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蔚文：病房生與死

本文紙本發表的名字為《秋風辭》，是一則“病隙碎筆”，記述作者住院期間的親眼目睹和個人經歷，讀來頗有切膚之感。

電影《我不是藥神》海報

秋風辭

陳蔚文

哀號，掙扎，注射，傳遞，呻吟，拍打，翻身，挪移。

扭曲，固定，攙扶，劃割，撕裂，擴散，滴淌……

有那麽一刻，醫院在我眼前幻化成以上這些動詞。這些詞晃動著，拚貼出一家省級三甲醫院的現場。

擁擠的掛號交費視窗、迷宮般的樓、輪椅、急診科外舉著繃帶滲血的手臂的民工、推床上蓋著與季節不符的厚被子的病人、被熟人圍繞的白大褂、人滿為患的電梯、樓外的陰霾。它的一半是康復，重回日光底下；另一半，是最後的逗留地，是循環的出口，是火焰與消弭。

國慶前夕，去醫院看望患胃癌住院的公公，順便自己做了個檢查。近期爬樓氣喘得厲害，有時心跳像要停止。掛了心血管科的專家號，排隊用了一小時，專家花幾分鐘開了一堆檢查單，讓先做檢查。再次排隊交費，等待。

拍完X光，醫生問，你身上沒有貼膏藥吧？

“沒有，”我答。有了不祥之感，那塊疑似膏藥大概是個問題。

一小時後取片。“你家屬呢？”醫生問。

“片子有問題嗎？”

“有問題。”醫生乾脆地答，邊領我下樓去列印X光。

“氣胸，右胸肺大泡破裂，百分之八十壓縮，你趕緊去掛急診科，叫家屬來。”年輕醫生說。

至少不是肺癌。還好！

打電話給先生，邊去另幢大樓的急診科。

次日上午住院，剛空出的19床，因為即將雙節，中午就安排急診手術。術前，親友們來探，我說沒事，老病號了。似乎到這一刻，反而沒什麽恐慌了。“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若乾次手術煉出的心理。快十二點，手術室來接，躺上推床，我甚至笑著和推我的醫生開了句玩笑，你這頭巾很嘻哈風嘛。

進電梯間，手術室。等待。熟悉的場景。熟悉的茫然。

這是第幾次躺上手術台？從二十五歲第一次因囊腫行開腹手術以來（那時還沒有微創手術），大概這是第五次？

要施行的是胸腔鏡手術，儘管是“微創”，也需全麻。兩隻手靜脈注射，血管太細，進不了針，像以往手術一樣，換技術老練的護士。右手進針很深，痛極，是推麻醉吧？我渾身冰涼。血液慢下來，周遭開始輕微錯位，停止……

醒來，手術結束，推回病房時，身上插了數根管子：氧氣管、導尿管、鎮痛泵、脖子上的點滴管、胸腔的引流管（另一端接入位置更低的水封瓶，以便排出胸腔積液）。

這一天滴水未進，並不餓。時間消失了（親友後來告訴說是下午三點多出手術室），只有一具肉身擱置在床，像修理中的機器。

病友，大概是人情樣式中最真摯的一種。萍水相逢、兔死狐悲。它是建立在疾病與潛在死亡之上的一種關係。病友家屬間尤其謙讓和照顧，幫叫護士、打開水、遞拿東西。素昧平生，和諧統一。

我的左邊，17床是位來自鄉村的瘦高男人，黧黑、憔悴，他的臉色仿佛本身是對自身病情的一種宣判。幾天來，他咳嗽比說的話多得多，每天說的話不超過一兩句，其中一句是他示意女兒幫我找霧化器。他的陪護有四位，兩個女兒和兩個女婿。這四個年輕人晚上睡在走廊一扇停用的電梯門前，用方塊泡沫拚墊搭出的“床”。大女兒像父親，瘦，她向16床病人說起父親：我爸很苦的，一直在外打小工，家裡還種了十幾畝田和菜……

現在，這個大概一天也沒停止過勞作的男人半倚在病床，每道皮膚皺褶裡都是一望而知的風霜。護士台每日更新的账單上，他的名字後顯示入院繳費五萬，已欠費六千元。

五萬六千元，折合多少工時以及多少流量的汗水？

账單以流水的速度漫漶過病床，吞噬一位父親此前所有的辛勞。

術後第一天，L來看我，她就在這幢樓的22樓普外科當護士長，我們曾是日語班同學。2005年，我去滬工作後，有次她來上海——她當體育老師的丈夫患肺癌，來上海開刀醫治。去看他時，病房放著一個準備返程用的輪椅。

一年後，這位病前體格強壯的體育老師病逝，L那時三十出頭。

“你還好吧？”我問L，前幾年我知道她還單身。

“挺好。”L說，她現在的先生是位大學化學老師，有個孩子上初中，和他們在一起生活，L自己的女兒出國留學了。

聊了幾句，L匆匆回去上班。醫護工作的辛苦不言而喻，好在她的個人生活又歸於完整，有了可扶持的伴侶。

術後第二天，要求起床適量活動。下午拎著引流的水封瓶在走廊走動，對面走來的病人同樣的遲緩，拎著血水晃動的瓶子。有一位嚴格說不是走，是扶著牆挪動。路過一間病房，裡面躺臥的老人形銷骨立，身上連接多根管子——這究竟是對活著的襄助還是強迫？

明天是國慶節，七天長假的第一天，醫院外可想而知的熙熙攘攘。在這條走廊，卻絲毫沒有與節日有關的氣氛。此刻，世界就是這個5樓病區，以電梯為分界。

走廊的前端，左拐，候電梯處鋪著赭色大瓷磚，長十三格，寬七格，都是單數。來回走了幾趟，風從窗戶吹進，窗戶很高，據說醫院的窗普遍設得高，怕病人想不開。先生說，他前陣去看望同學患癌的母親，鄰床一位病人，頭天半夜從13樓跳下去了。這樣的事屢見不鮮，在“百度”搜索欄中敲入關鍵詞“醫院+墜樓”，有相關網頁約五十三萬篇。

如果一具肉體只剩下痛苦、折磨，那麽它存在的意義是什麽？那屬於“活著”最核心的部分——那一點由健康肉體帶來的基本安適如果被剝奪，活著對當事者隻意味著承載無盡的痛，他有權利取消活著的權利嗎？

“自殺！這正是那些再也沒有力量的人的力量，是那些再也沒有指望的人的希望，是那些完全戰敗的人的最後勇氣！”莫泊桑小說《魔椅》中的一段，這個寫於十八世紀的超現實主義故事在他以寫實主義為主旋律的小說中算是另類。故事講述有個“自殺者之家”的慈善組織，專門幫助渴望死去的人們，盡可能舒舒服服地死去。

現實中，1938年，美國安樂死協會成立，其後更名為“死亡權利協會”,協會的主要工作是宣傳“自主選擇死亡乃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1960年代初，協會發起“生命遺囑”立法行動：公民在身心健康時簽署一項權利聲明，要求在生命垂危沒有能力做出決定時，有權拒絕任何延長生命的治療，請求法律準許其死亡，這被稱為“消極安樂死”。1990年代，美國安樂死運動進入第二階段：倡導晚期病人有“尊嚴死亡”的權利，即晚期病人有請求醫生協助實施自殺的權利。“尊嚴死亡”運動主張的是“積極安樂死”，它以醫生協助晚期病人自殺合法化為奮鬥目標。

1997年，美國的安樂死運動首先在俄勒岡州獲得了突破，該州成為全美第一個允許實行安樂死的州。此後，病人可以依據一項名為“有尊嚴的死亡”法案，使用醫生開出的致命藥物，結束自己痛苦的生命。幾年後，荷蘭議會於2001年通過了安樂死法案，荷蘭成為歐洲第一個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此後有數萬人在醫生協助下完成安樂死。

與其說，這是醫學倫理的突破，不如說是生命倫理的重新被定義。

入院帶來的kindle裡下載了一本《當呼吸化為空氣》，我不清楚這是本什麽書，隻知它有關疾病、生死。

“全世界只有萬分之零點一二的人會在三十六歲前患上肺癌，保羅·卡拉尼什是其中之一，他本人是位優秀的神經外科醫生，本科畢業於斯坦福大學，獲得劍橋哲學碩士、耶魯醫學博士、全美神經外科最高獎、待聘斯坦福醫學院教授、將擁有自己的實驗室……但是所有這一切在2013年戛然而止，保羅被確診終末期肺癌。兩年後與世長辭。”

手機響了，我的保健醫生打電話告訴我X光結果：我的肺部有模糊陰影，就像曝光時間太長似的，醫生說，她不確定這到底意味著什麽。

她應該知道的。

我知道。

書的開篇是保羅瀏覽著CT片，肺上布滿數不清的腫瘤，顯示擴散已至晚期。行醫生涯中，他看過不少這樣的片子，只是這一次，片子的主人是他自己。

一個走在布滿陽光鮮花的坦途中的人，突然被一支來歷不明的毒鏃射中。

保羅和妻子決定要一個孩子，在死亡到來前，他要繼續活著，而不是一無所事，等待死亡。

三十七歲的春天，保羅對妻子輕柔而堅定地說：我準備好了。他抱過女兒，坦然和親人告別。家人為他摘下呼吸機面罩，請醫生給他足量嗎啡。他離開了。或許，這次他真正去到了一片遼闊的“應許之地”。

他的譯者後來去祭掃他的墓，在碑文上看到一句Then fancies fly away（一切虛妄過眼）。

“我準備好了！”在網易有關“安樂死”的一節公開課中，有位胖婦人也如是說。注射安樂死的那天，好友家人來送別她，沒有眼淚，只有安詳的告別。婦人微笑的面龐，像即將開始一次愉快旅行。

凌晨二三點，護士交接班，進來查房，日光燈驟亮。護士很辛苦，但這種交接班方式未免簡單粗暴，稀薄睡意就此消散，本來引流管在體內像一動就會戳著髒器，翻個身都艱難，傷口作痛。燈熄後不久，17床一陣咳嗽，他慢慢坐起，在黑暗中一動不動。他比我早兩天手術，開胸手術，他女兒(當他的面)隨意說是肺部淋巴結，在等切片結果(因國慶假期，結果要一周後才能出)。

他女兒沒說的是，淋巴結可能是腫瘤引起的。17床和我同一個主治醫生，在我先生去辦公室為我的術前簽字時，聽醫生說起17床很大可能是肺癌。

或許女兒知情但瞞著父親。

在同個醫院的另幢大樓15樓的消化科，我公公正因胃癌住院，此前他去滬多次看診，化療三次。先生為瞞著他，把全套病歷包括影像片都另做了一套——醫院周邊複印點專門有這種業務，以“方便”癌患家屬。這期間，我公公對自己的病情還是有過幾次懷疑，有次晚上七點多，先生才進家門，他弟弟來電話，說公公情緒不好，懷疑自己是“絕症”。還沒吃晚飯的先生立即趕去公公那，說在近旁和朋友吃完飯，順便來坐坐，然後是一番“順便”的聊天。走時，公公情緒好多了，他信任這個長子，一如這個長子幼時信任他。

做出這個隱瞞決定是出於先生對他父親性格的了解。

曾聽我父親說起一事。他在“空八軍”從役時認識位身強體健的飛行員。有次飛行員到上海出差，離發車有些時間，便去空軍醫院做了個檢查，不料查出癌症。醫生以為飛行員的體魄該是對等的強健，遂未隱瞞結果，哪想飛行員當下面如死灰，腿軟到不能走路。從檢查到辭世不足一月。

“人生來不想死，可是人生來就是在走向死。這意味著恐懼。”

恐懼，使得在真實病歷與病人間存在著廣泛隱瞞。

“在美國，根據法律，所有患者是有權利先知道結果的，並且事實證明這樣也並沒有造成患者情緒崩潰、生存率下降等問題。而中國，因為歷史傳統的原因，大家習慣於隱瞞病情。”

把一條倒計時的路轉變成一條存著願景，終點被打上馬賽克的路。

不能丟棄的“信”，信自己會好起來，信路並沒到終點——這個信又何其脆弱，伴隨病情發展，面臨隨時穿幫的危險。

那麽信什麽？

親友群裡發了條鏈接，雞湯類的標題，換作平時我不會點開，但此刻也許在病床太無聊，我點開了。裡面有則小故事，有一個小鎮很久沒下雨，農作物損失慘重，牧師把大家集合起來，在教堂裡開一個祈求降雨的禱告會。人群中有一個小女孩，牧師忽然指著她說：“那位小妹妹很讓我感動！”大家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我們今天來禱告祈求上帝降雨，可是整個會堂中，只有她一個人帶著雨傘！”牧師接著說。大家一看，果然，小女孩的座位旁掛了把紅色的小雨傘。

女孩很小，她的“信”很大。

回到信什麽，信活著本身，還是信本身以外的“無限之在”？如果是信活著本身，一旦“活著”消失，信也就消失，一切墜入虛無，這也是恐懼的根源。

所有孤立的、個體的生存形式都內含著本質的、基本的最高焦慮（第一焦慮）：死亡。這焦慮貫穿人一生，像刀俎之於禽畜，沾血的刮鱗刨之於魚。懸於頭頂的宿命陰影。也許這是唯一取消了所有差別的公正——雖然並不能緩解個體的恐懼。

似乎，唯“信”可緩解或消除這恐懼，包括信生而為人的宿命本身，不是一種消極的信，而是有覺知、有準備的信。信人的來與去是生命粒子在大自然中的“布朗運動”而已，一如懸浮的塵埃。永生或永在固然也是一種信，有生亦有滅也是種信。

彼岸就是此岸，活過即為實底。

十月一號。病房和平日一樣，凝滯的由床位號、針管吊瓶構建的太空。

身上隻余脖子上的點滴管和胸腔引流管。引流管令人坐臥難安。麻醉與鎮痛的效力過去後，每一動，管子牽一發而痛全身。曾醫生查房時讓拍個X光，如肺已擴張，晚上可拆管。趕在影像室中午下班前拿到片子，情況還好，可拆管。

17床的小女兒夫妻走了，換了弟弟來，一個莽壯的年輕人。他去為父親買晚飯，七塊錢的青菜肉絲面，肉絲少得可憐。年輕人嘗了口面：“這寡淡哪吃得下？”他笑，躺回地上的陪護床刷手機。

晚上快九點，曾醫生通知去治療室拆管。邊做準備工作，他邊接聽電話，討論一個病人棘手病情，大概喉嚨被腫瘤物堵塞，需放支架，但有困難……口袋另一部電話響起，急診科打來的。接完幾通電話，曾醫生苦笑聲，說每到節假日，急診手術就飆升。

管子從體內撥出一刹，痛得渾身哆嗦，總算過了一關！夜晚傷口仍痛，但至少沒有異物感。

睡不著，看了會兒微博，“羅馬尼亞北部的一個小鎮裡的墓園，它的墓碑都是五顏六色的。這個‘快樂墓園’是整個村莊的一個生活縮影。”這一傳統源自當地藝術家Patras，“死亡並非與痛苦相連……它代表著更美好生活的開始。”當地的葬禮一般會持續三天，村民們會聚在一起飲酒並講述關於逝者的生前事。Patras把這些故事寫成小詩，刻在墓碑上。他去世後，學徒接下了這門手藝。

一座座彩色的碑聯通著生死。

這座五顏六色的墓園，毫不陰慘，碑上風趣的圖畫恍如置身樂園——想起某次清明掃墓，返程途中路過一座公墓，有位長輩葬在此，車上幾個大人去祭掃，留下幾人照看車上的孩子，禁止他們下車玩。車外是開闊的郊區。草坪、空地，對一路坐車坐得早不耐煩的孩子都是莫大吸引，但他們不被允許下車撒歡，因為十米之外是公墓大門，怕沾染什麽不祥。

死是不祥而可怖的，這是千百年來牢固的文化認知。

如果“死”不是那麽沉重、哀絕，“生”的掙扎大概也不會那麽費勁乃至盲目。

圍繞“癌症產業”滋生的大量謠言與忽悠，無不建立在“死”的可怖與不能接受之上。有項統計，我國現有腫瘤患者七百多萬人，每年新增兩百四十萬人，每年死於腫瘤的患者超過一百六十萬人。當生命走到醫療的盡頭，是該負隅頑抗還是平和接納？中國家庭的多數選擇是——但凡經濟允許，必要醫到不能醫為止。放棄治療似是對親人與生命的大不敬。這過程中，往往去向了過度治療，家屬增加負擔，病人徒添痛苦。

緩和醫療，是一門起源於1960年代基督教人士發起的臨終關懷運動的醫學分支學科，不以治愈疾病為目的，而是專注於提高晚期患者的生活品質，並幫助他們的家庭一起面對這個時期的困難。它主要通過預防和控制患者的疼痛，為患者和家屬提供身心靈的撫慰和支持。

與緩和醫療緊密相連的，是臨終關懷，專門指對於預期生命不超過六個月的病人，通過醫護、心理、宗教等各種方式，讓他們在生命的最後時光得以盡量舒適、有尊嚴、有準備和平靜地離世。

在亞洲，首先進行緩和醫療的是日本。納入醫保後，多數日本人選擇通過緩和醫療步入死亡。在台灣，緩和醫療被稱為“安寧療護”，當醫生判斷末期病人生命只有六個月時間，就會啟動法律程式，病人預立遺囑，放棄有創搶救，進入安寧療護階段。

在內地，有緩和醫療服務的機構並不多，大概百餘家。如果重症監護室一天費用為一萬五千元，採用緩和醫療服務的病人一天費用大約只需要一千五百元——或許這也是緩和醫療難以開展的原因之一。還有不少湧向國外就診的病人，花費更高。對“出國就醫熱”，美國杜克大學癌症生物學的一位博士看法是：“我接觸到的出國就醫的人，絕大部分都沒有必要來。因為病人情況已經很糟糕了，還要長途折騰並花費數百萬元……我也見過很多患者最後是在美國離開的。”

在中國，每年上百萬癌症去世者，多數在各種治療中花掉一筆家庭積蓄後死亡。醫療背後，是“死亡文化”的強大影響力。

人們重視“生”，各種產孕手冊、講座，全圍繞著“優生優育”。有多少有關“死”的相關教育呢？曾聽一位同事說起，他採訪過的一位從商男子，在父親離世後，天天去郊外父親墳前哭泣，終至拋妻別子，在父親墳前樹下自縊——聽去像古代孝道故事，比如東漢曹娥，其父溺於舜江後，她晝夜沿江號哭十七天后，投江而死，幾日後抱父屍出。可事情發生在二十一世紀，這“孝”隻讓人喟歎男子對“死”的鑽牛角尖，因既成的“死”而忽略此在的“生”，未免荒誕。

《西藏生死書》中記一佛陀時代的婦人，幼子病逝，她傷心欲絕，抱著小屍體在街上奔走，碰到人就問是否有藥可讓兒子復活。有位智者告訴她，世上只有佛陀一人能夠為她施行奇跡。

她去找佛陀，佛陀輕聲說：“有個方法可以治療你的痛苦。你到城裡去，找一戶沒有親人死過的人家要一粒芥菜籽給我。”

婦人立刻動身往城裡去，問了許多人家都說：“我們家已有很多人過世了。”她走遍全城，終於了解佛陀的要求是無法辦到的。

她回到佛陀那兒：“悲傷讓我盲目，我以為只有我一個人受到死亡的折磨。請您開示死亡的真相。”

佛陀說：“天地間只有一個永不變的法則，那就是一切都在變，一切都是無常。”

萬物原非實有，由此帶來覺醒和生命觀的改變，才是“死”賦予人的意義吧。

入院時還是和煦的夏日景象，中秋前一天，打完吊針回家過節，走出待了一周的“外科大樓”，已是秋風起兮，空氣中浮動桂子香，有隔世之感。古往今來，太多有關秋的詩篇，“心”上有“秋”則為“愁”，“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四季之秋與人生之秋相互貫通，使人生出葉落蕭蕭的感慨，同時，秋有一種深沉而光明的篤定，傳示人們，萬物終究既不是好也不是壞，包括生死。

節後幾日，去醫院拆線，在護士站碰見17床的兩個女兒，便問：“你爸還沒出院？”

“今天辦出院。”大女兒說。結果拿到，肺癌已確診，回老家繼續治療。兩個女婿也都在，加上兒子，還有二女兒帶來的孩子，計有六人接17床出院。這顯得有點過分的隆重仍未影響17床的沉默，他坐在床邊，看著在一邊玩耍的孩子。行李已收好，他就要回家了。

拆完線，去另幢大樓的消化科看望剛做完胃鏡的公公。胃鏡的結果不好，給他做胃鏡的主任告訴先生，胃裡腫瘤有增長。先生的二弟去等報告，一會送到公公手上的檢查報告自然不是真實的那份，會經過專業處理，顯示病情沒什麽變化……

出大樓，降溫後的大風猛烈吹著。一個中年女人拎著影像袋迎面走來，邊打電話邊哭泣。在醫院，淚水是廣泛而無需掩飾的存在。

不遠處，大樓前停著輛車子，丈夫忙著往車上放東西，產後的胖妻子裹著頭巾如得勝將軍，老人抱著新生兒。喜悅籠著這家人，就像此刻的大風和桂花香氣同時籠住了秋天。

電影《一一》劇照

陳蔚文，作家，現居南昌。主要著作有小說集《雨水正白》，隨筆集《未有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