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戰略與小聰明：成吉思汗與也先太師的北京戰記

大戰略與小聰明，時刻布滿今人的耳朵或頭腦。而在古代世界，任何努力創建帝國的人都離不開這兩種行為模式。有時候顯得相輔相成，有時候則顯得異常衝突。一旦因外界和個人因素，控制不好尺度與平衡，就會在看似一樣的事情上獲得完全不同的反饋。

13世紀成吉思汗與15世紀的也先太師，都曾經在今天的北京城下施展武力。但他們收獲的結果卻大不一樣。前者看似有大戰略，讓後者顯得是在靠小聰明投機。但事情究竟為何會演變為我們熟悉的樣子，可能決定權並不在他們自己手裡。

農牧分界線上的矛盾城市

北京的地緣交匯特色 在元大都時代異常明顯

早在北京成為各個帝國的首都之前，就已經以邊防要塞的身份活躍於歷史上。但即便是在遼國統治下，作為當時五京之一的幽州也不是特別出挑的城市。直到金國人將昔日的“南京”變成自己的中都，大多數人熟悉的北京地緣政治才開始發揮作用。

一方面，金國的中都-元朝的大都-明清的京師，依然是遊牧與農耕文化的交匯點。所以經常被由北南下的統治者視為理想治所。南來北往的商賈與軍隊，不斷催生便捷的道路系統建設。哪怕是來自南方的明朝皇帝，也需要通過這裡來招募蒙古士兵。

唐朝時的幽州城地圖

但在另一方面，人口爆炸塑造了古代世界所少有的超級大城市。這在根本上是與這座城市的建城初衷背道而馳。因為過多的人口在守城戰中將更快消耗掉戰略儲備。而為了保護這些人口建造的漫長城牆，也需要更多軍隊防禦。這就讓北京的城市規模，從遼金開始就不斷擴大。任何從西北或東北方向南下的軍隊，都無法放過或者說是徹底繞開此地。

因此，無論是攻城者還是守城者，在面對這座城市時都需要動一番腦筋。對於有準備的人來說，成功將會使自己名垂千史。但若是缺乏必要準備，失敗也會將自己永遠釘在那供人嘲諷的冤罪殺機柱上。

遼-金-元-明清時代的北京城對比

成吉思汗的大戰略升級

金國中都是蒙古帝國的重點進攻目標

13世紀，已經統一草原地區的蒙古帝國，開始南下攻打他們仇視已久的金帝國。意氣風發的草原騎兵，在野狐嶺擊破了金國人的北方防線，準備直接攻取他們的中都。但頭一次遇到如此大規模城市的他們，還需要經過多次用兵才能得償所望。

由於金國的大部分野戰軍已在野狐嶺之戰中被報銷，蒙古人的此次南下並沒有受到多大阻礙。他們順利的衝過居庸關，讓騎兵在金國中都城下馳騁。但因為需要分兵其他地區，蒙古軍隊此次的只有10000-20000兵力可用於攻城。他們在成吉思汗主政後，曾經多次拿下西夏人的城市，還在日常圍獵中嘗試模擬攻城訓練。但對於中都這樣的大城，還是缺乏有效經驗。包括成吉思汗自己都沒有料到，他的此次冒進將會遭遇挫敗。在分出很多人馬進行糧秣搜集與劫掠行動後，進一步被削弱的部隊開始強攻城市。

金國的中都城市複原

此時的中都城守軍約有20000多人，加上臨時征集的城市人口，已經在總數上超過了成吉思汗的分隊。但他們還是需要防禦35裡長的城牆和12座城門。雖然城牆本身高達4丈，卻會迫使守軍分散兵力布置。好在城牆外本身還有3道壕溝拱衛，讓蒙古人也不能輕易的攀爬城牆。更重要的是，蒙古軍隊裡缺乏專業步兵和工程部隊。所以，強攻城門就是他們的唯一選擇。

金國守軍的做法則非常具有借鑒意義。他們在夜裡多次進行小規模偷襲，擾亂敵軍的作息。甚至將部分企圖迂回的騎兵吸引到了城市的南面，並在城門後的街道上埋伏了重兵。當蒙古騎兵衝入城後，被街上的拒馬擋住去路。接著，手持長槍的步兵開始出動迎擊。守軍更是縱火焚燒街道兩頭的房屋，並推倒牆壁來進一步阻塞前進路線。蒙古騎兵被迫從這個看似是機會的地方撤走。他們此後在城市周圍大肆劫掠，並趕在金國的南方部隊抵達前撤回了北方。金國人因此宣布自己獲得了對成吉思汗的大勝。但所有明白人都心裡清楚，中都這樣的大城市其實防禦困難。

守衛城池的金國軍隊

1213年，成吉思汗率領蒙古軍隊的大部分主力南下。此時金國已經重建了居庸關防線，卻被蒙古人成功的迂回到南方。就和之前的野狐嶺一樣，金國野戰軍在前後夾擊中全部崩潰。為了堅守中都，金國人幾乎撤出了其他邊境上的部隊，全部向今天北京的高粱河一帶集結。結果這些以動員步兵為主的力量，在高粱河與成吉思汗隔橋對峙。儘管努力保持沒有崩潰，卻屢屢被機動性強的蒙古騎兵擊敗。

更要命的是，由於整個邊境防禦空虛，蒙古人可以從那裡直接南下。他們的騎兵分三路進入了遼東、河南與山東，大肆破壞金國人的經濟與軍事基地。金國的大部分軍隊卻為了防禦中都而被困死在高粱河邊。因此，成吉思汗沒有直接發起對中都城牆的強攻，就在戰略上逼迫對手乖乖就范。當蒙古騎兵在各地搶的盆滿缽滿，雲集在中都的幾十萬軍民卻陷入了饑荒。

蒙古人使用騎兵優勢 不斷封鎖和消耗中都的資源

最終，金國方面被迫與蒙古媾和。在獻出了包括公主在內大量的人口和馬匹後，獲得了短暫的喘息之際。但金國高層也就此看出了防禦中都是一盤死局，選擇南下河南建立新都。這也等於將帝國在黃河以北的全部領地拱手讓給了蒙古人。

1214年，得知金國朝廷南遷的成吉思汗再次揮師南下。金國方面再次將大量部隊部署在中都據守，卻很快面臨後勤困難問題。當負責運輸糧食的援軍被蒙古人野戰擊敗後，大量在邊境上的契丹與漢兒軍戶選擇了投靠新主。他們為蒙古帝國帶來了自己的首批專業步兵和攻城部隊。

窮途末路之際 不少契丹與漢兒軍隊投誠了蒙古帝國

最終在1215年，具備強攻能力的蒙軍開始收割垂涎已久的金國中都。蒙古人一面繼續以騎兵封鎖城市，切斷了來自南方的漕運。另一頭用大量的投誠部隊，猛攻中都的城牆。雖然守軍繼續有過頑強的抵抗，終究因饑餓和士氣崩潰而徹底失敗。蒙古人將城內的剩餘物資都搜刮一空，並縱火焚燒城市，徹底將其摧毀。

經過多次攻略 成吉思汗終於得以進入中都

也先太師的小聰明失算

1449年 瓦剌蒙古的也先再次率軍兵臨北京

在成吉思汗的軍隊攻取中都後的234年，又一支蒙古大軍開始南下燕雲。他們在首領也先的帶領下，已經在之前的土木堡戰役中摧毀了明朝的北方野戰部隊，甚至俘虜了英宗皇帝。但這次久違的蒙古南下大規模南下作戰，最終卻成為了明朝官方歌功頌德的極佳案例。

參照成吉思汗當年的三次中都作戰，1449年的瓦剌人攻略北京，其實隻相當於前人的首次試探性攻擊。此時的明朝遭遇了類似金國在野狐嶺的失敗，位於居庸關的第二道防線也被進攻者迂回而過。但真正讓其傷經動骨的消耗還遠未開始。

也先的北京之戰與成吉思汗首次攻打中都類似

作為守城全權指揮的於謙，在策略布置方面與當年的金國也沒有任何區別。一方面集中盡可能多的糧食輸入城內，同時發動市民對很多城牆段進行加固，將許多原本還是夯土建成的牆面換成石磚。最後，重組北京城內的禁軍殘部，並通過大運河沿線進行大量的增兵。除了將駐防河南的軍隊被調，還讓山東等沿海地區的防備倭寇部隊趕來增援。最後是運送江南糧食物資的淮南、南京和浙江援軍。甚至因為軍械不足，派人去土木堡的舊戰場上尋覓可以回收利用的武器，並讓南京方面拿出了朱元璋時代留下的盔甲庫存。

但以上增援中的大部分人力和物力，其實都沒有趕上後來的城防戰。所以，明軍方面只能以北京城本身為依托布陣。

大部分明朝援軍其實也沒能趕上北京之戰

至於作為進攻者的也先，實際上也沒有十足的攻城把握。而且和成吉思汗早期的蒙古帝國一樣，他的瓦剌系軍隊也缺乏專業步兵和工程人才。儘管作為昔日元上都的哈爾和林得到重建，但這個時代的蒙古人已大都缺乏攻城戰的歷練。

甚至從根本上而言，也先的設想中也沒有對北京城的強攻計劃。因為他原本期望用手裡的明英宗作為政治正確武器，逼迫明朝與其簽訂有利的合約。這也使得其在後來被迫發起的進攻中顯得非常無助。因為明朝有著金國所沒有的文官集團，通過擁立景泰帝作為新首腦的方式繼續抵抗。當也先發現這點而開始采取其他辦法時，已經處於準備沿著不足的狀態。甚至連繼續在居庸關據守的明軍都沒空搭理。

北京保衛戰就是第一次中都之戰的翻版

也是由於雙方實際上都缺乏足夠的人手，所以北京保衛戰的全程就類似當年蒙金首次中都之戰的翻版。也先的騎兵在沒有步兵和攻城部隊的支援下，只能選擇強攻各處城門。明朝守軍也自然將大部分力量集中在城門附近據守。在極度不利於騎兵發揮的狹小空間內，使用密集的弓弩和火器射擊，逼退也先的部眾。當瓦剌人開始分散收集糧秣，城內的守軍也會發動一些夜襲來干擾對手的作息與部署。最終，意志更不堅定的也先選擇撤退，讓明軍獲得了以一場政治意義遠勝軍事價值的勝利。

也先如果有足夠的決心與兵力，完全可以將戰爭繼續下去。因為在大量的明軍部隊抵達京師後，很快就會從補給者轉變為消耗者。而瓦剌騎兵則通過首次南下，基本摸清了北京周圍的情況。如果雙方的高強度對抗持續下去，明朝可能又不得不抽調其他邊區的部隊增援，使得邊境顧此失彼。到時候，就是也先不派人直接攻城，也可以像成吉思汗第二次圍困中都那樣獲勝。

然而，也先在南下時根本沒有成吉思汗當年統領草原後的控制力和資源。這也注定了他只能在北京城下賣弄自己的小聰明，而不能像前人那樣看上去充滿了大戰略。

也先很難組織起蒙古人發動的後兩次中都之戰

起點差距

瓦剌蒙古人起源於成吉思汗時代的克烈部

事實上，也先和他的瓦剌勢力，絕非不懂得大戰略的蠻夷之輩。作為其部族源頭的克烈人，在成吉思汗時代就是帝國內的重要“參股者”。在也先早年的勢力擴張行動中，也表現的非常有章法。瓦剌人不僅屢屢擊敗和壓縮東面的韃靼部落，還一度佔據半個西域，並通過聯姻等手段控制了河西走廊與河套部分蒙古小勢力。兵鋒最遠抵達遼東的女真人聚居區。

因此，在也先覺得自己可以同明朝翻臉前，實際上已經控制了明朝在西部和北部的全部貿易線路。為了盡可能的將河西走廊路線上的商團，遷移到北方的草原路線。瓦剌人甚至脅迫臣服自己的哈密幫忙，將來自中亞撒馬爾罕的商團帶到自己的直屬領地。這等於是在直接干涉明朝苦心建立的朝貢體系秩序。

當然，因為源自克烈部後人，包括也先在內的瓦剌執掌者們都缺乏蒙古黃金家族血統。這就讓其在蒙古內部秩序的重建中處於不利位置。甚至還有部分東蒙古部族，直接將曾經屬於突厥系的克烈後人們視為“非蒙古的外族”。

因而，也先控制下的瓦剌可以盛極一時，卻始終無法真正統領整個草原。這也在外戰中嚴重限制了瓦剌軍隊的動員力與執行力。一旦瓦剌本部人馬遭遇過度損失，那麽就可能遭到其他部族的反攻倒算。這就進一步限制了也先打整體戰的能力。也是也先在南下征伐中跟依賴“小聰明”而非“大戰略”的最根本原因。

很快，也先在北京保衛戰後開始將重心重新放在草原問題上。他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準備重新整頓草原上的權力格局。他自己也因此被不滿者暗殺，造成了瓦剌部族內部的分裂。緩過神來的東蒙古韃靼，在之後的一個世紀裡得以複興，並接過了威脅明朝邊境的戰略位置。而他在戰後主動放回去的明英宗，也忙於重新搶班奪權，清算了景泰帝與於謙。明朝在就不再具有任何反擊瓦剌直系勢力的能力和欲望。

今人複盤古代戰爭的勝負得失，經常會從單純的結果出發，來對當事人水準進行三六九等的分類。但決策者的發揮好壞，往往由其所處起點高低與掌控資源多寡決定。脫離了基礎和背景，一切分析就會淪為扯談。成吉思汗與也先的差異，就是基礎決定天花板上限的直接表現。數次發生在北京的大戰，則是現象本身所釋放出來的絢麗歷史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