日共評騭,秤其音律錙銖。”邀請友人一起討論《蘭亭》與當日流行的昆曲。

而王鐸作書,也始終以二王作為參照,不斷檢點自己的不足,在1647年《臨閣帖》冊“擬漢張芝帖”標題下,王鐸寫道:“古人學書,池水畢茲,其劼力亦雲劬矣。予此道亦四十年,尚未茲乎汪池,可知書法一難事也。……吾家逸少有跡有室,淵深窺之未能臻,展冊以覿,奧窔如何。假如再懃恁三十載,遂能汪乎染翰而升其堂也,然歟?不歟?”書雖小道,殊非易事,王鐸相信再濟以三十年的勤學,或可升羲之之堂。

王鐸致郭一章紙本墨筆上海圖書館藏

在詩作中,王鐸常常提起自己對《蘭亭序》的臨寫,如《六月六日便熱,為畫江上銷夏小障子》雲:“稧帖微風閑更寫,奇門五壘在何方。”又《投一章兵曹》雲:“奩中無別物,稧帖仿遺文。”

王鐸臨《蘭亭序》傳至今日者,有四件作品:1.為楊金通(蜀亭)《臨蘭亭序並律詩冊》,書於天啟乙醜(1625)仲冬十三日。跋文中雖有腕中有鬼之恨,但也透露出他強烈的自信。2.為黃元功(伯謙)《臨定武蘭亭卷》,書於崇禎辛未(1631)十一月初六日。此作清末為裴景福購得,著錄於《壯陶閣書畫錄》。景福亦字伯謙,故裴氏跋有雲:“(此作)孟津老人二百年前為余書者。”此卷曾刻入《玉虹鑒真續帖》第十三卷。3.《臨褚遂良蘭亭序卷》,崇禎九年(1636)八月書。前題雲:“王羲之蘭亭前序,褚遂良奉敕摹絹本。”臨本與宋拓《褚摹蘭亭序》合裝,墨拓鈐白文印章“王鐸之印”與“煙潭漁叟”。4.《臨薛紹彭摹蘭亭卷》,崇禎十年(1637)夏書,絹本。美國觀遠山莊藏,為《王文安公臨晉唐人書法冊》中的一件。在題跋中,王鐸感歎道:“余酷愛蘭亭本,摹之半生,極力揣摩,瞠乎其後。嗟乎!一藝之難精且如此,況竭力於大著作大經濟,更有進於此者乎?”

王鐸為黃元功臨定武蘭亭卷(局部)

絹本墨筆紹興市博物館藏

《聖教序》是另一王鐸最為重視的王書範本。自15歲開始,他就開始“鑽精學之”。

順治丁亥(1647)八月,王鐸在這件拓本的題跋中寫道:“每遇煩憊,一披矚輒有清氣拂人,似遊海外奇山,風恬浪定,天光水像,空蕩無岸。此中消息如文如詩,口之曉泠,不可單也。即強形容,他人未必喻。故曰:可為知者道。”這一年的十月二十日,王鐸再次題識,雲:“冬十月,倏失此,遍搜床褥匭笥不得,如割如燔,似洛重鼎淪沒汭汜,偶一婢持來睹,出煤炕暗地隙也,喜欲舞謳。天下事嗜一藝猶若此,況仁賢為左右手乎?”善本如故友,失而復得的喜悅情見乎詞。在另一本二弟王鏞收藏的《聖教序》之後,王鐸於順治丙戌(1646)春二月的一則題之為“宋拓《聖教序》第一神品”。

王鐸見到的善本不止於此。日本三井文庫所藏《聖教》宋拓本也有王鐸的題跋,寫於崇禎庚辰(1640)立冬,其時他正在打算前往南禮部任職。這件拓本為他的友人黃培所藏。跋雲:“茲帖宋拓之最精者,他刻皆執圭趨拜其下,譬之王會天子,垂裳於明堂之上,萬國諸侯鹹為臣伏。”這件拓本後來亦歸王鐸二弟所有,第一頁鈐蓋著他的收藏印。錢謙益、宋之普、高弘圖、戴明說等人所藏《聖教序》佳拓,也都有王鐸的題跋。

戴明說所藏《聖教序》拓本本為內府收藏,在1644年春天的動亂中流出人間。次年三月一日,王鐸題跋雲:“焚香靜坐,觀其開闔、轉折變化,歸之乎藏,藏之道,為詩、為文、為人,皆可以蔽之,即此足證道矣。”用一個“”字,揭櫫了《聖教》佳拓開闔、轉折的奧妙。在另一則《聖教序》題跋中,王鐸也指出:“羲之書人中之龍,變化深藏,匪夷可測。”可知含蓄乃是王鐸透過《聖教》刻本對王羲之書法不測之妙的總結。對於學書者而言,《聖教》是不可多得的範本,在為錢謙益所藏《聖教序》的題跋中,王鐸指出從此帖入手,可想見落墨初意,入王羲之之堂。

王鐸為謝啟光臨聖教序中堂

綾本墨筆台灣玉照山房舊藏

王鐸臨《聖教序》今日可知者有三件:1.為韓琳(景圭)《臨聖教序冊》,天啟五年(1625)八月書。2.為謝啟光(苧蘿)《臨聖教序中堂》,綾本,書於天啟丙寅(1626)閏六月。3.《臨聖教序》扇,金箋本,書於順治己醜(1649)八月。

《聖教序》立於鹹亨三年(672),由沙門懷仁集王書而成,歷來被視為經典範本。除《聖教序》之外,王鐸對於其他集王字碑也相當留意。如順治庚寅(1650)九月初一日為程淓臨《集王薦福寺碑》;崇禎丁醜(1637)臨《集王大聖寺碑》,此碑歷來未見他人臨學。

王鐸還有一些作品,雖非直接臨摹集王字碑,卻聲稱運用了集字碑中的字樣。如崇禎十三年(1640)冬十月為袁愷所書《永嘉馬居士答陳公虞十七問卷》,題跋中稱“用《聖教序》《興福寺》《金剛寺》三體”。在另一件癸酉(1633)九月夜為袁樞所書《五言律詩八首冊》的跋尾,王鐸也明言用《聖教》《興福》與《絳州夫子碑》三碑之法。

王鐸為程淓臨集王薦福寺碑

紙本墨筆遼寧省博物館藏

對於王羲之書法,王鐸的學習達到相當深入的程度。據劉榮嗣《題王太史書卷》記載:“丙寅(1626)三月,歸自秦,余從索《聖教碑》,乃出此卷曰:‘是未刻《 聖教帖》也。’余留案頭月余,從容晤對,蓋神與法相禦而行,規矩周折中奔軼之氣不減,益信名公事業未有不自律度中成者。淮陰背水,武穆野戰,舊日兵法爛熟胸中耳。”劉榮嗣為王鐸精深的學古功力所折服,故稱其“舊日兵法爛熟胸中”。而將己作比為“未刻《聖教帖》”,正可視為王鐸的自我預期。

錢謙益在為王鐸志墓時,也曾讚揚他的書學之功:“趣舉一字,矢口立應。覆而視之,點畫戈波,錯見側出,如燈取影,不失毫發。”在這裡,無論是劉榮嗣,還是錢謙益,他們所描述的不過是一種修辭。事實上,王鐸的《蘭亭序》臨作根本談不上不失毫發,不僅牽絲引帶甚少,有強烈的楷書化的傾向,即使是文字字樣亦有所改動。

前舉王鐸臨習王羲之《蘭亭》《聖教》,大多遵照原作大小,但還是可以見出與範本顯著的差異。一方面,在王鐸看來,《蘭亭》與篆隸的關係,正如米芾與董源以上山水畫的關係,1649年冬,在為傅叔甘所作《夏景山水圖》的跋文中,王鐸說:“董源根矩荊關,米家加以散逸,變北宋嚴密繁重之法,篆隸衍為《蘭亭》,亦猶是也。”《蘭亭》與篆籀的關係,有如二米與荊關董巨的關係,一散逸一嚴密。具體到書法而言,王羲之是俗字的推行者,但王鐸認為晚明時期字法將亡,必須鼓吹正體,所以他所臨摹的《蘭亭》,將不少他所認為的俗字一一改正:如“暎”改“映”、“稧”改“禊”、“嵗”改“嵗”、“弦”改“絃”、“由”改“繇”等,避諱字“攬”亦改“覽”。

另一方面,王鐸學書反對亦步亦趨。《論書劄》有雲:“書太擬議,便少《蘭亭》羽化登仙之意趣,不模擬又易離畔準繩。若棋子,操之縱之,不即不離,若有意又若無意,鶴之在空虛,魚之在水中,一也。操縱即虛實也。以熟為主,熟之數萬遍,不求合自合。”主張臨帖在有意無意之間,亦即在操縱中產生虛實,一旦熟中生巧,自可得右軍“仙氣”。在另一則論述文字中,他再次反對形求,而將“神機”作為目標:“書法皆以羲獻為榘,若按形求肖,恐神機不流暢。得其意趣,以神符不以跡。譬諸觀馬,舍力論德,驪黃之外,非議驥之肥瘠也。”

王鐸論書劄紙本墨筆上海圖書館藏

正因為這樣的臨古觀念,米芾成為王鐸心目中“解散二王”最成功的典範。王鐸有很多機會見到米芾的墨跡,如他曾向李元鼎借觀米芾《韓馬帖》,在回信中,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弟昨為米《韓馬》墨跡,夜懷不能寐,天明即繇泥濘訪年兄,欲一快也。不意年兄今遣蒼頭持來,謂恐為燕石,弟展觀方二行,輒欣喜歡愛,若對海嶽,親見其運腕走毫也。”

在米芾《吳江舟中詩》的跋文中,王鐸曾說:“米芾書本羲、獻,縱橫飄忽,飛仙哉。深得《蘭亭》法,不規規摹擬,予為焚香寢臥其下。”在臨《英光堂帖》冊跋中又說:“海嶽根矩二王,頓挫變化自成一家,宋一代獨邁者,世鮮能深知本乎晉也。”跋《天衣禪師碑》又雲:“書如飛仙禦風,於晉有功,得《蘭亭》《聖教》天趣,邁宋一代。……解脫二王,莊周夢中不知孰是真蜨,玩之令人醉心如此。”米芾的成功在於他既能以二王植根,卻又不隨其腳踵,而正在“不規規摹擬”中,他獲得了王羲之書法的“天趣”。

王鐸米芾《吳江舟中詩》跋文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王鐸傾心於米芾的另一原因,是王羲之沒有大字作品傳世,而米芾卻有不少“橘形大字”可供借鑒。崇禎癸未(1643)秋天,王鐸寓居輝縣時,就在友人郭世棟家中看到米芾大字行書手卷《吳江舟中詩》墨跡。入清以後,他也能從朋友那裡借觀一些大字刻帖,如《致戴明說劄》雲:“聞足下得《紹興帖》米黻橘形大字,足下刻下檢發仆,取床頭酒咀味觀之。”需索迫切,似乎刻不容緩。

王鐸臨米芾英光堂帖冊

紙本墨筆 〔日〕藤井有鄰館藏

王鐸雖力學王羲之,但大字創作中,米芾的示範作用似乎更為重要。我們注意到,王鐸從未放大臨寫《蘭亭》。《聖教序》放大臨寫的作品,今天可見的只有前文提到的1625年閏六月一軸,這件臨作除字的形態略有收放之外,主要通過墨色的變化來調節行氣。王羲之行書行列齊整,放大之後,在視覺上缺乏緊張感,而視覺性卻是立軸觀看中的核心旨趣。也許覺得並不成功,總之在此後的數十年間,王鐸再也沒有將《蘭亭》《聖教》放大臨寫的嘗試。

近代學者王潛剛曾說王鐸書法熟於二王,深於《閣帖》,又深於《聖教序》。但他也強調王鐸中年以後乃以米芾為本,“而會通古今,極力變化,自成一家。”揭示了二王之外,米芾對於王鐸的重要意義。

弘光乙酉(1645)二月,黃祜跋王鐸臨《蘭亭序》也指出:“覺斯年伯書法全用清臣、海嶽、北海諸家,不止入山陰室也。”除了不少臨摹米芾的行書冊,王鐸還多次放大臨寫米芾米友仁父子的書法,如順治庚寅(1650)六月所臨米芾《昨日帖》,臨米芾《讚謝安帖》,臨米芾《跋、讚歐陽詢帖》,為袁樞臨米友仁《蒙勤帖》等。

米芾字勢的奇險,對於王鐸高卷大軸的創作啟發甚多。崇禎庚辰(1640)九月為劉光暘米芾作品鑒定時,王鐸曾經說:“元章書氣雄度曠,其佳處若拠泰山,觀滄海,濤光漭蕩,眼界一拓。”1649年跋米芾帖又說:“米書古雅超邁,不受榘縛。”正是對米字恢廓氣度與自由揮灑的肯定。

與王羲之相比,米芾的行書跳蕩騰挪,欹側爽利,更具有視覺上的變動感與刺激感,尤其在一件立軸作品中,取勢的不斷變動往往能夠製造更為激烈、緊張的視覺效果。即使是臨寫其他書家的行書作品時,王鐸也總是或多或少將米芾的行書風格植入其中。比如並不起眼的王筠《至節帖》,經過王鐸的改造,成了類似米芾的行書,顯得神采煥發。

王鐸為宋權所藏《爭座位帖》作跋

〔日〕藤井有鄰館藏

字徑的展大,除結構的變動之外,也要求著相對沉著厚重的點畫形態與之相適應。小行書中點畫的跳蕩、起筆與收筆的鋒芒,在大件作品中都需要加以適當的改造。在小字展大的過程中,王鐸從顏真卿那裡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

對於顏體楷書,王鐸並不陌生,他的一些大楷作品體勢皆在顏柳之間。他曾經在商丘觀城外顏真卿《八關齋八面碑》,又於句容茅山觀顏真卿《李玄靖碑》。對於顏氏行書名作如《祭侄文稿》《爭座位帖》則更為傾心。

1634年,他曾為宋權所藏《爭座位帖》三次作跋,稱之為“書家龍象”,並說:“人中之龍戲海,出沒變化,莫知所至,觀止矣。二王、顏清臣皆升堂入室,後無繼者,宇宙內不可易得也。”

1636年,王鐸任職南京時曾臨寫《祭侄文稿》,當然這絕非他第一次臨寫,早在1630年清明,柳寺僧契玄求書,王鐸為仿顏真卿《祭侄稿》意書《秋日居擬山園用回文體》,就聲稱“筆乃羊毫,便仿顏魯公《祭侄帖》意”。在這裡,他以羊毫這樣的工具(相對柔軟)匹配顏字的厚重寬博,這樣的經驗或許在早年為陳仁錫所書立軸詩作《內柳》中已經開始積累。除《祭侄稿》可能的影響之外,顏真卿的一些行書尺牘王鐸也曾多次臨為大軸,如1639年臨《劉中使帖》軸,1645年、1647年臨《鹿脯帖》《一行帖》等。

王鐸臨祭侄文稿紙本墨筆

〔美〕觀遠山莊藏

至於草書與行草的小字拓大,王鐸還深受張芝、王獻 之與唐名家的影響。順治丙戌(1646)三月王鐸行草《杜甫詩卷》題跋雲:“用張芝、柳、虞草法,拓而為大,非懷素惡劄一路,觀者諦辨之,勿忽。”在另一件草書《杜甫詩卷》的題跋中,他再一次聲稱:“吾學獻之、伯英、誠懸,恐人誤以為懷素惡道,則受其謠諑矣。”這兩件大卷的創作,王鐸絲毫沒有提到他對王羲之的學習,或許並非一時的疏忽。王羲之的草書極少大段落的連綿,而張芝、王獻之“一筆書”卻能幫助王鐸提升書作的氣勢;柳公權、虞世南非行非草的作品,則啟發了王鐸對大軸篇章的虛實處理,行草字體的變換,使王鐸的書作獲得了獨特的節奏變化。

本文從論述王鐸對王羲之《蘭亭序》與集王《聖教序》的品鑒與臨摹入手,指出他小卷冊臨摹從未如錢謙益所說的“如燈取影”,不僅字形有相當程度的楷化,而且對範本的字樣有所改動。王鐸認為《蘭亭》的仙氣,需要不即不離、若有意若無意才能獲得,而王羲之即使字有姿態,但篆籀之學闕如,因此需要用篆籀古體對其字樣加以改造,從而去俗從正。

在後代書家中,王鐸認為米芾取法《蘭亭》最為成功,不僅解散二王,亦且天氣閎闊,米芾的實踐方式及其書作恰恰成為王鐸小字展大最重要的啟示。在這一創造的過程中,顏真卿的行書,張芝、王獻之的草書,虞世南、柳公權的行草對於王鐸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唯獨王羲之,卻是缺席的。

原題:《王鐸對王羲之的品鑒與取法》

作者:薛龍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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