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歷代的中原人而言，古樓蘭是充滿神秘感的，更是令無數人為之神往的地方。直到19世紀末，以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為首的各國探險隊相繼在樓蘭發現並盜走了大量文物之後，這一僵局才被徹底打破，樓蘭古城的神秘面紗也隨之被揭開。

一時間國際國內的諸多學者以樓蘭的歷史、地理、文化為核心，展開了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其中，樓蘭殘紙文書的發現更是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一方面為研究西域史、魏晉前涼斷代史提供了非常寶貴的一手資料；另一方面，此時期正值書寫載體由簡牘向紙質過渡，楷、行、草三體日趨成熟，這預示著書法藝術由此而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西晉 陸機《平複帖》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魏晉時期，名家輩出，奈何以“二王”為代表的魏晉名家真跡，流傳至今的惟陸機《平複帖》和王珣《伯遠帖》兩件而已。所幸的是，樓蘭乾旱的氣候與地理環境幫助我們保存了大量的與魏晉同時代的紙質文書，雖然他們大多出自於無名氏之手，但對於魏晉書法史、書體及筆法演進進程的研究而言，無異於一筆巨大的寶藏。

自漢代張騫出使西域以來，漢武帝為了守衛西北邊陲，不僅征調上萬吏士戍邊，還將公主解憂嫁到烏孫，以期達到聯手抗擊匈奴的目的，其隨行人員中就有善書者馮嫽，書法藝術就此進入西域。此後，由於李陵、班超以及張懷瓘《書斷》中所提及的徐乾等人進入西域後對書藝的廣泛傳播，使得該地區的各級軍官吏士逐漸湧現出了大批的善書者。這些遺墨不僅表現出他們在極為惡劣的生存條件下的堅毅精神，更展露出高超的書法技藝。

這些殘紙文書的出土地曾是西晉至前涼時期管理西域地區最高行政長官——西域長史的駐地，漢字書法藝術在此地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發展。從簡紙文書的文體類型來看，既有官署公文、私人信件，也有諸如《急就章》之類的童蒙抄本或練字手稿，所作書體除介乎於隸楷之間的楷書外，還有行草書，書寫水準雖然良莠不齊，但仍不乏精品之作。

“李柏文書”九行信稿

在難以計數的樓蘭書跡中，最為學界所矚目的當屬出土於1909年，現藏於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的兩件《李柏文書》了。從直觀來看，兩信稿一為九行，一為十二行，多有近似之書信套語，內容中所稱“王使”不一致。李柏為西域長史，於《晉書》有名，生活於兩晉之交，約與陸機、王羲之同時。故而，其書風筆勢與陸機《平複帖》、王羲之《姨母帖》相對照，頗有近似之處，是介於隸行之間的書體形式，其十二行本墨色蒼遒生澀，力道十足，比上述兩帖似乎更為動感激越、鏗鏘恣肆。有學者考證此作書於325年或328年，從時間上來看，當不會晚於王羲之傳世諸作。

這足以說明西域邊陲之地在書體的演進上是毫無滯後感的。東晉時期，行草書在北方同樣處於一個較為成熟的發展階段。從王羲之諸作來分析，無論在行草書造型、章法乃至文章辭句上，大多可以在《李柏文書》及其他樓蘭文書中找到較為相近之處。

由此也可以判定，日趨成熟的行書絕非始於兩晉文人的首創，更不是王羲之一人之功，而是時代使然。稍早於王羲之的諸多北方書風必然會對其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王羲之等人只是在技法上使之更為完善，並最終脫出隸意，成為“帖學”的代表人物。

張濟文書

樓蘭殘紙中的“張濟文書”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可信的魏晉書法狀態。這封書信是20世紀初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在樓蘭獲得的，原件應在日本龍谷大學佛教綜合博物館。

敦煌聚集了以張芝、索靖為代表的一批傑出書家，並形成了具有鮮明風格的“西北流派”，與內地和樓蘭互為影響，共同發展。樓蘭書法皆為墨筆真跡，其書寫地除樓蘭之外，還包括周邊的一些地區，書寫者也應該是由多民族構成的。書者湧現出了如李柏、張濟等一批有很高造詣的書家，他們有著不同的階級身份、藝術趣味及文化背景，形成了獨具一格的“樓蘭書風”。

張濟文書

這篇“張濟文書”和同時代的漢簡使用了相同的筆法，反映出魏晉人豪邁灑脫的精神狀態。這種書風與後來的顏真卿的行楷暗合，可見書法的傳承關係。

樓蘭文書以實用性作為其書寫目的，因此透過其筆致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作者不加修飾的樸素性格，在魏晉名家真跡幾成廣陵絕響時，這些簡紙文書則用實物為我們再現了同時期民間高手的藝術面貌。對於書法而言，單純的書寫更是彌足珍貴的，只有透過這種“無機心”的單純，才能更為坦誠地表露出作者的胸襟與情懷。

原文作者：李衎兌文章來源：《中國收藏》2016年3月刊《回望樓蘭：拂去黃沙見純真》（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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