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緯40度：在戰爭的另一邊

評論家

陳福民

自2018年起，陳福民先生在《收獲》開設“北緯40度”專欄

作者簡介

陳福民，生於河北承德。1982年畢業於河北師范學院中文系，文學學士；1995年畢業於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1996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供職至今。近年來關注網絡文學與文化研究以及二十世紀思想史與文學寫作的內在關聯。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秘書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新媒體文學委員會主任。

2019-1《收獲》

2019年1月15日出版

224頁，25元

北緯40度

在戰爭的另一邊

文 | 陳福民

昭君自有千秋在，

胡漢和親識見高。

詞客各抒胸臆懣，

舞文弄墨總徒勞。

——董必武《謁昭君墓》

老照片：歸化城城樓，始建於明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

老照片：歸化城外的昭君墓，又叫青塚

老照片：昭君墓前的墓碑

老照片：綏遠城樓眺望陰山

老照片：城牆

老照片：綏遠城鼓樓

老照片均來自網絡，版權歸屬原作者

內蒙古自治區的區治所——“省會”呼和浩特市，蒙語意思是“青色的城”。明清兩代也被稱為“三娘子城”、歸化城、綏遠城。到了清末民初，歸化、綏遠兩城合並為“歸綏城”，成為新成立的綏遠省省會。1954年改為呼和浩特市，呼應新成立的自治區，以此凸顯出它的蒙語本意。

這座位於北緯40°8′、東經111°7′的城市，它最早的歷史至少要追溯到趙武靈王：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二十一年，攻中山……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複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史記·趙世家》）

“胡服騎射”改革獲得巨大成功，趙武靈王“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之後，在此地設立了雲中郡。郡治就在今天呼和浩特西南的托克托縣。從雲中西行一百八十公里，到達包頭市——大名鼎鼎的九原城。秦王嬴政攻取九原後將其更新設立為九原郡，漢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改為五原郡。我是很晚的時候才真切知道，在經濟形態上，這一帶並非人們通常理解的純粹遊牧文明地，因為黃河的關係，河套地區大部分是水草豐美、農牧相宜的文明過渡帶。與匈奴的讖歌中的祁連山、焉支山相比，尤其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富饒之所。也正因此，這裡始終都是與遊牧民族的根本利益性命攸關之所，是匈奴、戎狄直至後來的鮮卑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隔河窺望中原的前哨陣地。僅從後來的歸化、綏遠兩城的漢語語義上看，就能知道它在歷史上一直都是中原漢文明與遊牧文明的競爭折衝之地。

這樣一些涉及歷史地理的知識，在我們的教育和閱讀中其實並不缺乏。我們從小就知道中國歷史悠久，有大好河山，“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但是有一些模糊的感受在近年來變得日趨強烈，令我困惑：似乎在我們的文化習慣當中，存在著某種把專門知識都文學化的傾向，就像上面的那些，我引述征用美麗的詩詞時幾乎是一種本能，至少是條件反射。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在過度修辭與迷戀辭藻之後，有很多更重要的內容被忽略了，並因此一直沉默著。類似《水經注》與《徐霞客遊記》這樣極為稀缺的地理學著作，在相當程度上是被我們當文學作品來讀的。我不太確定這兩部著作是不是都編入中學語文教材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傳授重點是強調傳統文化的經典與優美。這樣做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能讓中學生知道古人寫有這麽了不起的兩部書，但在地理學的知識意義上，它們能被青年理解和接受多少，還是個問題。在我讀大學的時候，古代文學的選本一般會收入這兩部著作的章節片段，可惜的是老師完全沒有理解和處理歷史地理問題的願望，他們只是非常費力地從中挑選一些景物描寫或別致的句子，力圖用來向我證明隱藏和體現在它們中間的“文學性”是多麽深奧。

“清啊清的昆都侖河昆都侖河喲，我在那裡飲過馬喲，連綿的大青山大青山喲，我在山下放過牛羊……”呂遠詞曲、呂文科原唱的這首《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是我很小就特別喜歡、今天還會忍不住哼唱的歌曲。馬頭琴悠揚的前奏引出了舒緩而遼遠的蒙古長調，讓歌曲像一幅鋪開的萬裡江山長卷，從高高的興安嶺到巴彥淖爾的黃河之濱，不同族群的人們在奔走忙碌，駿馬馳騁，牛羊悠然。我一直想寫一寫說一說對這首歌的深厚情感，卻無從說起，沒想到今天就是一個機緣。

從包頭到呼和浩特，是富饒的河套地區。昆都侖河南北走向流經包頭市，今天包頭市的行政區劃因此還設有一個昆都侖區，而連綿的大青山是陰山山脈的中段，它從蒙古高原居高臨下俯瞰著呼和浩特，成為這座青色城市的北方屏障。在這樣一幅萬裡江山圖中，不僅有富饒，更因為北緯40°過渡帶的這富饒，演變出另外一種景象，讓反反覆複的爭端、劫掠、踐踏和廝殺成為歷史的變奏：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

行人刁鬥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唐·李頎《古從軍行》）

邊庭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

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鬥。

（唐·高適《燕歌行》）

與前述文學渲染描摹相比，這或許才是歷史的真相麽？相信自然競爭的人可能會這麽認為，因為有太多的歷史事實指出過這一點。但這一切，因為一件事一個人發生了意味深長的改變。她，讓世界歷史乃至人類交往史出現了新的模式，讓塞北的淒厲、寒冷和殺戮有了些許溫度，讓女性的定義及其歷史作用被重新審視，更讓人對一個城市一個地點感到無比親切並且難以忘懷。

今天呼和浩特南部約十公里的玉泉區大黑河南麓，坐落著著名的“青塚”——王昭君墓。

“昭君出塞”的故事應該是中國歷史以及民間最著名的故事了，但令人特別遺憾的是，她被歸入“四大美女”之列，與西施、貂蟬、楊貴妃混淆在一起，享受著含義不明的讚美乃至如當今“大眾情人”一般的歷史待遇。而她的特別，她的獨到，她的勇氣，她的果敢與決絕，以及她的偉大貢獻，都湮滅在“美女”如雲的文學想象與通俗的“紅顏薄命”的民間信仰當中了。

關於王昭君在正史上的記載，非常有限。距離出塞事件發生時間最近的，記載最少，且語焉不詳，越往後來，記載會逐漸增多、詳細、翔實乃至生動起來，最後會摻雜進來一些半人半神的荒誕故事傳說，事情也就沒了邊兒。這完全符合顧頡剛先生有關中國歷史“層累說”的基本判斷——人們距離史實年代越近，知道和說出的越少，距離越遠，就說得越多。

竟寧元年，單於複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於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檣字昭君賜單於。單於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漢書·匈奴傳》）

這是事情的緣起，也應該是最早的官方記載。班固（公元32—92年）深受作為史學家的父親班彪的影響，十六歲進入帝國最高學府洛陽太學修習經史百家。班固最初撰寫《漢書》的條件與環境，與司馬遷非常相似：都有一個史學家父親，都是從小就受到良好的史學訓練，都是私修史書——放在今天大約就是“自由寫作”。可他們的動機和後來的境遇卻頗為不同。司馬遷受到宮刑本可一死了之，但他胸中懷抱大目標，忍辱負重寫《史記》，從而引出來“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千古不易之論。《史記》寫完，太史公就在歷史上消失了。一百多年後，大漢王朝由西向東改了稱號，班固在老家右扶風私修國史被人告發，漢明帝下詔命令地方政府將班固逮捕。幸好他有個特別能乾、後來也特別著名的弟弟班超，千里奔馳京都洛陽冒死上書陳情，估計也少不了各種打通關節吧，漢明帝終於決定親自過問這件事，召見班固進京聊聊。這一聊不要緊，才發現原來是地方上有人小題大做搞誣陷，而且班固明顯是個大大有才的好青年，寫的都是正能量而不是黑材料。於是加官晉級，你也別偷偷摸摸的了，乾脆就進國史館合法寫作吧。班固就此變身上位，除了完成《漢書》，他在未來還要有大作為。

“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檣字昭君賜單於”，這應該是班固有了官方身份、掌握大量以前看不到的材料之後對這個事件的記載。如果以他獲得官修史書的合法身份為標準算起，那麽此時距昭君出塞還不足百年，應該說班固的記述是最可靠的。還有一處：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於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於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於不忘恩德，郷慕禮義，複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賜單於待詔掖庭王檣為閼氏。”（《漢書·元帝紀》）

“其改元為竟寧，賜單於待詔掖庭王檣為閼氏。”以上是《漢書》中有關王昭君僅有的兩條記載。

從這兩條記載中，可以知道王昭君本名王檣，字昭君。她的身份，是“后宮良家子”和“待詔掖庭”，前者的定位有些熟悉，司馬遷在寫到李廣時，也說“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可見“良家子”是一個社會等級和認同度都高的稱謂，跟今天我們說“好人家出身”差不多的意思；而“待詔掖庭”則表示這個女孩子本來是皇帝的女人，只是皇帝並未或者還沒來得及染指，她即將要去做單於的皇后——閼氏了。總之，都是強調她地位很高而又清清白白。儘管介紹簡略，畢竟有名有姓還有字，這不僅在漢代的“和親史”上是個特例，比之中國古代女性，嫁人都只能隱去自己的姓氏成為某某氏，已經是少有的好待遇了。

值得注意的，是“改元竟寧”這四個字。這一年是公元前33年，漢元帝把年號從建昭改為竟寧卻隻用了一年，次年的公元前32年，又改年號為建始。這個舉動並不尋常，顯然皇家有足夠的理由表示對這個年份的極端重視。按照東漢大學者應劭對《漢書》此處的注釋，他認為這個年號表示“邊竟得以安寧，故冠以元也”，隋末唐初學者顏師古對此進一步解釋，認為不僅這個敘述是通假字，“境竟實同”，更認為“竟者終極之言，言永安寧也。既無兵革，中外安寧，豈止境上”？這是取了“有志者事竟成”之“竟”的本意。總之，已經邊境安全了，敵人做了女婿了，等於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國泰民安永久無害了。

果真如此，當然是國家民眾之幸。但這種終於長出一口氣的感覺，聽起來還是讓人有一點疑惑的。從高祖劉邦和冒頓單於開啟的“和親”大業，直到漢武帝才被終止。此前文景兩代，匈奴接受“和親”要了漢家女人，但邊境的勞力財物卻從未放棄過，動輒就衝過來燒殺搶掠一番，並不會認真遵守和親的協定約束。那麽現在不就是又重新來一次和親，又嫁了一個女人麽？真的就能“永遠安寧”了？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讓漢元帝這麽有成就感？

（選讀完，全文刊載於2019-1《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