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戲文、論歷史、寫現實——讀黃裳《舊戲新談》

黃裳先生

黃裳《舊戲新談》收錄的文章曾陸續發表於1947年到1948年間《文匯報》副刊《浮世繪》，是一個愛戲的媒體人談戲的集子。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一個愛戲的後輩媒體人來寫關於《舊戲新談》的新談，算是種有趣的對話吧。

《舊戲新談》開篇收的是《劇評家》一文，把當時的劇評家分為三類：一是保守落後的職業劇評家、一是別有用心的捧角家、一是不大懂行卻要寫文章的“不免是傻瓜”的一撮人。顯然，這三類劇評家皆不入黃先生法眼。我窮索全書，試圖弄清楚黃先生本人屬於哪一類或另一類，卻讀到“我不懂戲，而且也從來不會作談戲的文章”，“至今還有人誤會我是一個’劇評家，這使我一直惶恐”。

論戲、談戲而將自己區隔在“劇評家”以外，果然是聰明人的辦法，開天眼而看俗世，黃裳獲得了極大的自由以及任性的權力，他的文字也因而呈現出十分個性化的風貌——與其說是劇評，不如說是隨感、雜文。

站在人生的邊上，總會更容易看清人生的真貌（如果有的話），看戲更是如此。黃裳的文章從無辨析“打漁殺家在河下”還是“在江下”、“武家坡走來了王氏寶釧”還是“又來了王氏寶釧”之流把瑣屑無聊誤作嚴謹的愚魯氣——黃裳稱之為“笨鳥”——而是充滿對藝術的細致體貼。《打漁殺家》中蕭恩一句“兒嚇，我們如今都不……不要了哇！”，令黃裳“正是要傷心一哭”，“京戲之妙，即在此等處。”黃裳能夠站在大文化的高度看待戲曲藝術，品評常出金句：“優秀的喜劇或鬧劇與拙劣的製作品的分野，即在其抒寫’人情味’之如何”，“好的喜劇都應該有一種淡淡的哀愁”。這些話放在今天，尤有啟發。

《打漁殺家》

戲曲善寫人情世故，有心人自然也能從中品讀出人情世故。黃裳之文以談戲諷現實的筆力，不可謂不強勁。《盜禦馬》中上級罵下級，一層層罵下來的，唯有底層無處發泄，“看出了中國官場的那一套”；《長阪坡》中趙雲面對劉備的冷漠“並未表示不滿”，“說他深明處世之道，知道做獨裁者的鷹犬之不易，也是合於邏輯的說法”；《空城計》中諸葛亮的鵝毛羽扇和琴，“可以解釋，為什麽有些政治人物，喜歡避暑，喜歡念經拜佛，我想這大抵並非全是風雅”。黃裳筆力強而分寸感也強，談戲論世算不得如何犀利，而文章之妙也正在這不即不離之間。可惜當年，這許可證章陸續發表了兩三個月，《文匯報》即被國民黨反動派封掉了。哪怕幾句無所具指的牢騷，看來也是發不得的了。

《空城計》

當年發表這些文章時，黃裳用的是筆名“舊史”。不治史，至少可以讀史、談史，這大約是中國文人共同的夢。“戲給我的又不只這些，它使得我記起了歷史”。《舊戲新談》所收文章，足見黃裳深諳掌故、長於論史之博學。《法門寺》《關於劉瑾》《戲鳳》諸文由戲文而及明史，信手拈來，論史又與對現世之思考相勾連，頗有縱橫古今的天氣。不過，戲畢竟不是史，也沒有義務拘於史實而裹足，黃裳偶爾以史實“要求”戲文的篇什，讓人感到他戲劇觀念的糾結。

《法門寺》

舉戲文、論歷史、諷現實，稍有不慎便會滑向沉重而不可讀。黃文能做到舉重若輕，確乎大才，他的語言風格亦幫了大忙。

我相信說話與唱戲一樣，是有口感和味道的，譬如梅蘭芳的偏甜而程硯秋的偏苦，小翠花的偏脆而荀慧生的偏糯——黃裳的，則是酸而爽口，雖然刺激，卻還讓人想笑。黃文愛憎分明，哪怕是如馬連良這樣當年即大紅的名角，黃裳也毫不掩飾自己的不喜，“我更十分討厭馬連良的那一段’勸千歲’，其貧無比”；而李玉茹這樣初出茅廬的學生，嗓子雖好，但“行腔時時有’危機’存在，不知何時即將’荒走’”。

馬連良

然而，一事物的缺點常常包含在其優點之中。如果說程硯秋發福，那是“無錫阿福式的身形”尚且頗具幽默感，“童芷苓老闆的一舉一動真是十足的惡劣，在紹興戲、評戲……任何一種戲的形式中所找不出的惡劣”也屬比對而論之，那麽說童芷苓“那樣的一堆肉在台上實在不能看出有何妙處”，出語實在有些惡俗。連黃裳頗為欣賞的小翠花，上了年紀也難逃惡評：“想象之中一個老妖婆還在台上歌舞作耍，裝出十六七歲小姑娘的樣子來，真是糟不可言”。

黃裳一早將自己從評論家的陣營中摘出去，自然不可以評論家的平和中正苛求之了。不過，倘若我身邊有這樣一位聰明博學之人，以此等言語評價風華不再的老伶人，我必對其敬而遠之了。

書名：舊戲新談

作者：黃裳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