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靈魂塑造的過程單純的讓人驚悚，在我們探索世界的年紀，就我個人而言，最親切和無法繞過的文字是王小波和王朔，聽的音樂是王菲、竇唯和崔健，而電影，電影是薑文。
文 | 走走小姐
▲主播/夏憶 配樂/薑文-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 劉星-閑雲孤鶴
我最愛薑文的年紀是16歲。
再早以前看《陽光燦爛的日子》，年紀尚小，你能記得的永遠只是薑文電影中的感覺，色彩，質感，和留在你心裡莫名其妙的感覺，那個感覺是你語焉不詳的感動。
高中第一次看《太陽照常升起》，那個夜晚我渾身發抖，掩蓋不住的激動，和一個朋友通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
那種震懾強烈到我無法一個人承擔的程度，那是薑文電影給我的第一次衝擊：像一個從來不會喝酒的人被猛灌了幾口白洋酒，像剛接第一根煙嗆出來的眼淚和咳嗽。
那時候不滿十八歲，身體和感知足夠年輕，那股生長起來的原生的熱情承接了（並且承接得住）薑文扔過來的世界。
白魚說：“《太陽》是一個粘稠的、觀看時會不斷被溢出的部分吸引的電影。當年我們看的時候，學會了真實的情欲、對瘋狂的向死的愛的憧憬，還有承接了或者說承受了一些歷史的無常。”
很難去說清楚對薑文的感情。
他太近了，他和我們共生了二十幾年；可和我們所有想去進行的讚美相比，55歲的薑文又太年輕了，讓許多站在薑文作品門外的觀眾來說，覺得我們是誇張的薑吹。
其實我們無法吹捧薑文，我們只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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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文和女性：女的到底是怎麽回事呢？
薑文留在《十三邀》裡傳播最廣的一句是“一切都是誤讀”。
我覺得存在他身上最大的誤讀就是老被罵直男癌，每次一有作品出來聽到這種評論，我一個女觀眾都煩的腦門兒充血，薑文那不就是一個正經八百的爺們兒嘛。
最要命的是，他明明是一個很少有的對女性近乎崇拜的男導演。
這麽多年過去了，最近的薑文仍舊滿臉困惑的對許知遠說，直到他母親去世他也沒有弄明白讓她老人家高興的訣竅，“女的是怎麽回事兒呢？”
我們需要弄明白，“直男故事”和“視角是直男癌”根本是兩件事。
而我們返回到最初的觀影，薑文在拍的永遠是關係本身，而不是關係下的女性，他甚至從未有過“審視”女性的意味，他的電影裡的欲望關係說到底就是：莽撞、唐突、陌生。
多親密、多破碎、多深刻的感情，都有這些瞬間，這些瞬間還是因由女性角色而熱烈而困擾的，這些瞬間才是最真實的。
他對女性是充滿了困惑的熱愛，他都把女性搞成神了，大家仍然覺得他大男子主義。
誤讀最深的是《一步之遙》，那種作品裡滿溢而出的真誠又出現了，甚至全片透露出來一種對女性的悲憫和歉疚，馬走日孤寂的悲情其實是因為他的溫柔啊。
在薑文的電影裡，女性有種近乎藝術的觀賞性，是“幻想”成真的人間實體。
《陽光燦爛的日子》裡，對寧靜身體的拍攝，後來我們在《西西裡的美麗傳說》裡看到了跨文化語境裡相同的性意味，那是成熟的女體對懵懂男孩兒最大的吸引。
以至於後來有一段馬小軍想要“強奸”的戲，挨了寧靜的一巴掌，可如此冒犯女性的行為情節不讓人有被冒犯感，那是什麽呢，是一個男孩兒太想得到的爆發，這裡有生理的和心理的共需，因為青春萌動的情欲都是乾淨的、美的，挨的巴掌都響脆有聲，拍懵了16歲的馬小軍。
後來在《太陽照常升起》裡，薑文面對老婆孔維依然是那個“馬小軍”，困惑不解的打槍、吹號，就是不知道怎麽對付偷情的老婆。
劉嘉玲在《讓子彈飛》裡有一個情節，她穿著桃紅色的小肚兜斜臥床榻，薑文的手按著她的乳房，劉白皙嫵媚地對薑文說“兄弟，別客氣”。
在劉嘉玲面前，像個笨拙地、尚未被開發的青春期男孩兒。
“女的是怎麽回事呢？”
回到1988、1990和1997年，分別是《紅高粱》、《本命年》和《有話好好說》。
其實《紅高粱》裡薑文甚至沒有很多場戲，他和鞏俐的對手戲也並不多，抬轎子的過程裡兩個人眼神的交錯檢索，是農耕感的本能，從假土匪手裡救回來鞏俐是因為“九兒”看他的眼睛，把她露在轎外的腳小心翼翼地拿回去，也是一種本能，不是被教化的，是依然未長成的，不知道怎麽對你好的本能，這不就是男女之間最撩人的部分嗎？
而如果他的作品令人對他產生誤讀的話，我覺得大家應該去看看《本命年》，就像自己說自己好總不如別人的誇獎有說服力一樣，謝飛導演下的薑文像個稀世珍寶。
那個24歲的北京胡同青年，不知道怎麽追女孩兒，看著青梅竹馬的鄰居姑娘嫁作人婦，想和女歌手好，就大拋售了所有的貨（他在裡面有個賣衣服的攤位）一擲千金地買了條黃金項鏈。
女歌手輕描淡寫地拒絕了，他隻說了句“早知道你要花，就給你買花了”。
在一個人落寞的計程車裡，這個求愛不得的，各處遊蕩的年輕人，戴上墨鏡，一行眼淚順著薑文年輕的臉落下來。
沒有人不心疼，無法不心疼。你想像拯救自己的24歲一樣，去拯救他。可最終你和他一樣，沉默的倒在了散場的人群中。
《有話好好說》那個沒什麽抱負沒任何理想的賣書青年，唯一的念想就是一個姑娘——安紅。
可最終和他糾纏了一部電影的不是安紅，是一個讓他索賠電腦的北京老司機，安紅到底怎麽才能和他好呢，電影裡的他用盡了一些不要臉的不害臊的實誠直給的方式，還是不得而知。
他後來生氣了，對著要走的安紅不再挽留，說“你走吧”，他的生氣不是對安紅，是刀尖對著自己，氣自己的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把九兒的腳拿回轎簾下的薑文，給女歌手買黃金項鏈的薑文，死纏爛打安紅的薑文，其實就是藏在寧靜家床下的馬小軍，他們重重疊疊演繹不同的故事，但他始終活在了那個對女性不知所措的年紀，這和他一臉聰明身高馬大的外形形成了讓人難以置信的反差，成了不太被發現的一個秘密：其實是個愛女人的大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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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文和北京：莫名其妙，欲罷不能
每個人最初對世界的認知模式，都是看著別人對世界的認知表達。
我出生在九十年代，那我們這一代尤其是被塑造的一代，是被動接受的一代，在躁動的青春期撞見的就是他，或他們那群人。
桑格格搬到杭州以後曾經回憶過自己對北京的感情，她說“是一片癡心，喜歡杭州，就是喜歡古典山水和這份生活。喜歡北京，就是喜歡北京。”
北京到底是什麽讓人欲罷不能呢？
新中國以後，由於國防建設的需要，北京遷入了一大批參與了歷次戰爭的軍人及眷屬，主要聚集居住在長安街沿線。
因此大院子弟的青少年時光，在那個年代背景下，就被天然賦予了一些不同於尋常百姓生活的意味。
北京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是一般人所看到的廣闊首都，而是沿長安街輻射出去的一座城池。
就連王朔也說過，當時他們稱呼大院以外的人都叫“老百姓”。而這個稱呼所反映出來的，就是大院子弟們的生活環境所給予他們的身份意識。
也就是說，那群人之中，他們的夢是漂浮在新中國土地之上的，他們對未來可能有著自己也鬧不明白的期許。
躋身在他的同輩人之中，成長在紅旗之下，薑文在姥姥家度過的童年就仿佛變成了一個前世的記憶。
因此我們在他的作品之中也很難發現那些年月的蹤影，反而是大院生活所包含的色彩與質感一直留存在他的表達之中了。
而許知遠在《十三邀》裡對薑文的大院生活充滿了好奇，那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它的終結其實是薑文在成長的大院裡建立起來的天然的世界觀，也就是他說的——
“人人都聰明，人人都厲害，那就是我的理想國”。
大院的環境讓他們身上有了一種不說話也迷人的氣質，比如王菲、比如王朔、比如薑文，是脈絡筋骨根正苗紅的大院氣場，那“場”是最接近我們文學歸因裡的魅力，是壓根兒就在“好”中見“好”的貴氣。
他們要是一張口就莫名顯得那幾個詞都特別有味兒一樣，換個別人說就不能行了，所以馮小剛寫薑文的那篇文章出奇的坦誠了自己的心虛，所以許知遠幾乎在戰戰兢兢地遠觀（儘管他們之間的距離不足一米）。
我覺得薑文並不是非要執拗地重現這些記憶，對他來說，那就是他經過的生活。
薑文的每部電影看似都是架空歷史的，在講述著一個個魔幻現實主義的故事，但實際上卻每一步都記錄著最真實的那個時代的歷史記憶。
他對一個時代的魂魄的把握非常精確，精確到很多年輕人，即使不了解歷史，也在看完電影之後，有了和歷史接觸之後戲謔、和解的治愈感。
我們時常在他電影荒誕的敘事裡感到蕩氣回腸，但這個蕩氣回腸的力量實際上是批判的力量。在他這裡沒有在刻意追求什麽文化符號、追求懷舊、追求人性脆弱。
甚至在他這裡，追求任何什麽都顯得挺傻帽的，他追求的僅僅是“真”。
這個真不是真人真事的真，而是事物本身的那個本質。就像採訪中他說的一樣，梵高看到的花就是那麽炙熱，他要畫出來，他要讓全世界看到。
而薑文的真在於他往往能夠把握到一些當時時代剛剛萌發的一些思想的變化、人們生活的氛圍的改變。
90年代人們充滿了對70年代的懷舊，而薑文用電影剝開了真實的歷史留給青年人的無休止的症結：莽撞、迷惘、暴力、自命不凡卻毫無貢獻。
拍攝《陽光燦爛的日子》時，北京正值冬季。演員們穿著單薄的衣服，在明黃的色調之中製造了一個夏日的幻覺。
那些汗水與蒸騰的情感，在薑文的鏡頭之下，扭轉了現實。那就是他眼中的北京，那個他度過了自己最躁動年代的城市。
彼時，四九城的區分已經開始漸漸崩塌，北京被鍍上了一層理想主義的光輝。
所以對薑文來講，這個陽光燦爛的北京不但一直縈繞在他的想法裡，同時還塑造了他。
不過與他的上一代不同，在經歷過青春時期社會那種普遍的動蕩之後，他開始有所懷疑與警醒了。
剛剛才樹立起來的紀念碑已經開始動搖，那又憑什麽東西去平息那些熱血呢？所以當年薑文讀到《動物凶猛》時，想必和許多那時候的同齡人一樣，看到了一個文學層面的自己。
所以我們說馬小軍從來未曾離開過，他是一類，一群人的凝結。
我和很多年輕人一樣，曾經有強烈的執念是要去北京的。直到我完全被南方巨大的舒適所吞噬，北京對很多我來說是個一度提起來，就心頭一熱的地方。
很長一段想不透這種對它天然的感情來自哪裡。
直到現在寫薑文，我突然之間明白了，我們這一代靈魂塑造的過程單純的讓人驚悚，在我們探索世界的年紀，就我個人而言，最親切和無法繞過的文字是王小波和王朔，聽的音樂是王菲、竇唯和崔健，而電影，電影是薑文。
蘇牧曾經說：“我們都曾從他們身上汲取營養。他們的部分流淌在我們的血脈裡。”
對，他們養成了我的現在，成長為我的一部分。甚至他們對北京的感情也在我們年輕的身體裡發酵了，它們在錯置的時空裡相逢，讓我長成了我的樣子，是我的成長，我的塑造。
讓並不生活在北京的孩子對這個地方有了奇妙的親切，因為在某一刻，它和你之間已經產生了連接，那是屬於我們和北京之間，最炙熱的，處在青春期的戀愛一樣的感情。
薑文的氣質就像是北京的氣質。你知道北京草莽一片，但它仍舊是對年輕人充滿魔力的地方；你知道薑文生猛粗糙，但依然覺得他的電影永遠年輕。
就像我們完全不生活在他所懷念的少年時代，可我們誰又不是馬小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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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文和自己：一生開場是少年
從作品上來看，有的人沒有童年，一生開場便是少年。
而這些人之中的極少數，又永遠停留在了年少時的狂熱之春。薑文就是。他開始自己的電影生涯時，底色就是《陽光燦爛的日子》。
儘管後來處理的題材多樣，我們卻總能在其中看到馬小軍的影子和那個凶猛，迷惑，汗液橫飛的青春年代。
馬小軍身上有著所有的年輕人站在成年的門檻前所必有的焦慮與鬱躁。
電影中所傳達的是整個中國的青春期，北京和馬小軍們一樣，欲望已經產生了，世界已經在自己面前鋪開，而路，眼前並沒有路。
從此這種燥動的少年感就在他後來的作品之中一直延續了下去，同時賦予了他一個獨特的視角。
戰爭、歷史、性：所有這些元素，對於其他中年人來說或許都不過是話題而已。但在薑文那裡，它們不再只是些可供討論的對象。
薑文在處理這些元素時，永遠能表現出一種真誠感來：現實殘酷而荒誕；歷史令人迷惑；而男女之事，則永遠混雜著愛情的超越感與肉體的氣味。
薑文看待它們時是置身其中的，因為那就是他所經歷過，並且從來不曾忘卻的少年時代的主題。
而這種真實的坦蕩，可能就是薑文與其他所謂“油膩中年人”區分開來的東西。
一般人眼中的“油膩”，說到底是那種在生活中帶著滿身汙泥幸存以後，言語中泄露出來的沾沾自喜。可是薑文的表達中滿是汗水衝刷過後的爽快。
他同時也不會拐彎抹角地討巧，隻說完自己想說的，之後便不置一詞。
這就是為什麽當年《讓子彈飛》上映之後，當所有人都分筋捋線地試圖去闡釋那部電影時，他站出來說自己其實沒有那麽多隱藏的心思。
在如今很多藝術電影已經成為某種圈內人之間的猜謎遊戲時，他的作品裡反而保有了一種潔淨的空氣感。這樣的氣質我們同樣也可能在王小波那裡看到，在阿城那裡看到。
對於他們來說，所有想說的都已經天然成型，並不再需要什麽額外的修飾。
薑文也是，當他在作品中表現出敏感時，那便是真正的敏感，而不是什麽“人物需要”和“劇情需要”而加入的元素。
當他疑惑時，也不是在試圖給出自己的答案前先佯裝姿態。薑文的電影就是他的一部分，而不是他的產品。
所以薑文好像是有某種英雄主義情懷的：一種他從父輩那裡得來的，戰士式的驕傲與不屈。他的上一代人，懷抱著各自所相信的一切而輾轉戰鬥。
而他，也在膠片的方寸之間，為了某種對自己的誠實而戰鬥。
所以薑文的作品中有一種現代意義上的英雄主義：它不要求生命或者是鮮血的獻祭，隻驅使個體去以自身微弱的聲音去描述世界，那個自我眼裡最真實的世界。
以前有人說每個女文青都想嫁給薑文，而我們這一代，薑文是根植在我們這代人情欲裡的，印刻在荷爾蒙裡的，流淌在動機和遠景中的。
他從沒教你要坦誠、要無畏、要熾熱甚至莽撞，但他的教化作用，就像詩的本質，並，突然變成了每個夏天一樣。
因為夏天，就總是那股燒荒草的味道。
我們好像再也不戀愛了，再也沒有午夜躺在路中間了，甚至有時失去對未來的想象和憧憬。
但當我們一步一步回顧，發現自己人生中很多細密的，動人的瞬間和抉擇，都和上一代人通過創作傳遞的氣韻有關。
我們會發現，他把你一步一步誘導到更勇敢，更熱誠，更赤裸的路上，而且當你意識到的時候，你已經回不了頭。
你只能更勇敢一些，更熱誠一些，更赤裸一些再次作為少年上路，才能繼續和薑文有關的日子。
因為他絲毫未老，甚至他一直處在最豐盛的年紀，藝術作品上來講，他至今都沒有成年化，這是天賦也是能力，而薑文電影的魂魄，就是馬小軍從未離開過。
薑文和他的電影，是我的一場酒醉。
本期作者：走走小姐。影評人，寫作者，普通江湖兒女。“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微博: 走走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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