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 如果生下一個有嚴重先天缺陷的孩子，你如果生下一個有嚴重先天缺陷的孩子，你會選擇救還是不救？
電影《寶貝兒》就讓我們陷入這樣一種進退兩難的抉擇困境和道德困惑，而郭京飛飾演的徐先生和楊冪飾演的江萌，兩人就決絕地站在了對立面。
徐先生的女兒患有先天無肛症，他在痛苦中選擇不救，在與江萌正面對峙時，他連聲發出質問，“未來怎麽辦？”
在他看來，即便孩子活下來了，將來也會苟延殘喘地成長在這不公正的世界，承受不被理解的心酸和苦楚。
江萌，一個同樣有先天缺陷的19歲少女，出生後被親生父母遺棄，最後在福利院和寄養家庭的幫助下健康活下。
同樣是有缺陷疾病的棄兒，強烈的同理心和同情心驅使江萌要解救這個孩子，她變得執拗，甚至闖入醫院偷出小孩，這種固執己見的態度，不留任何商談的余地。
在她眼裡，她就是這名棄兒，是命運的共同一體。既然她活下來了，這個孩子也要爭取活下來。
那麽，誰才真正有權利決定一個孩子的生死呢？
在平遙影展的電影首映現場，楊冪說，“沒有人可以定義別人的幸福，更沒有人可以操控他人的生命。”
同樣，電影也只是不加雕琢地展示出這個現象，在郭京飛和楊冪兩人無法互相理解的鴻溝裡，不對雙方選擇作出評判，把矛盾和困頓拋向觀眾，沒有提供任何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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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兒》主創亮相平遙電影展映後交流 |
劉傑的電影習慣取材自社會新聞事件，劇本的創作過程也是社會調查的過程。
《寶貝兒》的創作靈感來自劉傑的朋友，生下患有腦癱的孩子後，夫妻二人需要在三天之內決定是否讓他活下來，在日夜未眠的掙扎與思慮後，最後決定救下孩子並放棄優越的城市生活，帶著孩子遠居郊外。
另一個創作來源是導演對福利院的幾次探訪，他最後發現有高達1200多個殘疾棄嬰被寄養在北京城外的兩座村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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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劉傑 |
2012年，我國官方稱中國出生缺陷總發生率約為5.6% ，導演劉傑說，“當我了解到5.6%的出生缺陷率後，也就是說每年會有將近100萬個先天缺陷的孩子出生，其中30%的會去世，40%的終生殘疾，30%能健康存活，這也促使我拍下這部電影。我不知道要怪誰，我只能如實拍下來。”
雖然劉傑執導過《青春派》《捉迷藏》這類商業類型電影，但現實題材的文藝片才是他作品序列的主軸。從《馬背上的法庭》到《寶貝兒》，法理與情理的糾葛交纏也是他一以貫之的表達主題。
《寶貝兒》除了有江萌解救殘缺嬰兒這一條情節線外，還展現了江萌和寄養人之間的關係和命運。
寄養不是收養，不具備監護和被監護的關係，法律規定，被寄養的棄嬰需要在18歲成年後離開寄養家庭。但江萌不願離開孤身一人的年邁養母，也不想讓養母住進養老院，因而又陷入另一種法與情的悖論和困境。
《寶貝兒》的現實主義既有中立的人道主義精神，也追求寫實性的美學風格。
影片用冷靜、疏離的客觀視角敘述故事，鏡頭始終圍繞、跟隨著江萌，現實就從她的所見所聞裡逐漸被構建，被感知。
在自然實景裡採用長鏡頭手持晃動跟拍，減少使用調動情緒的配樂，這種有紀實感的視聽風格既可以在達內兄弟的電影裡見到，在法哈蒂的電影裡見到，也能在一系列羅馬尼亞新浪潮的作品裡見到。
這種拍攝風格也是以演員為中心的美學，它最大的好處就是解放了演員的表演太空，方便攝影機在真實環境中即興創作，捕捉更具有真實反應的演出。
從第一個鏡頭開始，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全然不同於以往的楊冪，她頭髮散亂，滿臉雀斑，灰頭土臉又弱不禁風，不僅顛覆形象，還在戲裡挑戰說南京話，比手語。
楊冪這種傾盡全力的體驗派表演方法，一如《秋菊打官司》的鞏俐，《親愛的》趙薇和《找到你》的馬伊琍，這的確讓她很好地融入故事發生情境，也盡可能地褪去觀眾對她的既定印象。
但是縱觀全片，她總是皺著眉，呈現一副猶豫不解，迷惘不知的表情，情緒變化相對單一。
對比飾演啞巴小軍的李鴻其，豐富的肢體語言和面部表情搶了不少風頭，但也有些過於用力的問題。
一過收一過放，反倒是郭京飛拿捏得當。導演要求他盡量找到“三天三夜不睡覺”的感覺，他也從這種人物狀態中演繹出有分寸的頹廢感。
影片的失分更多是來自劇本上的單薄和角色設計上的不完善。
電影的戲劇衝突離不開主人公與個人內心，外部對手和社會環境這三層力量的對抗。
我們看得到江萌的執著和倔強，卻沒能看到她內心的暗流湧動；看得到她和養母的若即若離，卻沒法深入到她們更為緊密複雜的情感關係；看得到小軍對江萌的表白和愛慕，卻沒能知曉江萌對他的真正態度。
楊冪在首映現場透露，其實江萌這個角色不僅是身體殘疾，智力上其實也有問題。可電影既沒有明確交代也沒有偷偷暗指，對演員的表演和角色的整體面貌有了一定損傷。
儘管保持客觀距離，從江萌視點展開全篇敘事，影片難免會被詬病有傾向江萌這一方立場選擇的嫌疑。
即便有社會兒童團體到郭京飛飾演的徐爸爸家潑油漆這樣的場面出現，影片的處理也只是淺嘗輒止，對棄嬰救與不救的爭議性探討還不夠全面。
顯然，《寶貝兒》離更成熟的，更有深度的現實主義電影還有一段距離，不過影片對社會棄嬰群體和殘疾人士生存境況的關注必然會引起大眾的一番談論。
這不正是本片存在的最大意義嗎?
最後，就同導演劉傑所祝願的那樣，“希望今後這群人能快樂地生活在陽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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