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熱情地稱她為
“網紅女科學家”
“中國科研玫瑰”
“真正的國民女神”
張彌曼：尋找魚化石之美
本文首發於總第848期《中國新聞周刊》
從巴黎領獎回來後的第3天，張彌曼準時出現在位於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辦公室裡。她謝絕了幾乎所有媒體採訪和活動的邀請，仿佛什麽都沒有發生過。
3月22日，張彌曼接過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的2018年度“世界傑出女科學家”獎。頒獎儀式上，她身著一襲中式長裙款款上台，全程脫稿，用流利的英語致辭，其間法語、漢語、俄語和瑞典語轉換自如，優雅的氣質和幽默的語言令中國的網友們備感“驚豔”。大家熱情地稱她為“網紅女科學家”“中國科研玫瑰”“真正的國民女神”。
身為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瑞典皇家科學院外籍院士、國際古脊椎動物領域最高獎“羅美爾-辛普森終身成就獎”獲得者，榮譽、聲望對這位世界知名的古生物學家來說早已不是什麽新鮮事。而這一次，突如其來的“走紅”還是讓她有些不習慣。
“真的是大吃一驚。”她講起話來輕言細語、慢條斯理，“我真的沒做什麽，沒什麽特別的。”
但同行們都知道，“張先生在國際上遠比在國內有名得多。”她一生致力於古魚類研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給她的頒獎詞中如此評價：“她開創性的研究工作，為水生脊椎動物向陸地演化提供了化石證據，推動了人類對生物進化史的認知進入新的階段。”
而對張彌曼本人而言，相比獲獎、當“網紅”，眼下最重要的事依然是做科研。和化石打了一輩子交道，進入“80後”的年紀，對她來說，“退休”依然是個不存在的概念：每天早晨8點半出門，9點到辦公室，繼而開始一天的工作。每逢節假日都是她最高興的時候——大家都放假去了，她就可以更安靜、更不被打擾地擺弄那些化石了。
“我們把剩下的魚用來做魚湯，
那魚湯可好喝了”
“我對古脊椎動物的研究始於大概60年前。”在頒獎儀式上，張彌曼回顧起自己的職業生涯，“但在當時，我的事業發展路線並不由我做主，都是被安排好了的，就像古代的‘包辦婚姻’一樣。用一句中國的老話說；‘先結婚，後戀愛’。”聽到這話，在座的老外們都笑了。
張彌曼1936年生於南京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成為一名在神經生理學領域頗有建樹的教授。受到父親的影響，張彌曼從小對生物、自然科學充滿了興趣，立志長大後成為一名醫生。
然而，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百廢待興，大力發展工業的過程中急需地質人才。高中畢業時，張彌曼受到“地質報國”的感召，不顧家人反對，決定報考北京地質學院。1955年， 剛剛學習了一年地質的她，又被派往莫斯科大學古生物專業學習。
“當時我們完全不知道古生物學是做什麽的。”為了國家科學發展規劃的需要，同批的十幾位同學各自被指定了不同的專業方向，有人學植物，有人學動物……在動物學家伍獻文的建議下，張彌曼走上了“學魚”的路線。
如今回想起來，那是一段閃著光的日子：為了做學期論文，年輕的張彌曼到莫斯科郊外的生物實驗站實習，在河岸邊采集石化程度尚低的魚化石。繁星點點的夜空下，用小船把橫跨莫斯科河的魚網撒下去，凌晨五六點再去收網。各種各樣的魚撞在網上，被采集下來和化石進行對比，以探究古魚類同現代魚類之間的關係。
“除了留一些魚用來對比，我們把剩下的魚用來做魚湯，那魚湯可好喝了。”82歲的張彌曼露出一絲純真頑皮的微笑。
1960年，留蘇歸來的張彌曼進入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工作，她接手的第一項研究，是來自浙江的魚化石。如果說之前是要努力學好“組織交予的任務”，直到這時，她才開始真正對這些古生物產生了“戀愛”的感覺：“那些魚化石拿來一看，就和現在的魚差不多，但仔細一看，又都不一樣，它們究竟和哪一類的魚有關係？誰也不知道。”為此，她到處請教專家，自己一點點琢磨，解謎的過程也變得越來越有趣，“這個興趣是逐漸、逐漸來的。”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很多人的印象裡，說起研究古生物，自然而然就會聯想到荒漠戈壁、崇山峻嶺之間，研究者們風餐露宿的身影。這也正是那時候張彌曼工作的常態。為了尋找化石，她一年裡有3個月時間都是跟著地質勘察隊一起“出野外”。作為隊裡唯一的女性，她和所有人一樣背著幾十斤重的行囊翻山越嶺，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飯。為了方便，她從來不留長頭髮，到了某些地方，當地老鄉都沒認出她是女人。
那是一段艱苦的歲月。白天趕路只能靠走，晚上借宿在村裡或是在荒郊野外打地鋪。整日在泥地裡挖，蚊子、跳蚤、臭蟲、老鼠什麽都有，鬧得人“白天黑夜都沒有安穩的”。但這也成為了張彌曼如今最懷念的日子：她常常在夜裡被蟲子鬧得睡不著覺，但白天還是精神頭十足。“大家都是年輕人，在一起特別開心，都能扛下來，也不覺得辛苦。”
“雖然引起老師不高興，
但自己還是很高興的”
在張彌曼的辦公室裡，擺著一幅漫畫：藍天白雲之下，海風徐徐，穿著淡紫色花旗袍、卡通版的她，正在沙灘上漫步，手裡牽著一條長著四條腿的怪魚。她對魚說：“楊，我要帶你去20世紀！”
這幅畫是2011年時，一位學生送給她的生日禮物。畫中的那條四足魚，正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楊氏魚”。
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陸地脊椎動物（即陸生四足動物）都是由水中的脊椎動物——魚類，逐步進化而來的。然而，四足動物的祖先究竟是哪種魚類，它們又是如何從在水中用腮呼吸，進化到適應陸地環境用肺呼吸，一直是學界懸而未決的謎題。
自20世紀30年代起，瑞典古生物學家雅爾維克通過“連續磨片法”對總鰭魚類化石進行研究後提出，總鰭魚類中的真掌鰭魚類與四足動物一樣，擁有一對與外鼻孔相通的內鼻孔，能使空氣進入肺部。這一發現，意味著總鰭魚類很可能正是四足動物的祖先。在此後的數年裡，古魚類學家們在此基礎上不斷推演，形成了一套日趨完善的理論，被視為主流的權威觀點。
1980年，張彌曼赴瑞典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訪學，帶去了她和研究生於小波在雲南曲靖發現的“楊氏魚”化石。在雅爾維克手下，她開始用“連續磨片法”對這種來自中國的早期總鰭魚類化石進行研究。
在那個科技手段還不發達的年代，“連續磨片法”能幫助研究者精確地掌握化石內部的結構，但也需要付出極大的耐心和努力：把化石封在石膏模型中，每磨去1／20毫米，畫一張切面圖，再磨、再畫。所有工作都由手工完成，如此循環往複，直到整塊化石磨完為止。雅爾維克曾主持過兩個總鰭魚類化石磨片的研究，一個花了5年的時間，另一個已經陸續做了二十多年還未完成。
在瑞典的那些日子裡，張彌曼夜以繼日地工作，很多時候一天隻睡三四個小時，用了不到兩年就完成了“楊氏魚”化石的繪製工作。總共只有2.8厘米長的化石，她足足畫了540多幅圖。
這套精美的圖紙為總鰭魚類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而一個更大的驚喜還在等著她：在磨片製圖的過程中，張彌曼發現，楊氏魚只有一對外鼻孔，並沒有內鼻孔！
“開始還不相信，怎麽會跟老師說的不一樣？但後來我一邊看書，一邊磨標本，反覆看，確實就是不一樣，這時候是很興奮的。”張彌曼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雖然引起老師不高興，但自己還是很高興的。”
是不是只有中國的總鰭魚沒有內鼻孔？帶著這樣的疑問，張彌曼又研究了英、法、德等國所藏的同類化石，發現它們的構造均與“楊氏魚”相似。進一步比對後她發現，老師雅爾維克所研究的化石中，鼻孔所在的位置保存並不完整，因此，他所畫的圖有一定自己“複原”的成分，並不足以證明總鰭魚確實存在內鼻孔。
1982年，張彌曼正式發表了這項成果，並以優異的成績通過答辯，獲得了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博士學位。在當時，她的發現直接動搖了“總鰭魚類是四足動物祖先”的傳統觀點，在學界引發了巨大反響。
後來，有關脊椎動物登陸過程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得以不斷推進——90年代初，張彌曼與她的學生朱敏又在雲南曲靖發現了距今3.9億年前的“肯氏魚”化石；2004年，朱敏與瑞典合作者阿爾伯格教授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了對“肯氏魚”後續研究的成果：他們認為，後來出土的大量化石證實，“肯氏魚”正處於從外鼻孔向內鼻孔過渡的階段，其頭部構造說明，在肉鰭魚類的進化中，存在一個上頜骨和前上頜骨裂開然後重新相接的過程，內鼻孔是由外鼻孔“漂移”形成的。對此，法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讓維爾博士在當期雜誌上發表評述文章說：“這是一個已經爭論了上百年的問題，新的資料實際上給出了一個明確的答案。”
“對不起，能不能再說一遍？”
如今回想起來，張彌曼覺得在瑞典攻讀學位的過程對她的職業生涯意義重大，“學會了怎樣發現問題，怎樣進行科學的思考”。但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一切完全可能來得更早一些——早在60年代被派往瑞典學習期間，她就已經在著手雲南早泥盆紀肉鰭魚類的研究。然而很快“文革”就開始了，她提前被召回國，再回去已經是14年後，她已經44歲了。
惋惜於錯過的時光，張彌曼工作起來總是格外拚命。1983年，她出任了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作為該所歷史上唯一的女所長，她完全沒有讓事務性的工作耽誤自己的科研：在兩屆任期內，她的學術成果甚至比之前更多了。
80年代初，中國剛剛從與世隔絕的狀態中甦醒過來，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生物學界，西方的新技術、新課題、各種分支和交叉學科大量湧現，一時讓國內很多學者備感迷茫。在這樣的背景下，古生物學家周明鎮、張彌曼與於小波等人一起，開始收集、挑選國外優質的論文、資料，希望將西方自60年代中期開始盛行的先進學術思想引入國內。經過幾年的翻譯、編寫，《分支系統學譯文集》誕生了。
90年代初，周明鎮、張彌曼等人又主持編譯了《分支系統學譯文集》的姊妹篇《隔離分化生物地理學譯文集》。“這在現在看來可能不算什麽，但在當時，這兩本書的影響非常大。通過這樣的方式，西方的學術思想很快地被運用到國內的科研工作中，我們這一代人得以把‘文革’中耽誤的時間補過來了。”張彌曼的學生、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朱敏說。
朱敏也參與了第二部譯文集的編譯工作，回想起當年和老師一起編譯書稿的場景，他很有感觸，“他們有幾位已經是院士了，還在做那麽具體的工作，而且學風非常嚴謹。哪怕只是一個單詞、一個術語，幾位老先生都會翻來覆去地推敲半天。”
在現任所長周忠和看來，張彌曼一直是個“學術型的長官”：“外國專家到所裡做講座，一般人如果有一兩句聽不懂的，可能含混一下就過去了，但她一定會追著問：‘對不起，能不能再說一遍？’她也不著急，也不會因為已經是大教授了，問這些問題而不好意思。”
無論是對學生還是對自己，張彌曼都十分嚴格，但她並不古板，總會盡最大可能幫助後輩。在採訪中，周忠和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起自己年輕時轉專業方向的經歷——因為發現了兩塊重要的鳥類化石，原本研究魚類的他提出想轉去研究自己更感興趣的鳥類，這在當時是很不合規矩的事，但張彌曼站出來支持了他。不僅如此，後來張彌曼還主動幫他聯繫到了參加國際會議的機會，為他出國深造寫推薦信。
2015年，已經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的周忠和受邀參加母校南京大學的大學生畢業典禮，他在演講中特別提到了張彌曼：“我們研究所的張彌曼院士教導我要多幫助別人，她的話讓我銘記在心。事實上，她和研究所的其他老先生們從我讀研究生開始，就一直給予了我很多無私的幫助。在後來的工作中，我慢慢更加深刻體會到了‘幫助別人，就是幫助你自己’的道理，並且從中受益匪淺。”
如今，朱敏也早已是知名的古生物學家。當年張彌曼和幾位前輩的言傳身教，至今影響著他。今年年初，他應邀為即將出版的《生命簡史》中文版撰寫序言。當他發現書稿中存在一些專業術語的翻譯錯誤時，索性利用春節假期的時間，自己在家把書稿從頭到尾校對了一遍。“這可能就是師門傳下來的：要麽不做，要做就要很嚴謹地做好。”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張彌曼給身邊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還有她率直的個性和正直的為人。得益於自己在國外學習的經歷，她非常注重國際交流與合作。早年所裡剛開始與外國學者合作時，一直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如果一項研究所用到的化石是由中方學者提供的，那麽無論中國人有沒有參與具體的研究工作，論文發表時都要被列為主要作者。但張彌曼叫停了這一“傳統”——這樣的做法贏得了國際古生物界的尊重，更為日後國內外學者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張先生仗義執言，得罪人的事是不少的……說她很有個性都是比較mild（溫和）的表述了。”供職於美國堪薩斯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的苗德歲是張彌曼多年的合作者，兩人曾一起合作發表過近20篇學術論文。在他眼中，張彌曼無論是身處長官崗位，還是作為普通的科研人員，從來都是“堅持原則，不講情面”；面對科技界存在的一些學術不端行為則“深惡痛絕、直言鞭撻”。“至於對我們跟她關係比較近的人，她說話更不客氣，以至於她的一個學生曾說過：張老師雖然不怎麽批評我們，但有時她不經意的幾句話，也會讓你感到‘受不了’。”苗德歲說。
“如果你是女的，
早就拿到這個獎了”
接受採訪的這天中午，張彌曼的午餐是前一天所裡開會統一發的便當——昨天她吃了一半，剩下的正好可以再吃一頓。
進入人生的第82個年頭，她依然對化石投入著最多的精力，之外的事情都不大介意。每周除了和遠在美國的女兒影片、看望生病的妹妹，其余時間她都會出現在辦公室裡。小時工每周到家裡做兩次飯，每次做好她就可以連著吃上兩三天；而辦公室的地上，乾脆放著大包的即食燕麥片。
張彌曼的生活並不缺乏情趣。她喜歡唱歌，前些年就加入了中科院的“院士合唱團”。不過，後來因為心髒問題，“上不來氣，已經一年多沒有去過了。”她半開玩笑地說，自己也想去跳廣場舞，“可惜錯過了學習的年齡，現在跳不動了。”
現在，看書成為了她工作之外為數不多的休息方式。她看《狼圖騰》，讀史鐵生與周國平，也讀英文版的《達·芬奇密碼》、彼得·海斯勒的《江城》。“有些單詞現在都記不住了，就跳過去，跳不過去的就用手機查一查。”
從2016年被授予“羅美爾-辛普森終身成就獎”，到這次獲得“世界傑出女科學家獎”，這幾年張彌曼變得越來越忙。研究工作之外，開會、審稿、寫推薦信、見老朋友……各種雜務紛紛找過來，她一樣一樣地慢慢做，“但其實心裡很著急”。“如果現在每天能工作六七個小時，我就特別高興了。”她感歎道。
近年來，儘管工作速度已經比年輕時慢了許多，但她嚴謹認真的作風卻沒有絲毫改變。在苗德歲的眼中，張先生總是“極度謙虛平等”，即便是修標本、拍照片、畫圖這類輔助性工作，也都親自動手。他還記得，前些年兩人在合作撰寫有關伍氏獻文魚的論文時，為了取得更確切的實驗數據，七十多歲的張彌曼不顧自己年邁多病，幾次奔赴上海，利用兄弟部門的實驗設備反覆檢測，直到取得準確滿意的結果方才定稿。2008年，這篇論文在《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上發表，他們的研究結果指出，伍氏獻文魚這種骨骼異常粗大的魚類見證了印度板塊與歐亞板塊相撞、青藏高原隆升以及由來已久的乾旱化進程。
“她是胡適先生那句名言的忠實踐行者：在科學研究上，‘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 苗德歲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眼下，張彌曼在做的是有關中生代鯉科魚類咽喉齒的研究——上世紀90年代中期，為了給年輕人創造更大的發展太空，她將自己一直在做的、“學術含金量”更高的泥盆紀魚類研究“讓”給了學生朱敏，自己則轉而投入了中生代魚類的研究中。
以常人的視角來看，這似乎是個很不明智的選擇：在生命演化領域的研究中，越往“生命樹”基部走，越富有挑戰性，但也越有可能產生重量級的發現。與泥盆紀魚類不同，中生代魚類所處的時期並不涉及生命演化過程中關鍵事件的發生節點，因而並不那麽容易出成果。
張彌曼當然也清楚這一點，但她還是一點點地做著：這些年，她把自己的一些“一看就知道能出成果的好化石”送給了有能力的年輕人，自己則撿起了現在手上這些沒人願意碰的“硬骨頭”。在她看來，這些化石可能不像有的化石那樣能夠登上很好的期刊，但如果做的時間長了，積累了足夠多的材料，或許十幾年、幾十年後的某一天，後來的研究者們就能從中看出些眉目。“也許我看不到這件事能做出什麽好的結果了，但前面總要有人來做這些積累的工作。”她說。
和化石打了一輩子交道，張彌曼常常以“運氣好”自謙。每每談起自己“為平衡家庭和事業做出的犧牲”，她總是說：“我們這一代人，孩子生下來送到老人家，絕大多數人都是這樣，沒有什麽特別”。
前幾天，一位搞物理學的老朋友發來簡訊祝賀她獲獎，她不好意思地說：“如果你是女的，早就拿到這個獎了。”
朱敏懂得老師的緊迫感和幸福感。“對於我們這些研究生命演化的人來說，人的生命對於整個動物演化進程而言，不過是很短很短的一瞬間。作為一門基礎科學，古生物學不會像應用科學那樣立竿見影地起到作用，我們所做的其實是幫助人們了解地球的歷史，對完善人類的知識體系作一點貢獻。”
張彌曼享受這樣的純粹和遼闊。很多時候，她不喜歡講自己的成績，只有在談起自己做的研究時，才滔滔不絕，眼睛閃閃發亮。那是一種簡單的、具體的快樂：“每做一點點，可能就會有一點點提示，然後可能就會往前走一點點……就有點兒像當年他們（英國科學家沃森和美國科學家克裡克）發現 DNA雙螺旋結構，可能很多人覺得他們那個比較高級，但我覺得，我們這個也特別好。”
張彌曼很喜歡蘇軾的一句詩：“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有年輕人問她，該怎樣消解日複一日平凡工作、生活所帶來的倦怠感？
“我真的不知道，”張彌曼遲疑了片刻，眼神裡閃現出一位老人最真切的關懷和一絲真誠的困惑，“我總覺得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真的沒有時間倦怠。”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符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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