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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這三省份經濟增長超400倍 福建高居第一

  改革開放40年,這三個省份經濟增長超400倍

  作者 | 第一財經 林小昭

  從1978年到2017年,福建、廣東和浙江三個東南沿海省份經濟增長超過了400倍,改革開放紅利在這些地方身上體現最多。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不同地方,經濟發展的速度也有所不同。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顯示,從1978年到2017年,福建、廣東和浙江三個東南沿海省份經濟增長超過了400倍,改革開放紅利在這些地方身上體現最多。另外,憑借近十年的快速增長,西部的貴州等地增速也位居前列。

  福建“愛拚才會贏”

  這其中,增速最快的是東部沿海地區中山地最多、平原最少的省份福建,1978年以來GDP增長了485.6倍,高居第一。在全國的排名也從第23位上升至第10位,是位次上升最多的省份。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髮對第一財經分析,福建經濟增長最快,其中一大原因是基數較低。計劃經濟時代,福建由於地處海防牽線,重工業、大項目布局相當之少,鐵路等基礎交通設施十分落後,是中央投資在地方布局最少的地方。基數小,所以就有明顯的追趕效應,增長的倍數也就多。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福建抓住了僑、台、海這三大優勢,充分運用中央給的先行政策,發展起來。比如首批四大經濟特區中,廈門位列其中。福州也成為首批沿海開放城市之一。早期台資企業也大量布局福建。這些都推動了福建與廣東一道,走在對外開放的前列。

  “福建人自己也很努力。”丁長髮說,福建人經商意識濃厚,也敢於冒險和打拚,比如閩南人強調的“愛拚才會贏”精神,在發展民營經上得到了充分體現。這其中,泉州是福建著名僑鄉,也是福建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連續多年經濟總量位居福建省首位,轄下的晉江誕生了著名的“晉江模式”。

  另一方面,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交通基礎設施相對滯後的福建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成為我國第一個所有地級市都通高鐵的省份,在市市通高鐵的同時,還實現了縣縣通高速。在基礎設施大規模改善的情況下,福建大大拓展了沿海港口的經濟腹地,提高了輻射半徑,同時各種生產要素重新聚集,經濟增長也不斷加快,人均GDP甚至超過了廣東,成為金融危機後東部沿海發展最快的地區。

  在GDP總量增速位居第一的同時,1978年以來,福建人均GDP增長了271倍,在各省份中也位居榜首。

▲2018年6月3日,位於福建華安經濟開發區的鍛鋁輪圈智能製造新模式一期項目試投產。▲2018年6月3日,位於福建華安經濟開發區的鍛鋁輪圈智能製造新模式一期項目試投產。

  東南沿海民營經濟貢獻大

  在福建之後,鄰省廣東以482.6倍的增長率位居第二。廣東是我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改革開放以後,廣東依靠毗鄰港澳和僑鄉的優勢,經濟率先崛起。另外,在首批四大經濟特區中,廣東就佔了三個,其中深圳從昔日的小漁村,發展成目前中國內地經濟第三城。

  廣東省統計局副局長朱遂文日前在華南農業大學舉行的廣東經濟形勢報告會上介紹,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廣東經濟發展取得的成績斐然。數據顯示,1978年至今,廣東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2.6%,比同期全國平均增速快3.1個百分點,比世界平均增速快9.7個百分點,經濟總量連續29年位居全國第一。

  40年來,廣東經濟高速發展,經濟總量先後在1998年超越新加坡、2003年超越中國香港地區、2007年超越中國台灣地區。若按照去年的平均匯率計算,2017年廣東GDP折合美元達到13312億美元,進一步逼近“亞洲四小龍”中經濟總量最大的韓國。

  增長超過400倍的還有浙江。計劃經濟時代,浙江也處於海防前線,重工業和大項目在浙江的布局也很少。因此,1978年,浙江的GDP僅為江蘇的一半,僅位列全國第五。

  丁長髮說,浙江的文化底蘊深厚,經商氛圍最為濃厚,所以改革開放後,這種商業氛圍優勢很快顯現出來。浙江是目前我國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縣域經濟最好,城鄉差距最小的地方。

  從位次的變化來看,相比1978年,閩粵浙三省的位次都大幅提升,其中:

  福建從第23上升至第10,上升了13位;

  廣東從第5上升至第1,上升了4位;

  浙江從第12上升至第4,上升了8位。

  閩粵浙成為改革開放以後增長最快的省份,有諸多相似的因素。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三個地方都是山地較多,平地較少的地方,人均耕地較少,很多人為了生存,就只能經商,商業氛圍濃厚。另外,這些地方原有的國企較少,計劃經濟時代的沉澱少,原有體制機制的束縛也比較小。

  相比之下,這些地方民間的力量比較強大,又有大量的港澳台和海外僑胞資源,在改革開放後,擁抱全球化的過程中更快更方便。彭澎說,改革開放後,閩粵浙的經商傳統馬上被激活,原有的不利因素也變成了有利因素,與海外市場的聯繫更緊密,經濟也隨之迅速崛起。

  這三個省份之後,江蘇和山東的增長幅度位列第四、第五。其中江蘇從計劃經濟時代至今,名次一直都位居前列,大部分時間都在前三名內。也就是說,江蘇在改革開放之前,本身的基礎就比較好,改革開放之後,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的發展,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其中,領頭羊昆山是台商投資集中區,曾以“筆電電腦之城”聞名,高峰時期全球新上市的筆電電腦每三台就有一台產自昆山。

  貴州領跑中西部

  除了前五個東部沿海發達省份之外,貴州、新疆、內蒙這三個西部省份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速位列6到8位。可見新世紀以來,我國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已有明顯成效。

  這其中,貴州是西部省份後發趕超的一個典型。在過去一段時間,貴州一直處於人均GDP倒數第一,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最落後的地區之一。2010年10月26日,貴州召開史上第一次工業發展大會,推出“工業強省”戰略。同年12月26日,108家央企投資貴州47個項目,總投資達2929億元。有了央企的推動,貴州的投資駛上了快車道。2011年貴州固定資產投資達5100億元,增長60%。2012年固投達7809.05億元,比上年增長53.1%。

  在工業強省的同時,近年來貴州強力推進大扶貧、大數據、大生態三大戰略行動。在大數據方面,順應大數據產業革命大潮,重點打造以大數據、高端電子信息製造和高端特色裝備製造為核心的現代產業集群和中國內陸重要的智能手機生產基地,最終搭建上下遊一體化的完整智能終端生態體系。

  自2014年啟動大數據發展戰略以來,貴州在推動產業轉型發展、社會治理重構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目前,貴州已有大數據企業8900多家,產值超1100億元。每年有上萬名相關人才流入。

  今年2月,中國內地的iCloud轉由雲上貴州運營。有專家預測,僅iCloud這一項業務,將為貴州每年帶來10億美元以上的穩定收入。 統計數據顯示,到目前,蘋果、高通、谷歌、微軟、阿里巴巴、騰訊、京東、富士康等200多個國內外知名企業的項目落戶貴州,投資總額超過了2400億元。同時,貴州本地還發展了白山雲、易鯨捷、數聯銘品、小艾機器人等大數據企業。

  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貴州在2015年擺脫了人均GDP墊底的位置。除了貴州之外,包括陝西、河南等的增速也比較快,在全國的位次,比如河南和陝西在全國位次都提升了4位。

  貴州省社科院研究員苟以勇對第一財經分析,改革開放後,東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經濟增速也會有所降低,也就是說,經濟總量到了一定程度之後也會有一個邊際效應遞減的階段。這個時候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就進入到工業化、城鎮化的後期階段,進入到轉型更新和結構調整階段,增速也會隨之減緩。

  相比之下,包括貴州在內的中西部很多地方仍處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初期、中期,仍處於爬坡階段。以貴州為例,前幾年貴州的交通基礎設施逐漸完善,在交通基礎設施改善後,東部產業轉移落地加速,房地產、物流、新興產業等剛起步,經濟處於爬坡階段,增速也比較快。

  彭澎說,原來中西部一些後發的因素,現在卻變成了優勢,比如地價、勞動力等成本都比沿海大城市低,在沿海大城市的高昂成本之下,很多人才、勞動力也會考慮性價比,留在中西部就近就業。

  苟以勇說,貴州等地增速較快,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準確地把握了政策和時機,抓住了發展的機遇。在大力改善交通基礎設施的同時,又抓住了東部沿海產業轉移的機會,抓住了產業發展的規律。比如貴州不光抓住了產業轉移的機會,還適時抓住了大數據發展的機會,同時大力發展煙酒茶、旅遊等產業。

  數據顯示,2017年貴州旅遊業延續“井噴式”增長。全省旅遊總人數7.44億人次,比上年增長40.0%;旅遊總收入7116.81億元,增長41.6%。

  另一方面,包括貴州在內的不少中西部地區原有的基數比較低,因此一旦發展起來,經濟增速就會顯得比較快。而一旦發展到一定程度,增速也會隨之減緩。“不過總體來看,中西部不少地區的發展潛力還是很大的,未來仍會保持較快的增長勢頭。”苟以勇說。

  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院長耿明齋教授對第一財經分析,河南人口規模很大,城鎮化水準又相對滯後,到2017年才剛突破50%,比全國低了8個百分點。城鎮化滯後,這也意味著發展潛力很大,目前河南處在高速城鎮化的階段。

  表:改革開放以來各省份增長倍數

  (GDP部門:億元)

責任編輯:李彥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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