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專欄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安格斯·迪頓（201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任南加州大學首席經濟學教授，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及國際事務學院經濟及國際事務學教授，著有《大逃亡：健康，財富，以及不平等的根源》）
發自普林斯頓——在習慣性撒謊的川普政府管治下，每個人都有必要擔心美國官方統計數據的準確性。此外要擔心的東西還有很多，尤其是美國民主的命運。但是如果缺乏可靠的官方數據，就不會存在真正的問責——因此也不會有民主。
以川普政府針對美國貧困狀況的報告為例，美國人口普查局制定的基線值（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未受影響，但卻存在大量超出了常規黨派輪換的誤讀。
右翼評論員都喜歡引用羅納德·裡根1988年的發言，聲稱在林登·約翰遜於1964年發起的反貧困戰爭中“貧困最終獲勝”。這一發言常常被用來作為抨擊在約翰遜“偉大社會”改革下擴大的社會安全網的趁手武器，也是與官方貧困估算數據相對應的——其統計方法自1960年代以來一直未曾更新。
由於該方法忽略了稅收（包括所得稅抵免）以及類似食品券（現在被稱為補充營養援助計劃）這樣的項目，因此無論這些項目在減少扶貧需求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功都無法被計算在內。這個眾所周知的統計方法缺陷使得評論員們得以趁機將自身的偏見夾帶其中，正如裡根所做的那樣。
最近，川普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在其7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要求將工作需求與社會福利掛鉤，他們聲稱在美國的社會安全網保障下“反貧困戰爭”已經基本結束並取得了成功。而這一論點其實拋棄了衡量收入的傳統統計手段，轉而去計算消費。
作為一種福利統計手段，消費統計據信（但也只是據信）是優於收入統計的，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極端貧困者參與了這項存在40%不回復率的繁瑣和侵入性調查。更令人擔憂的是，對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近乎隨意的“修正”降低了貧困線，使得低於這一指標的人數有所減少。
或許官方CPI並未充分反映在商品和服務上的品質改進，但這一問題已經在學術上中得到了解決，尤其是美國國家科學院下屬一個反對機械修正的小組。但就這一問題展開辯論可與放棄官方CPI轉而選擇一項在政治上更有利的接近消除貧困指標可不是一回事。
而一起更為惡劣的數據操縱事件則涉及到聯合國極端貧困及人權問題特派員的一份報告。應美國政府的邀請，特派員菲利普·奧爾斯頓（Philip Alston）研究了美國的極端貧困問題，並於2018年6月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匯報了其調查結果。
這份記錄了美國部分地區驚人貧困狀況的報告讓人不忍卒讀，其中包括洛杉磯街頭的露天帳篷區，許多由於地方當局拒絕提供服務而汙穢橫流的聚居地，以及各地政府為籌集自身資金而針對窮人的大規模罰款和沒收行為。雖然約翰遜當年宣布對貧困發動戰爭，但美國部分地區現在顯然是在對窮人發動戰爭。
我們中的許多人認為，鑒於美國的社會安全網是如此不完善，極端貧困狀況應當比其他地區（尤其相對於各發達國家）更為普遍存在。鼓勵工作的福利改革對某些窮人來說是好事，但對最貧窮的那批人來說並非如此，導致窮人群體內部不斷擴大的不平等現象以及對那些赤貧者的傷害。
凱瑟琳·J·艾丁（Kathryn J． Edin）和盧克·謝弗（H． Luke Shaefer）以及馬修·達斯蒙（Matthew Desmond）的著作都詳細記述了美國底層生活的苦難，而謝弗和艾丁指出美國有數百萬兒童每天靠不到兩美元過活。在2018年1月《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我注意到世界銀行現在公布了包括富裕國家在內的全球貧困估算值，而這些數據顯示美國有530萬人的生活水準低於全球貧困線。
在我的論證中，富裕國家每人每天消費4美元的貧困標準與窮國所採用的2美元全球貧困線大致相當。因此美國的“全球貧困”人口要多於塞拉利昂或尼泊爾，而儘管平均收入差距超過三倍，但美國和中國的貧困人口比例卻相近。
但我上面引述的世界銀行計算數據卻遭得到了廣泛的譴責——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美國傳統基金會辯稱如果使用消費而不是收入來計算，那麽美國應當只有25萬全球貧困人口，卻不管那些出售子女的社會安全號碼換錢，或者不顧孩子安危只為找到一個棲身之處的父母是否有時間參與消費調查。與此同時，許多左派人士拒絕相信在美國有人會像非洲或亞洲那些赤貧者一樣貧窮。在右派希望減少國內轉移支付之時，左派卻希望增加國外援助。
然後事情就開始變得有點超現實了。奧爾斯頓的報告引起了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尼基·哈利（Nikki Haley）的憤怒譴責，後者聲稱“由聯合國去審視美國的貧困問題顯然是荒謬的”，而美國官方的回應則表示阿爾斯通的數據是錯誤的。但阿爾斯通使用的數據——也就是回應中所謂的“特派員所引用的誇大不實數據”——其實全部來自美國人口普查局。然後回應心滿意得地引用了美國傳統基金會的計算，而該計算正是基於本人每天4美元的貧困線設定。
然後——或許只是巧合——川普政府讓美國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哈利也因此沒有出席該報告的說明會。她（跟經濟顧問委員會一樣）指出川普政府知道如何解決深度貧困問題，那就是強迫人們去工作。
這個做法可能對也可能不對，但貶低人口普查局的估算數據而去選擇傳統基金會的有利數據（有證據表明一些機構官員對此表示反對）或任意篡改消費者價格指數，然後將替代數字凌駕於官方統計數據之上的做法顯然是太過不擇手段了。川普政府已經在2018年表現出了死不認錯的嘴臉，無論是對極端貧困還是瑪麗亞颶風橫掃波多黎各後不合情理的死亡人數，因此也沒有理由相信在未來一年中對真相的進一步歪曲以及這類行為所隱含的民主威脅將不會出現。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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