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類，一場輸不起的世界大戰

垃圾貿易的18年裡，發達國家一邊坐擁青山綠水，一邊享受著向中國輸出分類垃圾還賺錢的紅利。在這場國與國的“垃圾戰爭”下，如果還不進行垃圾分類，會面臨怎樣的未來？

要是垃圾分類推不下去，中國會繼續被發達國家收割“垃圾紅利”。

一

1970年代，東京“垃圾圍城”。70%的垃圾，被直接堆在東部的江東區。數百年來，這裡一直就是“江戶垃圾桶”。

江東區爆發“蠅災”。

惡臭盈天、汙水遍地，江東人苦垃圾久矣！而且，也一直在反對將江東區變成東京的垃圾場。1964年，東京都政府在江東籌建第15號填埋場時，引發強烈抵製；1965年夏天，江東更爆發“蠅災”，蒼蠅多得爬衣服、鑽鼻孔。都政府不得不火燒垃圾山，才搞定這場生態災難。

但垃圾還得有地方堆和埋。為緩解江東的壓力，都政府決定，到江東之外的其他區興建垃圾焚燒廠，並且向江東承諾：1970年之後，不再往江東運垃圾。

但這個承諾兌現太難。

杉並居民抵製垃圾焚燒廠。

重點難在其他各區都不歡迎在自己的地盤興建焚燒廠，其中最難啃的釘子就是西部的杉並區。因為事先沒跟居民商量，也沒公布選址理由（土地有一半還是私有的），杉並區強烈抵製了政府的計劃，其他區的進展，也並不順利。

於是，大量的垃圾還是往江東運。1971年，日均5000輛垃圾車開進江東，讓江東父老的希望徹底破滅了。9月27日，他們走上街頭攔阻垃圾車，並向東京其他22個區發表公開信：誰不同意在區內建垃圾處理廠，就不讓這個區的垃圾車進入。

“東京垃圾戰爭”正式爆發。

但接下來，各區卻陷入曠日持久的扯皮。1972年12月，都政府計劃設立8個臨時垃圾收集所，又包括了杉並區。這次，杉並人直接和都政府打起來了。

這種硬扛的態度，令江東區出離憤怒，並第二次禁止杉並垃圾進入。結果，杉並區垃圾遍地，惡臭盈天，杉並人也飽嘗了江東人的苦楚。即便如此，杉並區還是不肯屈服。

1973年，江東區第三次抵製杉並時，終於撂下狠話：再不解決問題，就讓全東京給杉並區“陪葬”。

這讓東京都政府無路可退，杉並區也接到了最後通牒：如果再不同意，都政府將強征土地，開建垃圾焚燒廠。

1974年，在東京地方法院調解下，“垃圾戰爭”終於和解，並確立了“各區垃圾自己處理”的總原則。

這個原則，非常重要。

今天，東京23個區建有21座垃圾焚燒廠，不僅澀谷這樣的繁華市區裡有，中央區的焚燒廠離日本皇宮更是只有3.5公里。沒有焚燒廠的區，只能花錢交給別的區處理，矛盾也因此化解。

但“垃圾戰爭”遺留了一個巨大隱患：當時，垃圾都沒有經過細致分類，而是直接拖進了焚燒爐裡。

二

1999年2月，朝日電視台報導了埼玉縣菠菜中二噁英嚴重超標事件，引發日本恐慌。超市對埼玉蔬菜全面拒收，跟今天福島的待遇一樣。

二噁英，一級致癌物，毒性比砒霜大10000倍，且具有生殖毒性和遺傳毒性。垃圾混燒，正是二噁英來源的罪魁禍首。而垃圾分類後，如果隻投放可燃垃圾，並對焚燒爐進行改造，便能有效降低二噁英排放。

但這個汙染機理，日本人也是90年代才徹底搞清楚。

八九十年代，日本大力發展垃圾焚燒，6000座焚燒廠冠絕全球。日本空氣與土壤中的二噁英含量，也飆升到其他工業國家的10倍。

面對“埼玉蔬菜事件”，農林水產大臣要求徹查，時任首相小淵惠三親自過問。但查來查去，卻引發了埼玉農民的憤怒。他們指責朝日電視台和民間檢測公司造謠生事。最後，電視台和檢測公司還向蔬菜商賠了1000萬日元了事。

這件事，究竟是空氣汙染還是土壤汙染，早就說不清了。

但日本政府知道，必須做出強力改變。

1999年3月，小淵惠三召開內閣會議，要求用4年時間，將二噁英排放強製減少90%。為實現目標，7月“二噁英法”頒布，2000年1月實施。

東京垃圾焚燒廠分布。

要想大幅減少二噁英排放，只有把垃圾分類搞嚴、搞細、搞到底。

因為“垃圾戰爭”後確立的“各掃門前雪”原則，使得焚燒廠已經分布在城區裡和小區邊。鬥了那麽多年，再想進一步規劃和改變焚燒廠的布局，實際上不可能了。

史上最嚴苛垃圾分類，轟轟烈烈展開。

為貫徹二噁英減排，日本把所有環境法規統統修訂一遍。垃圾分類上，更實施嚴刑峻法。像《廢棄物處理法》規定：個人亂扔垃圾，最高可判5年，罰1000萬日元（60多萬人民幣）；企業或法人亂丟垃圾，重罰3億日元（1900多萬人民幣）。

在靜岡縣，一家食品廠只是將過期優酪乳倒進下水道。但因為散發惡臭遭到舉報，社長、社員全被逮捕。

老百姓亂丟垃圾就破產了。況且，焚燒廠還在家門口，不好好分類，吸二噁英的只能是自己。

這樣密切的利害關係，使垃圾分類得以貫徹。2003年，日本二噁英排放較1997年大減95.1%。成果立竿見影，也鼓舞了日本朝野堅持分類的信念。

凡見過日本垃圾焚燒廠的中國人，都讚歎其既“淨”又“靜”。比如大阪舞洲垃圾廠，外形像兒童遊樂園，是焚燒廠中的“網紅”。

大阪舞洲垃圾廠。

但實際上，焚燒廠也是被逼的，居民對它們並不放心。

由於“二噁英法”，在日本出現了一個新行業——二噁英檢測分析。高峰時，300多家專業二噁英實驗室掘金藍海，通過日本環境省權威認證的機構就達100多家。任何團體，都能很方便找到一家專業的二噁英分析機構。

於是，垃圾焚燒廠想糊弄老百姓就變得很困難。為取得周邊民眾支持，焚燒廠要不斷公布環境報告，鼓勵居民來參觀、交流，甚至應對專業機構的分析和質詢。

嚴苛的環境法律、深度的民間參與、專業的分析監測、就近的焚燒廠分布、長期的分類教育……這些因素，逼著日本人越分越細，也值得中國人參考借鑒。

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上，日本球迷邊哭邊撿垃圾的場景，為其贏得了“世界上最愛乾淨民族”的美譽。

其實，哪有那麽多民族天性，都是事到臨頭、利益關切而已。

三

2008年，導演王久良把北京周邊四五百座垃圾填埋場跑了一遍。它們構成北京“七環”的震撼影像，被拍成了紀錄片《垃圾圍城》。

北京為此投資百億，對周邊垃圾場展開治理。

王久良作品《垃圾圍城》。

早在2000年，北上廣等8座城市就開始搞分類試點。2012年，北京正式實施的“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中，已明確要求實施垃圾分類、促進垃圾減量。北京的323個街道，有三分之一已經展開了垃圾分類。

但垃圾堆積的速度比消解快得多。10多年過去，中國三分之二的城市，還是陷入了“垃圾圍城”裡。

上海4天的垃圾量，能堆出一幢420米高的金茂大廈；杭州3年的垃圾，能填滿西湖……但社會公眾對這些，幾乎無感。

垃圾再多，也會堆到跟自己不相乾的地方。老百姓感受不到垃圾圍城的急迫，就談不上做分類的動力。

但市長們都知道，城市之間的垃圾戰爭，早就硝煙四起。

2016年6、7月間，太湖西山島的蘇州老百姓，發覺有點不對勁。

一艘艘船晝伏夜出，往來於西山島上。天亮後人們發現，這個被譽為“蘇州小九寨”的風景區、距蘇州吳中取水口只有2公里的地方，被人傾倒了12000噸垃圾。

傾倒在太湖西山島上的上海垃圾。

蘇州人憤怒了。他們把沒來得及逃跑的8艘船扣下，一審才知，這些垃圾來自上海。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這次，蘇州變成了“江東區”。

上海四處“倒垃圾”，也早就不是第一次。

2013年，一個叫徐國強的男人跟上海楊浦區綠容局達成協議：以每噸48-78元的價格，獲得垃圾處置權。

當時，在上海市區收集、壓縮、轉運垃圾的成本，高達400塊/噸。徐國強的報價，低得不可思議。

他們賺錢的秘訣，就是用低價層層轉包，把垃圾轉運到外地裝卸、傾倒。整條黑色產業鏈上，所有環節都大賺其利。兩年間，通過徐國強轉手傾倒的垃圾就多達4萬噸。

2015年，當他們把1670噸垃圾傾倒在無錫時，無錫市檢察院迅疾反擊，不但把徐國強一乾人告上法庭，連上海楊浦區綠容局也一並送上了被告席。

2016年11月，中央環保督察組開始徹查上海垃圾非法傾倒。結果發現，上海的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是2.4萬噸/天，需求卻高達3.34萬噸/天。一些垃圾堆場表面停運，卻未能封場，無滲濾液處理或改造也大大滯後。結果，滲濾液長期超標，直接排進了汙水管網或河道裡。

當大城市處理能力飽和、處理成本高昂時，小城市，自然成了垃圾處理的“價值窪地”。

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廣東的垃圾被傾倒在廣西。

於是，類似案件蜂擁而起。深圳的垃圾倒於都、杭州的垃圾倒蕪湖、東莞的垃圾倒肇慶、烏鎮的垃圾倒鳳台，甚至直接倒進長江……

而中國“固廢法”規定：濫倒汙染物，最高處20萬元罰款。

可在東莞，不法分子為獲得“倒垃圾”的“權利”，向環衛局領導行賄的錢都高達70萬。

沒辦法，倒垃圾，太暴利。

2016年7月，當江蘇海門再現上海垃圾時，上海終於下達禁令：垃圾一律不準外運。

垃圾既不能外運傾倒，便只能就地焚燒。要焚燒，就要考慮是混燒，還是分類燒。一幫“焚燒派”專家更認為，垃圾分類不必強求。只要引進發達國家（德、日）的焚燒爐技術，將爐溫保持在850℃以上，二噁英即可分解，排放就能達標。

2017年，一家名為江蘇力維的檢測機構，因違規被注銷停業。其主營業務是二噁英檢測，其市場份額冠絕全國。但江蘇省質量技術監督局發現，這是一家給錢就能出達標報告的企業，且“服務”過眾多垃圾焚燒廠家。

中國“達標”的垃圾焚燒廠蠻多的，不知道專家們肯不肯住附近。

眼下，中國還沒有專門的“二噁英法”。但有研究顯示，早在2008年，北上廣空氣中的二噁英濃度就突破了日本標準。有專家呼籲，應盡早將二噁英和PM2.5一起納入空氣監測。

有些事，不說也明白了。上海（包括46座城市）搞強製分類，不就是為大家好嗎？

四

2018年，王石成為深圳“垃圾分類大使”時，談及一則見聞。

為方便撕標簽，日本飲料瓶上特意做好了開口。

一次，他去日本拜會一位地產公司老總時發現，日本人喝完礦泉水，還要把塑料標簽從瓶子上撕下來。他覺得很好奇，這位老總答道：要是塑料標簽不撕，回收的塑料品質不高。

王石由此感慨日本人分類的精細。

但日本回收的塑料瓶，卻大都運到了中國。2015年，日本向中國輸入88萬噸廢塑料，其中包括110億個塑料瓶。

如果你擁有一雙上帝之眼，在俯瞰全球商品大循環時，會發現一幕“中國奇景”。

電子垃圾流動的全球軌跡。

當中國製造的商品運往全世界，它們運行的軌跡會因目的地差異而大不相同。在落後國家，它們會沉積為死寂的垃圾；在發達國家，它們卻因垃圾分類變成可回收資源，並運回中國。在中國龐大的資源回收體系裡，它們會再度成為中國製造的原材料，成為商品後重返世界……

不論是耐吉球鞋還是蘋果手機，中國，始終是全球製造與原料輪回的終極核心。

2015年，中國拿下了全球22%的廢鋼、57%的廢塑料、31%的有色金屬廢料、51%的廢紙、28%的電子廢料。全球一半以上“洋垃圾”會運到中國，美國、歐盟、日本等大搞垃圾分類的國家是大賣家。

關於“洋垃圾”，又是一場“羅生門”。

中國環保專家認為，發達國家付髒錢給不法商人，誘惑他們在中國傾倒垃圾。這像極了上海與蘇州關係的“國際版”。

但美國人卻表示，中國商人大肆進口“洋垃圾”，並從中大賺其利。2018年之前，美國每年向中國出口的廢紙、廢塑料，總價達56億美元。如此規模的國際貿易，靠“傾倒陰謀”不可能撐起來。

在廣東汕頭的貴嶼、清遠的石角，或許藏著答案。

這裡曾全球最大的電子垃圾集中地。鼎盛時，10多萬人搞拆解，家家戶戶燒垃圾，燒掉塑料皮後，1000噸電子垃圾中能拆解出300噸銅。這一下，就造就了一門產銅10多萬噸、價值數十億的超級生意。

這些垃圾，不過經歷了最粗淺的分類而已。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銅消費國，一半的銅來自資源回收。貴嶼、清遠冒出青煙的多寡，曾直接影響國際銅價走勢，令環保部門也投鼠忌器。

日本人的塑料瓶，也在中國搖身一變，成了行銷全球的雨衣、手套和“的確良”服飾。

中國的“洋垃圾”商人們，一手把控中國的回收渠道，一手在美國的廢品回收體系中布局。由於沒有中間商賺差價，“洋垃圾”的賺頭超乎想象。

但整個中國，卻陷入一個可笑悖論：一面垃圾圍城，一面進口垃圾。兩者唯一的區別，就是“洋垃圾”經過了垃圾分類。

在德國，中國人以200歐元/噸（1500元人民幣）的價格收購廢塑料。德國即便有處置能力，也願意每年80萬噸的巨量向中國傾銷。

在東京，2010年的垃圾處理成本已高達5.8萬日元/噸（3600多元人民幣），但因為焚燒廠有賣電、賣熱、賣廢品的收入，向公眾的實際收費，只有1.45萬日元/噸（900多元人民幣）。

在國際貿易的視野中，中國通過強大的製造業體系和“洋垃圾”貿易，其實是在猛力“補貼”做垃圾分類的一眾發達國家。

這個世界，其實早就陷入了國與國的“垃圾戰爭”裡，且在不停懲罰不肯做分類的人。垃圾貿易的18年裡，發達國家一邊坐擁青山綠水，一邊享受著向中國輸出分類垃圾還賺錢的紅利。

2018年，中國開始禁止24種“洋垃圾”。而中國的分類垃圾，顯然比進口“洋垃圾”有價格優勢。但要是中國的垃圾分類推不下去，資源回收行業嗷嗷待哺，“洋垃圾”肯定會卷土重來。

從任何角度看，中國的垃圾分類都不能再拖了。

實際上，推動分類垃圾就兩大核心：一是分類會更環保，不分類將有環境大災難；二是分類將更好實現資源利用。否則，不做分類卻去買洋垃圾，不但浪費巨大，還將加速中國的環保困境。

*文中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參考資料：

[1]. 《日本人的愛乾淨習慣竟是從一場“戰爭”中得來》大象公會

[2]. 《日本二噁英減排控制的歷程、經驗與啟示》《環境汙染與防治》2006年第11期，蔡震霄、黃俊、張清余

[3]. 《“垃圾偷倒太湖”的背後困境：特大城市被“垃圾圍城”》新京報

[4]. 《中央環保督察組揭上海垃圾跨省傾倒根源》中國青年報

[5]. 《空氣質量標準應納入戴奧辛》《世界環境》2012年第1期，毛達

[6]. 《廢物星球：從中國到世界的天價垃圾貿易之旅》亞當明特（美）

版權聲明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華商韜略”（ID：hstl8888），作者：熊劍輝。原標題為《垃圾分類，一場輸不起的世界大戰》，原文發表於2019年07月08日。無冕財經已獲得轉載授權，並稍作編輯。如有其他需要，請聯繫客服小冕（微信號：xiaomian0504）。

無冕財經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特色簽約账號，現已覆蓋今日頭條、搜狐財經、網易財原經、鳳凰新聞、一點資訊、新浪財經頭條號、新浪微博、UC頭條、百家號、企鵝號、雪球號、螞蟻財富號等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