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破“垃圾圍城”19年： 垃圾分類如何改變一座城、一個人

衝破“垃圾圍城”

在垃圾處理政策停頓了十年之後，一場 “垃圾強製分類”大戰正在上海火速拉開。微觀的個人、產業， 甚至是一座城市，在垃圾分類的進程中，都被卷入這一從無序到有序、從混亂到正規的時代變遷。這場垃圾戰爭，垃圾分類只是一個起步，為的是衝出 “垃圾圍城”。

7月1日一大早，上海的梅雨季就開始發威，一陣滂沱大雨後，陳軍（化名）在約定的地方停下了車。

這是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在短短一個月內第三次見到他，這次他黑瘦的臉上又多了些愁容。當天是號稱“史上最嚴”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實施的首日，但在陳軍身上並沒有看出另外其他的異樣工作準備。

在上海某遠郊區，陳軍算得上生活垃圾處理行業中的“元老”。從18歲開始到滬打工到如今近不惑，早已習慣並熟稔垃圾清運與處理工作的他，最近也時不時地通過微信告知親友可能即將失業的焦慮。

在陳軍看來，7月1日正式實施的《條例》將加速上海全程垃圾分類體系的建設，這意味著原有的垃圾分類處理體系將被加速重新調整，同時也預示著過去類似陳軍所熟悉並賴以生存的既有處理體系空間將“土崩瓦解”。

對於個人，以及既有的舊垃圾處理體系而言，都意味著即將面臨的一輪巨大波動。因此，這場垃圾分類的革命調整得越急迫，陳軍們的焦慮感也越強烈。

9年前，導演王久良以一部《垃圾圍城》的紀錄片展示了北京城被周圍大大小小的垃圾場包圍，它們組成了北京的“七環”。在垃圾處理政策停頓了十年之後，上海選擇以“強硬”的姿態重啟垃圾處理進程。

某種程度上而言，陳軍近20年的垃圾處理從業經歷幾乎能夠成為上海垃圾分類的一塊棱鏡，其發展調整、行業升級往往意味著一群人、一個產業甚至是一個城市，在垃圾分類的進程中，從無序到有序、從混亂到正規的時代微變遷。

19年垃圾清運變遷

2000年夏天，剛剛高中畢業的陳軍跟隨父母來到上海投奔遠郊的親戚，無學歷無手藝，只能跟隨親戚乾起了“拉垃圾”的工作，這一乾就是近20年。

起初，他將這份工作視為一種“冤罪殺機”，尤其是夏天每次垃圾車停靠在惡臭的垃圾堆放站後，從旁邊走過去的行人捏緊鼻孔，嘴裡的碎語讓陳軍倍感氣憤。儘管工資不低，但對於年輕時的他而言，這並不算是一份體面的工作。

不過很快，陳軍的生活便迎來變化。2000年，上海被國家列為首批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城市，垃圾分類運裝與處理成為主旋律；同時上海遠郊多個工業園區興建，工業垃圾處理量也日益攀升。

面對日益增多的郊區市場需求，和並不嚴格的管理監督現狀，陳軍的垃圾清運工作開始逐漸向工業垃圾處理延伸。他告訴記者，當時上海的生活垃圾處理與工業垃圾處理並沒有構建出嚴密的處理體系，在絕大多數採用填埋為主的情況下，垃圾混裝填埋成為一種常態。

“那個時候，上海很多遠郊的海邊都是蘆葦蕩，混裝的垃圾運到那裡後經過推車推平後就地掩埋了。”陳軍向記者回憶稱，這種處理方式在當時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也給垃圾處理帶來了一定的利潤空間。

在採訪中，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了解到，彼時工業垃圾的處理和生活垃圾的處理價格差距較大，由於工業垃圾處理很多是工廠直接出錢，在當時市場並未規範的條件下，與生活垃圾混倒一起填埋，成為行業內的“潛規則”。

這一“灰色”的混亂契機，讓陳軍有機會以處理垃圾為名，通過分揀工業垃圾中的可回收物，以及填埋處理掙了些錢，但如此好景定然不會長久。

2006年，上海為推進垃圾分類運輸處理，對陳軍所在環保公司的運輸車輛進行了專業化配置，在諸多流程上進行規範，這也使得垃圾混裝填埋處理在末端有嚴格的管控監督，垃圾混倒亂倒成為歷史。

“那個時候很多垃圾處理的渠道開始構建，但總體還是以填埋處理為主。”陳軍告訴記者，上海絕大多數的城市垃圾都被運輸至南匯的蘆潮港進行填埋。不過，雖然末端處理的體系已管控，但前端的分類管控則並不嚴格，這讓陳軍慢慢也摸到了“垃圾生意”的門道。

他向記者回憶稱，彼時很多生活垃圾中都摻雜著諸多可回收物，往往通過自己的辛苦分揀，能將值錢的垃圾分出來賣錢，再將無用的垃圾裝回車裡運去填埋，也能夠產生不少可觀的利潤空間。

“那個時候，沒有人願意做這個又臭又髒的活，所以我們掙的也是辛苦錢。”陳軍語重心長地說，出生中部農村家庭的他，慢慢適應這份能夠讓他付出就帶來回報的工作。

在一天的跟訪過程中，記者時不時地能夠看到他粗壯有力的手指，在粗糙的表皮上很多劃痕開裂十分顯眼，他解釋說，這些都是當時長期分揀垃圾造成的傷疤，但時間久了，他也不再感覺到疼痛。

分類革命

而後的10年間，上海垃圾處理渠道的基本面發生劇變。在此期間，陳軍所在的環衛公司，通過在垃圾處理中間環節進行分揀，逐漸站穩了腳跟，他本人也在上海遠郊結婚成家。

但很快這一格局被打破。2017年，國務院頒布了《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進一步明確了上海等46個城市要在2020年年底前，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製分類。同年，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將《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列為重點調研項目，2018年將該項目列為正式立法項目。

這成為上海垃圾分類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成為陳軍職業生涯進入一個轉折期的開始。在此基礎上，上海開始推進垃圾焚燒業務，有關垃圾末端焚燒處理的舉措不斷頒布，並迅速取代實行多年的垃圾填埋方式。

也在這時，陳軍及其從業者開始受到更加嚴苛的制度管控，每一車運輸的垃圾都建立起了網絡實時跟蹤系統，這讓陳軍多年的中間分揀業務無處遁形。

與之相匹配的是，上海在推動垃圾末端處理方式改革的同時，也在同時推進前端的分類體系構建。

至2018年4月頒布《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類體系建設行動計劃（2018-2020）》，規劃至2020年上海生活垃圾源頭分類減量要基本實現全覆蓋，這一段時間內，上海針對垃圾處理相繼修訂了《上海市環境保護條例》，頒布了《上海市再生資源回收管理辦法》等多個政府規章。

這意味著，在乾垃圾、濕垃圾、建築垃圾、可回收垃圾的四個基本分類下，圍繞不同的垃圾構建不同的處理細分管理辦法，尤其是在可回收垃圾裡涉及的固廢垃圾處理方面，進行了嚴格管控。

這些對於陳軍來說，就意味著以往所依賴的垃圾處理利潤空間基本被鎖死並規範了起來，這無異於又回到了起初打工時僅靠拿垃圾運輸工資的時期。

在約訪過程中，記者再次見到陳軍時，他似乎比之前的見面更加焦慮，談話間隙也多了幾次歎息。

角色轉變

7月1日正式實施的《條例》讓陳軍所在的垃圾公司也發生了重要的角色變遷，從以往的乾濕垃圾運輸企業定性為乾垃圾運輸企業，直接將濕垃圾運輸分撥了出去，同時公司也從地區垃圾項目承包商轉變為垃圾清運供應商。

“濕垃圾清運費剔除後，現在公司盈利直接少了一半，我們的命運也變得難以把握。”陳軍在談論這個問題時，難掩臉上的焦慮神色，他似乎完全未能意識到這場正在全市開展的垃圾分類革命對於生態環境改善的遠大意義所在。

就在談話的過程中，陳軍接到了一個電話，領導告知他園區以後的乾垃圾不再是按部門收費，而是園區物業所合作的專業垃圾處理公司，先統一收集分揀後，再讓他們送往焚燒站進行處理。

掛完電話，陳軍告訴記者，這種先分揀再處理的操作方式，意味著垃圾減量化開始實質性地推行了，由於清運公司的垃圾處理以桶計量，就導致公司清運業績還將進一步下降。

“越來越多的企業力量開始瞄準這塊‘蛋糕’，說明我們可能真的到了要被淘汰的時候了。”陳軍告訴記者，他想過有一天這種規範化的制度到來，但沒有想到會越來越快，在越發規範化的制度體系構建下，傳統意義上“肯吃苦、不嫌臭”的勞動付出，已經遠不再成為從事這個行業的基礎。

在採訪的最後，陳軍臉上的愁容也並未散去，但也留給記者一個思考：在愈發細致與規範的垃圾分類管理下，這些底層的工作者該如何進一步激發其積極性？

但類似陳軍等老一代垃圾分類處理工作者沒落的背後，也正意味著新一代垃圾分類處理工作人員的崛起。正如7月1日起，記者在上海多處看到此前所使用的舊分類垃圾桶被逐一替換成四色鮮明的垃圾桶一樣，辭舊迎新總需要“一代新桶換舊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