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絕中流是此橋——馮友蘭在1919

以取得博士學位，從事專業學術研究為留學的主要目的，是留美學生與此前的留日學生的一大區別。不過在當時，類似馮友蘭具有“想要得個博士”的想法的留美學生，其實並不佔據主流。

在馮友蘭的個體生命史中，1919年或許可謂一個空檔期。此前一年，他結束了自己在北京大學哲學門為期三年的學習，6月畢業以後，返回開封，從9月起出任河南第一工業學校的語文與修身教員；之後一年，他正式入讀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於1923年完成博士論文《天人損益論》之後，畢業歸國，受聘中州大學教授及哲學系主任。對於日後成為著名哲學家與哲學史家的馮友蘭而言，1915至1918年間的北大經歷與1920到1923年間的哥大時光作為其學術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備受時人與後世的研究者關注。而夾在兩者之間的1919年，當然也就通常僅被視作其前一階段的延伸或者為後一時期所做的準備罷了。儘管晚年在自傳《三松堂自序》中反覆強調“我也是五四運動時代的人”，但由於在運動現場的“缺席”，再加之該年未有顯赫行跡進入既往對於“五四”的歷史敘述的視野，所以一般來說，馮友蘭幾乎不被作為一位“五四人物”加以看待。甚至單在學術史上，1919年的馮友蘭似乎也沒有什麽非講不可的故事。

可是不應忽略的是，正是在1919年，馮友蘭邁出了其學術生涯中的關鍵一步，即在5月與6月先後通過了河南省教育廳與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兩輪選派留美學生考試，取得赴美資格，並且在9月前往上海等候啟程，12月順利抵達紐約。這一系列舉動看似與“五四”並無直接關聯，其實卻不然。而馮友蘭在1919年的故事還遠不止此。赴美以前，他在開封一面任教，另一方面還投注心力編輯了《心聲》雜誌，“在當時的河南，這是惟一的宣傳新文化的刊物了”（《三松堂自序》）。在自述與年譜中並不 “熱鬧”的1919年（《三松堂自序》與蔡仲德的《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對於1919年事項的著錄都十分簡略，並且存在一定程度的錯訛），在馮友蘭的生命史中其實大有“門道”存焉。

1918年6月，馮友蘭（二排左四）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門。畢業時與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哲學門教授馬敘倫、梁漱溟等人合影

- 《心聲》與“五四” -

關於1918年6月從北大畢業返回開封之後的經歷，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有一段回憶——

我在北大畢業以後，回到開封，在一個中等專科學校教國文和修身。有幾個朋友商議，也要在河南宣傳新文化，響應五四運動。我們大約有十幾個人，每人每月出五塊錢，出了一個月刊，叫《心聲》。我當時擔任功課比較少，就叫我當編輯。我寫了一篇發刊詞，其中說：今更以簡單之語，聲明本雜誌之宗旨及體例曰：

本雜誌之宗旨，在輸入外界之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

這個刊物的內容很平庸，但在當時的河南，這是惟一的宣傳新文化的刊物了。

馮友蘭在此提示了編輯《心聲》雜誌是他在開封時期的重要工作之一。不過與晚年認為“這個刊物的內容很平庸”不同的是，在1924年8月為出版《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一書撰寫的篇幅不長的英文簡歷中，他卻特別交代自己畢業以後，“旋回開封，編輯《心聲》雙月刊，評論各種當代問題”。也就是說，此時的馮友蘭不但十分看重自己的此項履歷，而且還專門提及其內容。人在不同階段對於同一對象可能持有相異的看法，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無論是時隔數年，還是相去數十年，馮友蘭都不忘指出編輯《心聲》的意義，這自然值得注意。

馮友蘭在1979年4月寫給《五四運動在河南》一書編者龐守信與林浣芬的信中曾經表示，《心聲》“雜誌社於一九一八年暑假籌備，於暑假後開學時出創刊號，初為周刊，一九一九年改為月刊，每期發行一千份左右，延續到一九一九年暑假前後停刊，共出多少期，記不清楚了”。不少研究者對於《心聲》的了解，都是根據此信以及《三松堂自序》中的相關回憶。當事人的敘述當然是難得的一手文獻，但在征引時，也不可盡信。例如，馮友蘭在此信中提到的《心聲》“初為周刊”的說法就不甚準確，還是他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的英文簡歷中所說的“雙月刊”更為接近實際。儘管《心聲》從未明定為“雙月刊”，但其事實上的出版周期卻庶幾近之。

《心聲》創刊於1918年下半年，具體時間應在馮友蘭入職河南第一工業學校的9月，起初為雙周刊，至1920年1月出滿十期以後，編為第一卷，此後出版的各期標為第二卷，同時改為月刊；雜誌在第一卷中就屢有脫期與合刊現象，儘管名為雙周刊，但實際的出版周期大致介於月刊與雙月刊之間，第二卷亦不知終於何時，目前所見最後一期為第二卷第七期。第一卷第一期中，除去《發刊詞》，馮友蘭還發表有《新學生與舊學生》一文。此文可以視為對於《發刊詞》基本精神的補充。

關於《心聲》雜誌，另需專論。這裡隻說其與“五四”有關的故事。五四運動爆發之後，消息傳到河南。1919年5月9日，開封女子師范學校首先舉行女界國恥大會。12日，開封政法專門學校發起召開省會各校學生聯合大會的倡議。13日，聯合大會舉行，到會者包括河南第一師范學校、河南第二師范學校、河南第一中學與河南留美預備學校的學生代表一千餘人。大會決議發表通電，同時籌備召開河南國民大會，動員河南各界參加愛國運動。18日，國民大會在河南第一師范學校舉行。此後，運動在河南被推向了多個社會階層。而在這一過程中，最先做出反應的知識群體正是《心聲》同人。

1919年5月7日，《心聲》雜誌社在《新中州報》上發表了《告各界書》，明確提出“學業為學生第一生命，犧牲學業為青年一種最苦的事情”，主張——

怎麽樣才能救國，只有真正知識。怎麽樣求真正知識？趕緊砥礪學業。諸君的真知識就是國家的真精神。諸君曠廢學業一日，國家暗地即受一部分的損失。

這一《告各界書》很有可能出自馮友蘭的手筆，即便不是，至少也得到了他的首肯。其中可見，他一方面承繼了蔡元培與胡適等人的立場，認為學生“救國”首在“學業”；另一方面，他又對學生們的愛國情懷感同身受——1918年5月，他從北大畢業之前，也曾經因為反對北洋政府與日本締結軍事合約，與其他北大同學一道，前往總統府請願。1919年8月28日，《心聲日報》終刊。此一時間終刊源自馮友蘭此時已在打點行裝，準備赴美留學。最後一期上，馮友蘭撰文，肯定了在五四期間催生的河南國民大會召開以來取得的成就，不過，他對於社會各界將變革的希望完全寄托乃至“依賴”在學生群體的身上表示不以為然。當然，他也力陳通過教育與學術建設推進新文化運動，特別是學生群體的自我提升的必要性與重要性。這些都可被視為他在過去五個月間觀察與思考的結果。對於北京以外的全國絕大多數的“地方”而言，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流播基本都存在明顯的時差。從《告各界書》到《心聲日報》，可見《心聲》同人希望能夠對於兩者分別做出回應的努力。《心聲日報》停刊以後，《心聲》還繼續出版。馮友蘭的這一思路在後續的雜誌中得到了更為充分的貫徹與彰顯。

- “遊學”還是“留學” -

在馮友蘭初到大洋彼岸的1920年1月，《心聲》第二卷第一期問世。該期的《本社改組宣言》除去宣布雜誌由雙周刊改為月刊之外，還進一步表示——

同人在本月刊上，很想有點特別盡力的地方。第一件就是很想多介紹一點科學的方法論；第二件就是很想把歐洲文學、科學、哲學的略史，多介紹一點，使我國人見一學者，就知道他在這個時代的價值。

如果說《心聲》第一卷尚不能稱為“純粹學術刊物”的話，那麽第二卷的自我定位則已經十分自覺了。這一雜誌性質的更趨明朗，無疑可以看作是馮友蘭對於“後五四”時期應當如何推進新文化運動的一種判斷。

同樣是在《心聲》第二卷第一期上，馮友蘭發表了兩首新詩——《留別同社諸君》與《中秋別內子將往美洲》。二者分別是他與同人和親人的道別之作。因為在該期雜誌出版的此前一月，即1919年12月，他已經抵達紐約，等候入讀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而在此前後出國深造的，還有在五四運動中大顯身手的他的北大學弟傅斯年與羅家倫等人。

赴美之後的馮友蘭依舊關注河南各界的動向。1920年3月，他在日記中寫道：“見開封第二中學學生所出《青年》半月刊，有問候《心聲》之言，《心聲》大概關門矣。”馮友蘭提到的《青年》，是由青年學會於1920年1月創辦的一份學生雜誌。青年學會成立於1919年底，主要成員是開封第二中學的部分進步學生，包括曹靖華、汪滌源、蔣俠生、宋若瑜、潘保安、王沛然、王錫讚、葉禹勤、蔣鑒章、汪昆源、關畏滑與張勵等十二人。曹靖華日後成為著名作家與翻譯家，蔣俠生即蔣光慈，也是著名作家，兩人都以在左翼文藝運動中的卓越成就而著稱。《青年》共計出版七期，1920年5月以後由於經濟原因停刊。而青年學會同人也在同年暑假之後陸續畢業離校，不少選擇了直接投身革命浪潮。他們的人生軌跡，象徵了“後五四”時期更為年輕的一代河南知識分子的道路。此後，《心聲》再也沒有出現在馮友蘭的日記中。但他心儀的志業，卻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中悄然開啟。

1912年，當時正在康奈爾大學留學的胡適寫作了《非留學篇》一文，提出根據他的觀察，中國“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動力，多出於東洋留學生，而西洋留學生寂然無聞焉”。的確，自晚清興起留學風尚以來，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東洋留學生”在整個留學生群體中都蔚為大觀，而且就變革中國的貢獻而言，也遠超“西洋留學生”。直到1915年由於中日之間“二十一條”事件的發生，留東風氣才逐漸降溫。“恰於此時發生的新文化運動，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折。五四後的十年，思想界一個明顯的趨勢是留英美學生的優勢日顯，逐漸取代過去留日學生的地位；而在高等教育領域，留美學生更漸成主流。”（參見羅志田的《學無常師：近代中國的留學生》一文）胡適1917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歸國，執教北大，自然也就把美國學術思想的動態帶到了課堂與校園，從而影響了一批學生。而馮友蘭正是受其感召的一位。

在1918年畢業之際，馮友蘭即計劃赴美留學，但由於河南當年選派的留美學生限定為理工科專業，所以他只好與機會失之交臂。倒是當時在北大工科地質門就讀的其弟馮景蘭一舉高中，並且於同年赴美。次年，河南留美學生出現缺額，候補專業被確定為哲學。馮友蘭順利通過了初試與複試，取得資格。他到北京參加複試時，曾經就擇校問題前去征求胡適的意見。根據他在《四十年的回顧》中的說法，“我找胡適，問美國哲學界的情況，學哲學上哪個大學比較好。他說，美國的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都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學是舊的，哥倫比亞的哲學是新的，他本人就是在哥倫比亞學的新哲學”。於是，馮友蘭聽從胡適的建議，申請了哥倫比亞大學。期間，他還訪問了傅斯年與羅家倫等人。傅斯年邀請馮友蘭與他一道前往英國，但馮友蘭沒有答應。而羅家倫選擇了申請普林斯頓大學，所以1920年他與馮友蘭又在美國重逢。

羅家倫是當時所謂新“五大臣”中的一員（即五四過後，北大選派了五位參加過五四運動的學生赴美留學）。因為留學期間，“羅家倫一有空就到紐約來”，與馮友蘭過從甚密，所以馮友蘭也就有機會對於新“五大臣”多有了解。再結合自身的觀察與感受，他發現——

我們這些北京大學畢業的和其他經過五四運動的人，同當時別的中國留學生顯然有些不同。不同的是，對於中國的東西知道得比較多一點，對於中國政治和世界局勢比較關心。缺點是英文比較差，社交比較差，穿戴比較隨便。在當時的中國留學生中，顯然有兩大派。一派就是像方才說的那些人，這一派以北京大學畢業的人為典型。還有一大派，不僅專業學得好，英語也流利，社交活躍，衣冠整齊，但對於中國的東西知道得比較少，對於政治不大感興趣。這一派以清華畢業的人為典型。

不過馮友蘭言說的重心大概並不在於比較兩校學生的優劣，而是旨在強調他們相對於接受過系統“留美預備”訓練的清華學生，“對於中國的東西知道得比較多一點，對於中國政治和世界局勢比較關心”。而這便說到他對於為何“留學”與“留學”何為的理解。

《三松堂自序》中有一處關鍵論述。馮友蘭在回憶“在中國留學生中，大部分還是好好學習的，但是對於學位的態度很不同”之後，緊接著說道：“我是想要得個博士。”此語看起來平淡無奇，但試問彼時的中國，“博士”何在？而他的“想要得個博士”的觀念又是從何而來？在馮友蘭赴美留學之前，他能夠接觸到的“博士”大概只有胡適。儘管關於“胡適的學位問題”歷來聚訟紛紜，但“胡博士”的說法及其象徵意義在當時無疑已是不脛而走。馮友蘭“想要得個博士”，說明在他看來，取得博士學位是從事專業學術研究的重要資格。這是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國人不曾具備的觀念。新文化運動中，蔡元培在北大推行的諸項改革，特別是師資選擇、課程設置與各科研究所的創立，不僅從制度層面上保證了對於學生進行專業的學術訓練成為了學校教學活動的核心，而且也在潛移默化中形塑了學生的學術意識。馮友蘭對於“博士”的態度即是一例。而包括馮友蘭在內的部分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北大畢業生也正是現代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專業化/職業化學者。

以取得博士學位，從事專業學術研究為留學的主要目的，是留美學生與此前的留日學生的一大區別。根據統計，在1909至1929年間，至少有110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高校取得博士學位，而留日與留歐學生在這一方面的表現，則要略差一些。有研究者發現，科舉停置固然構成了部分中國留美學生轉向追求成為專業學者的大的背景之一，但不應忽略的因素還有他們“在美國受到正在興起 的 ‘專 業 主 義 ’（professionalism）文化的影響”（參見葉維麗的《為中國尋找現代之路：中國留學生在美國（1900—1927）》）。如果說馮友蘭在赴美之前主要是通過以胡適為參照確立了對於“專業學者”的身份想象的話，那麽留學期間受到的“專業主義”潮流的影響，則更加堅定了他以專業研究為志業的人生道路選擇，並且將這一選擇首先落實在了“想要得個博士”上。

在1854到1953年的一百年間，授予中國留學生博士學位最多的美國高校正是馮友蘭就讀的哥倫比亞大學。不過在當時，類似馮友蘭具有“想要得個博士”的想法的留美學生，其實並不佔據主流。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回憶，“有些人不要學位，隨便選課。有些人認為，只要個碩士學位就夠了。”後者是實用主義的態度，而前者則是以中國傳統的“遊學”觀念看待現代意義上的“留學”行為的。在現代中國，最為知名的遊學者/留學生無疑是陳寅恪。從1902年開始，他先後到日本、德國、挪威、瑞士、法國、英國與美國等多個國家的數所大學遊學，其中在德國與美國的時間尤長。如汪榮祖所說，“留學多年，未曾獵取任何學位，完完全全為讀書而讀書”。在這時候，馮友蘭式的既“求學問”，也追求“受學位”，才是一種新鮮現象。而在這一現象背後，還有更多意味值得探尋。

馮友蘭在留美期間，除去個人學業，還十分關注留學生制度的建設。啟程赴美之前，他便撰有一則《隨感錄》，後來發表在《心聲》第二卷第一期上，指出中國非但人才匱乏，而且社會“也沒有把適當的人，用在適當的地位”。在各類人才中，留學生自是最負眾望的一類。1920年，初入哥大的他先後撰寫了《哥倫比亞大學河南留學生紀事》與《對於河南選派留學辦法之意見》兩篇文章，發表在《河南留美學生年報》上。前文介紹了哥大的河南留學生的情況，後文則集中表達了他的思考。馮友蘭在後文中提出，“依我在美九個月所得的經驗”，對於河南選派留學生的方法，“不能不是個否定的”。在他看來，“對於現行辦法的具體糾正”應當包括“不限科目”、“不限國別”、“提高所送學生的程度”與“預備回國學生的用途”四項。對於三、四兩項，他尤有心得。例如——

我今年暑假，因為到西方來遊玩，在克拉多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Colorado）上了一個夏課；覺得他那教席的程度，及學校的設備，較之國立北京大學，只有不及，很少過的地方。就是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除了有幾個著名教授，在畢業院中，較為出色一點外，其余教席，也不過看著學生讀教科書而已。那麽，要在中國大學上一二年，或畢業，出來就上那大學的三四年級或大學院，豈不比那最經濟的更經濟麽？況且學生多在中國幾年，對於中國情形，更熟一點，心裡問題，更多一點；到外國後，學問長進的必然更快了。

此時的馮友蘭還稱不上是教育家，但他基於自己的經驗提出的意見卻無疑十分中肯，不僅合乎人才成長的教育規律，而且也考慮到了中國的國情，同時更出自他對於中國留學生的期待。他在文中雖然也談到經濟層面的考量，可其重點顯然在於主張留學生到了適當年級/年紀再選派出國，可以 “對於中國情形，更數一點，心裡問題，更多一點”。可見，馮友蘭對於留學是具有高度自覺的認識的。他不僅將之作為個人的人生志業選擇，同時也將其視作變革中國的重要途徑。而他本人當然也以其選擇的專業研究的方式參與了變革事業。

- “我的哲學活動的開始” -

1920年1月22日，馮友蘭與同學張奚若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報到。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毫無困難。入學處一聞系北京大學，即時允許。”31日，他與同學楊振聲正式在哥大辦理了注冊手續。馮友蘭說：“離家將半年，到今始能入學，可歎！”所謂“離家將半年”，是從其1919年9月由開封至上海算起的。但令人好奇的是，既然入學過程“毫無困難”，馮友蘭又因何“可歎”？

在《三松堂自序》中，馮友蘭總結了自己在北大求學三年的收獲：“這三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我開始知道，在八股文、試帖詩和策論之外，還有真正的學問，這就像是進入了一個新的天地。在第二階段，我開始知道，於那個新天地之外，還有一個更新的天地。”其中，“新的天地”指中國古典學術的堂奧，而“更新的天地”，則是指西方現代學術的門徑。這兩重“天地”的分界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生。置身於這一歷史進程，馮友蘭不但多受熏陶，而且也多有思考。在他看來，“這兩個天地是有矛盾的，這是兩種文化的矛盾。這個矛盾貫穿於中國歷史的近代和現代。當時的一部分人，不承認這是古今、新舊的矛盾，而認為是東西、中外的矛盾。東西文化不同，因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們的根本思想，就是它們的‘哲學’”。是故，對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比較研究便開始進入他的視野。不過他在北大並未獲得對於這一問題的圓滿解答。他認為，“當時百家爭鳴，多是矛盾的體現，對於矛盾的廣泛解釋和評論，還是比較少的”。自此，馮友蘭畢生的哲學與哲學史研究都追求在“解釋和評論”的層面上做出貢獻，而不僅是“體現”議題。日後，他將自己的學術理路與關懷概括為“釋古”，其最初的問題意識或許就可以追溯至此。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這一議題的思考，正是其赴美留學的主要動力——

從1919年，我考上了公費留學，於同年冬到美國，次年初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當研究生。我是帶著這個問題去的，也可以說是帶著中國的實際去的。當時我想，現在有了一個繼續學哲學的機會，要著重從哲學上解答這個問題。這就是我的哲學活動的開始。

也就是說，在馮友蘭看來，當時“中國的實際”即是“兩種文化的矛盾”。無論怎樣界定這一“矛盾”的具體內容——“古今”、“新舊”還是“東西”、“中外”，矛盾都是客觀存在，並且為學界，甚至一般人都必須直面與正視的。馮友蘭選擇申請攻讀哲學博士學問，為的便是從哲學的高度對於這一矛盾做出解釋和評論。而這正是他把對於“中國的實際”的關注落實到哲學與哲學史研究中去的一種努力。由此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何在日記中寫下“可歎”——他實在是迫不及待希望開啟自己的博士生涯了，因為他的關切實在茲事體大。

1919年的馮友蘭，前有在開封參與五四運動的經歷，後有在紐約追索學術志業的蹤跡，即便總體而言，該年只是他生命歷程中的過渡時期，但同時卻也不啻為一個“關鍵時刻”，更何況他自己還將之賦予了重要的坐標意義——“這是我的哲學活動的開始”。

1919年是現代中國歷史上波瀾壯闊的一年，馮友蘭將自己的“哲學活動的開始”定位在該年，這便自然建構起了他的學思歷程與大的歷史進程之間的有機關聯。

▲正是在1919年，馮友蘭邁出了其學術生涯中的關鍵一步，通過留美學生考試，取得赴美資格，12月順利抵達紐約。

有研究者從馮友蘭與傅斯年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勢位”不同入手，提出馮友蘭雖然不像傅斯年因為在五四運動中頭角崢嶸而很快為世所知，但“壞事也往往可以變成好事”，因為“少了一頂反傳統英雄的桂冠，反而讓馮友蘭不必像傅斯年等那樣，在反傳統的道路上馳騁追逐一往而不知返”。更進一步來說，“馮友蘭日後能既繼承了五四，也批判了五四，因而也超越了五四，使自己從全盤否定中國文化的五四反傳統主義者的立場，一變為‘闡舊邦以輔新命’的新儒家立場，也使自己從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一變為保守的民族主義者，這和他‘不幸’而未能在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是有著密切的關係的”，亦即“如果從這一角度看，他的‘不幸’，又反而是他的幸運了”（參見翟志成的《馮友蘭學思生命前傳（1895—1949）》）。“激進的民族主義者”與“保守的民族主義者”的分辨富有洞見，可由於研究者過於鮮明的個人立場，所以為了突出馮友蘭獨到的認識價值，不免將作為參照的傅斯年甚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本身都做了過分抽象與單面的描述。而事實上，在馮友蘭身上可能並不存在如此涇渭分明的“轉向”。

馮友蘭是不折不扣的“五四人”，是新文化運動的洪流——特別是蔡元培的改革與胡適的影響——把他引向與帶入了此後的歷史進程，所以在分享“五四新文化”的主流價值與基本觀念方面，他與同代的傅斯年等人並無根本不同，這點在他對於“中國的實際”問題的理解上即可見一斑；但另一方面，因為他確實是一個現場的“缺席”者，倒是提供了“五四新文化”在現代中國展開時的另外一種“在場”經驗。概而言之，馮友蘭不僅從來未嘗“全盤否定中國文化”，更從來沒有作為“新文化”對立的一方。他是“新儒家”，但同樣也是“新青年”。對此，我曾經寫道：“在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新青年’這一稱謂相對穩定地與‘五四’一代聯繫在一起。這是因為‘有獨立歷史品格的“代”的形成，不完全依賴生理的年齡組合以及生物的自然演進，更注重知識結構與表演舞台’。（陳平原語）而‘青年’與‘時代’正是在‘五四’一代的代際經驗中最為自洽與自足地融為一體。相反對於‘新儒家’這一符號的爭奪，則迄今尚未停息。以馮友蘭的個案觀之，‘新儒家’可以是一種思想方案，也可以是一種文化立場，還可以是一種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激蕩的情懷。但是，要在這一稱謂的指涉之下觸及真正的文化與時代命題，則必須與‘新青年’的身份合二為一。”馮友蘭將自己的“哲學活動的開始”定位在1919年，恰是提示我們必須重新打量既有的討論其學思歷程與“五四新文化”的方式，從而生成一種更為整全與通透的歷史感覺與理論意識。

* * *

1919年初，馮友蘭作過一首題為《一九一九年夜過黃河鐵橋》的舊詩。詩曰：“夜過黃河風怒號，煙波暗淡月輪高。挾沙走石來千里，橫絕中流是此橋。”此詩仿佛即是馮友蘭個人的精神寫照。這一年的中國與世界，亦是“怒風高月”與“沙挾石走”，在某種確定的願景中展開了充滿不確定的未來。而馮友蘭便是在歷史浪潮中穿行之人。這一年，他既在歷史事件的核心現場以外，又置身漣漪之中；既悄然向著個人的志業目標前行，也將自己學術生涯的選擇同歷史進程緊密地關聯在了一起。所謂“橫絕中流是此橋”，馮友蘭的“橋”便是他在1919這一年的經歷、追求、觀察與思考。

專題（2019.3.29）| 橫絕中流是此橋——馮友蘭在1919

李浴洋 作者部門：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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