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財政部經常要向內藏庫“借”錢

宋朝的國庫可以分為左藏庫與內藏庫兩個系統。左藏庫歸三司（元豐改製後為戶部）管轄，類似於財政部的金庫。內藏庫則不受三司或戶部管轄，“外庭不得預其事”，因此也被後人視為“天子私庫”。

不過，我們以前說過，宋朝內藏庫嚴格來說，並不是皇帝個人的小金庫，而是國家的儲備庫。因為從內藏庫物資的使用情況來看，儘管皇室的日常用度取之內藏庫，但這部分的支出隻佔極小的比重，內藏庫更重要的開支，乃是用於國家的公共事務，包括且不限於：1）讚助軍費，如熙寧四年（1071），河東軍費不足，神宗“令三司借內藏庫銀二十萬兩，付本路”；2）讚助政府購買，如大中祥符九年（1016），“發內藏錢二十萬貫，令三司預市綢絹，以濟京東、西路之乏。時青、齊間絹直八百，綢六百，官給絹直一千，綢八百，民極以為便”；3）讚助國家福利，如北宋京師設東南西北四所福田院，“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其費”；4）讚助官營企業，如熙寧變法期間，神宗皇帝下詔：“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並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許至務中投賣。”

因此，我們認為內藏庫更像是戰略儲備庫，而非天子私藏。

內藏庫是非常有錢的，因為宋朝各個鑄錢監每歲新鑄造的銅錢名義上都要先存入內藏庫（實際上各鑄錢監的銅錢當然不可能全部運到京師，但名義發行權歸內藏庫），再由內藏庫撥給財政部門——三司（戶部）使用。此外，內藏庫還掌管金銀的儲備，政府從坑冶課利所得的金銀、商民入納榷貨務的金銀、地方上供的金銀，都要存入內藏庫。

三司（戶部）獲得內藏庫劃撥的金屬貨幣（主要是銅錢）後，又通過政府購買、發放薪俸、賑災等方式，將銅錢投放入市場，流布於天下。經過若乾輪流通，一部分銅錢又通過政府稅收、國家專賣、坊場買撲等方式，回流到政府手裡。這些回流的銅錢，照例也要按一定比例納內藏庫封樁。

這些進入內藏庫的金屬貨幣都屬於國家儲備。三司（戶部）的一般性財政開支都由左藏庫支付，而當左藏庫不足、財政出現赤字時，就需要動用內藏庫的儲備了：“縣官（此處‘縣官’為‘朝廷’之意）有钜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

有意思的是，這個“發內藏佐之”的方式，通常不是直接給財政部門撥款，而是由內藏庫向政府提供貸款：“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賑給、慶賜賞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

既然是借貸，當然需要償還，“俟課賦有余即償之”。不過，如果財政實在沒有盈余還貸，皇帝通常也會蠲免債務，比如從淳化朝至景德朝二十年間，三司“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內藏庫與朝廷之間的借貸關係呢？有一部分宋朝士大夫顯然並不認同這一借貸關係，天禧元年（1017），因為發生旱蝗之災，宋真宗擔心國用不足，問參知政事李迪“何以濟”，李迪說：“祖宗初置內藏庫，欲辦兵複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鄙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真宗說：“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李迪說：“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

李迪反對“曰借”，是因為他認為國庫不應分內外。但實際上，內藏庫“佐國用”的方式通常都是出借，而非撥款。特別是宋神宗朝，內藏庫向政府貸款後，會一再要求政府償還，如熙寧七年（1074），“內藏庫乞令三司分二年償借過買鈔錢帛三百萬”，即要求三司分兩年償還借內藏庫的300萬貫（匹）錢帛；次年，由於政府部門曾借內藏庫錢未償還，神宗又詔：“司農寺歲支坊場錢二十萬緡，都提舉市易司歲支息錢二十萬緡，償內藏庫。”

那麽，這是否說明內藏庫的性質就是天子私庫呢？我覺得不應該這麽理解，毋寧說，“曰借”恰好體現了內藏庫作為國家儲備銀行的特點，因為，為政府提供貸款正是儲備銀行的職能之一。在現代國家，政府也常常向央行或儲備銀行借款。所不同者，現代儲備銀行的出借，是印鈔票，宋代內藏庫的出借，是拿出真金白銀。

說到這裡，我們會發現，宋代的內藏庫與三司（戶部）構成了一種類似於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有點像央行與財政部的關係。內藏庫則有點像國家的儲備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