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詐騙瞄準“小白”股民 設虛假交易平台斂財

　　電信詐騙瞄準“小白”股民 設虛假交易平台斂財

　　本報記者 李振 實 習 生 許琬琳 深圳、廣州報導

　　“那哪是電信詐騙啊！就像演電影一樣！”回想起最近幾個月來的遭遇，魏聰（化名）仍唏噓不已。

　　2018年3月，炒股不久的他接到一個自稱“理財師”的電話，言語中透露出“經他推薦的股票，穩賺不賠”，如果不信，“賺到錢再給傭金”。

　　原本自以為有能力識別詐騙“配方”的魏聰，恰恰被這後半句擊中。也就是在那個接通陌生來電的午後，魏聰結結實實踏進了一場專為他而設計的騙局。

　　像大多數受害者一樣，魏聰起初也嘗到了小賺一筆的甜頭，而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在一款國際期貨交易APP上連續投入了近45萬元。

　　“連續幾個跌停下來，就虧得一塌糊塗。”魏聰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回憶，“但那些‘理財師’（電信詐騙犯）就像心理專家一樣，會讓你不斷往裡投錢。”

　　幾個回合下來，錢也沒了，“理財師”也跑了。魏聰這才幡然醒悟——原來更新的“套路”背後依然還是原來的“配方”。

　　深圳CID反詐騙中心主任王征途則比魏聰領悟得更為深刻，經他處理的電信詐騙案件多達數百宗。他將上述套路稱之為“楚門的世界”：就像一場事先鋪墊好的戲劇，所有的渲染鋪墊、台詞劇本都是假的，隻待主角“入局”。

　　算準了“下套”時機

　　而進入“楚門世界”的鑰匙，就是魏聰們的欲望。

　　魏聰所在的深圳，聚集了全中國最早炒股票的人，似乎唯一不缺的就是“掙大錢”的欲望。在股票界，分析師和理財師並列成為最受追逐的人。

　　認識不久後，理財師“合希”將魏聰拉入一個炒股交流微信群，群中每天充斥的大多是股市行情和投資心得。

　　起初，這個群並未引起魏聰的注意。作為炒股初期的小白股民，類似的群他也林林總總加了七八個，時常潛水其中，當然也會拿分析師的預測練手，總體有賠有賺。在他看來，權當交學費。

　　後來，之所以注意到這個群，是從一個叫“紅海”的指導老師“百發百中”開始的，凡是他推薦股票都有不錯的收益。

　　“我開始的時候還不太相信，後來跟著這人的推薦買了幾次後，確實賺到了錢。”魏聰形容，群裡的氣氛開始變得活躍起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下起“紅包雨”。隔著手機螢幕，他都能從別人曬出的截圖中嗅到“賺大錢”的欲望。

　　魏聰事後通過種種細節回憶，認定這幫騙子是算準了“下套”時機。

　　從一個被他忽視的小細節或許昭示了危險來臨的信號：6月份的一天，“合希”曾私下問其收益和感受。彼時的魏聰還沉浸在賺錢的喜悅中，以為他只是前來討要“傭金”，便隨手發給對方一個大紅包。

　　在問話後的某天，“紅海”宣布說，因中美貿易摩擦嚴重影響到國內股票投資的收益，他將通過直播授課帶領大家炒國際期貨。

　　而此時“紅海”老師的每一句話，都被大家奉為圭臬。魏聰們還沉浸在繼續跟隨“賺大錢”的臆想中，在欲望的驅使下摩拳擦掌，不由分說就下載、注冊了國際期貨交易APP。

　　圈套的最後到來是在一個凌晨。

　　原本按照“紅海”老師指導的上漲行情鬥轉直下，一個回合下來，投入的20萬元只剩個零頭。“就像賭博，越損失的多越是想撈本。”在“紅海”老師不失時機地提醒下，他又分別三次繼續跟進了近25萬元。

　　直到報警後，他也沒有搞清楚：那幫騙子就像心理專家一樣瞄準了我們，為何他們能夠算準每一個環節？

　　一套話術賣十萬元

　　魏聰的遭遇並非孤例，每年因電信詐騙而遭受損失的案件難以準確計數。僅廣東一省今年1-6月份，就曾偵破電信網絡詐騙刑事案件10230余起，刑拘6020餘人，逮捕3560餘人。

　　王征途介紹，深圳市每年的命案、搶劫、搶奪、盜竊、扒竊、故意傷害等傳統案件正在以10%的比例在下降，刑事犯罪的戰場已經開始轉移，連犯罪分子也在進行“轉型”。

　　“虛擬世界，很可能成為刑事犯罪的主戰場。”在他看來，這項打擊任務繁重且異常艱難，因為“破案的速度已經趕不上詐騙手段更新的速度”。

　　在王征途看來，魏聰之所以掉進詐騙犯的圈套，並非對方是心理專家，而是因為這是一幫“術業有專攻”的騙子，甚至打每個電話都有專門的話術，而這套話術在大陸被賣到了十萬元。

　　“受騙者往往認為對方是專業人士，在驗證了幾次所謂‘專家’的分析後而輕信。”他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分析，“這是因為對方為了取信詐騙目標，而花錢購買的私募、公募行情分析，準確率肯定高。”

　　取得信任後，詐騙份子要做的就是轉移詐騙陣地。“在A股他們是沒有操作的余地的，他們會以各種理由告訴你，股票行情不好，將大家引入他們建立的交易平台。”王征途表示，這個平台一般都是架設在國外伺服器上的虛假交易平台。

　　他介紹，往往受騙者在交易平台中看到的所有錢，都只是一個數字，真實的人民幣早已通過第三方支付被詐騙份子轉移走了。

　　“如今的電信詐騙已經更新為2.0了，早已形成了龐大的地下黑色產業鏈。”王征途解釋稱，包括獲取個人資訊，架設伺服器、開發APP，製作虛假K線圖，銷贓轉移等各個環節都有專門的人在做。

　　王征途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說，“有黑色產業鏈的支撐，你打掉某個環節，會不斷有人來補充從事這個行業。這是電信詐騙杜而不絕的根本。”

　　暨南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檢察學研究會理事梁玉霞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分析，黑色產業鏈的存在，也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電信詐騙犯罪份子違法成本低。

　　“電信詐騙往往是集團犯罪，參與者眾，犯罪行為環節多，特別是主犯往往在境外操控，因此國內只能抓獲某個環節上的馬仔。對於這些人，從刑事責任上講，只能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比照主犯給予較輕的處罰，甚至不知情者反而會按無罪論處。”她說。

　　受訪人士認為，針對個人資訊、第三方支付和國外伺服器監管，必須由國家出面通過立法來解決。

　　王征途拿第三方支付舉例，早先電信詐騙1.0時代，所有支付都是通過銀行轉账，反詐中心可以通過銀行部門查到線索並凍結損失錢款；但在2.0時代，騙子都走第三方支付進行數筆二次消費，分批轉移到某個账戶。

　　“如果二次消費是通過一百張或一萬張儲值卡進入账戶，警察機構如何核實？又該如何證明具體哪筆錢是對應的某個受害者的？”王征途曾為辦案奔赴全國各個第三方支付總部查證，“全國數百個第三方支付公司，要耗費多大的人力、精力。即便耗費長時間查出來，錢基本已經被揮霍一空了。”

　　王征途認為，促進個人資訊立法、第三方支付監管等迫在眉睫。

　　但在梁玉霞看來，“立法不是萬能的，互聯網涉及面太廣。懲治電信詐騙，需要各環節動員起來形成合力。尤其是對手機運營商和網絡運營商來講，事後追查機制的完善和順暢可以提高偵查取證的效率、降低成本。”

責任編輯：李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