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范文仲
五年的實踐證明，“一帶一路”這一重大合作倡議已由點到面、由理念轉化為行動、由願景轉變為現實，逐步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之一。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哈薩克和印度尼西亞期間，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當今世界正在發生複雜深刻的變化，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持續顯現，各國面臨的發展問題依然嚴峻。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致力於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準、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
世界經濟發展需要公共產品
全球公共產品是一個或多個國家提供給國際社會共同使用的資源、制度、物品和設施等。“公共產品”的概念首先由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在1954年提出，具有兩大特徵：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後來學者將公共產品延伸到國際領域，提出“國際公共產品”的概念。英吉•考爾將國際公共產品定義為“成本和收益超越一國範圍、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超越世代的公共產品”，是國際生產專業化分工過程的衍生物。
國際公共產品最重要的特徵是具有正外部性、公用性、合作性、持久性。國際公共產品一般由一個或多個大國發起，承擔主要責任，同時得到多數國家的認可、接受、採用和推廣。聯合國《執行聯合國千年宣言的路線圖》指出，在全球公共領域，需要集中供給的公共產品包括基本人權、對國家主權的尊重、全球公共衛生、全球安全、全球和平、跨越國界的通信與運輸體系、協調跨越國界的制度基礎設施、知識的集中管理、全球公地的集中管理、多邊談判國際論壇十類。國際公共產品是具有很強的跨國界外部性的商品、資源、服務、規則制度和政策體制，通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和集體行動來供給。
古代絲綢之路是早期國際公共產品的典範
自古以來，中國就積極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千年前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便是聯繫東西方的全球貿易要道，商賈絡繹不絕，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是友誼與財富之路，更是交流與共榮之路。
2000多年以前的漢代，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東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張騫及其副使出訪中亞、南亞、西亞各國，各有關國家也派出使臣回訪長安，建立起中國與絲路沿線國家經常性的外交往來。隋唐時期，中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發達，各民族大融合，國家采取開放的政策，絲路貿易由此進入黃金時期。史書記載，“自伊吾以西，波斯以東，商旅相繼，職貢不絕”，外國商人在當時的商業都會長安和洛陽開設了各種店鋪。元代設立統一的驛站制度，更將東亞、中亞、西亞及整個亞洲聯繫在一起。與此同時，始於秦漢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商船從廣州、泉州、寧波、揚州等沿海城市出發，到達南洋、阿拉伯海，到了明代鄭和下西洋時，已途經數十個國家，遠達東非及赤道以南的非洲。
絲綢之路的發展也對中西方的貿易、文化往來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貿易往來方面，通過絲綢之路，中亞、西亞、南亞、羅馬的各種奢侈品及奇珍異獸輸入中國。同時，中國也對外輸出了絲綢及養蠶繅絲法、鐵器及冶鐵鑄造技術、紙及造紙法、印刷術以及中國特有的植物。
文化藝術交流方面，中國的語言文字、音樂、哲學思想傳入西方，也大量吸納外來文化，最為重要的屬印度的佛教文化，以及深受希臘文化影響的犍陀羅藝術。絲綢之路連接了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以及希臘羅馬文化，世界各大文明交相輝映，不斷融合，共同推動著人類文明的進程。
中國作為絲綢之路的發起者，對絲綢之路做了大量維護工作。西漢時期，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設立西域都護府；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曹魏政權給外商發放“過所”（類似於護照）來保護其在華進行商貿活動時的正當權益；隋唐時期，唐朝在都市和西域各州縣設立“市”以方便外商貿易，同時設立了“鴻臚寺”“市舶司”等機構管理外貿活動，唐朝四通八達的驛站體系也為雙方貿易往來提供了便利。
古代絲綢之路由中國發起，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沿線各國均從中受益，經濟貿易不斷壯大，文化藝術蓬勃發展。絲綢之路作為一種國際公共產品，其影響一直延續千年，為世界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世界經濟發展呼喚新的國際公共產品
近現代以來，國際公共產品主要以美國等西方強國為主導，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與“歐洲複興計劃”是最具代表性的國際公共產品，奠定了近現代以來的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影響至今。
布雷頓森林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主導下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架構，先後建立了以美元為核心的“雙掛鉤”國際貨幣體系，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三大機構。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使得美元成為國際支付貨幣，美國獲得全球金融霸權。上世紀70年代，由於該體系天生的缺陷，以及美國戰後經濟實力的衰落，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崩潰，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仍然作為核心的國際組織發揮重要作用。
歐洲複興開發計劃又稱馬歇爾計劃，於1947年7月正式啟動，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在這段時期內，西歐各國通過參加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D），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1.5億美元，其中90%是贈予，10%為貸款。在該計劃的幫助下，西歐大多數參與國的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水準，並在接下來20余年時間裡，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同時，歐洲複興計劃削弱了西歐各國之間的關稅及貿易壁壘，使西歐各國的經濟聯繫日趨緊密，並最終走向一體化。但是，美國推動該計劃有較強的意識形態和霸權爭奪色彩，計劃實施附加了嚴苛的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強迫歐洲國家無條件接受，並排斥非美國盟國，最終導致了“冷戰”格局的形成。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遭遇重挫，逆全球化趨勢凸顯，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全球經濟治理乏力，傳統的全球化動力正在逐步減退。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及貿易發展等領域面臨著資金、技術等多重缺口的難題。在現實條件下，傳統歐美強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可能性逐步降低，依靠現存國際規製協調國際集體行動也因代表性不足等問題步履維艱。當前，全球治理體制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轉捩點上，全面改革與完善全球公共產品供給體系和全球治理體制是大勢所趨。全球發展急需新的國際公共產品，形成新的經濟治理模式，為全球化進程注入新動力，為區域可持續增長提供新引擎。
中國具有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意願和能力
自古代絲綢之路起，中國就有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先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度是“國際公共品”的消費者，但是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意願和能力也逐步上升。
2014年8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蒙古時曾提出：“中國願意為包括蒙古國在內的周邊國家提供共同發展的機遇和空間，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搭快車也好，搭便車也好，我們都歡迎。”這體現了中國負責任大國、願意為其他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的國際形象。
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者，需要具備強大的經濟規模與市場規模以形成對地區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需要具備國際貿易的領先優勢以形成對國際貿易框架協議的影響力；需要具備先進的經濟制度和文化基礎設施以形成技術及制度的創新力和傳播力；還需要具備雄厚的資金實力以形成對國際資本流動的輸出力及對欠發達國家地區經濟的援助力。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保持了年均近10%的GDP增速，遠超世界同期水準，同時，中國GDP總量佔世界的比重也迅速上升，2017年中國GDP折合成美元約為12.24兆美元，佔世界GDP的比重超過了15%。
國際貿易方面，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全球貿易額增長率長期處於低位，中國進出口貿易相對穩定的增長態勢為全球貿易的穩定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2018年4月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年度全球貿易報告顯示：中國商品貿易出口繼續位居世界第一位，佔全球份額的12.8%；中國商品貿易進口僅次於美國，位居全球第二位。2018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已經達到4.62兆美元，規模再創歷史新高。
對外投資方面，根據2018年9月商務部發布的《2017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國2017年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達到1582.9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位，佔全球外國直接投資規模的比重連續兩年超過10%。同時，中國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為“一帶一路”提供資金支持。截至2018年12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為30727億美元。
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優勢和能力非常顯著。一方面，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鋼筋水泥等原材料，中國生產能力超過了世界一半；另一方面，中國長期的基礎設施建設施工也培養了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基建隊伍。2013~2017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合約額累計3629.9億美元，營業額累計2307.6億美元，分別佔同期總額的50.5%和47.9%。
理性看待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評價
五年多的實踐證明，“一帶一路”這一重大合作倡議已由點到面、由理念轉化為行動、由願景轉變為現實。各個國家和多個國際組織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真正實現了“一帶一路”的多方參與、積極合作、福祉共享，使其逐步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之一。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反響強烈。正面評價認為“一帶一路”不獨屬於中國，而是屬於所有參與國，是各國共同的事業，並給世界帶來更大的發展機遇。
第一，國際合作、共贏發展的理念體現中國全球發展方式的創新，內涵豐富深刻。第六十七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塞爾維亞共和國前外交部長武克•耶雷米奇2018年3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指出，中國的古絲綢之路促進了不同文明的對話與交融，新時期的“一帶一路”構想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體現了中國全球發展方式的創新。聯合國負責經濟發展的助理秘書長倫尼•蒙鐵爾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一帶一路”倡議基於全球共同繁榮的理念，必將推動亞非歐三大洲和其他地區的和平以及可持續發展。
第二，有利於促進各國經濟發展，推動區域經濟合作。2015年10月，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訪華期間談到，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歷史文化元素相聯繫，不僅提法好，而且真正能夠把沿線國家發展連接起來，促進國際貿易與其他合作，而德國非常希望參與相關建設。2018年1月，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期間表示，“法國、歐洲和中國的命運是相連的，歐洲應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法國將發揮積極作用。”2018年2月，俄羅斯總統普京與習近平主席會晤時表示，俄羅斯支持中國“一帶一路”構想，兩國可在基礎設施、能源、經貿、人文交流等方面加強合作，促進區域經濟合作。
第三，有利於深化跨境合作，促進基礎設施建設。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一帶一路”倡議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相輔相成。它為沿線國家提供了大量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就業機會，為有關國家擺脫經濟困境、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提供了現實路徑。2017年3月，聯合國安理會呼籲國際社會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等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敦促各方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安全保障環境，加強發展政策戰略對接，推進互聯互通務實合作。
2016年，中國分別與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簽署意向書與諒解備忘錄。聯合國大會首次在決議中寫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決議得到193個會員國的一致讚同。2017年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是當年國際上最大規模的盛會，29位來自亞洲、歐洲、非洲、拉美等地區的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及聯合國秘書長、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等重要國際組織負責人出席高峰論壇並對倡議表示大力支持。
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倡議給予積極評價的同時，也存在一些疑慮和誤讀，典型的包括“地緣政治論”“經濟掠奪論”“債務陷阱論”和“環境破壞論”等。
第一，猜疑“一帶一路”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成為地緣政治工具。長期以來，美國智庫普遍認為，“一帶一路”建設將可能削弱美國在相應地區的影響力。但是，“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有本質區別，二者動機和目標不同。馬歇爾計劃本質是服務於美國全球的霸權戰略，條件苛刻，極其具有針對性；“一帶一路”並不是服務於中國地緣擴張的霸權戰略，不是中國的“獨角戲”，而是對接沿線各國甚至聯合國的共同倡議，是沿線各國和世界各參與國共建、共享的“大合唱”。它不具有針對特定國家和組織的政治目標，致力於滿足和提升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經濟需求，遠比“馬歇爾計劃”面臨更多的經濟困難和挑戰。
第二，擔憂“一帶一路”創造債務陷阱。有部分外媒稱，“一帶一路”建設給有關國家製造了債務陷阱，指責中國不顧項目所在國負債情況和償債能力，為一些項目提供貸款，加重了這些國家的債務負擔，從而獲得其控制權。但是，基礎設施項目由於投資大、回收期長，風險本身就高，這也是西方商業機構不願意提供資金的重要原因。中國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項目，給相關國家帶來了大量外部的投資，促進了經濟增長和民生改善。截至2018年8月，已經為合作夥伴國帶來了22億美元稅收，創造了20多萬個就業崗位。而一些債務高企的國家，更多的是歷史長期借貸形成的，而非源自“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經濟起步階段，急需大量融資支持，卻難以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得到西方國家的資金援助，難以滿足苛刻的融資條件，中國合理設計的資金支持可謂至關重要。
第三，批評“一帶一路”項目破壞沿線環境，轉移汙染和過剩產能。外媒指責中國將高汙染的過剩產能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宣稱“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工業項目容易造成項目國生態環境破壞。其實，發展經濟學早已表明，隨著全球產業鏈轉移，所謂“汙染轉移”的行為廣泛存在，歐美發達國家是主要源頭。某些發達國家還退出氣候公約，拒絕承擔減排的責任。而中國企業和政府一貫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中貫穿和堅持“綠色”的理念，積極遵守《巴黎氣候變化協定》，推出《關於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一帶一路”生態環境保護合作規劃》，與沿線國家共同分享綠色發展理念。中資銀行大力開展綠色信貸業務，發行綠色債券，嚴把項目綠色準入關，積極參與國際綠色金融標準制定；亞投行、絲路基金等相關投資機構設立專項綠色投資基金。在貿易方面，將環保要求融入“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協定，建立綠色貿易的標準體系，支持國內綠色產能輸出等，大幅減少了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
儘管少數國家和西方媒體對“一帶一路”仍有不少負面擔憂，但是“一帶一路”倡議已被包括聯合國在內的眾多國家和國際組織所接受。截至2018年5月，中國已與88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103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合作文件。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一共形成了279項成果清單，目前已經有255項轉為常態化工作，有24項工作正在有序推進。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共搭合作之橋、友誼之路，通過和80多個國家和組織簽署合作協議來推動政策溝通；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來推動設施聯通；通過深化經貿合作，建設80多個跨境經濟合作區和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的採購力度來推動貿易暢通；通過不斷放寬外資準入領域，成立中歐國際交易所和廣泛開展產融合作來推動資金融通；通過簽署76份雙邊文化、旅遊合作文件，成立完善世界旅遊聯盟、絲綢之路國際劇院聯盟以及博物館、藝術節等聯盟來等推動民心相通。
五年來，在這條聯通共同繁榮的發展之路上，中國同各國共同協商、深化交流，共同參與、合作共建，平等發展、共同分享，致力於解決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等國際問題。作為世界經濟增長重要推動力量的中國，將自身的產能、技術、資金優勢與發展經驗轉化為全球範圍內的合作發展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由西方主導的現行國際金融體系和秩序，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了更為多元化的渠道和路徑，使“一帶一路”逐步成為影響巨大的國際公共產品，意義深遠。
本文原發於《中國金融》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金融控股集團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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