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朱安是悲劇，胡適與江冬秀伉儷情深

魯迅先生與胡適先生都是我尊重的大師。在搜集資料的時候，我發現了他們兩個人的婚姻卻是大相徑庭。魯迅與朱安是悲劇，胡適與江冬秀伉儷情深；朱安是婚姻裡的活死人，江冬秀“這位小腳、眼有翳、愛打麻將的女人，成了傳統中國社會最後一位福人（史學家唐德剛語）。

朱與江都是民國時期男方母親一手包辦的婚姻，都是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都是婚後獨自在家侍奉婆婆，為什麽一個成了悲劇，另一個卻活成了幸福的榜樣？

清末民初，喝過洋墨水或富貴顯達者，紛紛追求“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之新觀念，拋棄包辦婚姻與糟糠之妻遂成新潮流。例如1912 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開蓋頭，發現新娘竟長著“一對露天的猩猩鼻孔”，他立馬奮身奔出洞房，五天后離家出走。

郭沫若說：“隔著口袋買貓，交定要白貓，打開口袋卻是黑貓。”張瓊華獨守空房68年，一生無子女。鬱達夫也選擇與原配夫人離婚，追求自己的幸福。因此，魯迅與胡適都是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新青年，對包辦婚姻自是不滿的，所不同的是魯迅是堅定的拒絕著，胡適“不忍傷幾個人的心”接受了。

其次，魯迅與胡適對待母親硬塞給婚姻心態不同。二人都基於孝順完成母親給的“任務”，但魯迅的心態是：“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隻負有一種供養的義務，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所以，他是被動的不接受的。而胡適婚後寫了一首詩自我寬解：“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 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所以，胡適是被動的接受了。這就決定了二人對待妻子的態度不同，魯迅是冷漠的、疏離的，而胡適是溫暖的、依賴的。

最重要的一點，朱安與江冬秀的性格不同。性格決定命運，真是至理名言啊。朱安從小被教養成一個切合傳統要求的典型：脾氣柔順，會做針線，擅長烹飪，不識字，小腳，當魯迅從日本來信要求放腳和入學堂讀書時，對於思想保守的朱安來說，嚇壞了，這簡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啊，所以，當她和魯迅結婚時的情景是：轎子來了，轎簾的下方先是伸出一隻中等大小的腳，這隻腳試探著踩向地面，然而由於轎子高，一時沒有踩在地面上，繡花鞋掉了。這時，一隻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腳露了出來。原來，這位姑娘聽說她的新郎喜歡大腳，因此穿了雙大鞋，裡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討新郎的歡心，沒想到剛上場就敗露了。

江冬秀就放了腳，而且婚後開始學習認字，江冬秀是願意接受新鮮事物的。而且，江冬秀雖是鄉村婦女，但她並沒有一般婦女的嬌羞和膽小，反而是有種強有力的膽識。在胡適鬧出婚外情時，江冬秀將這件事鬧得胡適啞口無言。不僅如此，在江冬秀初次跟著胡適到達北京後，當她看到梁宗岱要和他的太太離婚，然後和當時的才女沉櫻結婚時，她看不過去，並親自為何氏辯護，最終梁宗岱敗訴，氣憤而去，從此江東秀的名字在北京也開始盛傳。

江冬秀儘管識字不多，可是日子能力卻極好。她廚藝極好，特別擅長安徽菜。常常做了好吃的菜，請胡適的學生、兄弟來家裡就餐。

並且面臨胡適的那些文人專家兄弟，江冬秀的情緒歷來從容不迫，為人爽朗、親熱。

她給居住在家裡的學生縫厚棉褲，把胡適的皮衣送給學生禦寒，曾在胡適家中住過適當長一段時間的羅爾綱回憶說，“江冬秀師母是個體恤情面的人。”

實際上，在婚姻日子中，胡適越來越離不開江冬秀。江冬秀對他的照料可謂非常關心周全，細致入微。書本是胡適的命根子，抗日戰爭時期，胡適在美國擔任大使，江冬秀一人在國內，帶著三個孩子逃離北平，混亂不安，也一向帶著老公的幾十箱書，正因為她的盡力，使胡適的藏書在戰亂中得以保全。

她深知老公的價值，了解他的興趣愛好，並予以支撐來體現對他的愛。正因如此，在胡適的一生中，就只有江冬秀一個妻子。

再看朱安的性格，始終是封建制度影響的那種逆來順受的，膽怯的。她的婆婆尚能自學認字讀報，但她始終大字不識一個，即使魯迅想與她交流，也是總能把天聊死的那種。所以，在婚姻裡她只能寂寞無望的存在著。

每每讀到朱安，只能是一聲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