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火器技術能夠得到發展，這是與火器在實戰中的應用indivisible的，應該說戰爭是推動火器技術得以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自太祖朱元璋與群雄競逐國家統治權之時，火器己被運用於這場戰爭，洪武二年，明與陳友諒戰於撫州，時明將鄧愈以火銑擊退敵軍。此後，明在平定西南邊境之時，兩次討伐百夷思倫發，皆以火銑、神機箭攻破敵軍象陣。
可以說火器在元末農民起義中，及明太祖平定邊境叛亂以鞏固新生政權的戰爭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茅元儀曰:“本朝之得天下也，藉於火為多。”而戰爭也推動了軍事裝備的變革，明初的戰爭使得火器成為明軍的必備武器。洪武十三年，“罷軍需庫，置軍器局，專典應用軍器。凡軍一百戶，銑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槍四十。”那麽按此推算，百戶中就有十戶操習火器，佔兵器配備中的百分之十。而洪武二十六年，又定戰船軍器配備數額，“海運隨船軍器，每船黑漆二意角弓二十張、弦四十條、黑漆砒子箭二千枝、手銑筒一十六個、擺錫鐵甲二十、碗口筒四個、箭二百枝、火槍二十條、火攻箭二十枝、火義二十把、茨葵炮一十個、銑馬一千個、神機二十枝。”
從中可看出在水戰中，火器也佔兵器很大比重。在邊防，“各邊自洪武間置神銑、神機箭、火槍等件。”“大同、宣府衛所城池，洪武中原置大小將軍、破落戶、手把銑、火槍、火炮等器，甚為周備。”這都說明太祖時期明軍火器配備己遠超於前代，而達到了一定規模。明成祖時期，“平交趾，得神機槍炮法，特置神機營肄習。”神機營的創立是明朝一次重要的軍隊編制變革，這使得明朝有了第一支火器部隊，它是為使火器應用能夠達到專業化的水準而創立的，其效果很明顯。
在明成祖五征漠北的戰役中，神機營立下汗馬功勞。而且從交趾習得的火器技術，也使明朝原有火器技術得以改進。儘管在永樂後期開始，由於統治者認識到火器的重要性，使得火器漸漸被作為國之秘器，火器配備數量在這段時期並未大幅度增長，但數量依舊可觀。正統十一年，“給沿邊火器，大同、甘肅手把銅銑五百、碗口銅炮四百，宣府銑五百、炮二百，密雲銑三百、炮一百，遼東炮四百，寧夏炮一百，獨石炮四百”。此外，為適應火器的應用，相應的戰略戰術、國防設施也都在發生變化。
而到正德、嘉靖年間，隨著西洋火器的傳入，南樓北虜的邊患，火器發展迎來了一個重要時期。在這一時期，創製新型火器，改良舊有火器，仿鑄西洋火器己形成一股風氣，這也使得火器不論是品種，亦或是數量都在增多。而火器製造技術，火藥配伍理論也明顯提高。“火器有陸用、水用、戰用、守用、伏用之不同。火製有飛火、烈火、法火、毒火、神火之各異。”
在這一時期，介紹火器與火攻戰略的著作也逐漸增多，火器己不再是國家秘器，至少在明朝的統治階層和邊關將士中對火器技術與應用都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其中尤以戚繼光最為典型，在戚繼光所著的《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練兵實紀•練兵雜集》中，不僅能夠看出戚繼光的統兵思想，對明代中後期火器應用、配備、戰略思想狀況也能夠予以窺視。從軍隊的火器配備來看，以戚家軍為例，其步兵營有官兵共2699人，其中銑手1080人，配備有鳥銑1080，火箭6480支；馬營有官兵共2988人，配備虎蹲炮60位，鳥銑432門，快槍432杆，火箭12920支；車營有官兵3109人，配備佛郎機265架，子銑3304，鳥銑512門，火箭15360支；輻重營有官兵共1660人，配備佛郎機160架，鳥銑640門；水兵營，每營有福船4艘、海滄船2艘，蒼山船4艘，共有官兵510人。
隨船火器十艘共計有大發煊4門作為艦首炮，其他的有大佛郎機40座，碗口銑30個，火磚580塊，噴筒500個，火炮100個，火箭2000枝，煙罐800個。從這些數據可知，戚家軍的火器使用率已經佔有很大比重，有的營隊火器甚至佔到全營兵器的近50%，這體現了戚繼光重視火器的應用，用火器來提升軍隊的戰鬥力，以對軍隊編制進行改革。此外，戚繼光還將火器運用到其創製的陣法之中，如鴛鴦陣，將火器與冷兵器相結合使用，以增強陣法的威力，有效殲滅敵人。
可以說明朝此時在內外戰爭中，是以西洋火器佛郎機、鳥銑與中國傳統火器相間使用為特徵，這也促進了明代火器技術快速發展，並成為明代使用、製造火器的最為活躍的時期。
參考資料
【1】明史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