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導演石井裕也：我對這個國家又愛又恨，最愛也最恨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77期

文 | 本刊記者 張明萌 實習記者 薛秦騫

編輯 | 楊靜茹

全文約5318字，細讀大約需要12分鐘

石井裕也（Y ya Ishii）　1983年出生於日本琦玉縣，日本導演、編劇、製作人。2005年，執導個人第一部長片《日本曝光》，開啟了導演生涯。2008年，石井裕也獲得首屆“紀念楊德昌”亞洲新秀大獎。2013年，憑借劇情片《編舟記》獲得第37屆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導演。2018年，憑借影片《夜空總有最大密度的藍色》 獲得第12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導演。他的作品習慣在日常生活中聚焦奇特乖謬的景象，有強烈豐富的聲色效果

在東京拍完《夜空總有最大密度的藍色》之後，導演石井裕也終於接納了這座城市。他在埼玉長大，從大阪藝術大學畢業，憑借畢業作品《日本曝光》進入日本導演界。埼玉車馬人都慢，大阪也非一線大都市，習慣慢生活的石井裕對東京一度反感。此前他的一系列作品多集中在鄉間生活，這部影片第一次將鏡頭對準了都市生活與年輕人的困境。

“現在日本的大都市存在著嚴重的傷痕，人們生活其中。東京的人們好像喪失了用語言表達他們的不安、不滿狀態的能力。語言化為字詞，很難適當地表達出來。”

《夜空總有最大密度的藍色》本是最果夕日的一部詩歌集，製片人提出改編成電影。石井裕也在原作的基礎上，講述了護士美香和打工者慎二的故事。美香白天是護士，晚上當小姐。因為過去的經歷，她只想看到半邊世界。慎二左眼失明，在生理意義上，只能看到一半的世界。單調的生活場景中，兩人一再相遇。他們面臨困苦，步伐沉重，扶持前進，彼此慰藉。

兩個角色是原著中的既有人物，打工者是勞動的縮影，日複一日重複勞動，“是一種無奈的勞動象徵。”護士與死亡的意象有深厚關聯，在影片中也使用了諸多與死亡相關的文字，“死亡與活著，事實上只是一體兩面而已。”

“半邊世界”是勾連兩個主角的關鍵詞，為呈現這樣的世界，石井裕也將表現男主角的部分鏡頭遮住一半，除去表達視障外，他認為，“對於社會上相對底層的角色來說，社會的全貌沒有辦法被看見，人生中很多事情無法被理解，世界上很多東西沒有足夠的資本沒辦法被看到。”

在石井看來，故事中的人物都是城市的普通年輕人，他們的生存壓力與日本社會的現狀緊密聯繫。“3·11”地震已經過去好幾年，但他並沒有感覺到日本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地震、海嘯、核災、老齡化、生育率低等各種自然和社會問題給活著的人帶來痛苦和煎熬，生命的存在漸漸失去了意義與價值，年輕人被城市異化成搬磚和奉酒的工具。

只在一些零散的鏡頭中，石井表達了希望。他拍了摩天大樓的高空障礙燈、水坑和玻璃中反射出的城市景色，還拍了一個在街頭拚命唱歌的女孩，在影片的結尾，她作為女歌手正式出道了。“我希望通過反射鏡頭、俯瞰鏡頭展現都市中很多確實存在但被忽略的東西，人們看到但視而不見的東西很多。至於女歌手，她在街邊拚命地唱歌，唱的都是正確而又重要的事情，然而沒有人聆聽，沒有傳遞到任何人的耳中。她是孤獨的。而片中慎二和美香大概也是這樣吧。他們說的話無人在意，無法表達自己的心情。我想借她的故事說明事情有順利發展的可能性，可是比起最終出道，更重要的是慎二和美香注意到她的存在。”

在日本權威電影雜誌《電影旬報》公布的2017年度十佳本土電影與十佳外國電影榜單上，《夜空總有最大密度的藍色》位列榜首。

此前，石井裕也最為人所知的作品是2013年的電影《編舟記》，由作家三浦紫苑同名小說改編。在一家出版社的辭典編輯部裡，為了完成辭典《大渡海》海報編輯工作，馬締光也和同事們開始了辛勤的工作。歷經14年，這部作品終於完成。2014年3月，第37屆日本電影學院獎揭曉，《編舟記》榮獲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等共計12項大獎。

與《夜空總有最大密度的藍色》不同，《編舟記》將鏡頭聚焦於一群簡單又有熱情的字典編輯身上。劇情也設定在了1995年，電腦尚未普及，編輯工作者必須采取手工的方式進行刪除、拚貼、黏結等工作。電影節奏像字典編輯過程一般嚴謹而緩慢。“使用語言的是人，語言的高度就是人類文明的高度，如果我們忽視它、粗暴地對待它，我們也會變得粗暴。語言的價值降低了，人類文明的價值也降低了。有一群人在維護文字的價值，也就是維護語言的價值，他們很重要。”

《編舟記》是石井裕也為數不多基調明媚的作品，“以前作品裡的角色，好像沒有將來、沒有希望，我也很想那些角色有光明的前路。或許因為自己年輕，總覺得描述這些角色很黑暗才對，又或者年輕時還未能真正感到希望、光明，拍電影也有一段日子了，近來才終於觸摸到這些感覺。”

石井裕也對樂觀的情緒極為克制，他總結35年的人生，能讓自己感覺到出現在世界上真好的事情最多只有十件。最近一件是有了孩子，最遠是22歲時第一部作品得獎，“不是因為拍了一個好電影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而是我被認可了。”悲觀是他的日常，“我還沒自殺挺不容易的。”

《夜空總有最大密度的藍色》與《編舟記》合力完整了石井裕也當下的價值觀：凝滯不前的複雜社會，人們（包括他）過著糾結的生活，情緒沒有出口，但他們依然會為自己喜歡的事情奮勇前進，嘗試散發光和熱。這件事情成為每個人生存的抓手，給他們熱情，讓他們強有力地活下去。

情緒的出口只能通過內在掙扎不斷尋找

人物周刊：為什麽要用生理上的殘疾來表達情感上的傷痕？

石井裕也：這是一個抽象的表現方式，我用他只能看到一半來表現沒有一個人能看到世界的全貌，世界也不會讓人看到它的全貌，這個角色隱喻“誰都不能清楚這個世界整個是什麽樣子的”。主要表達的是看不到，用眼睛用心用任何都看不到。

人物周刊：為什麽我們要看到這個世界的全貌？

石井裕也：我想從這個表現手法讓觀眾感受到世界的結構，比如說政府呀、政治家呀、經濟呀，他們如何構築了世界。這個結構組織很複雜，你不知道什麽是重要的，什麽是幸福，什麽是愛。

人物周刊：在這種複雜的展現裡面，我們更多關注的是人性的閃光點，比如男女主角之間的情感交流和爆發，這是不是你想在構建世界中著力表現的部分？

石井裕也：我剛才說的能看到一半風景，有一部分代表著人的情感。對他而言，他只能看到一半的世界，對於這樣的世界來說，人只能看到一半的情感。

人物周刊：這部電影是詩集改編的影片，整體氛圍十分詩意，事實上這是殘酷的現實故事，為什麽選擇用詩意的方式去呈現殘酷的現實？

石井裕也：其實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殘酷，我想表達在東京生活的年輕人，他們的一種情感、心情。通過一些故事，比如誰和誰相愛了，表現出現實的狀態。東京的年輕人，他們是這樣一個心情，他們的狀態是這樣的。

人物周刊：這是東京大部分年輕人的普遍狀態嗎？

石井裕也：要看你對普遍的定義是什麽。人是多樣的，有人有錢、有人沒有錢，有人有夢想、有人沒有夢想，我在這裡所說的是一般的東京年輕人，指的是所有在東京生活的年輕人內心深層次的狀態。不管他外表怎樣多變，內心深層次的恐懼、不安，依然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不光是東京這個大城市，這種因沒有被滿足而產生不滿或者不平的心情，可能全世界大城市的年輕人都會產生同樣的情感傾向。

人物周刊：這種恐懼和不安是大城市造成的？

石井裕也：我覺得應該是。香港、柏林、北京我都去過。我把這個電影給他們看，都說非常有同感。我遇到的年輕人是這樣一種精神狀態，但是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這樣。

人物周刊：你通過什麽方式捕捉到了東京年輕人的情緒？

石井裕也：並沒有專門為了拍這個電影去捕捉。我本身住在東京，對東京的狀態有一個廣泛的認識，並且我也算是一個年輕人，我身邊也會有這樣的恐懼、糾結、不安、壓抑的情緒。基於這樣的（情況），拍了這個電影。

人物周刊：情緒需要出口，但是片中的情緒沒有確切的出口，你的情緒好像也沒有出口。

石井裕也：我確認一下，你是說年輕人現在有這種不安的情緒，想問他們怎麽去突破這種不安的情緒，還是說純粹一個發泄？突破的話，我沒有答案。發泄呢，小的一些壓力和壓迫感，可以通過體育運動或者卡拉OK解決。但這也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只能通過這些人的內在掙扎過程不斷地尋找，這是一個不停的過程。

人物周刊：在你的影片中，年輕人的生活不太有希望，或者說凝滯不前，在少數細節裡面我們能感受到一些昂揚的東西，但這種小確幸在整個生活裡可能難以面對它的殘酷，你認為我們應該怎麽面對生活的殘酷？

石井裕也：我並不是想宣揚我們的人生要成功，經濟上要多麽富裕，只要有最低限度、能夠保證生活的錢就可以了。我想在電影裡表述的事是思想，人的想法，人的精神。雖然我很窮但是我相信我的人生會更好，不是經濟會變得更好的那種更好，是我的人生會更好。

人物周刊：但影片大部分時候讓我們感覺很喪，不會覺得未來是有希望的，只在最後有這樣的感覺。

石井裕也：一個人內心裡，我想要活下去、生存下去的衝動和我想死去的衝動是在不停地博弈的。你想去做一個什麽事情，比如像我現在，我想拍好的電影，我越這麽想，可能另外一方面反對的衝動也會越強烈，我不知道我這麽說合不合適，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嗎？

對日本，最愛也最恨

人物周刊：你曾說自己不喜歡大城市，不喜歡大城市的什麽部分？後來又覺得大城市還挺有趣的，有趣的點在哪裡？

石井裕也：不能一竿子打倒所有的大城市，如果隻把焦點放在東京，我覺得東京不是一個適合人生活的地方，現在我也這麽覺得。後來我又喜歡這個城市，是因為我內心接受、容納了這個城市。人生可能就是這樣的，不自由，在痛苦當中生活和前行，其實這樣的人生也不壞，所以我又喜歡上了。

人物周刊：你對自由的判斷標準是什麽？

石井裕也：沒有恐懼，沒有擔心，沒有不安，我可以非常溫和平穩地度過一天，這就是我認為的精神上的自由。

人物周刊：那麽像這樣的精神自由在日本哪個城市能夠達到？

石井裕也：衝繩、北海道，這樣的城市可能會比較接近一點。但不是說這就是一個人最後的歸宿，它不是一個天堂，有些人可能住在離大陸很遠的地方，有時候他又會回家。不是拘泥於某一個地點就可以形成精神上的自由。

人物周刊：東京沒有辦法給你精神上的自由，但是衝繩可能可以給，那你為什麽會選擇在東京繼續生活，嘗試接納這個城市，而不是去衝繩？

石井裕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做這個工作，另一個是東京給了我恩惠，讓我受益了，我逃不掉了。從大的方面講，日本未來30年間，被大地震襲擊的概率大概在80%，可能現在沒來，但我覺得有一天總會來的。這麽大的自然災害，我也希望保護我的家人，可能帶著他們移民到國外更好一些。但是另一方面，我出生在日本，又在東京工作，我又覺得不管未來這個地方發生什麽變化，有什麽事情來襲，我都要在這裡完成我的人生，這是我的宿命，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樣，都是這樣的想法。

2011年發生地震、海嘯，核電站發生洩露事故，這些放射性很強的核能已經威脅到東京了，那個時候我就在思考，為什麽東京已經處在這麽危險的狀態了，我還要待在東京？但不是說這裡危險，你們逃吧，就逃了。我不能動，就在這裡生存下去。這是我苦思冥想之後得出來的一個結論，不管發生什麽，我最終還是要在這裡。

人物周刊：根源是你對國家的情結嗎？

石井裕也：要說起對國家的感情，每個人的定義都不同，對於我來說，我對這個國家又愛又恨，最愛也最恨。

人物周刊：恨什麽呢？

石井裕也：所有。什麽樣的契機會愛上呢？其實也是從我周圍所處的環境、我所隸屬的國家、這個國家隸屬的組織中發現，什麽樣的狀態是最好的？他們現在的狀態是不是正確的？我們有義務去驗證，在驗證的過程中，可能會愛上。基本的出發點就是懷疑，任何事情都可能存在黑暗的一面，去懷疑，去驗證，最終愛上。

人物周刊：你在懷疑的過程中，是什麽樣的事情，讓你接納你不太喜歡的國度？

石井裕也：說到這個有一點我特別想說，這在日本社會是一種禁忌，不能說。可能在外國說也不太合適，但我很想說。在日本的近現代，因為一些事情，日本國家的形態出現了問題，這也正是日本國民性變得複雜的根源，也是我現在正在花很大的精力驗證和研究的部分。

人物周刊：你認為在近現代之前日本的國民性是純粹的？

石井裕也：是的。大家都很溫和、祥和、和平地度過自己的生活，像武士時代後期日本閉關鎖國政策——當然跟中國還是有一定貿易往來的——那個時候日本民眾的生活在我看來是很幸福的。這是我的想象，可能當時也會存在很多問題。

人物周刊：帶來複雜性的事件是什麽，科技的發展還是整個政治經濟體制的變化？

石井裕也：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禁忌，不能說。但讓我最感覺痛苦的是別人的眼光，東京人很多，大家的競爭意識也很強，在這樣一個競爭社會裡面，大家覺得我要穿上等的衣服，我要上上等的班，我要生存在上層社會。你要意識到別人的存在這是很痛苦的。

人物周刊：那你是怎麽面對和接納的？

石井裕也：目前還完全沒有解決。生活時間長了你會習慣，不管是好是壞你都會習慣。然後這些沒有解決的問題，或者一些情緒會不斷地累積和累加，這些堆積的感情無法用語言去表述的。我想把這個部分拍到我的電影中去。

（感謝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在採訪中提供幫助，感謝劉夏女士協助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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