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支菲娜
編輯｜如 今
目力所及，《1921》恐怕是歷年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中，描繪了跨越階層最多、跨越年齡最大的女性群像的作品，儘管它也許原本重心並不在此。即便在世界優秀史詩電影中，這種對女性群像的展現分量和筆觸之細膩也是罕見的。我們在《1921》中窺得，在“中國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領救亡運動，新的組織凝聚革命力量”之際，不同智識、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不同地位的女性們，是如何認識歷史、參與歷史、影響歷史、凝視歷史的。僅從這一點來講，《1921》就能成為一部當前值得觀看、今後值得留史的作品。
青年婦女：建黨的衛士
王會悟不是中共“一大”代表，甚至當時也不是黨員，是名副其實的“王會務”。但正是這種協助者的身份，提供了一個“她者”的視角。
歷史上，王會悟被稱為中共“一大”的“溫柔衛士”。她本就是早期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鋒，辦女學、求進步。早在1918年時，年僅20歲的她就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通信，21歲就發表《中國婦女問題——圈套—解放》，與李達相識相愛也不過22歲的年紀。但影片沒有把王會悟描寫成臉譜化的“女神”。幫助選擇會場、變更會場、守衛會場，安頓代表、掩護代表、轉移代表的幾場戲，將她柔美的江南女子特點和革命先鋒的堅韌智慧較為立體地呈現出來。
她是矜持而感性的。王會悟第一次出場，是新婚之日身著白裙手持紅花。鏡頭以李達的視角將走下樓梯的她帶到觀眾眼前，樓梯窗戶賦予的頂光和攝影機仰角將她塑造得高貴典雅。聽聞伴侶傾訴民族命運的多舛和困頓，她在輕聲和著《國際歌》旋律時忍不住淚流滿面。
她是有煙火氣的。搬家時，她會記得拿一株不起眼的梔子花。買湯圓，要專門去喬家柵。1922年，她懷抱嬰兒，成為母親。
她是機智的。她與女朋友楊淑慧一起幫著訂旅店，發現旅店不安全後果斷離開。代表爭論不休，她端上西瓜降火氣。南湖續會時，她特意安排了麻將，讓與會代表偽裝成來湖上遊玩的模樣。
但她更是有勇有謀的。建議會議代表借宿博文女校，建議至南湖續會，設計危急時刻的逃學生路線，安排與會代表逃走和分批轉移，均是她。外國語學校被查抄，她像慈母一樣護著學生。連續數日的中共“一大”，她全程放哨，或是在擇菜，或是撐傘坐於船頭。
當然，影片中的青年婦女形象不僅限於王會悟一人。陳公博的太太李勵莊，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婦女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周佛海的新婚妻子楊淑慧，是追求婚姻自由的大城市新女性。影片在給予她們與歷史相稱的描寫之外，也通過這兩對新婚夫婦在百貨商店櫥窗前邂逅的場景，用人物扮相和台詞隱晦地展現了她們此後的命運。
進步學生：信仰的忠貞
與形象立體豐富的王會悟不同，影片用三場寫意的段落，定格了楊開慧豐沛而高潔的愛情，從而將大時代進步女學生們對信仰的忠貞和革命的熱忱具象化了：第一場戲是毛澤東即將離鄉赴會，楊開慧前往江邊送行，近景和特寫鏡頭下，雨中的紅衣和油紙傘將19歲少女常見的嬌嗔和多情唯美化。第二場戲是毛澤東外灘夜跑後，閃回與楊開慧共度新年、在煙花中共同立志為理想奮鬥終身的場景。第三場戲是1930年秋楊開慧在長沙犧牲的瞬間，用高速攝影來閃回1921年江邊送行的場景。
楊開慧29歲的短暫生涯與我黨波瀾起伏的革命鬥爭歷史緊緊相連，她被捕後拒絕退黨並堅決不與毛澤東脫離關係，最終被害。《1921》沒有著墨於她投身革命、開展武裝鬥爭等時代女性先鋒的形象，而是以愛情之名，將偉大的革命伉儷還原為能夠與普通觀眾產生情感共鳴的血肉之軀。
《1921》有限的畫面裡，也不忘掃過一群風華正茂的女學生：中國婦女運動先驅、27歲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劉清揚，在旅法青年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中國共產黨第一位女黨員、21歲的繆伯英和北京女學界聯合會會長、23歲的陶玄，追隨老師李大釗參與到爭取教授薪酬的靜坐運動中。在劉仁靜對鄧恩銘講述五四運動的回憶裡，大量女學生從校園走向街頭參加愛國運動，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五四“四公子”敢為人先的身影尤為突出。
前輩女性：革命的同構
陳獨秀的妻子、33歲的高君曼，博文女校校長、29歲的黃紹蘭，28歲的宋慶齡，影片中出現的這幾位知識女性，是民族獨立與解放的同構者。她們比片中的主要女性角色略為年長、閱歷更豐富，社會地位更高，更有膽有識，折射出那個時代女性在參與改變歷史方面的智慧。
影片用四個片段來刻畫高君曼的性格側面：第一場是擔任王會悟李達的證婚人（熱情助人），第二場是幫助王會悟搬家（重情重義），第三場是告知李達有日本特務前來打聽其行蹤一事（警惕性高），第四場是特務夜闖會場後幫助會議代表藏身（不畏危險）。
我們也很難想象黃紹蘭對校舍借宿的真實情況一無所知，因為舍工老楊日夜照顧與會代表，並幫助代表轉移。“博文女校”這個名稱背後，本就是那個時代女性渴望教育平權的種種艱辛而不懈的探索。
中年女性：包容的母性
影片中，毛澤東身邊的兩位女性給予他母親的溫暖。
青年毛澤東在上海打工的洗衣場老闆娘陶阿姨，是典型的大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村青年獨闖繁華都市期間，她始終關心的是毛澤東的成家問題，代行了臨時家長的角色。第一場戲，她告知毛澤東陳獨秀來滬約見事宜；第二場戲，毛澤東帶著其他代表前來洗衣，為出席會議作準備，她將客人遺忘經年的舊西服給毛澤東穿上以示隆重。短短兩場戲將她作為市民階層的熱情、善意、細心和市井生活氣息勾勒出來。
毛澤東湖南農村的母親文素勤，是典型的農民階級。當青年毛澤東憤懣地跑過法租界時，攝影機先是用高速攝影跟拍毛澤東的跑，營造出時空轉換的過渡，再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將他的童年回憶和現實相交疊。回憶裡，是晝間日影稀疏的竹林裡，母親支持他反叛父親作為封建權威的因循守舊；現實中，是燈紅酒綠的十裡洋場，他逐漸明晰了解決當下民族困境和未來中國前進方向的路徑，腳步越發矯健。
這兩位女性長輩分屬不同的階級，從不同的角度支持和呵護了先驅者的成長。她們與上海英美煙廠工人大罷工運動中的女工人們一道，體現了我黨成立之初就獲得更廣大人民支持、團結更廣大階層的宗旨。
幼年女性：希冀的精靈
《1921》對女性的描寫，是虛實相間的。“實”是前述那些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虛”則通過虛構了一個住在李達家對面的小姑娘來展現。這位在總如精靈一般出現的小姑娘，總共有四次出場。
前三場戲，導演以李達的視角，通過中景、相對固定的鏡頭來交代李達在風波甫定的午後、前途迷茫的深夜和充滿希望的早晨，都處於被小姑娘凝視的關係中，那眼神純真、好奇又似乎飽含鼓勵。第一次，是外國語學校被查封、李達夫婦遷入新居，夫婦二人站在二樓的窗前，初識對面的小姑娘。第二次，是李達和馬林會晤夜歸，獨自在露台困頓求索家國命運時，轉身看到她，用手語告訴她趕快睡覺。第三次，是李達徹夜工作後，清晨跣足爬上房頂觀日出，正好看到趴在窗前仰視自己的她。
小姑娘第四次出場已是片尾。鏡頭切到2021年，一群小學生參觀“一大”會址，她的身影出現在人群中，正離開小朋友們獨自找尋著什麽。導演以近景切換到特寫來追隨小姑娘看到國旗迎風招展時的清澈純真眼神，達成了她與不在場的李達之間的百年跨時空對話。
這個小精靈，與開篇時黑白紀錄片的全景鏡頭劃過的那個插著草標賣身的小女孩，兩者的命運以場面調度和鏡頭語言形成了強烈對比。此外，小姑娘這個角色安排，不難讓人聯想到與《辛德勒名單》約略有些異曲同工。不同的是，《辛德勒名單》的小姑娘象徵著悲絕的、人性的至暗，而《1921》的小姑娘則是百年獨立自強夢想實現的見證者。影片內部的人物之間，影片與影史傑作之間，由此形成了有意味的對話關係。
青年男性：平權的在場
《1921》用有限的篇幅將女性塑造得層次豐富而立體鮮活，也並未將男性放置於平權的失語中。不如說，王會悟、李達和毛澤東身上，凝結了主創對男女平權的厚重態度：
毛澤東到李達家做客那場戲，三個人討論男女平等的內容，甚至超過了毛李二人討論《共產黨》雜誌湖南傳播的分量。李達和毛澤東要喝酒慶祝“新公司開張”，王會悟說自己也要喝，李達與毛澤東共同表示：“男女平等！”
三人的默契，應是基於長久以來對女性地位、女性價值、女性權利的共識之上。中國革命成功之後，男女平等被寫入憲法，中國婦女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這，是《1921》意猶未盡的題中之義。
婦女的自由獨立與中國的自由獨立indivisible。女性於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之重要，不必贅言。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中，對女性的描寫並不鮮見，如《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等；也有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作品，來表現參與“四史”的女性個人史，遠有《趙一曼》，近有《秀美人生》等。《1921》雖仍有某些讓人意猶未盡之處，但是它讓我們看到了在建黨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選擇中，一群女性在爭取男女平等、爭取民族獨立、探索中國道路方面的努力。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高級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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