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黃志龍
毋庸置疑，境外遊的繁榮是中國居民消費更新、國民福利不斷提升的重要形式之一，然而國民出境遊的蓬勃發展，給我國國際收支平衡和國內消費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這次國慶長假，各國旅遊景點、購物天堂再一次感受了中國人的巨大購買力。作為一名經濟研究人員，筆者從這一年年出境遊的數據變化中觀察到，國人出境遊熱情高漲背後有四大因素在推動，而這給國民經濟發展帶來了兩大潛在影響。且看下文分析。
四大要素影響出境遊的客流增速
首先來看我國出境遊客流的整體發展趨勢。
我國出境遊的快速發展開始於2010年，當時出境遊人數約5000萬人次，到2017年出境遊人數達到1.31億人次。2018年上半年，中國公民出境遊人數是7131萬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長15%，實現了增速持續回升的勢頭，2018年全年有望突破1.5億人次。可見，我國出境遊仍處於高速發展的初級階段。
以上只是出境遊發展的數據呈現。而驅動國民出境遊熱情的因素，從國內外較為成熟的經驗看，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首先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長。出境遊作為居民非必需消費支出，必然會受到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的影響。以日本和韓國為例，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之後，國民出境遊開始進入平穩期，此後出境遊客流增速與人均GDP增速同步波動的趨勢明顯，並存在一年的滯後期；同樣，2000年以來，韓國出境遊客流增速與人均GDP增速滯後一期、同步增長的趨勢明顯。
這種滯後一期、同步波動的趨勢可作如下理解：當本年度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長時，普通家庭通常會預定下一年出境遊計劃，這也充分體現了非必需消費支出滯後於收入但同步增長的特點。
同樣，我國出境遊與人均GDP的增長同步波動趨勢也較為明顯（參見下圖）。2017年，我國人均GDP為8806.49美元，出境遊滲透率為5.62%，與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韓國基本相當。當前，日本出境遊滲透率穩定在14%左右，韓國大約為40%。由此可見，隨著我國人均GDP增長，出境遊滲透率還有巨大的提升太空。
其次是人民幣匯率與境外購買力的變化。人民幣匯率和境外購買力的變化，是影響出境遊與境內遊相對價格的最直接因素。例如2010年-2015年，出境遊之所以維持高速增長，與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境外整體購買力不斷上升不無關係，而到了2016年，人民幣對美元、港元和大多數國家貨幣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貶值，這也是導致當年出境遊增速創新低（4.3%）的重要原因。
具體來看，人民幣匯率對出境遊的影響有以下三大特點：
一是匯率波動對境外消費、購物的影響程度要遠遠大於對出境人次的影響，這在2016年人民幣對港元貶值、國人前往香港購物大幅減少現象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二是匯率長期趨勢影響要大於短期波動的影響，這是因為匯率短期變化難以預測，對旅客出境遊計劃難以產生影響，但匯率長期趨勢對出境遊支出的影響更為明顯；
三是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要大於人民幣與美元等貨幣雙邊匯率對出境遊的影響。例如，人民幣匯率指數保持穩定，儘管可能會因美元升值而出現被動貶值，但人民幣對非美貨幣可能既有升、也有貶，遊客可以在不同貨幣之間選擇人民幣購買力更強的旅遊目的地，從而保持出境遊客流整體相對穩定。
再次是地緣政治動蕩、自然災害和社會安全事件等。旅遊目的地的政治和社會安全局勢、中國與該國的雙邊關係對於遊客的選擇會產生較大影響。過去幾年，對國人出境遊影響較大的非經濟事件主要有：
2009年4月，泰國爆發長達半年的大規模示威遊行；2010年4月，泰國政府軍與紅衫軍爆發衝突；2014年3月-7月，馬來西亞客機接連爆發事故；2016年泰國“零團費”等旅遊亂象。這些安全和市場秩序亂象，對中國赴東南亞的出境遊客流產生較大衝擊。
2011年3月，日本福島核泄漏事件；2012年9月日本釣魚島“國有化”使得中日外交關係急劇惡化，導致2012年和2013年中國赴日遊客銳減。
2016年英國脫歐，2017年法國德國接連爆發恐怖襲擊，加上日趨嚴峻的難民潮，使得2016年-2017中國赴歐客流大幅下滑。
2017年3月受薩德外交風波和朝鮮半島局勢動蕩影響，2017年赴韓客流急劇減少。
最後是境外旅遊目的地對中國遊客簽證政策日漸寬鬆。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逐步提升，以及中國消費者境外購買力快速增長。我國與越來越多的國家簽訂了新的簽證政策，各國競相給予中國遊客簽證便利條件，這也助推了中國出境遊人數的迅速增長。截至2018年初，持普通護照中國公民可以享受入境便利待遇的國家和地區增加到 66個，其中包括 12個可互免普通護照簽證國家，15個單方面允許中國公民免簽入境，39個單方面允許中國公民辦理落地簽證（參見下表）。另外，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韓國、日本、以色列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也向中國遊客推出1-10年期多次入境簽證。
出境遊的繁榮帶來兩大負面影響
毋庸置疑，境外遊的繁榮是中國居民消費更新、國民福利不斷提升的重要形式之一，然而國民出境遊的蓬勃發展，給我國國際收支平衡和國內消費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旅遊貿易逆差成為服務貿易逆差的主體部分。2017年服務貿易中，旅遊進口（居民出境遊為主體）規模為2548億美元，旅遊出口（外國公民入境遊）規模僅為387億美元，逆差額高達2165億美元，佔當年服務貿易總逆差（2395億美元）的比重高達90.4%（參見下圖），遠在金融服務、專利使用、電影進口等服務貿易逆差之上。
今年1-7月，旅遊貿易逆差規模仍高達1413億美元，佔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的比重仍在80%以上，不出意外，在國慶長假出境遊之後，2018年全年旅遊行業佔服務逆差比重還可能突破90%。換言之，旅遊服務貿易逆差成為2010年以來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的主導力量，也消耗了我國大量的外匯儲備。
第二，居民購買力向境外轉移，是造成國內消費疲軟的原因之一。近年來，中產家庭逐漸成為出境遊的主力軍，而且每個家庭的消費支出與居民收入增長大體相當。由此，這些家庭的出境遊消費和境內消費必然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
據聯合國國際旅遊組織統計，2017年世界旅遊總收入為1.34兆美元，其中中國遊客消費規模為2580億美元，接近全球總收入的五分之一，是美國遊客消費總額的近兩倍。
又比如，在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期間，大約10萬名中國遊客赴俄旅遊、觀賽，給俄羅斯帶來超過30億元的收入。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年來國內各種消費數據持續疲軟，雖然其主要原因是居民部門杠杆率高企、國內商品和服務的品質和性價比較低，但也與國民出境遊、境外購物一片繁榮不無關係。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巨集觀經濟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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