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照田│從“人生意義討論”透視當代中國精神倫理問題

編者按

賀照田老師的《人生的路為何越走越窄———從“人生意義討論”透視當代中國精神倫理問題》是一篇探討“潘曉來信”的經典文章，也是賀老師本人的代表作之一。該文聚焦發生於1980年的“潘曉討論”（人生意義討論），詳盡分析了引爆攪動一代人的大討論的署名“潘曉”的來信，呈現出這一討論對理解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所具有的關鍵意義。通過重新細膩解析這一討論的方式，作者試圖為我們思考當代中國大陸和身心感受、精神狀態、價值感覺、心理意識方式有關的問題，提供必要的線索。該文是由賀照田老師2011年11月1日在中國社科院的一次演講整理而成的講稿，另有發表於《開放時代》的學術論文《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成因》。近年來，賀老師沒有停止對這一問題的思考，2016年5月22日（周日）下午，上海師范大學尚思工作坊將邀請賀老師與大家分享最新的思考，並與多位學者展開對“潘曉來信”的進一步討論，敬請期待。

一、研究出發點：人、精神和價值

我今天要講的問題是關於精神史的，從一個角度——“潘曉”問題——來展開對精神史的討論。

我想首先從比較的視野入手分析精神問題，進而引出這個問題為什麽得到我的關注。

第一，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台灣學者，走過世界很多地方，他說沒有見過任何一個地方像中國大陸這樣，無論在日常語言還是日常生活氛圍上，如此的以“錢”為中心。我自己也去過一些地方，同樣有這樣的感觸。這個問題實際上非常特別，我們一般認為，如果一個社會有很長時間的倫理關懷和日常生活積累，那麽這個社會就不是那麽容易被商業邏輯和消費主義所穿透。大家知道中國社會是一個特別強調倫理的社會，毛澤東時代非常強調價值和理想主義，但是中國現在的表現恰恰是一個反例，這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問題。

第二，一個美國牧師說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國近代的傳播效果是不理想的，上世紀90年代後，西方傳教士被禁止在中國傳教，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傳播卻非常快速，這個變化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第三，是韓國的一位哲學家，也是我的朋友，是韓國上世紀80年代學生運動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理論家，他的理論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思想實踐中汲取資源。1980年代後期被捕入獄，期間，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1993年出獄後他就來了中國大陸，他想看看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麽樣。經過觀察和思考，他得出一個結論：社會主義的實踐並沒有產生社會主義的主體，社會主義建設需要能與其相匹配的主體，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資源非常重要，但是關於人的問題的討論非常不好。

這就構成一個比較的視野。第一，我與台灣朋友非常像，也在思考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為何如此容易被消費主義和商業邏輯所穿透。第二，我對新興宗教有較多關注，有些新興宗教的傳播速度非常快，這在中國史上是非常特殊的。第三，中國社會一方面是GDP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卻是自殺率的高速增長，中國官方已經很多年沒有公布自殺數據。

這些問題使我下決心把整個精力轉到當代精神史的討論。我想用一種歷史的方式來分析這一問題，我的一個基本思路：細心梳理毛澤東時代及其前後精神史的複雜關聯。大家總是強調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挫折直接帶來的負面影響，而沒有進一步看到毛澤東時代後精神面貌的構建。中共十二大報告就指出社會風氣建設，鄧小平、胡耀邦、陳雲和李先念等非常重視精神文明。有人說國家不關心精神建設，這是胡說。知識分子精英也非常關心人、精神和價值的問題，我們是從80年代過來的，了解這些情況。

但是，80年代對整個精神問題的關心，嚴格來說都是無效的。今天在最好的大學裡，文科學生的自殺人數比較多，他們甚至找不到一套語言來表述自己到底出了什麽問題。文科的語言就是圍繞人和精神價值展開的，而在自身精神遭遇實際問題的時候卻沒有幫助。

二、“潘曉討論”開啟80年代的大門

中國學術界50年代出生的人，都經歷過“潘曉討論”。“潘曉討論”也叫人生觀大討論，由《中國青年》雜誌社發起，《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兩大報紙跟進，持續時間近半年。數千萬青年被卷進一場涉及社會倫理和人生觀的大討論，用“波瀾壯闊”形容並不為過。應該說，80年代的大門是“潘曉討論”開啟的。

“潘曉”由兩個青年名字拚合而成，他們是當時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黃曉菊和在北京經濟學院讀大學的潘禕。1980年初，《中國青年》編輯部確定推出有關人生觀的討論，為此，編輯馬麗珍和馬笑冬在北京的機構、學校、商店、工廠召開各種層次的座談會，也正是通過這一系列調研和座談會，馬笑冬認識了黃曉菊，馬麗珍結識了潘禕。《中國青年》署名“潘曉”的來信便是馬笑冬以黃曉菊的信件為主，再融進一些潘禕和座談會的內容，加工而成的。有人懷疑這封信是編輯加工的，我可以跟大家說，信主要是黃曉菊寫的而非編輯處理。馬笑冬在黃曉菊和潘禕中各取一個字，命名來信人“潘曉”。

（1980年的黃曉菊，潘曉原型之一）

這封信的題目特別打動人，《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其中有一句話也很有名，“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前者道出潘曉的內心惶惑，後一句則是在追問倫理命題。

“潘曉討論”的思想史價值被遠遠低估。它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運動，是改革開放初期新聞媒體面對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機所作出的反應。

但是，在這種氛圍下培養出來的青年精英有一種很嚴重的內在缺陷，“潘曉討論”是一次具有內在缺陷的思想解放。當然，它確實具有自己的歷史位置，我同意這樣的說法：十一屆三中全會使國家明確了政治、經濟方向，關於人的爭論和理解，是由“潘曉”討論規定了基本的方向。

（刊載《人生的路呵，怎麽越走越窄……》的《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封面）

三、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人生的路，怎麽越走越窄

下面對潘曉來信的內容進行逐段解讀。

（第一段）我今年二十三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歷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歷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歷程。

（第二段）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學的時候，我就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我還曾把保爾關於人生意義的那段著名的話：“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記本的第一頁。日記本記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個本上。這段話曾給我多少鼓勵呀。我想，我爸爸、媽媽、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我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我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

（第三段）後來我偶然看到一本過去出的小冊子《為誰活著，怎樣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開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對人生的看法：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著，就應該有一個崇高信念，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種獻身的激情中，在日記裡大段大段地寫著光芒四射的語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著英雄的樣子。

在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關於人的問題的探索非常豐富。到上世紀60年代上半葉，什麽是我們應該成為的共產主義新人？基本的核心內涵就是她說的“對人生的看法”。1980年她說自己23歲，也就是1957年出生，這是文革前年輕人對共產主義新人的理解。

事實上，她對人的理解存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一方面，她要成為對實現共產主義特別有幫助的人；另一方面，碰到生活中的很多問題，她的理想往往又不能幫助她。社會主義實踐關於人主體問題探索到一定階段後，如果不能立基於日常生活情境，那就必須要與大概念掛鉤，比如說在全世界共產主義實現過程中承擔責任。如果與日常生活掛鉤，即使大的方面失敗了，主體性也會在具體方面比較有效的存留下來。

（第四段）可是，我也常隱隱感到一種痛苦，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裡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開始了，爾後愈演愈烈。我目睹了這樣的現象：抄家、武鬥、草菅人命；家裡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準備檢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輕人整日汙言穢語，打撲克、抽煙；小姨下鄉時我去送行，人們一個個掩面哭泣，捶胸頓足……。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裡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當時我還小，我還不能對這些社會現象進行分析。況且過去的教育賦予了我一種奇怪的能力，這就是學會把眼睛閉上，學會說服自己，學會牢記語錄，躲進自己高尚的心靈裡。

（第五段）可是，後來就不行了。生活的打擊向我撲來。那年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真是當頭挨了一棒，天呵，親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那麽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將會怎樣呢？我得了一場重病。病好後，借助幾個好同學的力量，給街道辦事處寫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體所有製的小廠裡，開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時候，我仍然存在著對真善美的向往，也許家庭的不幸只是一個特殊的情況，我現在已經踏上了生活，生活還是充滿誘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第六段）但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第七段）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長官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

（第八段）我求助友誼。可當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全部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長官……

（第九段）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很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的創傷。有人說，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愛情，只有在愛情裡才能獲得生命的支持力。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儘管我在外面受到了打擊，但我有愛情，愛情給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第十段）我躺倒了，兩天兩夜不吃不睡。我憤怒，我煩躁，我心理堵塞得象要爆炸一樣。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醜惡、猙獰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奧秘難道就是這樣！？

（第十一段）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觀察著人們，我請教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初出茅廬的青年，兢兢業業的司機，起早摸黑的社員……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不著邊際，況且我對那些說教再也不想聽了；如說為名吧，未免離一般人太遠，“流芳百世”“遺臭萬年”者並不多；如說為人類吧，卻又和現實聯繫不起來，為了幾個工分打破了頭，為了一點小事罵碎了街，何能奢談為人類？如說為了吃喝玩樂，可生出來光著身子，死去帶著一副皮囊，不過到世上來走一遭，也沒什麽意思。有許多人勸我何必苦思冥想，說，活著就是活著，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樣活得挺好嗎？可我不行，人生、意義，這些字眼，不時在我腦海翻騰，仿佛脖子上套著絞索，逼我立刻選擇。

接下來她就講自己的經歷，先是家庭情況，然後是心情，教育的意義以及她的經歷，接下來是組織，最後講愛情。我指出一點，原來黃曉菊的信並沒有寫認識了一名幹部子弟，她實際喜歡的是一個華僑子弟，但是文革以後強調團結海外華人，共同參加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所以就把華僑子弟改成了幹部子弟，我想這一改動不是偶然的。

她開始思考人生問題，探究人生意義的答案。毛澤東時代帶來很多特別積極的東西，對意義有高度敏感性，容易把某些問題歸結到意義層面，也就是“活著就是活著，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樣活得挺好嗎？可我不行，人生、意義，這些字眼，不時在我腦海翻騰，仿佛脖子上套著絞索，逼我立刻選擇”。

這是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重要特點，也正是出於此才能解釋“潘曉”討論在當年為什麽會有這麽大的影響，來信討論就有六萬多封，這可能是除了國家極力推廣的書信之外，被閱讀得最多、反響最強的一封。當時，很多人認為“潘曉”提出來的問題和孔子、馬克思的思想具有一樣的價值。

（第十二段）我求助人類智慧的寶庫——拚命看書，希望從那裡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讀了黑格爾、達爾文、歐文的有關社會科學方面的著述；讀了巴爾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魯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書並沒有使我從苦惱中得到解脫。大師們像刀子一樣犀利的筆把人的本性一層層地揭開，讓我更深刻地洞見了人世間的一切醜惡。我驚歎現實中的人與事竟和大師們所寫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書本裡還是回到現實中來，看到的都是一個個葛朗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想呀，使勁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靜了，冷漠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人畢竟都是人哪！誰也逃不脫它本身的規律，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麽忘我高尚的人。過去那些宣傳，要麽就是虛構，要麽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如若不然，請問所有堂皇的聖人、博識的學者、尊貴的教師、可敬的宣傳家們，要是他們敢於正視自己，我敢說又有幾個能逃脫為私欲而鬥爭這個規律呢？！過去，我曾那麽狂熱地相信過“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為了人民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現在想起來又是多麽可笑！

然後她就開始看書，看了很多書。閱讀這些書不必然支持她的結論，但是她卻能讀出這樣的結論，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第十三段）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幾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敷創傷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但我是一個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樣。我也爭工資，我也計較獎金，我也學會了奉承，學會了說假話……做著這些時，我內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爾的話，內心又平靜了。

既然意識到人就是這樣，按理說也便有了人生的答案，但是，從她身上又可以看到那代人的特殊性，一方面，她譴責庸俗的世事；另一方面，她也掙工資，學會奉承，學會了說假話。

不難看到，毛澤東時代結束以後，這些人表現出非常激烈的反彈，他們存在對理想價值和意義的追求，一方面是追求，而另一方面卻是虛無。

（第十四段）當然，我不甘心渾渾噩噩、吃喝玩樂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業。我從小喜歡文學，尤其在經歷人生艱辛之後，我更想用文學的筆把這一切都寫出來。可以說，我活著，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它——文學。

（第十五段）然而，似乎沒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個廠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婦女，年輕姑娘除了談論燙發就是穿戴。我和她們很難有共同語言。她們說我清高，怪僻，問我是不是想獨身。我不睬，我嫌她們俗氣。與周圍人的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種悲涼、孤獨的感覺。當我感到孤獨得可怕時，我就想馬上加入到人們的談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談笑，又覺得還不如躲進自己的孤獨中。

她說自己喜歡文學，只是很小就走上社會，去了一個普通的工廠，沒有讀大學。她認為沒有人能理解她，和別人很難有共同語言，這種說法可能是存在問題的。因為毛澤東時代對社會的塑造能力非常強，她碰到的問題其實別人也都會碰到，隻不過別人對這個問題的具體回應沒有那麽尖銳，這些姑娘表面上討論燙發和穿戴，但實際上與她的差別並沒有那麽大。如果只是去看別人的表面，就不能展現出他們的另外一面，無法建立交流的基礎。因為有的時候人並沒有直接的自我把握能力，需要通過對象化來認識自己，但是潘曉並沒有建立可以交流的群體對象。

另外，既然她的思考有了結論，認為自己比別人站的高，也找到了自己喜歡的東西，為什麽還是特別難受呢？這是很多人在生活中碰到的問題，好像我們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也會有這種感覺。一個人可以選擇自我，但是對自我的定位也要是一個自己能夠承受的自我。在潘曉的路子中，已經出現一個症狀，就是不能承受自我。

（第十六段）我自己知道，我想寫東西不是為了什麽給人民作貢獻，什麽為了四化。我是為了自我，為了自我個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會把我看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來表明我的存在。我拚命地抓住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象在要把我吞沒的大海裡死死抓住一葉小舟。

（第十七段）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象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如果大家看當時的爭論，很多人讚同“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既然客觀為別人，個體的自我也就不可能特別惡。當然，也有一些人說主觀為自我很可能造成最終的客觀並不能為別人，進而產生很嚴重的問題。

一個人雖然是為自己，但也可能對社會乃至對整個文明有積極的影響。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當我們找到一種方式很深入地面對自己，也就比較容易理解別人，進而便可以理解他人、社會和歷史。如此，在為自己和為別人之間進行良性轉化。在潘曉的信中，她並沒有看到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層面。

潘曉認為自己要孤獨的承受自我。按說，文學是為自我的個性需要找到一種方式，可以不斷地看清自己，並有針對性得來改善，進而達到一種新的境界。但是，她在與社會相處的時候，覺得別人庸俗，卻又因為孤獨不得不按別人的方式加入其中。

另外，她在寫作上也是自我矛盾，一方面是為了自我個性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詰問當今社會把她看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要用作品來表明自己的存在。表面上她是極端地為自我，但實際上她的自我根本就沒有找到一個著力點，反而專向於外在。

良性自我也就是孔子所講在為己與為人之間實現轉化，真正做到“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另一方面，自我應該是自身能承受的自我，能承受自己選擇的路線。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上世紀90年代以後，最強調自我的作家反而與商業配合的最好，如果作家過多接受商業邀請，就與強調自我相矛盾，他們宣稱自我隻不過是一個表象而已。

“潘曉”其實從來沒有找到一種方式培養深度的能夠面對自己的自我，她追求的所有東西好像都是在自我慰勞。

（第十八段）按說，一個人有了事業，就會感到充實、快樂、有力量。可我卻不是這樣，好象我在受苦，在掙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處處想表現出自己是強者，可自知內裡是脆弱的；我工資很低，還是要買大量的書和稿紙，這使我不得不幾角錢幾分錢地去算計……我有時會突然想到，我乾嗎非要搞什麽事業，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個人，我也應該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個賢惠的妻子、慈愛的母親。再說，我真能寫出什麽來嗎？就算是寫出來了，幾張紙片就能攪動生活，影響社會？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它在哪裡。人生的路呵，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氣，就意味著徹底滅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過天主教堂的禮拜，我曾冒出過削發為尼的念頭，甚至，我想到過去死……心裡真是亂極了，矛盾極了。

有人認為潘曉遇到的問題是四人幫所致，糾正錯誤後，個體投身到事業中去，生活自然會改變。但是潘曉對此持懷疑態度，“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它在哪裡”。國家規劃的正確事業不一定給人們帶來積極的改變，事實上，當時的爭論並沒有涉及到整體規劃究竟給具體身心帶來哪些充實。

有人說偉大的事業就是改革開放，要支持，但是潘曉認為這些對她是無效的，她提出的問題我們在後來也碰到過。現實是一條很寬廣、很正確的路，但是她卻覺得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松出一口氣”其實也就是自殺，“削發為尼的念頭”也就是皈依宗教。

整個80年代，不管是國家政治精英的規劃和還是知識分子精英的設想，對潘曉個人的精神危機都是無效的。潘曉的精神危機代表了一代人的問題。

四、80年代理想主義矛盾的夾雜著放縱虛無與堅守責任

中國建成穩定有能力的現代國家是在1949年以後，人民當時對共產黨的期待是非常強烈的，上世紀50年代前期的書籍充分體現了大家對新天氣的期待。美國人的研究表明，在整個世界的建國史上，中共建國所表現出的全方位成就可能是獨一無二的，非常令人驚訝。

共產黨從20年代以後摸索出一套組織社會的方式，大家積極配合，社會高度統合。社會民眾對國家高度信任，國家自信地全面運用倫理情操教育社會主義新人，承擔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重任，也就是潘曉在信中所說，她想為共產主義事業、為黨和國家獻出自己。新倫理和新情操在當時帶來很多正面結果。

與中國傳統倫理不同，新倫理建立在意識形態正確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代表的是世界史上的真正原理。而傳統倫理植根於多方面，比如說天地的自然構造、個人良知、社會結構，還有與其相配合的人生經驗感、個人身體充實狀態、行為價值感和意義感、宗教、個人修行等，以及家族、社區、朋友之間責任的落實，個體可以從這些方面找到意義。

文革以後，大家意識到原來的共產主義倫理是沒有支點的。文革以後一代人的精神危機，不僅僅因為對毛澤東時代所倡導的精神與價值產生懷疑，還因為搖動了人們曾虔信或跟從的價值、精神，並在根本上摧毀著價值和精神的真理論述。打造共產主義新人的規劃，之所以碰到這麽大的危機，與其特定的一攬子結構方式有關。

但是，即使遭遇危機，依然可以通過潘曉的這封信清楚看到，一方面人們存在因狂熱而虛脫，因狂信而虛無的精神狀態；與虛脫相對的另一方面，在相當一部分人群中仍堅持應該對歷史、國家、民族、社會承擔責任，應該追求有意義感的生存方式。這兩種精神趨向構成文革後的理想主義內容。

從潘曉身上能夠看到虛無的精神，否定一切價值衝動，同時，卻又存在真實的理想主義衝動，對意義感的強烈渴望，這正是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留給文革後中國的遺產。

因此，當時的精神史局面應該朝這樣的兩個方向延伸：一面考慮如何轉化理想主義，使它不放棄承擔歷史、國家、民族、社會責任，並能在日常工作、生活情境中找到關懷大歷史的具體形式，進而獲得充實感；一面考慮如何轉化、吸收虛無心理和虛無情緒，將對大歷史的關懷和日常生活情境的意義，與個體的歷史挫折相結合，從中尋求生存的意義感。

可以想見，當時若有這兩種意義的結合，中國大陸當代精神史的局面肯定會和我們的實際所見不同。令人遺憾的是，當時的知識界對這樣一種時代精神倫理狀況沒有足夠清楚的意識與思考，各相關思潮與實踐要麽無助於這些問題的改善，要麽在實質上還惡化了本已相當嚴重的精神問題。

理想主義在80年代主要仍以參與大歷史的方式存在，具體而言也就是支持改革開放，為理想主義找到了時代形式，並形成陣營。因此，80年代的理想主義雖不斷被削弱，但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卻一直製約平衡著虛無主義以及個人主義的蔓延。只是，理想主義與大歷史掛鉤，並沒有植根於具體的日常生活情境。

同時，80年代的理想主義又有被掏空的趨勢。有一名叫虹影的女作家，離家出走十年，回家後媽媽就很緊張，不敢對她有什麽要求，害怕她再生氣出走。在談到社會問題的時候她能站出來，甚至上街遊行喊啞嗓子，而在日常生活中，卻如此欠缺同情和愛。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故事，不能太理想化上世紀80年代的理想主義。

（潘曉來信發稿原件）

五、90年代消費主義來襲，理想主義潰不成軍

理想主義在1980年代末受到打擊，在理想主義激情喪失的同時，1992年，人們又迎來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變動。改革大多由國家主導，短時間內從一種形式轉向差別較大的另外一種形式，變動社會中的個體不易形成相對平穩的心態和思考感受支點。同時，民眾從傳統直接邁入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現代社會，也需要心理調試。理想主義在新時代沒有找到合適的方式承傳，並遭到一系列社會、文化思潮的侵蝕。

90年代，市場意識和消費主義來襲，理想主義潰不成軍。多年積累下來的日常生活感受被商業邏輯穿透，人生成功、充實的感覺也變得貧乏，以致很多人只知道經濟和享受。

這種氛圍下產生出的自我意識和主體狀態，大多缺少社會連帶感，只是以自我感覺為中心的個人主義，自然缺少強韌的力量。因此，個人在不得不面對外界時，就顯得很分裂，一方面以自我感覺、自我利益為中心；一方面又強烈追求外部承認，不顧主體精神狀況，無批判地隨順外部氛圍。

不過，也正是這些問題的存在，讓人文研究者清楚看到，人文研究絕不是時代錦上添花的裝飾，而是時代、歷史要真正走穩走好的關鍵條件。在這一意義上，時代為今天的人文研究提供了歷史舞台，我期待著，人文研究能重新出發，尋求安置我們精神的路線。

（2008年的黃曉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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