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民住在城裡。清晨，坊門打開了，他扛著鋤頭出城去種地，傍晚，宵禁的時候到了，他又扛著鋤頭回到了城裡自己的住所。
這是哈佛大學設計學博士、建築師唐克揚想象中的北魏洛陽平民的生活。當代城市人或許會覺得匪夷所思，然而在北魏的帝都，異乎尋常規模的城市生活已經溢出了一般意義的城市功能程式。
如果說有哪個城市的規劃能與彼時的洛陽相提並論，那大概是19世紀的紐約。兩個城市都信奉簡簡單單的方格設計，用無數條簡單平直的街道劃分出來方方正正的“街區”。“冷不丁地一看，1807年時的紐約看上去會有點像493年的洛陽，它們都有缺乏前例的熱情，都是以一種抽象的信心，一舉‘成就’了意義有待證明的超級都會。”唐克揚在《洛陽在最後的時光裡》一書中如此寫道。
當然，古洛陽無論如何比不上現代紐約，大量人口、金融資本與技術條件構成了紐約“擁堵的文化”與城市的癲狂。然而，洛陽的癲狂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其驚人的“速度”——十年工夫就基本“建成”了整座城市，再過三十年，這城市的面貌更是天翻地覆。洛陽同時擁有摩肩接踵、人情習染的“擁堵的文化”與大道朝天的“荒涼的文化”，“在同一堵土垣的兩側便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景觀：繁庶和冷寂，”唐克揚如是感慨。
1807年的紐約
葛劍雄曾將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稱為中國歷史上“非漢民族統治者最主動、最徹底的漢化”；在這場同化與被同化的歷史活劇中，北魏鮮卑首領並非純然被動、一無作為，他們送給洛陽人的，是一份與“天下之中”的自矜相埒的都城規劃、一個以人力比附天命的奇跡、一個不為人知的、癲狂的中國古代城市。
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洛陽在最後的時光裡》一書中節選了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癲狂的洛陽》
（節選）
文 | 唐克揚
如果我們想要理解北魏洛陽的不尋常之處，就不能僅僅把它看成“……的智慧”“……的傑作”般的歷史簡答題草草了事。毋庸諱言，那個中古社會裡人們意志的可觀顯現，既勢在必然蔚為大觀，又透出不可理喻的生硬和狂熱——套用荷蘭建築師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癲狂的紐約》（Delirious New York）一書的標題，這也是一個癲狂的洛陽。
一個以人力比附天命的奇跡。
來自代北的拓跋鮮卑部落本來與“天下之中”毫無關係，他們本是我國古代居住在東北的鮮卑人中的一部。據說，其先祖的原始部落，就在大興安嶺北段“嘎仙洞”一帶鑿洞穴居，過著以狩獵、采集為主的生活。大約東漢時期，鮮卑人開始走出漁獵生活，加入到逐鹿中原的混戰之中。群雄並起的五胡十六國時期，他們更是一口氣創立了五個“燕國”和其他一些小的地方割據政權。經過將近一百年的發展，統一了中國北方的北魏王朝，已經顯示出比此前的短命遊牧民族王朝更可喜的“長勢”。就在此際，它的一代雄主孝文帝做出了一項重大決定，讓無論他的族人，還是偏安於江左的南方漢人政權都瞠目結舌。
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國都本在平城（山西大同）的北魏突然宣布出師“征伐南朝”。其實這只是一個幌子，目的在於使得大批鮮卑人跟隨皇帝南下，從而使北魏的國都從苦寒的塞北遷徙到“天下之中”的洛陽。孝文帝心甘情願地接受中原衣冠，動員鮮卑貴族們說漢話、著漢服，在奉漢正朔的同時也套上禮製的緊箍，在草原上馳騁騎射慣了的鮮卑人——轉而滿城漢姓，寄籍洛陽。
古代洛陽城模型
葛劍雄將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稱為中國歷史上“非漢民族統治者最主動、最徹底的漢化”；在這場同化與被同化的歷史活劇中，北魏鮮卑首領並非純然被動、一無作為，他們送給洛陽人的，是一份與“天下之中”的自矜相埒的都城規劃。
提到北魏洛陽的“大”，按照以俞偉超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的意見，北魏洛陽雖然基於前時代的成周、東漢洛陽城，但它的物理規模實則遠過之，甚至超過後來的一切封建皇都，包括隋唐長安。這個說法雖有明顯的爭議，但並不是毫無道理。20世紀60年代，人們在邙山南坡發現了北魏洛陽外郭城的殘跡，證明這一論斷並非全然空穴來風。在當時，十萬戶（約六十萬人）的洛陽自然不該是一座小城市——一千三百多年後，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北京城市人口剛到百萬——可即使對於這樣數目的居住需求，它的面積也實在大得有點超乎尋常，使人不禁質疑這樣做的必要性——答案或許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功能”。全城整整齊齊劃分了二百二十個方格狀的“裡坊”，也就是有大體四方的圍牆或樊籬環繞的區塊規劃，“裡”含有行政部門的建制和意義，“坊”則提示著面積和形狀，兩者意義相關，時常相提並論卻又不完全嚴格對應。已經探明的“市域”南北10千米，東西5.8千米，如此看來，至少是比明清北京（實測東西長6.65千米，南北長7.4千米）還大。
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則告訴我們來自河西的李衝、青州的蔣少遊，以及出身鮮卑貴族集團的丘穆陵亮合力規劃了這座輝煌的城市，意謂中世中國的文明成就是民族融合的結果，以北魏洛陽為隋唐、乃至以後整個封建皇朝都城建設制度的前驅，暗合他唐代文化乃是“以蠻族精悍之血”注入的大結論。而這一點一畫必求諸繩矩，以人力強加於自然秩序的裡坊制度的規劃，看起來似乎也只有這“蠻族”的蠻力，才能貫徹得下去。
隋唐洛陽城平面圖（采自：《中國古代建築史》）
理解北魏洛陽規模上的“大躍進”，需要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到底什麽是“城市”？
這個問題並不十分合理——不問具體的時間和太空而提出這樣的問題，不可能得到什麽標準的答案，面對這種基本的發問，就連那些最博學的城市史學者們也會缺乏共識。但是，我們也不妨把古今城市的顯著差異大致羅列，事實上，一旦理解了這種差異，我們就會更加驚歎洛陽在某些方面的“超前”。
或許是近世各種城牆給人們留下的古“城”印象太深，那龐大而可畏的物理屏障，有時竟置換了紛繁而分歧的古今城市文明，一統了它們的定義。我們下意識地認為所有城市都該有城牆，尤其是那些以關河形勝見稱的中國“城”市。不像籠統而不確定的現代“市域”，城牆清楚地界定了古代城市的物理所止，也帶來了它在我們心目中起碼的形象——但矛盾的是，這種城牆內的“形象”相當一部分只能是語焉不詳的，由於從外面看不真切 ，那些“老照片”是以局部的視覺而不是全方位的觀感和結構性的理解為前驅的；至於那些攝影機鏡頭不能深入的內部，裡面就好像只剩下各種“寬窄巷子”“南鑼鼓巷”，剩下它們滿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俗表演了。
這種形式的城市“回憶”顯然有著很大的問題：當代人選擇以旅遊者的視角去表征古代城市，不僅是源於某種資訊缺失——“失憶”，也是對它們意義的不自覺誤解，是以此時空去猜度彼時空的“刻舟求劍”行為。
不用回到那麽早的先秦時代，兩漢洛陽城市的城郭形製和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老北京”“老南京”已經有著不小的距離。人們通常談論的古代城市遺址，其實是它們的中心部分，比如遺跡顯著的宮城或者“子城”，通過成規模的考古發現，文明中心所集簇的巨大宮殿和禮製建築組群，已經相對完整地揭露出來。但是普通人所居住的城市呢？它們的面目並不像現代的民俗觀光區那般光鮮清晰。兩漢的長安、洛陽有沒有更大一圈的“外郭城”久已有著巨大的爭議。《吳越春秋》說：“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概括了大城和小城的關係，但這畢竟只是文獻中的一種說法，缺乏確鑿無疑的證據。首先，到底有沒有在物理意義上能夠稱之為“城”的“郭”，將古代的大都會生活一網打盡？其次，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就算是有個巨大豐盈的“容器”，如此廣延的邊界和如此虛空的內置，城市真的能夠“守”得住什麽嗎？
如果只是抽象地談論“原則”而不考察其中的生活質地，在中國城市規劃的歷史裡，地位非同小可的洛陽或許是一些大同小異的說法的集合：“由宮城向外大小同構”“面南背北”“中軸對稱”“宮城是構成全城尺寸的基本模數”……如此複原出的洛陽的沙盤模型，將呈現出不一般的、如同西方近代的新古典主義城市那樣清晰的結構，但是如果——僅僅是如果——我們有辦法請一個人，在時空穿越中實際感受這樣的規劃，他會發現這樣那樣的“不規則”和“因地製宜”，真實的洛陽，恐怕沒有嚴格恪守的幾何形式，由於思想到行動的巨大誤差，這座城市可能也找不到絕對的“軸線”和“中心”。
洛陽的南郭城疑似已被數次改道的洛水衝毀，東、西郭城均在連接東西向的大道延伸線上有所發現，而神秘的北郭城，也就是遠望城北青山之所在的說法，則有著分歧的意見。分歧的焦點同時在於，這樣闊大的城市邊界到底能勾勒出什麽樣的城市圖景？考古發現證明，北魏洛陽城的北郭城甚至比人們原先預料的還要北，早在1963年，考古學者已經探測到1300余米的北郭城牆殘跡，它不是在平地上匍匐爬行而是上下穿越了邙山的175米等高線——“陟彼北芒兮”，洛陽的“陌上行”現在變得真切可感了。
在1989年的地圖上，借助遙感手段和全面的實地探測，人們進一步標定了這段北郭城牆的存在。由於缺乏考古證據，早先研究洛陽城市的學者，像勞乾與何炳棣等，大多認為北郭，也就是城市的北界與內城間地域相當局促；從思維定勢上而言，恐怕是因為他們不大能夠想象這座城市會向極北推展，直至邙山南坡——在現代人看來，中國古代城市應該有著“幻方”一般齊整的方格狀平面，從一些著名的實例比如明清北京來觀察，它們所界定的是規正平坦的開放太空，那些熙熙攘攘的鬧市與商業，不大容易和起伏不平的荒野景色聯繫在一起。
而北魏洛陽的“生活”卻本來有別於現代都會。洛陽的內城是皇宮、府衙、倉署和軍事指揮機構的所在地，是純事消費的非生產人口居住的區域，它看上去相對單純，也可以找到比較明晰的建築遺存。措身於內城和外城之間，更廣大的“城市”則內容繁複蕪雜：既有一般平民的住區、“百工”差役的“集中營”，也有皇親貴族的別業所在，更常見的，或許還是現代人不易想象的城市裡的茫茫“自然”。
既有人流填塞的鬧市，也有荒僻的大街，一圈土垣裡大片的空地、農田甚至荒野，點綴著大大小小的山丘，加上粗略勾畫、卻最終也沒能填滿的方格——也許，這才是那個“癲狂的洛陽”真實的模樣？
麥積山第127窟北朝壁畫中所見的城市形象
洛陽“是近代以前全球所見範圍最大的城市”之一？對也不對。洛陽城市的面積大則大矣，它卻不見得是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它的“大”，和那些更加緊致的帝國首都，比如帝國時期的羅馬、倭馬亞王朝的首都卡爾多瓦、哈布斯堡王朝的維也納……呈現出來的“小”並沒有什麽可比性。在北魏的帝都，異乎尋常規模的城市生活已經溢出了一般意義的城市功能程式（program）。那裡，或許將出現一幕幕奇特的景象，會令當代的城市人覺得匪夷所思——
一個農民住在城裡。（？！）
清晨，坊門打開了，他扛著鋤頭出城去種地（這樣的田地也可能就在城裡），傍晚，宵禁的時候到了，他又扛著鋤頭回到了城裡自己的住所。
一千三百多年之後的1807年，在歐洲人新發現的北美大陸東岸，幾個新移民，西米恩. 德維特（Simeon deWitt）、古弗尼爾. 莫裡斯（Gouverneur Morris） 和約翰. 拉瑟福德（John Rutherford）受託規劃另一座城市。自此以往，人們將可以方便地管理他們將要開發的哈德孫河中的一座島嶼，四年之後，在“將已知區分於未知的疆域內”，他們規劃了12條由北向南的大道和155條由西向東的大街。
和北魏洛陽的理想平面相仿，他們的“規劃”其實就這麽簡簡單單的一招——方格。用幾乎等大的方格，他們描繪出了一座包括2028個街區的城市（不計地形上的偶然因素忽略）：“一個即刻間把握了所有島上剩餘疆域和未來活動的陣列——曼哈頓格柵（Manhattan Grids）。”
我們不難猜到，這座城市就是紐約。
荷蘭建築師庫哈斯大肆讚美：曼哈頓的規劃是“西方文明史上富於預見性的果敢行為”。他吟道：
所分之土，未見人居；
所指之民，實屬臆測；
所存建構，仍為幻影；
所征之事，人間莫存。
曼哈頓的創建者們向人們鼓吹“這些至善至美的格柵”的好處，也就是這些一模一樣的簡單方格，以其“純淨性取悅於單純的心靈”，便利人們購買、銷售和裝修地產——這些方格被刻畫在曼哈頓島地圖上的一百五十年後，在許多人看來，它們仍然是一種匪夷所思的、粗暴而弱智的東西。匪夷所思之處就在於，那無數條簡單平直的街道劃分出來的方方正正的“街區”上，在當時其實什麽也沒有，沒有現代人心目中城市文明最基本的依托——形象。到處不過是荒野和平疇（甚至連標定街區邊界的坊牆也沒有），規劃者們大筆一揮所勾勒出的縹緲願景，在19世紀初的人看起來夠幾百年的經營了。但是這雄心很快被證明並不是夢囈，它預示著庫哈斯稱為“概念的投機”的一種天才的前瞻性，不到一百年，紐約市中心區的居住條件就因為湧進城市找工作的大量貧困人口而急遽惡化——那數百個方格擠滿的紐約再也不是幻想了，按照庫哈斯的說法，這被塞得嚴嚴實實的資本主義城市也有了它獨特的人情——“擁堵的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
冷不丁地一看，1807年時的紐約看上去會有點像493年的洛陽，它們都有缺乏前例的熱情，都是以一種抽象的信心，一舉“成就”了意義有待證明的超級都會。1807年時哥倫比亞大學所在的上城還只是一個小鎮，1807年中央公園還只是一片荒蕪的沼澤，493年的洛陽魏晉宮殿的訪客不再是索靖這樣的座上賓，而是五胡時代遺留下來的荊棘狐兔，斷壁殘垣間仿佛依然回蕩著索靖的讖語。可是一個來自北方大漠間的遊牧人，居然不度德量力，要挑戰宿命裡不祥的前定：“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北魏，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戎狄”出身被認同的正統王朝，兼有漢人和“蠻族”的文治武功，挾有宗教迷狂的巨大熱望，懷著千秋萬世長存下去的願景。
只有如此，才可以解釋那220個永遠也沒有塞滿的方格的用處。
中國理想城市的抽象“模型”，據《周禮·考工記》
北魏洛陽似乎比不上現代紐約，開放的紐約有現代的技術條件和金融資本的勃勃野心作後盾，大量人口最終造就了“擁堵的文化”，這文化反過來又成為“癲狂的紐約”的催化劑。但在短時段內，中世紀裡役使千萬奴隸、兼有宗教迷狂的洛陽自有它的“效率”。和“癲狂的紐約”比起來，洛陽相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可能是它尤其驚人的“速度”——十年工夫就基本“建成”了整座城市，再過三十年，這城市的面貌更是天翻地覆。全盛時的洛陽，僅佛寺便有1376所，約是同期（515年）全國統計數字13727所中的十分之一，平均城中每十戶就攤到一所。
和紐約不同，洛陽數字上的富有與奢華並不為所有洛陽人所感知，它的品質也不總是在表面就清晰可見，在我們美諛它的紀念碑和浮華生活之前，需要首先穿越這座城市不甚悅目的部分。同樣是方格畫就的城市願景，洛陽的街區——裡坊的個兒要大得多，而且被嚴嚴實實地堵在一圈夯土砌就的坊牆裡，就像一個壞了的水果被捂出酒味來；城牆是灰黃的，街道是灰黃的……它們的尺度和用途更不可相提並論：因為某種下面我們需要深究的原因，在洛陽寬達百步的銅駝街上，今日小女生手牽著手逛街的場面大概是看不到的。都是“網格城市”，“巨型街區”只能默默向內發展，其他文明的城市“裡坊”，比如日本平安時代以來的“兩面町”“四面町”，卻是一開始就確定好了人際使用的街道界面，它們的感受顯然是非常不同的。
在現代的某些中國城市中，似乎還可以嗅出這種自相矛盾的意味……洛陽既有“擁堵的文化”——它最稠密的中心裡，當然會是摩肩接踵，人情習染——也有大道朝天的“荒涼的文化”，後者相當程度地保留了城市聲言要征服的“自然”的本來面目。這些，在同一堵土垣的兩側便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景觀：繁庶和冷寂。
這坊牆世界的內外，是中古東方社會兩種同樣迷狂的風景。
《洛陽在最後的時光裡》
唐克揚 著
廣西師大出版社 2018-06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