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時代，美國如何用“新政”走出恐懼？

在恐懼情緒蔓延時，羅斯福總統四次發表“爐邊談話”，鼓舞美國民眾士氣。

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窮人排隊領取救濟物。

《恐懼本身：羅斯福“新政”與當今世界格局的起源》

作者：(美)艾拉·卡茨尼爾森 譯者：彭海濤

版本：漢唐陽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新政”，是在經濟大蕭條之後作出的抉擇，在法西斯主義盛行的時代，美國走上了一條不同尋常的道路。當時美國社會恐懼彌漫，誰也沒有充分的信心去設想未來的前景，“新政”也不是一套具有整體性、前瞻性的戰略構想，而是在應對危機與戰爭的過程中“拚湊”起來的。即便是羅斯福總統，也沒有足夠的信心在這場世紀變局中贏得勝利。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與歷史學教授艾拉·卡茨尼爾森，在《恐懼本身：羅斯福“新政”與當今世界格局的起源》一書中提出一個核心命題，即“新政”其實是在恐懼的氣氛中的抉擇，也是駕馭與利用恐懼的結果，而美國南方的政治集團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歷史很多時候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但是歷史也應該呈現出勝利者的困境。只有這樣，歷史才能成為後世的鏡鑒。卡茨尼爾森的這本書獲得了美國歷史學界最高獎項“班克羅夫特獎”，也是近些年來關於“新政”的重磅作品。

面臨內外威脅，恐懼情緒蔓延

在一般的敘述裡，“新政”是一個關於美國人在羅斯福領導下戰勝法西斯的故事，然而，歷史並不是僅僅因為一兩個英雄的英明決斷而改變。羅斯福倒是有一句名言，“唯一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說這句話，是為了鼓舞美國人計程車氣，同時也道出了當時美國面臨的困境，那就是彌漫於國內外的恐懼。如書名所言，“新政”其實是一個適應並克服恐懼的故事。

卡茨尼爾森對自己著作的定位與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相類似，“新政”和大革命一樣，不僅改變美國和法國的政治制度，也引起了世界政治思潮的轉變。對於歷史的反思需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卡茨尼爾森的這本書並不只是“浸入”歷史的深處，而是像一位參觀者“重遊”歷史現場。書中除了生動的歷史敘述之外，更多的是觀察與思考，它不是傳統意義的史學作品，也不是冷冰冰的政治學著作，而是兩者之間的平衡，拿捏得恰到好處。

“新政”到底是什麽呢？“新政”是在1929年大危機之後的大改革，在羅斯福上台之後，當時西方世界流行的思潮是法西斯主義，尤其是墨索裡尼的意大利贏得了很多美國人的青睞。“‘新政’的整個過程都是在一個未知領域航行，沒有海圖幫助舵手們辨別方向。”那麽，當時美國面臨著什麽樣的威脅呢？

第一個威脅是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能不能戰勝法西斯主義政權，尤其是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從動員能力和效率來看，自由民主政治是渙散的，也是軟弱無能的，而德國政治在大危機之後出現了轉折。在1932年，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參議員大衛·裡德就說，如果美國也需要一位墨索裡尼的話，現在就是最需要的時候。

第二個威脅是軍事技術的突飛猛進，尖端武器層出不窮。從軍事裝備來說，德國、意大利超過了英國、法國，也超過了美國，尤其是空軍的發展，意大利雖然不是歐洲強國，但卻是空權論的發源地。意大利航空部長巴爾博在美國引起了追捧，而在入侵埃塞俄比亞戰爭中，意大利也使用了飛機和毒氣，對於這一違反戰爭規則的做法，國際社會也是視若無睹。美國雖然有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但是陸軍和空軍卻非常弱小。在德國、意大利、日本、蘇聯大規模軍備建設的時候，美國仍然處在兩洋天塹的幻想之中。

第三個威脅是南方各州的種族結構。南北戰爭是一場因奴隸製引發的戰爭，半個世紀的戰後重建並沒有消除奴隸製，而是強化了種族隔離制度。在塔夫脫擔任總統的時候，南方各州正在形成一種完全“另類”的種族主義秩序，種族主義偏見遍布生活的各個領域。人們的言行中，仍然處處表現出白人主導一切，黑人處於被人擺布的劣等地位。有了法律的保護，以及明目張膽或躲在背後的暴力手段的支持，南方地區把黑人視為劣等公民，對他們劃定活動區域，實施隔離。種族隔離制度使得南方與北方的鴻溝依舊存在。1912年，來自南方的民主黨總統威爾遜上台，並沒有實現南北之間的和解，在種族隔離制度之下，南方考慮的還是維持這一制度，而為了應對內外壓力，羅斯福需要進行全國性的動員。

在危機中，重塑現代管理制度

“新政”是不是羅斯福的呢？不管承認與否，談到“新政”沒有辦法避開羅斯福，但在這本書中，卡茨尼爾森恰恰避開了羅斯福，將討論的焦點對準了國會。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如果“新政”是羅斯福的，那麽，“新政”其實就是失敗的。

“新政”期間，任何重大的改革都需要經過國會批準才能推行，不可否認的是，總統權力在“新政”期間得到極大擴張，但是，國會並沒有缺席。羅斯福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使自己的施政設想得到國會的支持。當然，這個過程也是一個“浮士德交易”的過程，在國會中，南方派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新政”期間，南方陣營佔據的民主黨參議院席位和眾議院席位，從來沒有低於44%和41%，這一數字足以保證，只要是南方不同意的議案，休想在國會順利獲得通過。所以說，“‘新政’要通過重構自由民主政治來抗衡這一時代最邪惡的獨裁政治，就必須團結體系內極端暴力、極端反自由的勢力共同對敵，這就需要把南方種族主義者留在民主黨的遊戲框架以內。”

美國面臨的首要威脅就在於，“大蕭條”讓自由資本主義體系陷入困境，金融市場陷入崩潰。兩位數的失業率居高不下，人們必須面對不確定性，以及無處不在的恐懼。卡茨尼爾森說，“‘恐懼本身’是一個發自肺腑的字眼，它可以勾起人們對往日的回憶，讓人重溫過去心驚膽戰的內心體驗。正是這種難以名狀的、喪失理性的、毫無緣由的內心恐怖，使人們為了扭轉倒退局面、變倒退為進步的各種努力徹底癱瘓。”羅斯福上台之後，“百日新政”頒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來克服或者抑製人們的恐懼，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法案並不是總統的法令，而是經過了議會表決。無論議會討論幾個小時，還是幾天，這些法案還是尊重了美國長久的法治體制，維護了國會作為立法機構的權威。

“新政”的推行，幾乎默認了一個前提，那就是將種族隔離制度擱置一邊，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南方派的支持，“新政”的邏輯在於容忍了南方的白人至上主義，采取了更加現實主義的政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了更加積極的角色，比如建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資源保護隊等等，這些措施已經超越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的規則。政府對經濟的乾預政策之所以得到南方議員的讚同，主要原因是，這些政策基本上是做資源的重新分配，南方從中獲益良多。南北戰爭之後，南方依然是農業佔據主導，事實上成為經濟的“殖民地”。借助“新政”的舉措，南方的基礎設施建設有了很大起色，同時得到巨量的財政資源的注入。當然，南方也面臨一個問題，產業結構的改變在撬動社會結構，不斷擴大的社會參與衝擊著南方種族隔離制度的“鐵籠”。

德日意法西斯的擴張給美國帶來越來越大的挑戰，但是美國的孤立主義思潮盛行，一戰期間，美國軍隊越洋作戰實屬意外，戰爭結束之後，美國退回了孤立主義。在英國面臨“至暗時刻”、苦苦支撐的時候，《租借法案》的通過無疑讓美國以另外一種方式介入了戰爭，成為民主國家的軍火庫。為了讓美國能夠擺脫孤立主義，羅斯福也是製造和利用了恐懼，最終，美國在珍珠港事件之後對法西斯主義宣戰。李普曼說，這是歷史性的轉變，美國變成了一個新型民族國家。

戰爭，不只是另外一種政治的表達，更是非常態的政治，戰爭非常尖銳地面對“敵友”的問題。二戰結束之後，原子彈阻止了大國之間的熱戰，但是帶來了冷戰，而“冷戰”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極度的恐懼，對原子武器這種足以摧毀地球的超級武器的恐懼。在恐懼之下，軍事機器不斷擴張，美國成為一個“國家安全國家”，也就是為了國家安全而增設了一系列機構，與此同時一個龐大的軍工複合體出現了。公民的權利與自由需要服膺於國家安全，個人權利的邊界不斷被國家安全侵蝕，比較極端的就是麥卡錫主義的肆虐。

“新政”並沒有後世所想象的那麽美好，那麽充滿英雄主義，而是在恐懼之下達成妥協。然而，如卡茨尼爾森所說，“‘新政’在確立美國生活邊界和輪廓的過程中，不僅定義了我們所處時代的起源，而且也塑造了現代管理制度和行為習俗的基本面貌。但是面對被恐懼籠罩的、傷痕累累的當今世界，人們仍然願意對現代制度進行慎重的思考和選擇。”卡茨尼爾森建立了關於“新政”的新的歷史敘事，從美國國家構建和鍛造的視角，講述了一個不一樣的“新政”故事。當然，在這本雄心勃勃的大書中，有多條線索，形成了多層次的敘事結構，對於普通讀者來說，難免有些難以把握，但也因其學術性，這本書得到很多同行的讚譽。將學術思想和通俗敘事結合起來，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孫興傑（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