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國家監察委做出第一個處罰決定——給予陝西省原副省長馮新柱開除公職處分。
中紀委對馮新柱的通報點出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他“對黨中央關於脫貧攻堅重大決策部署落實不力、消極應付，且利用分管扶貧工作職權謀取私利”。脫貧攻堅是十八大以來中央下大力氣抓的工作，“落實不力、消極應付”已是嚴重失職，利用扶貧“謀取私利”更是令人不齒。
馮新柱在脫貧攻堅上出問題，此前早有征兆。2015年4月他升任副省長後，主管扶貧等方面的工作，兼任省脫貧攻堅長官小組副組長。
然而，陝西屢屢因扶貧工作存在不足被中央點名。2017年6月8日，中央第十一巡視組向陝西省委反饋巡視“回頭看”情況，其中包括“對脫貧攻堅的政治認識不足，扶貧開發工作有急功近利的傾向”。具體表現有三條：“底數不清”“政績脫貧、層層加碼”和“思想認識不夠”。
當時，巡視組組長徐令義提出建議，應增強脫貧攻堅的政治擔當和為民情懷，正視問題、深入基層、靠前指揮，打好脫貧攻堅戰。而中紀委的通報指出，馮新柱“理想信念缺失，與人民群眾毫無感情，道德敗壞，腐化變質”。兩相對比，不難看出馮新柱的問題關鍵在哪裡。
梳理馮新柱的活動可以發現，他在落馬前的最後幾次公開露面基本都與脫貧攻堅有關，例如參加陝西省社會扶貧網募集平台啟動推進會議、到安康市調研產業扶貧工作等。但此時才想要彌補，已經晚了。
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發現，在脫貧攻堅工作上，馮新柱與孫政才犯了同樣的錯誤。
今年1月19日，《重慶日報》刊文指出，孫政才為了個人的政績，沒有貫徹中央的要求和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重慶時對扶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盲目趕進度，確立了“脫貧攻堅趕前不趕後，將減貧銷號任務重點安排在2016年度”工作目標，導致各區縣急於求成、揠苗助長，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甚至出現“數字脫貧”的情況。
不僅如此，孫政才還以“中國最年輕的政治人物”自居，將個人主張凌駕於黨中央精神之上，主導制定所謂“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把本是主體功能劃分的規劃概念蓄意拔高到重慶最重要的戰略，空談“兩點”定位，不落實“兩地”目標。
事實上，很多官員落馬，不僅由於經濟上貪汙腐化，也存在對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貫徹不力、消極應付，甚至陽奉陰違、故意違背的情況。
3月26日，新疆喀什地委原委員、莎車縣委原書記王勇智落馬。這個處級幹部之所以引起全國關注，皆因其通報中有一句“嚴重違背黨中央治疆方略”。新疆自治區紀委指出，王勇智其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擅權妄為、道德敗壞於一身，是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的典型“兩面人”。
保監會原主席項俊波落馬後，中紀委通報他“為謀取個人政治利益，濫用審批權和監管權”，可見問題出在監管不力上。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則指出，項俊波案件反映出保險監管系統一個時期以來對監管定位的認識上有偏差，在貫徹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方面落實不到位。
項俊波主政保監會期間，部分保險公司迅速膨脹、四處擴張，行事風格激進，給金融市場的穩定帶來了重大隱患。日前，安邦集團原董事長吳小暉涉嫌集資詐騙罪、職務侵佔罪一審開庭，檢方指控吳小暉實際騙取資金652.48億元、職務侵佔保費資金共計100億元，金額之大令人瞠目結舌。
為了汲取項俊波案的教訓，保監會在內部會議上強調，不被金融大鱷和被監管對象“圍獵”，不被違法違規者拖下水，不做內外勾結之事。
消極應付中央指示，不作為不落實，對祁連山的生態環境破壞負有重大責任，是甘肅原省委書記王三運落馬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紀委專題片《巡視利劍》披露，“中央長官同志做出一系列重要批示後，王三運表面上擺了姿態走了形式，但其實並沒有真正到問題嚴重的地區去調查研究，也沒有認真督促相關部門抓好整改落實，更沒有對相關長官幹部進行嚴肅問責。”
馮新柱、孫政才、項俊波、王三運等人的心裡，既沒有中央，也沒有人民，才會在違紀違法的路線上越走越遠。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