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他的同代人。
【編者按】
與其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國藩“出版熱”反映了曾氏本人的多面人生，不如說這現象實際折射的是當代人的具體焦慮——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人，如何作為個體重新融入市場參與競爭，如何在新的社會規則之下摸索出有效的生存之道和自我成就之路？此前歷史變局下的個人選擇為此提供了可參照的答案：曾國藩正是這樣一個善於自我規訓、自我成就的典型人物——天資普通的草根通過自我奮鬥升職加薪、走上人生巔峰。曾國藩對於今人的實用性正在於此。
然而，曾氏身上的複雜性和豐富內涵又絕不止於此，我們無法以當代命題來簡化曾氏臉譜的真實複雜性。在晚清的動蕩變局之下，曾國藩夾身於地方與中央、清政府與西方強國、傳統農耕文化與現代工業文明的博弈與纏鬥。作為躋身權力高峰的少數人之一，他接觸了一個國家在方向上敞開的可能性，又身處具體政治鬥爭的困局之中，試圖在傳統儒家意識形態的底線之內調和多種現實因素。對於這樣一個精神構造的人物而言，他的每一個選擇都像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或是“怎麽做都錯”的實踐。
無疑，曾國藩是一個富有魅力的人。他的為人、做事及政治、軍事戰略是豐富的，而他對待中西文化、國際格局的評判亦極具代表性。從晚清到民國，曾國藩的形象不斷地發生著變化: 在清政府的眼中，他是可靠又要提防的助手；在門生幕僚看來，他是人生的精神楷模；南京百姓視他為可惡的“曾剃頭”；保守派推崇他是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革命黨人斥責他為漢奸；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中，曾國藩的形象又淪為了政治武器……
同僚眼中：令人信服的大先生
在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的敘述中，李鴻章平生最信服曾文正公，開口必稱“我老師”，簡直是奉若神明。然而這位學生對於老師的看法並非一成不變，他曾輕視曾國藩的才能。早年，李鴻章認為老師雖然在學術和為人上的造詣極深，卻是一個有點迂腐的端謹長者，優柔寡斷，並不適合乾實事，更不會治軍打仗。
曾國藩曾力薦李鴻章組建淮軍、馳援上海，擔任江蘇巡撫。從學生、下屬到同僚，相處的時間越久，李鴻章對曾國藩的崇敬之情越深。李鴻章晚年對後人說，現在所謂的大人物、大先生都是飯桶，我一個都瞧不上，只有我的老師曾文正公才是真正的大先生。
雖同為“中興四大名臣”，左宗棠對曾國藩的情感更為複雜。在外人看來，曾國藩於左宗棠有知遇之恩。曾國藩官拜大學士後，左宗棠對他應該自稱晚生。但左宗棠卻認為自己隻比曾國藩小一歲，在各種場合隻肯以兄弟相稱，不願示弱。曾國藩常自稱“愚鈍”，左宗棠認為曾國藩的才乾不及自己，總是瞧不起他，甚至屢屢不留情面地批評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於兵機每苦鈍滯”。
曾、左二人徹底決裂於1864年湘軍攻陷太平天國的南京之時。然而兩人的私人恩怨沒有影響到國家公事。左宗棠雖在人前指摘曾國藩，暗地裡也佩服他公私分明。曾國藩去世後，身在西北戰場的左宗棠派人送來挽聯，稱曾國藩“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己慚愧比不上曾公。在落款中更是出人意料地署名“晚生左宗棠”。左宗棠也很照顧曾家後人，他在信中寫道，自己與曾國藩僅是政見上的不和，並非爭權奪勢，心術不正的人妄加評議之詞，何不一笑置之？
曾國藩去世後，曾國藩的門生和幕僚對其推崇備至，而保守派和改良派人士把他尊為士大夫的理想模範，甚至為其歌功頌德。這在晚清最後幾十年裡逐漸達到頂峰。薛福成是“曾門四弟子”之一，也當過曾國藩的幕僚，他評價曾國藩“以克己為體，以進賢為用”，進而歌功頌德，認為曾國藩在“建樹宏闊”上超過了蜀漢的諸葛亮，在“步履諸艱”上超過了唐代的陸贄，在“百戰勳勞、飽閱世故”上超過了北宋的司馬光。
中國第一位畢業於美國高等學府的留美學生容閎也曾得到曾國藩的賞識，曾國藩在他的建議下設立了第一個兵工學校，推動了中國第一批赴美留學的誕生。容閎評價曾國藩道，“文正一生之政績、忠心、人格”都遠遠超過同輩，就好比珠穆朗瑪峰獨聳於喜馬拉雅山諸峰之上。在評價曾國藩的軍事作為時，先後出任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幕僚的王定安在《湘軍記》中稱曾氏“武功之隆、近古罕至”。
辛亥革命後，從楷模到“賣國賊”
“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凶”，章太炎的這句描摹，大致可以刻畫民國時期曾國藩形象的鮮明對立。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曾國藩“士大夫楷模”的形象一夜之間變成了人人喊打的“賣國賊”和“漢奸”。時人謂“清末士人，倡言革命，詈曾、左如盜賊，以神聖頌洪、楊”，曾國藩一生最大的功績是平定洪秀全、楊秀英領導的太平天國。時境變遷，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自視為太平天國的繼承者，這樣曾國藩、左宗棠就被置於歷史潮流的對立面，成為人人喊打的“反動派”。
對於很多革命黨人而言，曾國藩不僅是舊社會的衛道士，更是“扶滿抑漢”的歷史罪人。寫過《猛回頭》、《警世鍾》的革命人士陳天華就痛批自己的老鄉：曾國藩“為數千年的腐敗學說所誤，不曉得有本族、異族之分”。在當時的很多革命人士看來，辛亥革命就是一場反滿革命，推翻異族統治的強烈願望與廢除帝製的政治變革交融在一起。這樣，曾國藩不只是維護封建帝製，還是滿族欺壓漢人的幫凶。
民國初年的章太炎極力排滿，他痛加非斥曾國藩的道德功勳，稱其志向不過是貪圖富貴，“封徹侯，圖紫光”。當時距離曾國藩離世已有三十餘年，章太炎認為他的後人都會以他為恥，即使悲痛哀歎，也改變不了這樣“吾祖民賊”的事實。
排滿革命黨人如此貶毀曾國藩，是因為他們真正的論戰對象是梁啟超這樣的改良派和保守派。然而“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卻越發讓梁啟超敬仰崇拜。在曾國藩的身上，梁啟超發現了中國古代“內聖外王”的傳統路徑，他認為品格的修養不僅是自我實現，更是拯救民族於危難的良方。曾國藩少年時期有吸煙和晚起的毛病，曾國藩視如大敵，決心徹底克服才肯罷休。在梁啟超看來，曾國藩的自製力，與後來成功殲滅盤踞南京數十年的太平軍密不可分。“製之有節，行之有恆”不只是私域之事，也關乎民族複興這樣的大事業。
1914年，袁世凱已經沉心於恢復帝製，他想借清史館延攬前朝遺老、爭取獲得反共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於是漢軍正藍旗人趙爾巽受聘出任清史館館長，主持《清史稿》的編纂。在這部凝聚著趙爾巽對前朝眷戀之情的《清史稿》中，曾國藩的形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凡規畫天下事，久無不驗，世皆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何其盛歟……中興以來，一人而已。”在他的筆下，曾國藩已經化身為至賢至聖的完人了。
三十年代的“曾國藩熱”意識形態之爭
等到20世紀30年代，一股“曾國藩熱”在不經意間悄然興起。毛澤東曾說，“予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但此時，曾國藩這樣的中興名臣主要是國民黨治軍、訓政的精神楷模。當時，國民黨政權正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
蔣介石自謂“平生只服曾文正公”，他的床頭放著兩本書，一本是《聖經》，另一本就是《曾文正公全集》。“文能應試，武能上陣”是他心目中的完美領袖形象。為了效仿曾國藩的治軍之策，蔣介石在軍事會議上，要求其部下學習曾國藩和他的湘軍。在實際的軍事行動上，蔣介石也多次參照過曾國藩的策略。在第四次圍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蔣介石就參照了曾國藩當年的步步為營、穩打穩扎的策略。曾國藩贈予部下腰刀，蔣介石在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之時也會獎勵“中正劍”來獲得部下對自己的忠誠。曾國藩開始受到整個社會的追捧，各種書刊中充斥著曾文正公的事功、言論和思想。
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希望借助儒家的“四維八德”進行社會道德和價值的重塑。國民黨政要對於聖賢的推崇很快得到了學界的響應，大量的曾國藩書籍著作出版，評價曾國藩為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挽救民族存亡的關鍵人物。
徐凌霄、徐一士在《曾胡壇薈》中認為曾國藩早年敢於直諫鹹豐皇帝的過錯，有古代大臣的“伉直之風”。如果明朝的“一君一相”是朱元璋和張居正，那麽清朝就應首推康熙和曾國藩；蕭一山在《曾國藩傳》中認為曾國藩“發先聖先王之義蘊”，“革新守舊同時進行”在人格修為和道德上都有特殊的造詣，絕不是一般漢學家、理學家或文學家可以比擬的。後來他的戰功赫赫，關心民間疾苦，兼具了聖人和王道的雙重資格，被稱為“聖相”當之無愧。
這場文化保守主義的狂風還想為曾國藩“扶滿抑漢”的問題翻案。王德亮專門寫了一部《曾國藩之民族思想》為之辯解。該書認為，曾國藩所殲滅的太平天國運動信奉改造過的基督教，是外來文化的產物，而湘軍則是為保衛中國傳統文化而戰。
王德亮更進一步直接把蔣介石比作曾國藩：“總裁之黃埔建軍，是猶曾氏之創立湘軍也。而皆遭值事變，秉承中華固有之傳統文化……力圖自立自強，踐履篤實，以誠為一世倡。”國民黨如同湘軍，是中華文化的捍衛者，抵禦入侵的外來文化。這場論戰背後的意識形態對抗已經昭然若揭。
顯而易見的是，民國時期的曾國藩不受左派學者的待見。1943年7月，陳伯達在《評（中國之命運）》一文中明確表明了對於曾國藩的批判態度。陳文將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傳統劃分為兩個敵對的陣線，一是以太平天國和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傳統”，一是以曾國藩為代表的“反革命傳統”，曾國藩喻指著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左派學界對於曾國藩的批判在1944年達到了高潮，范文瀾的《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一文借曾國藩諷刺蔣介石，在各解放區的新華書店再版不下十次之多，被時人稱作“理解古代和現代中國政治的一柄鑰匙”。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這場“曾國藩熱”伴隨著意識形態的鬥爭愈演愈烈，“聖人”還是“賣國賊”的兩極化站隊主導了討論，而這位晚清中興重臣的本來面目也越來越模糊。可以說，曾國藩收獲如此矛盾的歷史評價，近乎必然，因為這關乎中國近代抉擇的核心命題——站在決定性的風口，選擇不同現代性立場的人必然對他持有不同態度，乃至發生激烈衝突。不論吹捧、認同或是否定、批駁，對待曾氏臉譜的態度只有置於歷史情景之內才能被充分理解。
新京報記者 李永博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