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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春天》僅僅是在講述“殘酷青春”嗎?我不這麽認為

比起被稱之為“過春天”的“水客”犯罪元素,以及女主角成長過程中的“殘酷青春”,我更關注電影《過春天》裡頭對“身份認同”或者“社會歸屬感”的探討與思索。

年輕演員黃堯飾演的少女佩佩,有著大多數青春年少的人都會有的懵懂、躁動、叛逆與迷惘。

在學校,她會和好朋友以各種理由遲到或者曠課,面對老師的教導,她會展現出一種倔強的叛逆;在家裡,她會和單親母親如同生活在兩個世界一般沒有太多互動,難得說一句話也都顯得冷冰冰;在社會上,她行走在車水馬龍的香港街頭,東張西望的眼神裡,寫滿不知所向的迷惘。

她看起來像極了一個青春期的“問題女孩”,儘管表面上看起來文文靜靜,但內心裡湧動著青春叛逆的力量。和好朋友商量一起去日本遊玩,極盡全力地找差事賺錢。這份湊錢的心理動機,讓她無心於學習,反倒醉心於各種賺錢門路,以致於走上了“水客”之路。

她擔當“水客”似乎是再合適不過:學生的身份,文靜的長相,聰明的頭腦,以及急需賺錢所催生出的勇敢大膽,令她足以帶著一堆蘋果手機踏上“過春天”之路。

正是這個“過春天”的差事,支撐起了整個影片的故事,也推動了少女佩佩的心理變化。她做出這樣一個鋌而走險的選擇,並非單純的只是為了湊錢,而是某種意義上的療愈家庭成長帶來的創傷,以及滿足青春期迷惘叛逆所衍生出的欲望。

如果只是看佩佩所經歷的這樣一個“過春天”的故事,以及只是看這件事給她帶來的結果,似乎只能讓人感知到“殘酷青春”的一個切面。這當然也能引起觀眾的共鳴,在光影變幻中想起自己青春時期所經歷過的迷惘、懵懂、躁動以及叛逆,想起自己所做過的一些“錯事”。在這樣的共鳴中,觀眾也能被這部電影所打動。

但是,導演白雪似乎並不想只是讓觀眾在青春這個層面上去體會共鳴,而是想借此傳遞另一層思考與探討:在當代社會環境下,我們的歸屬感從何而來,又將從何而去?

就像片中的佩佩那樣,即便是她有著和大多數人相似的青春問題,但也還是會呈現出與其他人不太一樣的地方。成長於單親家庭的她,有著更為無奈的身份歸屬:家庭的分裂,令她有著兩重“女兒”身份;地域的區別,使她遊走於香港與深圳之間;身邊人對她的態度,讓她既是朋友又是外來人;校服掩蓋的“蘋果手機”,則給她賦予了學生與“水客“的身份。

多重身份的包裹,令她看起來豐富,實際上卻仍然迷惘。因為每一重身份,都很難給她帶來認同感與歸屬感。殘酷的是,就連懵懂的愛情,也未能給她帶來慰藉。她擁有如春天一般的純澈笑容,但未見得都是單純的快樂。更多時候,她的表情流露出來的是倔強與堅強,如同她每一次望向人群的眼神,令人心疼。

其實回到現實世界裡,我們對於“社會歸屬感”這個問題,也是能有所共鳴的。比如大多數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一線城市打拚的人們,即便是事業有成,擁有了一份穩定且高薪的工作,擁有了屬於自己的住房,擁有了自己完整的家庭,也還是會在某個時刻迎來“自己並不真正屬於這座城市”的複雜感受。

這其實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因為“社會歸屬感”有時候並不單純地與你的工作、財富、家庭、地位等有關,即使是擁有了所有的這些那些,你最後也還是會有那種“並不真正屬於這裡”的感受。

倒是人與人之前的情感羈絆,尤其是與家人的情感羈絆,才能在節奏越來越快的都市裡,讓你體會到家一般的“歸屬感”。很多在北京奮鬥的人或許能深有體會:你的工作再好,成就再大,在一個缺乏心與心交流的社交場合,你很難體會到溫暖;但若是能擁有三兩個交心的好朋友,能有彼此深愛的戀人,能有互相照顧的家人,即使擠在一個狹窄的出租屋裡,也還是能體會到溫暖,體會到家一般的“歸屬感”。

我覺得《過春天》在描繪某種“殘酷青春”之餘,就是在探討“社會歸屬感”。儘管它沒有給我們提供直接而明確的答案,卻也依然能引發我們的思考與討論——就這個層面而言,《過春天》的價值就不容忽略。

實際上,相比於大多數國產青春電影而言,導演白雪沒有通過《過春天》做過多的說教,更無半點“狗血”。她僅僅以一種冷靜的鏡頭予以關注與關懷,讓《過春天》擁有了與以往青春片不一樣的特質。影片在表現少女佩佩渴望身份認同的過程中沒有做任何的判斷,但觀眾卻能從中摘選屬於自己理解範疇下的情感共鳴。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時候,黃堯呈現出來的樣態像極了《臥虎藏龍》裡玉嬌龍時期的章子怡,很有質感。而《過春天》也像極了橫亙在佩佩面前的那些不鏽鋼護欄,看起來是那麽冰冷堅硬,但必須得“過”掉它,從而實現成長。

這是一部需要耐心去品咂的電影,值得回味。

PS:我很喜歡影片的攝影,很多構圖和色彩的運用,都很有韻味。文字為作者原創,圖片均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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