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楊智傑
距離江蘇足球俱樂部（以下簡稱“江蘇隊”）宣布停運過去了一個月，直到3月29日中午，楊笑天還抱著萬分之一的希望，期待俱樂部被新的投資方接盤，起死回生。
此時距離轉會窗口關閉不到半個月，大部分球員已經找到新東家，楊笑天不甘心轉會，和原江蘇隊助教曹睿、球員周雲等六七個人，找了塊場地，堅持體能訓練。一個半小時，跑步、搶圈、踢球，大家分別時約定，如果這天聯賽名單還沒公布，明天訓練繼續。
下午3點多，楊笑天回到家，衝完澡拿起手機，新聞便彈了出來——一再延期公布的三級聯賽準入名單出爐，江蘇隊未在其中。這意味著，上屆中超冠軍江蘇隊確定無緣今年中超聯賽，有27年歷史的江蘇隊，在蘇寧集團接手不足6年後，被按下暫停鍵。有那麽幾秒鐘，楊笑天腦海一片空白，隨後意識到，自己真的要離開了。
國內頂級聯賽中超的新晉冠軍在奪冠108天后“猝死”，震驚足壇。有媒體評論，“江蘇隊的停止運營對中超及中國職業足球造成的重創顯而易見，這樣的變故在國際足壇實屬罕見”。
中超冠軍隊停擺，讓外界重新審視近些年國內職業足球俱樂部的運營困境。2018年以來，職業俱樂部開始出現“退出潮”，有媒體統計，4年裡，31家俱樂部退出了職業足壇。今年的三級聯賽準入名單中，除了江蘇隊，泰州遠大、內蒙古中優、北京人和、江蘇鹽城和深圳壆崗等5家俱樂部也無緣聯賽，老牌球隊天津津門虎俱樂部（原天津泰達）一度命懸一線，在最後關頭留住了中超火種。
在俱樂部停運解散背後，沒有一方是贏家。“投資人是輸家，球員沒有拿到錢，球迷也很失望，整個職業聯賽也受到了傷害。”原淄博蹴鞠足球俱樂部總經理兼主教練侯志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江蘇最終沒有了江蘇隊”
聊起突生變故的職業生涯，楊笑天坦言“他是最不想球隊解散的人”。
去年5月底，楊笑天在熱身賽受傷，落選新賽季一線隊大名單。11月12日晚，蘇州奧體中心上演中超決賽，江蘇蘇寧易購隊以2比1戰勝廣州恆大淘寶隊，奪得球隊歷史上第一個中超冠軍。當球員們高舉火神杯迎接歷史時刻時，楊笑天正在上海康復，隔著螢幕，他和康復醫生一起慶祝，又忍不住心生遺憾，“我不在場上是一件多麽可惜的事情，希望新賽季能重新上場”。
春節過後，球隊原計劃在2月18日集合，進行新賽季前的冬訓。但是直到當天，球員和教練組都沒有收到歸隊通知。曹睿是球隊的助理教練，當時，他和球員們調侃，今年可以多休息幾天。等了幾天還沒動靜，大家察覺不對勁，有人在微信群裡問領隊，對方讓他們“等俱樂部通知”。但曹睿記得，從那之後，俱樂部再也沒有通知大家訓練。
一盤散沙狀態下，曹睿帶著六七名球員去蘇寧徐莊訓練基地自主訓練，其他在南京的球員聽聞消息也相繼加入，“最多的時候，有大概30人一起訓練，包括預備隊的球員”。
《體壇周報》報導，2月28日上午，球員們突然收到俱樂部通知，“28日自由訓練取消，而且從現在起，徐莊足球基地嚴禁任何人出入”。當天下午1點45分，俱樂部便發布停運公告稱：“由於各種無法控制的要素疊加，江蘇足球俱樂部無法有效保障繼續征戰中超、亞冠賽場。即日起，江蘇足球俱樂部停止所屬各球隊的運營。”
這個結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球隊的大部分人無法相信，“我們覺得蘇寧不敢這麽做，一個中超冠軍隊幾個月後解散，造成的輿論壓力太大了”。
其實，蘇寧無力負擔足球俱樂部的消息，從去年聯賽時已初露端倪。受疫情影響，去年的中超聯賽取消主客場製，在大連、蘇州舉行賽會製比賽。一位俱樂部工作人員透露，去年，球員欠薪已成常態。中國足協規定，俱樂部累計拖欠球員工資或獎金超過三個月，該球員便可成為自由身轉會。江蘇足球俱樂部始終保持拖欠球員兩個月工資的狀態，到第三個月時發一個月工資，外援的肖像權使用費也欠了半年以上。
去年9月1日，有報導，因蘇寧俱樂部欠薪，頭號外援特謝拉帶頭罷訓。次日凌晨，俱樂部發布公告澄清，傳聞系謠言。但前述工作人員當時也在現場，他向《中國新聞周刊》確認，特謝拉罷訓是事實。當時俱樂部欠薪許久，特謝拉當天沒去訓練場，主教練奧拉羅尤理解球員們的情緒，表示“尊重球員的意見”。在場球員簡單地做了牽拉練習、跑了步，很快返回酒店。據報導，當天俱樂部迅速作出反應，補發薪水，平息了事態。
但是俱樂部縮減開支，已經滲透到許多角落。一些關鍵比賽前，職業俱樂部通常會設立獎金，鼓勵球隊踢出好成績。上述工作人員介紹，從半決賽開始，球隊向俱樂部申請增加獎金，沒有得到回應。時任主帥奧拉羅尤曾提道，“我從未見過球員在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獎金的情況下，打入了半決賽和決賽。”
自從2018年奧拉羅尤來到江蘇隊，球隊三年沒有球員轉會進來，只有自由身加盟和從廣州恆大租借的球員，俱樂部多次向主教練承諾簽下新球員，但從未兌現。“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團隊想要獲勝的方式，而是完全相反。”奧拉羅尤曾對媒體表示。
多位球隊工作人員都指出，俱樂部有此變化，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蘇寧控股集團黨委書記、蘇寧易購副總裁王哲。從2019年起，王哲擔任俱樂部董事長，但大家發現，王哲並不懂足球，曾公開表達“青訓必須賺錢，大量投入青訓不劃算，不如買人”的言論。上述工作人員提道，“王哲非常獨斷專行，不留余地”，“外行管內行”的情況也十分常見。他記得，有一次球隊贏了比賽拿到俱樂部獎金，王哲卻認為，除了球員，包括教練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獎金都應該被砍掉。主教練多次找他爭取，最終還是被王哲否決。去年，俱樂部甚至辭去了十多年來為球員洗衣服的兩位洗衣工，兩人一年的工資合計約三四十萬元。後來，球員們的衣服都是由隊務、司機來清洗。
不滿情緒在球員中彌漫，據了解，去年球員曾集體聯名給蘇寧集團董事長張近東寫信，表達對王哲管理的不滿，但未收到任何回應。
遭遇金主冷遇的江蘇隊，卻在上賽季中超聯賽力克廣州恆大，捧起中超冠軍獎杯。外界普遍認為，主帥奧拉羅尤靈活的戰術調整，是帶領隊伍走向勝利的關鍵。通常教練組的任務只是訓練球員踢好比賽，但去年下半年，他花了更多時間與精力疏導球員，告訴他們：“我們在這踢球，不僅僅是為了自己，更是要為了我們的家人，為了我們的這些球迷去踢。所以我們要把這些不愉快的事情都給忘記掉。”
奪冠後，張近東在蘇寧內部發布嘉獎令，對俱樂部全體成員給予通報嘉獎。此外，奧拉羅尤表示，“沒有慶祝活動，沒有節日，什麽都沒有。”俱樂部的表現，讓球員和教練組很失望。
一位接近江蘇隊管理層的工作人員回憶，春節前夕，俱樂部高層提出，2021年俱樂部準備低成本運營，此前身價昂貴的外援合約到期後不會續約。此時江蘇隊奪冠班底已開始瓦解——特謝拉、米蘭達、瓦卡索和桑蒂尼等幾位外援散盡，四名本土球員沒有續約，功勳教練奧拉羅尤也因蘇寧財務問題，與球隊解約，甚至主動放棄拖欠的工資和獎金。
3月21日，江蘇隊最後時刻謀求轉讓失敗的消息傳出。此時，江蘇隊已瀕臨解散，隊長吳曦官方宣傳加盟申花，李昂轉會上海海港。今年年初已是自由身的顧超，重返浙江隊。3月22日，吉翔在微博發文告別江蘇隊。次日，曹睿公開確認吉翔將轉會山東泰山隊。3月24日，有媒體爆料，周雲選擇直接退役。
吉翔和周雲都是江蘇人，從小在江蘇省梯隊一路踢到中超，截至俱樂部停運前，職業生涯隻效力於江蘇隊，被球迷稱作“自家的孩子”。曹睿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吉翔回絕了好幾支中超球隊的邀約，他和周雲都不願意走，到最後真沒希望了才離開。吉翔跟山東隊簽完合約那天晚上，紅著眼給曹睿打視頻電話，從簽完合約到家，他難過地哭了一路。
吉翔離隊那天，一直自我安慰的楊笑天也無法回避球隊要解散的事實，“我一直喊吉翔‘少林寺’，我當時對他說，‘少林寺’都要走了，那完了，這下真的沒有了。”
3月29日，三級聯賽準入名單公布，江蘇隊出局，一切大地長征落定。3月30日中午，周雲在微博上正式宣布退役，在30歲的黃金年齡告別綠茵球場。他寫道：“江蘇不能沒有江蘇隊，但江蘇最終沒有了江蘇隊。”
“蘇寧帝國”崩塌的一角
江蘇隊此前名為“江蘇蘇寧易購足球俱樂部有限公司”，應中性名改革的要求，2月1日，球隊正式更名為“江蘇足球俱樂部有限公司”。
4月5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來到江蘇足球俱樂部徐莊訓練基地，大門緊閉，有人專門守在門口，提醒過路行人不許拍照。俱樂部臨著蘇寧大道，周圍分布著蘇寧易購總部、蘇寧大學、蘇寧公寓，甚至地鐵站都叫“蘇寧總部站”。
江蘇隊停擺，是蘇寧集團財務困境的縮影。去年12月4日，蘇寧控股集團股東張近東、張康陽及南京潤賢企業管理中心（有限合夥）將公司全部股權出質給淘寶（中國）軟體有限公司，引發外界對蘇寧財務狀況的猜測。據媒體報導，當時，蘇寧面對的是半年內約200億元債券到期的短期流動性危機。
危機遠不止於此。2020年三季度報數據顯示，當時蘇寧易購的總負債規模已達1361.40億元，其中，流動性負債合計1099.67億元。為緩解流動性債務，今年2月25日，走投無路的張近東及蘇寧電器集團轉賣蘇寧易購股份，預計轉讓比例20%~25%。三天后，深圳國資控股的深圳國際和鯤鵬資本出資近150億元，接下蘇寧易購23%股權。
家電行業分析師劉步塵曾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蘇寧易購面臨今日主業虧損、債台高築的局面，最重要的原因是前幾年步子邁得太大，投資收購太多公司，“想一口氣吃成胖子，建立蘇寧商業帝國”。但蘇寧根本就駕馭不了，且投資收購的這些企業也沒能給蘇寧帶來利潤。
足球俱樂部也是“蘇寧帝國”的一部分。江蘇足球俱樂部，是地產板塊蘇寧置業集團旗下全資子公司。2015年12月初，張近東在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高調宣布，蘇寧要進軍創業、體育和娛樂領域。12月21日，蘇寧電器集團以5.23億元的價格，全資收購原江蘇國信舜天足球俱樂部，並公開表示，未來更大投入不是問題，將打造百年俱樂部。當時，張近東更是喊出“三年內問鼎中超冠軍，五年內雄踞亞洲之巔”的球隊目標。
張近東很快用行動兌現了自己的豪言。2016年2月，蘇寧接手俱樂部不足兩個月，以5000萬歐元(大約3.7億元人民幣)的天價引進巴西球員特謝拉，刷新中超轉會費紀錄，又斥資2800萬歐元（大約人民幣2億元）挖來巴西國腳拉米雷斯。
蘇寧無疑成為當年冬季國際轉會市場最風光的俱樂部。根據德國網站《轉會市場》的數據，當年，中超16支球隊總共投入超過3億歐元，江蘇蘇寧“貢獻”最大，轉會費超過1億歐元（超過7億元人民幣），其次是華夏幸福（7200萬歐元）和廣州恆大（5300萬歐元）。除了身價超高的外援，顧超、楊家威、謝鵬飛等幾名內援同樣價格不菲，顧超的轉會費甚至達到700萬歐元（超過5000萬元人民幣）。
此外，蘇寧花了8個月時間，為江蘇隊建設了設備齊全、具有國際標準的徐莊訓練基地，在2017年投入使用。基地有兩塊11人製天然草坪足球場和一塊7人製人工足球場地，採用了國際賽場上專用的百慕大草，安裝6台鷹眼高清球機、2台扇角4K高清相機。一位原江蘇隊的工作人員透露，據不完全統計，5年多來，蘇寧在俱樂部投入至少超過50億元。
在蘇寧接管球隊初期，劉鈺很開心，她和許多江蘇球迷從來沒有見過這麽多世界級球員集聚江蘇隊，俱樂部一度差點買下皇馬球員貝爾，讓大家“見了世面”。但是不足兩年，蘇寧開始“後勁不足”。單從引援來看，蘇寧冬窗轉費支出在2017年降到了1292萬歐元，在中超各俱樂部中排名第八位，2019年更低至234萬歐元，彼時廣州恆大的投入依然高達8143萬歐元。
早期“金元足球”高額的投入，為江蘇隊停運埋下伏筆。有報導稱，去年下半年，蘇寧就曾跟江蘇省足協表示無力負擔俱樂部，無錫、蘇州、南京的一些企業與蘇寧接觸，但都因蘇寧開價過高而沒有下文。2月24日，《足球報》報導稱，對於出售江蘇隊，蘇寧可能會官方宣布“0轉讓”，買家需要負責5億人民幣的債務，主要是上賽季的欠薪。
一面是俱樂部超高的支出，另一面是國內職業足球俱樂部普遍缺乏自身造血能力，使得投資方更容易放棄投資意願。在中超“限薪令”之前，有媒體統計，一個中超俱樂部每年至少投入5億元才能保級，中遊俱樂部的年投入也要七八億元，進入爭冠集團的球隊年投入則高至10億元到20億元。而業內普遍認為，一些企業投資俱樂部，更看重的是迎合地方領導人的喜好，或是謀取一些地方產業、土地政策，以平衡投入。
2月19日，蘇寧春節後開工的第一天，張近東在拜年講話中提到，“針對不在零售主賽道的，就要主動做減法、收縮戰線，該關的關，該砍的砍。要把有限的資源和精力集中在確定的、看得到價值的事情上”。10天后，缺乏造血能力的足球俱樂部，成了蘇寧砍下的第一刀。
就江蘇隊停運前後的考量，《中國新聞周刊》分別聯繫江蘇省體育局、江蘇省足協和蘇寧集團，江蘇省體育局以目前暫無進展為由回絕了採訪，蘇寧集團截至發稿尚未給出回應。
一位翻譯為江蘇隊效力了20年，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在江蘇隊歷史上碰到一些企業，例如邁特是一家很小的民營企業，最後無力支撐時，大家想的是怎麽把球隊延續下去。特別是去年疫情以來，企業碰到困難養不活球隊，我們都可以理解。如果他們（蘇寧）跟大家好好溝通，怎麽把球隊保留住，交給社會，我想所有人都會很感謝。畢竟他們也投入那麽多錢，拿過中超冠軍，給俱樂部作過很大的貢獻。”
不過，多位球隊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俱樂部宣布停止運營前後，張近東和王哲等領導從沒出面和俱樂部的隊員、員工進行溝通，“對大家沒有任何交代”。
欠薪維權“死胡同”
4月2日，《中國新聞周刊》在南京奧體中心附近見到隊醫老潘時，他即將啟程去江蘇的另一家足球俱樂部工作。早在2001年，老潘便加入原江蘇舜天俱樂部，工作20年間，他經歷了俱樂部的幾次易主，從未料想最後和江蘇隊不歡而散。
俱樂部停運時，承諾的2020年比賽獎金仍未發放。俱樂部跟老潘和其他工作人員談解約經濟補償時，提出按蘇寧接管俱樂部的年限，即5年來賠償。但是江蘇億誠律師事務所律師徐旭東表示，“江蘇隊這個部門是一直不變的，變化的只是股東和隊名，蘇寧的說法是想把員工的部分工作年限給抹去”。
3月10日，老潘和原江蘇隊共9名工作人員，包括隊醫、翻譯和隊務等，正式委託徐旭東向南京市玄武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對俱樂部拖欠的2020年全年獎金以及相關經濟補償等提起仲裁，總金額超過300萬元。
徐旭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仲裁階段，蘇寧方面至少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處理問題。截至發稿，俱樂部已經與5名工作人員簽訂了和解協議，給予離職經濟補償、補發工資補償和2021年全年的社會保險費補償，只是尚未到支付款項期限。不過和解協議並不涉及上年度比賽獎金，而且這幾位員工普遍工作年限較短，獎金不多。至於剩餘工作十多年甚至二十餘年的幾位老員工，雙方尚未達成共識。
近些年，因資方無力投資俱樂部，球員陷入討薪難、維權難的困境屢見不鮮。4月17日，2021賽季中超聯賽開賽在即，重慶兩江競技隊卻未按照中國足協要求於當天進駐廣州賽區。《足球報》報導，隊員們表示，希望進賽區前拿到去年全部欠薪，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才能安心比賽。
今年年初，社交媒體上一度出現球員“討薪潮”。2月份起，原中甲球隊內蒙古中優多名球員在微博上控訴，俱樂部拖欠8個月薪水，俱樂部高層挪用公款、攜公章跑路。在今年的三級聯賽準入名單中，內蒙古中優俱樂部無緣新賽季中甲。
年初，去年底剛衝甲成功的淄博蹴鞠隊，十多名球員也在微博上公開討薪。原球隊隊長張豐羽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俱樂部拖欠球員2018~2019年的薪資，總數超過1000萬元。此外，俱樂部領導和體育局領導承諾的衝乙、衝甲獎金，也沒有兌現，甚至他在2018年比賽骨折後手術住院的費用至今尚未報銷。原球隊主教練侯志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最艱難的時候，球員從2019年11月到2020年8月，長達9個月沒有收入。因為長期欠薪，2020年，球隊租借的有中超經驗的球員全部流失。有些球員無奈退役，甚至還有個別球員只能在外面開網約車和打工維持生活，還房貸。
4月下旬，侯志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淄博蹴鞠隊欠薪問題有了新進展。淄博市體育局召集各方開會，淄博蹴鞠足球俱樂部新投資方四川華坤集團表示，將用淄博市政府給球隊的扶持款，償還拖欠球隊的薪資。《足球報》曾報導，2021賽季淄博市相關部門承諾給俱樂部提供2000萬元扶持款。“拖欠了兩三年的欠款雖然遲到了很久，但對球員來說，也算可以拿回應得的收入。”侯志強表示。
去年退出的16家俱樂部中，11家是因為沒有按時發放工資獎金所以無法達到準入標準，沒有被足協通過進入職業聯賽的請求。其中，老牌球隊遼寧足球俱樂部解散，前遼足球員、教練向中國足協提交仲裁申請，足協以遼足俱樂部被取消注冊資格不在受理範圍為由，拒絕受理仲裁申請。
一位國內參與多年俱樂部管理工作的人士認為，目前不管是中國足協，還是職業聯盟，更多維護的是俱樂部的利益，真正為球員發聲的很少。球員沒有工會，大聯盟裡也沒有球員和教練的發言權，當出現欠薪時，球員很難維權。
按照規定，一般的競技體育糾紛多在體育組織的系統內部解決。國內職業足球球員、教練員與職業足球俱樂部之間因履行工作合約發生的糾紛，由中國足球協會仲裁委員會裁決。但在徐旭東看來，這其中存在明顯漏洞。現行的足協仲裁，作為單項運動的糾紛解決機構，缺乏上位法授權，權威明顯不夠，且裁判結果並無強製力保障。足協仲裁結果，尤其是佔其受理爭議一半的討薪仲裁，很多時候執行都面臨巨大困難，那些非民事訴訟執行手段的警告、罰款、甚至取消注冊資格的行業處罰，對於決意退出足球運動的俱樂部來說，毫無威懾力。徐旭東坦言，“可以這麽說，缺乏執行力的足協仲裁裁決，連法律收據都算不上，只能算是白紙一張。”
“與工作人員不同，江蘇足球俱樂部的球員特別是外籍球員天價欠薪，如果足協仲裁無所作為，且目前南京市的勞動仲裁和法院猶猶豫豫不表態是否受理，欠薪維權是否會陷入死胡同尚無法預測。”徐旭東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體育法》和《勞動法》對於調解球員欠薪糾紛，至今在立法和執法兩個層面尚未厘清爭議受理範圍，目前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缺乏保障的150個孩子
隨著俱樂部停運，江蘇青訓梯隊也隨之解散。盧程是原江蘇隊梯隊管理部主任，2013年他來到原國信舜天俱樂部，參與青訓梯隊工作。盧程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在蘇寧時代，江蘇隊組建了6個梯隊，從U15到U20，每個梯隊25人左右，共150名球員。
目前，梯隊全部解散，所有學生去俱樂部開具自由身證明，尋找新的出路。截至發稿，江蘇梯隊的一些主力球員已確定效力的球隊。2001年齡段的馬輔漁加盟滄州雄獅，齊雨熙選擇黑龍江FC，鄭雪健、謝志偉、鄒利、黃子豪等多位梯隊球員集體加入南京城市。
“他們是江蘇足球的備份力量，這一缺貨，我個人覺得，5~10年江蘇足球可能都緩不過來。”盧程說。和盧程的採訪約在南京奧體中心，以前梯隊每天下午在奧體中心的兩塊球場訓練。4月3日下午，兩塊球場大門緊鎖，還有一塊“蘇寧青訓”的牌子放置在球場角落。
在距離南京奧體中心不遠的南京雨花中學操場上，每天下午三四點，八九名南京籍U15、16梯隊的球員，跟雨花中學校園足球的球員一起訓練兩個小時。他們統一穿著原蘇寧梯隊深藍色的球衣，外面套著熒光藍的背心，在人群中能一眼辨別。有五六位家長等在操場外面，透過欄杆看著他們。
王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每天訓練的兩個小時是他一天中最開心的時候。他是原蘇寧U16梯隊的球員，司職後衛。2月20日原計劃開學，前一天教練在家長微信群臨時通知，假期延長，等俱樂部通知。直到4月初，他再也沒有回到學校上課。以前上課時，他6點半起床，現在睡到8點半。上午上1對1網課，下午到雨花中學訓練兩個小時，晚上在家玩遊戲，整個節奏遠不如在學校。班裡的一些外地孩子早早開了自由身證明，去上海、浙江、深圳等地試訓。過去一個月，王博哪兒也沒去，在家等待江蘇隊的最後消息。
3月22日，家長接到通知，U15、U16將組成江蘇省隊，備戰全運會，省裡讓孩子們在次日到江寧足球訓練基地報到。一些回了老家或者去外地試訓的孩子都趕了回來，王博記得，那次陸陸續續來了40多個隊員，在基地試訓了3天。但是，沒過多久，省裡通知組建江蘇省隊的計劃停止。
最後的希望破滅了。王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和其他兩個隊員將去浙江一家俱樂部梯隊試訓。他看上去壓力不大，即使試訓失敗，上海一家俱樂部早已給他拋了橄欖枝，他還有繼續踢球的選擇。但是並非所有孩子都如此幸運。盧程介紹，青訓隊伍的培養與一線隊不同，25個人中，實際成材率不高，最終能踢職業足球的人非常少，一個年齡段可能隻出四五個好苗子，這是職業足球的規律，更多的孩子會因為資質平庸遭到淘汰。
一定程度上，原有的青訓體系能為他們的未來提供一條出路——即使踢不了職業足球，在高中畢業時能考高校特長生上大學。如今這條路也被掐斷了。
一位U15的家長張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江蘇隊停運後，孩子曾主動提出去其他隊伍試訓，被他一口回絕。張喆依然記得，3年前，經過3輪選拔，孩子從幾十個球員中脫穎而出被選到U15梯隊，“那時有多驕傲，現在就有多後悔”。孩子喜歡足球，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的影響，“現在俱樂部停運，對孩子打擊也很大”。
梯隊解散後，上學是擺在孩子面前更現實的問題。國信舜天俱樂部時期，江蘇省國信集團、意大利帕爾瑪足球俱樂部、江蘇省體育局和南京外國語學校合作，形成獨特的青訓模式——南外負責提供教育，帕爾馬足校提供外教，俱樂部是運營方，體育局做好政策指導，此模式延續至今。
原來梯隊的孩子都在南京外國語學校河西分校讀書，這是一所私立學校，每學期學費是1.5萬元，不包括食宿。如今沒有俱樂部的支持，張喆和幾位家長明確表示沒有能力擔負學費。在緊缺的教育資源下，家長又難以把孩子的學籍轉到公立學校。今年U15的孩子都在讀初三，兩個月後就是中考。張喆現在每天在家給孩子補課，對孩子未來充滿迷茫。
“你要問這些孩子現在想不想踢球，肯定個個都想踢。但是我們作為家長，不可能再讓他冒險。我們孩子已經浪費了三年的上學時間，不能再浪費了。”張喆說。在他們看來，現在國內俱樂部發展青訓，一點保障都沒有，俱樂部一旦停運，只能由孩子和家長承擔全部後果。
盧程接觸過許多家長，他們願意把孩子送到職業俱樂部，普遍都經過複雜的心理鬥爭，需要很大勇氣——父母投入很多精力和財力，追隨孩子到各地比賽，同時也要認真呵護和培養孩子成為職業球員、為家鄉球隊踢球的夢想。
在盧程看來，江蘇隊停運，對足球未來發展的負面影響更為深遠，“蘇寧作為冠軍球隊都這樣，其他俱樂部會不會都這麽效仿？想玩就玩，不玩拉倒。以後還有誰敢把自己的孩子往足球方面培養”？
足球與城市的雙輸
3月23日，原定這天公布的三級聯賽準入名單再度延期，有江蘇球迷在南京新街口附近的一個戶外大螢幕，投放“江蘇不能沒有江蘇隊”的口號。隨後，揚州、常州、蘇州、無錫、徐州、泰州等城市接力，相繼在一些市中心螢幕上打出同樣的標語，表達球迷心聲。
江蘇隊確定退出聯賽後，劉鈺聯繫了不少球迷，眾籌在《揚子晚報》和《體壇周報》買下版面，致敬退役的“江蘇孩子”周雲。深藍色的版面正中心，周雲親吻著中超冠軍獎杯，下面附上“一人一城一隊”的標語。在《體壇周報》上，劉鈺和朋友還製作了另一張海報，密密麻麻寫滿了1994年江蘇隊職業化以來，歷任主教練、球員以及重要的工作人員的名字。
劉鈺曾認真考證球隊的歷史，27年來，球隊從無到有，狀態起起伏伏，最終成功衝超、奪得足協杯冠軍，又捧起中超冠軍獎杯，為江蘇足球奪得一顆星。作為球迷，她見證了本土球隊的低谷與榮耀，希望以這樣的方式，感謝每一個人為江蘇隊作出的貢獻，帶給球迷的記憶。
江蘇隊停擺，揭開了國內職業足球更深層次的困境——代表一個地方精神和文化的球隊命運，卻被一家企業左右。這並非個例。2020年，因注資公司宏運集團已經無意再投入，擁有67年歷史的老牌球隊遼寧足球隊，在中國足壇消失，遼足球迷失去精神寄托。今年入圍中超命懸一線的天津津門虎，一直被天津人看作是“天津足球的首席形象代言人”，一位天津球迷曾在《體壇周報》寫道，“對於泰達，天津球迷真笑過、真哭過，他是屬於一座城市永恆的溫暖記憶，屬於幾代球迷難以忘卻的記憶。”
一支球隊對地方及其本土球迷意味著什麽？“足球就是一種無形的力量，可以增加整個城市的凝聚力，從而推動城市發展”，侯志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職業球隊能夠有效提升城市的活力和知名度，同樣會培養大量的球迷，形成球迷文化，也能促進經濟發展。
侯志強曾經效力過山東魯能等多家球隊，從球員、青訓教練、中超助理教練到技術部主任，積累了球隊運營管理經驗。2017年底他決定“創業”，到淄博蹴鞠隊擔任主教練和總經理。三年多的時間，他在打造足球與城市粘性方面進行了許多嘗試。
疫情暴發前，每年國內聯賽結束後，侯志強便和同事去歐洲一些國家看球賽，學習各地成熟的球隊運營方式。在淄博蹴鞠隊，侯志強和同事也嘗試在球場開餐飲店，效果意外地好，直到比賽開始，買熱狗的隊伍還在排隊。為了吸引更多人，他們舉辦許多球迷活動，比如主場進一個球，抽一名球迷領取簽名球衣或者周邊產品。球員進球後，在球場播放十幾秒的音樂，帶動大家的情緒。“第一年比賽時場地只有二三百人，到2020年我們的上座率在中乙球隊中遙遙領先第二名，場均近7000人，最多的時候是16100人”。
去年，因投資人的財務問題，淄博蹴鞠隊交由淄博體育局託管，比賽全程零獎金，在侯志強的帶領下，球隊衝甲成功。比賽結束那天，侯志強暢想，球迷憋了一年多，今年如果中甲開放主場比賽，場均上座率肯定超過2萬人。但是幻想最終破滅。今年2月底，四川華昆與原投資方達成協議，成為俱樂部新投資方，對球隊進行託管。在此之前，侯志強突然被免去總經理及主教練職務。3月22日，14名有合約在身的球員也被俱樂部“拋棄”，相關工作人員在電話裡跟隊員說，“今年中甲聯賽不給你報名了,你自己找隊伍吧”。隨後，新投資方組建新球隊，在四川訓練。
侯志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此前他們在淄博積累3年的球迷基礎和文化，向球迷傳遞的榮辱與共球隊精神，也將會因此消失。新投資商幫助俱樂部活了下來，卻丟失了更多無形的資產，對球迷、球員和城市，可能都是一種傷害。
為了防止江蘇隊、遼寧隊的悲劇重演，最近一年，中國足協積極推進足球俱樂部股權結構多元化改革。但是《體壇周報》副總編輯馬德興認為，只是股權結構改革，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他認為，國內把俱樂部跟俱樂部公司兩個概念混為一談，導致了現在很尷尬的一個境地。中國的職業俱樂部是直接建立在“企業或公司”基礎之上，而歐美的職業俱樂部首先是建立在“社區”基礎之上，再建立公司去參加職業聯賽。兩種完全不同的過程、性質，決定了中外俱樂部截然不同的命運。在他看來，更合理的方式是，地方的俱樂部應該是向民政部門注冊的社團性質機構，下面可以再成立公司，把商務開發承包給這家公司。如果哪天經營不善，破產的是公司，俱樂部的主體永遠都在。
而對江蘇隊來說，蘇寧俱樂部宣布“不玩了”，整個江蘇足球都被打回原點。4月12日，冬季轉會窗口的最後一天，楊笑天壓哨完成注冊，正式加盟廣州城。他自稱很少把悲傷和痛苦掛在臉上，但離開南京去廣州前，他沒控制住，在機場哭了出來。這天晚上，他發了一條朋友圈：“8年時間……200多場比賽，我毫無保留為這支球隊拚盡了全部。我不是一位生於此的江蘇人，但是我同樣渴望被你們稱作一句‘江蘇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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