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重點
新盜墓者：古老“行業”的嬗變
本刊記者/胥大偉
發於2020.11.2總第970期《中國新聞周刊》
2020年4月23日，一場驚心動魄的集中抓捕行動在安徽悄然展開。
安徽省淮南市警方精心安排了5個抓捕組，分赴5個縣市同時展開抓捕行動，11名盜墓賊在同一天全部落網，追回各類文物40多件。在這場抓捕行動前，淮南警方對案件進行了深度調查，摸清了該團夥的組織架構。這是一個由十七人組成的盜墓團隊，團夥成員來自山東、山西以及安徽合肥、廬江等地，他們在安徽瘋狂盜掘古墓葬。淮南市壽縣警察局刑偵大隊大隊長沈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即使在疫情期間，這夥盜墓賊在安徽廬江又開始作案，打擊刻不容緩。
盜墓，是一個古老的“行當”，早在春秋時期“禮壞樂崩”之後，厚葬之風興起，盜墓就開始盛行，此後歷經兩千年，至今未曾斷絕。在中國的一些地區，盜墓甚至曾一度非常猖獗。國家文物局提供給《中國新聞周刊》的資料顯示，在暴利的驅使下，近年來，犯罪分子依然頂風作案。2019年以來，國家文物局接報各類文物犯罪案件200余件，河南鞏義宋陵、河北趙王陵、湖北八嶺山古墓群、浙江吳越國錢槿墓等大型遺址、墓葬都遭到盜擾。
另一方面，文物犯罪的集團化、職業化、智能化趨勢明顯，作案愈加隱蔽，打擊文物犯罪形勢非常嚴峻。山西省警察廳刑偵總隊相關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近年來文物犯罪運用高科技手段增多，望遠鏡、紅外夜視儀、金屬探測器等設備被用於盜掘古墓。犯罪分工更細化，一條龍作業，形成了一個集盜竊、盜掘、運輸、窩藏、銷贓為一體的地下文物犯罪網絡。從內地盜竊、盜掘、運輸到口岸、走私出境，直至文物出現在海外交易市場，常常只需要幾天時間。
當代“摸金校尉”的盜墓術
盜墓者常常被稱作“摸金校尉”。據史書記載，摸金校尉起源於東漢末年三國時期，曹操為了彌補軍餉的不足，設立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等軍銜，專司盜墓取財，貼補軍餉。
天下霸唱的《鬼失敗》是一部以摸金校尉為主角的奇幻小說，據其改編的系列影視劇引發了“盜墓題材”的熱度。在小說《鬼失敗》的設定裡，盜墓界發展到後期，逐漸形成了摸金有符、發丘有印、搬山有術、卸嶺有甲四大門派。“摸金校尉”通常被描述為善於“堪輿倒鬥”的能人異士。摸金一脈的絕技是尋龍點穴，根據山川形勢和星辰變幻判斷風水走向，因為古代大型墓葬選址都會尋找風水吉穴。定位之後，可直接打通盜洞直搗黃龍，避免了前期折損人手。
而在現實中，盜墓的流程可大致分為探墓定位、打洞挖掘，最後由專人進行“清坑”。其中探墓、打洞、“清坑”都需要專業人員進行作業。
一般而言，探墓是最難也是最重要的環節。從偵破的盜墓案件來看，盜墓分子對墓葬位置的掌握往往非常精準。淮南市警察局刑警支隊副支隊長武亞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淮南警方從抓捕的一些盜墓者身上發現有各地的縣志、市志，上面詳細記載了古墓葬的分布。在這些盜墓犯罪團夥中，有人專門對此進行研究。《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一些文物系統出版的《文物地圖集》也成了盜墓者的工具書，甚至一些古墓葬的經緯度都被標注出來。此外，一些盜墓者還會研究風水星象。
例如淮南市警方偵破的“武王墩”盜掘古墓案中，團夥成員河南杞縣人夏玉震就因盜墓技術高超，擅長看風水、打探針、定墓室，擔任盜墓現場“總指揮”，他還被全國很多盜墓團夥都邀請過充當“摸金校尉”。武王墩古墓位於淮南市山南新區三和鄉徐窪村南約150米處，1981年被確定為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部門。考古勘探表明，武王墩古墓是一座平面呈“甲”字形的大型墓葬，墓西側還發現一處長近150米的大型車馬坑。專家表示，這座古墓應屬於楚國遷都壽春後一座王的等級的大型墓葬。
一些“專家級”盜墓者的“專業水準”，讓一些文物專家都歎為觀止。2005年，西安警方接到一起盜墓案的舉報。案件偵破之後，文物專家鑒定發現，該陵墓的主人是唐貞順皇后武氏，即武惠妃，是唐玄宗李隆基早年寵妃。墓穴早被罪犯洗劫一空，最為珍貴的武惠妃石棺槨更是以100萬美元的價格被賣到了美國。這起盜墓案當時引發了轟動，海岩在2013年出版的小說《長安盜》便是以這起事件為背景撰寫，2019年改編成電影《長安道》上映。
這起當時震驚全國的陝西敬陵盜墓案，主角楊彬充滿“傳奇色彩”。據報導，他乾過攝影師，開過服裝店，自學了文物知識，從歷史到風水再到金石，從專業期刊到學術論文，成為“專家”級別的文物鑒賞高手。此後，他開始招兵買馬“支鍋”，以自己掌握的風水知識，判定墓穴位置，成了盜墓集團的頭目。
2003年底，楊彬通過豐富的文物知識積累，將目標鎖定在西安市長安區龐留村附近的敬陵。他進行了縝密的準備，不但事先安排了盜墓所需的炸藥、絞盤、吊車、切割工具和槍支，甚至在附近村莊和警察局門口，還設置了暗哨。2004年5月至6月，楊彬團夥先後六次進入古墓，每次耗時一個通宵，將重達27噸的石棺槨，切成31塊運走，發往廣州。
楊彬團夥兩個多月的盜墓過程，即便是工作多年的考古人員和警察乾警，都不得不感歎其專業性。首先，楊彬選擇下手的古墓中，沒有一座是國家級或省級重點文物保護部門。但楊彬卻能在沒有任何信息的情況下，判斷出墓葬的等級和價值。其次，深達35米盜洞直指石墓門，一點浪費都沒有。如果不是控制精準的筆直墓道，很難想象盜墓者如何才能將笨重的石棺槨吊出。再有，參與盜墓的人員多達20人，但在兩個月時間裡，六次下手盜墓，卻沒有走露半點風聲。最後，楊彬從不在本地銷贓，都是直接聯繫外地甚至境外買家。這也讓西安警方，一直抓不住他的把柄。
根據媒體報導，楊彬硬碟裡的文件，不但對漢唐文物的品類、形製進行了詳細的分類整理。還仔細標注了陝西地區陵墓的分布位置，堪稱一部現實版的“盜墓筆記”。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鳳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古人非常講究墓葬選址在比較理想的位置，例如遼代墓一般會在東南方位，背靠大山，前面會有一條大河。不過，這只是一般規律，確定墓葬準確位置，仍需要科學的勘探才能定位。
如今，盜墓賊操作精準往往得益於先進的裝備。如在偵破武王墩古墓被盜掘案件中，抓捕現場扣押了大量專業作案工具，如洛陽鏟、雷管、土製炸藥、升降機、紅外夜視儀、對講機、微型探頭等。淮南市警察局刑警支隊支隊長黃升忠介紹，這些盜墓分子踩點以後，並非立刻“開工”，他們往往需要若乾天時間來開展隱蔽式作業。在“踩點”結束後，他們會在那裡架設一個隱蔽的攝影頭，進行反偵查。在確定安全後，才會“開工”。
由於盜墓團夥人員龐雜，為了防止使用手機留下痕跡，在盜墓現場他們通過對講機進行聯絡。“洛陽鏟已經淘汰了”，淮南市山南新區警察分局刑偵大隊大隊長高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盜墓分子現如今大多採用探針進行古墓位置的探查，“基本上3~5根探針下去，就能夠確定棺槨的位置。”
相傳，洛陽鏟是中國河南洛陽附近村民於20世紀初發明，後人逐漸改進，被廣泛用於盜墓。中國古墓葬最集中的洛陽邙山地區“十墓九空”，盜墓者用的就是這種工具，“洛陽鏟”也由此而“惡名”遠播。此後，考古學家把洛陽鏟運用於考古鑽探，於是原來的盜墓工具洛陽鏟又成了重要考古工具。
在完成古墓位置探查後，打盜洞則是另一項技術活。在武王墩古墓被盜現場，根據主要盜墓嫌疑人供述，2015年該團夥從武王墩古墓北部正上方打了一個16米左右深的豎洞，後期豎洞塌方，在豎洞旁邊又打出一個60cmX60cm的方孔斜洞進入第一個墓室，發現墓室裡都是水，抽了3天。水至齊腰深後下去，墓室大概3米寬，4~5米長，2米高，盜墓者在水裡一橫杆上摸出編鍾等文物；一個月後，該團夥在第一次下去的墓室右側長方形木質牆邊角又開了一個70cmX70cm的方孔斜洞，進到另一個長方形墓室，第二次盜得文物若乾。後嫌疑人欲打通主室，從側室到主室牆厚達兩米，因主室的木質結構已經全部塌方，嫌疑人無法進入，只能用手伸進去，而墓室的牆壁上均為彩繪。
高坤介紹，盜墓分子先後三次採用“擠壓式爆破盜掘法”盜掘淮南武王墩古墓葬。擠壓式爆破，即在地下埋好炸藥，爆炸時將泥土擠壓到兩邊，以形成一個可容納人上下的洞穴。採用擠壓式爆破有幾個優點，一是盜洞成型快速，比洛陽鏟省勁；二是洞壁因擠壓的作用，不易塌方；三是地面上不見土，不容被發現；四是，因為在地下爆破、聲音小，並不怕被人聽到。這需要爆破者對炸藥用量進行精確計算。
淮南市謝家集區警察分局刑偵大隊長楊勇回憶，上世紀90年代，他剛參加工作時，盜墓者往往乘著雷雨天作案，這樣可以掩蓋放炮的聲音，挖盜洞也大多採用鐵鍬進行挖掘。楊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隨著新技術、新裝備的使用，以往一個墓葬需要作業一兩個月，如今只需幾天時間就可以完成盜掘作業。
多位受訪的警方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事實上，如今的盜墓已經從野蠻式的挖掘向依靠技術開挖的方向發展。
隱秘的盜墓圈子
2018年10月，淮南市警方獲悉，盜掘過武王墩古墓的盜墓團夥部分骨乾成員準備了大量盜墓工具，蓄意再次赴淮南盜掘廉頗古墓葬。為防止該團夥再次對墓葬實施破壞性盜掘，淮南市警方抽調80餘名精乾警力分赴河南、山東、江西、淮南開展集中收網行動。此前，淮南市警方對該案進行了深度經營，摸清了該團夥的基本架構。
該團夥成員包括實施盜掘16人、召集準備3人、技術指導1人、倒賣文物1人、出資方3人，形成了出資、探測、盜掘、運輸、倒賣、走私一條龍作業的地下文物犯罪鏈條。其中出資人和盜墓骨乾分子均系河南籍人員，淮南本地“老大”則擔任團夥後勤保障和出資角色，山東籍人員負責販賣文物，構成了一個由河南、山東以及淮南本地人，三省一體的跨區域盜墓團夥。警方發現，從已偵破的盜掘古墓葬案件來看，盜掘團夥要麽是本地人，要麽有本地人參與或協助，這樣不容易被發現。
淮南市警察局刑警支隊支隊長黃升忠在打擊文物犯罪方面經驗豐富，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全國來看，實施盜掘古墓這類的犯罪，已形成了幾個高危地區，如河南、陝西、山西等地，並形成了高度的職業化。
“他們彼此間有一個圈子，通過網絡勾連，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聯繫。”淮南市警察局刑警支隊合成作戰室主任徐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淮南警方破獲的案件來看，這些盜墓者往往會有眾多“圈內人”的微信群，通過他們特定的渠道，可以在全國聯網尋找專業技術人員甚至是銷贓渠道。由於各個犯罪團夥之間存在一定聯繫，一處墓葬遺址被某一團夥探出準確位置後，往往引起多個團夥蜂擁而至。
多地流竄作案，形成全國聯動，是現如今盜掘古墓犯罪的一個新現象，各地的盜墓者在盜墓過程中甚至會“取長補短”、相互學習。淮南市謝家集區警察分局刑偵大隊長楊勇對此感受頗深。楊勇介紹，謝家集區古墓葬密度高，戰國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墓和東漢三國時期袁術墓均在轄區內。2009年，當地警察機關偵破了一起警察部掛牌督辦的盜竊墓葬群案件，22名盜墓者均是當地村民。到了2017年，當地警方偵破的一起楚考烈王妃子墓被盜案，抓獲的8名盜墓分子中，就有5名來自河南開封杞縣和山西臨汾曲沃縣，這兩個全國高危地區的盜墓分子與3名當地本地村民勾結進行盜墓。而勾結的原因在於淮南本地人掌握不了爆破和挖掘技術。
事實上，在盜墓的過程中需要一個“組織系統”，成員之間分工明確。從事多年打擊文物犯罪工作的淮南市山南新區警察分局刑偵大隊大隊長高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盜掘古墓團夥，通常都有出資人，俗稱叫“支鍋”。這些人大多是當地的一些小老闆，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層次都不是太高。如淮南破獲的盜掘案件中，出資人身份複雜，有開桑拿浴的，有建築工頭甚至是搞汽車運輸的，他們往往手裡有一定積蓄，想著以小博大，盜墓一旦成功就能獲得巨額利潤。
在實施盜墓前，團夥的組織者往往會通過一些小恩小惠收買墓葬附近的當地村民，形成內外勾結。這些被收買的當地人被稱為“地主”。
在盜墓團夥中，另一個關鍵性的角色就是懂得打洞和爆破技術的專業人員，他們被稱為“工程師”。在實施盜墓的犯罪現場，他們往往擔任現場技術總指揮。這些“工程師”要懂天文、地理、風水、星象、天氣甚至水土流失。他們以技術為紐帶，把這些人員召集到一起，來實施盜墓。在“武王墩”盜掘古墓案中，團夥成員夏玉震就是此類角色。
當“工程師”完成墓穴定位及打洞爆破作業，這時候就需要被稱作“苦力”的民工，進行挖土取土作業，最後由專業的人員進行“清坑”。
“6·15”陶寺北墓地系列盜掘古墓案，是山西省近年來破獲的一起盜墓大案。該案共打掉盜掘古墓葬犯罪團夥15個，破獲了2010年至2016年期間陶寺北墓地文物犯罪案45起，抓獲了138名文物犯罪分子，共追繳各類文物215件，其中，一級文物6件、二級文物1件、三級文物5件、一般文物203件，查封、凍結、扣押資金703.9萬餘元，查封房產40套，查封、扣押車輛144輛。
山西省警察廳打擊文物犯罪臨汾辦案中心負責人韓智慧介紹，該案團夥成員中有懂風水懂技術會探墓的，也有能在當地尋求保護，聯繫雇傭盜墓人員的組織者。韓智慧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類盜掘古墓葬團夥層級分明，分工明確，各個層級之間互不認識。如挖到墓室發現文物時，負責挖土的“苦力”會立刻撤出，專門識別文物的人員會下坑進行“清坑”作業。他們會將文物打包放進袋子裡，用升降設備進行吊運，而前期參與挖掘的盜墓者並不知道墓裡出土了何種文物，這也給警察機關的打擊帶來難題。
韓智慧告訴記者，盜墓者圈子比較大，但角色分工中聯絡人、探墓人、清坑這三類角色是必須有的，且層級相對穩定的。“但他們也是互相穿插的，我可以給你乾也能給別人乾。”多位受訪警方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在盜墓團夥中，看似紛繁複雜的分工，其實最關鍵的角色是團夥裡的“聯絡人”，他們人脈深厚，隱秘的盜墓圈子為他們提供了通達的地下關係網。
暴利的暗黑產業鏈條
從組織到盜掘、再到運輸和銷贓，這是一條充滿暴利的黑色利益鏈，且環環相扣。
盜墓者一旦在豪華墓葬中得手，獲利十分驚人。2015年，遼寧省朝陽市警察局歷時9個月破獲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涉文物案，甚至被稱為“新中國最大盜墓案”：單案控制犯罪嫌疑人數、追繳被盜文物數量最多的案件，打掉盜掘犯罪團夥12個，控制犯罪嫌疑人225名，追回文物2063件，經專家估算市場拍賣價值高達人民幣逾5億元。
這些被盜文物中，包括了珍貴的玉豬龍、勾雲形玉佩、馬蹄形玉箍、方形玉璧等，涵蓋了新石器時代直至清代的1168件（套）文物。遼寧省朝陽市警察局端掉10個盜墓團夥之後，將這些珍貴文物悉數追回。
這是一個規模齊整的盜墓鏈條：10個盜墓團夥成員中，有被稱為“祖師爺”的姚玉忠。姚為盜墓團夥核心人物，浸淫於盜墓30多年的他，被稱為“祖師爺”“關外第一高手”，自稱會“看山”以及通過看風水星象來“鎖定”盜墓地點。盜墓團隊中，還有資深考古人員劉某、監守自盜的遺址搶救性挖掘技工鄧某等4名公職人員，更多的是負責埋頭刨挖的農民。
此外，擁有文物收藏證、經營文物店鋪的出土文物販子，給盜墓團夥“掌眼把脈”坐地收贓，使得盜墓團夥從盜掘地下文物，逐漸形成非法文物交易鏈條。據當時媒體報導，文物販子李某經營著兩家古玩店，他借著自己“喀左縣文博協會會長”的身份從事非法文物交易，常常第一時間趕到盜掘現場坐地收贓。李某等文物販子的存在，使得盜墓團夥盜挖到的文物出手速度非常快，文物出手的價格以數十萬元居多，最高的是一個玉豬龍，價格高達320萬元。“文物出手的速度不但快，還往往短時間內就被多次轉手。”當時負責追贓辦案的朝陽市警察局光明分局刑偵大隊民警蔡炳輝曾對媒體講述，一個有雙龍圖案的金簪子，就被從阜新賣到了撫順、又從撫順賣到了太原。
在整個黑色利益鏈條中，不同角色往往對應著不同的獲利，但風險並不對等。山西省警察廳打擊文物犯罪臨汾辦案中心負責人韓智慧介紹，在整個盜墓作業中，“苦力”最辛苦，但所得最少，一般盜掘一座古墓只有幾百元的報酬，墓裡如果出“大貨”，他們會分得多一些。這些人是整個黑色鏈條中最“廉價”的前端環節。然而，一旦被抓獲，往往他們承擔的刑事責任卻是最重的。韓智慧介紹，在公訴階段，這些“苦力”與盜墓的組織者承擔的都是一個相同的罪名，即盜墓。按照量刑標準，挖一座古墓就要被判5年有期徒刑，而這些“苦力”往往就是衝著賺點“小錢”，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是犯罪。
受訪的警方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被盜掘的文物都是有專人進行銷贓，這些文物販賣者掌握著多條渠道，與一些收藏圈交往密切，甚至可以根據藏家的愛好，比如對青銅器或玉石器的特殊需求，進行“私人訂製”式的“淘貨”。
這些被盜掘的文物隨著利益鏈條的加長，價值也呈幾何式增長，越到末端暴利越大。淮南市壽縣警察局刑偵大隊長沈軍，此前曾參與偵破一起針對淮南厲王劉長墓的盜掘案件。淮南厲王劉長是漢高祖劉邦少子，隻活了24歲，其子為著名的淮南王劉安。該墓葬中有金縷玉衣，青銅器和玉器。沈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其中兩塊玉，盜墓者第一次出手時開價是60萬元，最後玉器被一個江浙商人以120萬元價格買去，一直珍藏不願出手。當警察機關追繳文物的時候，已經有人為這兩塊玉出價2000萬元。
另據淮南市警察局相關人士介紹，淮南武王墩被盜的一對青銅老虎，在黑市第一手價格是2000萬元，第二手過可能就上億元。該墓被盜的虎座鳳鳴鼓、編鍾估價都以億元計。
暴利之下，趨利的盜墓分子往往頂風作案，一些盜墓者以此為生，這也使得盜墓者即使服刑，出獄後重新犯罪的幾率也很高。
“現在是惡性循環。”沈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年警察機關一直在嚴厲打擊盜墓犯罪，但盜墓者仍然難以禁絕，這使他深感憂慮。據沈軍觀察，在墓葬資源豐富的農村地區，“靠山吃山”的思維仍然盛行，一些法律意識薄弱的村民有一夜暴富的心態，在利益驅使下往往會鋌而走險。一些盜墓“老手”則以此為生，他們認為盜墓與技術活一樣，是一種專業技能，不用就是浪費。
此前，淮南警方抓獲的一名資深盜墓賊就曾在獄中放言，他看中的一座古墓葬，是他心中的“紫禁城”，如果文物部門不采取考古發掘，他出獄後第一件事就是將這座古墓盜了。
受訪的警方人士有一個共識，即打擊盜掘古墓犯罪，關鍵在於斬斷利益鏈，然而這並非易事。
暴利甚至會引發盜墓團夥間因分贓不均而發生“黑吃黑”事件。在武王墩盜掘古墓案中，隨著倒賣文物犯罪嫌疑人陸續到案後，淮南警方通過審訊發現，倒賣的文物與盜掘出土的文物在數量、種類上有較大出入，盜掘古墓犯罪嫌疑人在對盜掘文物的供述上也是遮遮掩掩、自相矛盾。
隨即，專案組調整思路重新提審盜墓嫌疑人，經過近一個月的審訊，一個“案中案”、“黑吃黑”的意外情況逐漸浮出水面。據安徽和縣籍盜墓犯罪嫌疑人供述，其在盜掘武王墩古墓過程中認為，團夥成員多為河南籍、淮南籍，擔心後期分贓時會對自己不利，於是糾集同鄉來到淮南，在盜墓中途利用夜色掩護，將存放在孫某家中的四件木質文物盜走，藏匿在和縣家中，後通過江蘇溧陽籍、昆山籍、上海籍人員將文物倒賣至昆山一藝術品拍賣公司。隨後專案組立即前往江蘇溧陽、昆山及上海對嫌疑人進行抓捕並追繳被盜文物。
在山西“6·15”陶寺北墓地系列盜掘古墓案中，張立斌是最早發現有墓葬的人。張立斌會探墓地，於是糾集了一個五六個人的盜墓團夥進行盜墓。2014年，張立斌賣出了第一坑貨，團夥成員每人分得30萬元。盜墓來錢快，這引起當地人張小建的覬覦。張小建逼著張衛斌和他一塊合作盜墓。山西省警察廳打擊文物犯罪臨汾辦案中心負責人韓智慧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到了後期，張小建幾乎壟斷北墓地的“盜墓權”。此後張小建又組織了一幫人在當地進行大規模盜墓。由於利益分配不均，團夥開始分裂，逐漸分化為15個團夥。
暴利猶如一張貪婪的大網，一些公職人員也淪為盜墓者的保護傘。據臨汾警方透露，“6·15”案件中有9位公職人員淪為盜墓團夥的“保護傘”，其中就有陶寺派出所所長和當地一名刑警中隊長。
山西省警察廳刑偵總隊相關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結合長期積累的豐富經驗，山西省警察機關打擊文物犯罪黑色利益鏈，可以概括為是“三追一挖”“四不放過”。三追一挖，即追逃犯、追文物、追資產和深挖犯罪、鏟除保護傘；四不放過，即在逃人員不到案不放過、被盜文物不追繳不放過、犯罪分子的經濟基礎不摧毀不放過、犯罪“保護傘”不鏟除不放過。
具體打法是，一是注重從傳統的盜掘、盜竊文物犯罪案件入手，順線深挖、開展偵查經營，實施全鏈條打擊；二是從交易環節入手，“打中間、追兩頭”、“打兩端、擠中間”，上追下查整個犯罪網絡，對盜掘、盜竊文物的組織者、出資者、實施者以及倒賣、運輸、銷贓、收贓、走私等各環節的違法犯罪人員進行全鏈條打擊。
淮南警察局刑警支隊支隊長黃升忠認為，打擊文物犯罪案件成功與否，關鍵看經營深度。黃升忠表示，文物犯罪為高度職業化、集團化、智能化犯罪，作案手段隱蔽，團夥內部從出資、踩點、探測、盜掘、運輸、販賣形成一條完整的黑色產業鏈，偵辦過程中稍有不慎就會功虧一簣。
根據淮南市警方偵辦多起文物犯罪案件經驗，深度經營、全鏈條打擊，是徹底摧毀文物犯罪產業鏈的基礎。如偵辦武王墩古墓被盜掘案中，偵辦前期，從接到案件線索到綜合研判出團夥組織架構，歷時近一個月；偵辦中期，明確該團夥組織架構後，刑偵部門隨即分赴河南、山東等省開展前期摸排工作，技偵、網安及時對該團夥進行全面偵控；在深度經營達3個月之久，全面摸清出資人、盜墓人、銷贓人等線索後，專案組組織80餘名警力分赴多省開展集中收網行動，對該團夥實施了全鏈條打擊。
盜墓之殤
“因為被盜嚴重，我們從2014年開始對其進行搶救性發掘。”陶寺北墓地考古領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王京燕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保守估計有一萬座墓葬的陶寺北墓地，目前共發掘了大小墓葬250余座，包括大中型墓葬19座，其中一半已經被盜，被盜時間集中在2013年左右。
在陶寺北墓地，密密麻麻布滿了盜墓賊用扎杆探墓的探洞，這裡的盜掘古墓一度非常猖獗。對於考古工作者而言，面對被盜墓葬常常痛心疾首，卻只能哀歎惋惜。
震驚全國的陝西敬陵盜墓案主犯楊彬，他的盜墓硬碟裡保存著盜墓時的現場照片，以及其盜掘、販賣的各種文物，其中很多文物珍貴程度，超過了博物館收藏。而被他盜賣的“石房子”非常珍貴。時任陝西歷史博物館文物征集處處長的師小群曾描述首次見到“石房子”的印象，“不完全是以往出土的石槨那麽簡單，加上凸凹處上了白色的粉底，簡直有立體效果，美輪美奐。”
山西省資深專家李文（化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盜掘古墓葬對文物損害巨大，而一件文物往往和當地歷史、文化聯繫緊密。以酒務頭商墓為例，它填補了山西過去沒有商文化認知的空白，而盜墓破壞了原本的歷史信息。李文認為，文物並非是孤零零的器物，一座完整的墓葬，隨葬的青銅器、玉器、陶器和金銀器，可以幫助考古學者系統準確地研究當時的墓葬制度、禮儀制度以及社會、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
盜墓將原有的秩序都破壞了，考古學者們面對的都是一件件孤零零的文物，這給研究帶來極大困難。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鳳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山西曲沃附近的晉侯墓地就曾遭到瘋狂盜掘，“好幾座墓都被盜空了”，嚴重影響了考古資料的利用。
朱鳳瀚解釋，通過考古發掘的文物，它在墓葬裡的位置是很準確的，文物之間的相互位置也是很明確。如商周到秦漢的一些大墓，它的位置有一個相互的規律。根據當時的禮製，文物的個數、價值，以及食器、酒器、水器，兵器、車馬器等青銅器的組合和位置，都能給考古工作者以明確的歷史信息。
近年來，考古發掘現場，文物科技保護專家也會參與考古工作，他們會及時對一些棉麻紡織品、絲織品等文物進行技術保護。而盜墓賊往往隻關心值錢的文物，如青銅器、玉器，而對待一些絲麻製品、竹簡等卻很野蠻粗暴。對於研究當時墓葬制度非常重要的如荒帷等絲織品、棉麻製品往往帶來毀滅性的破壞，幾乎不可修複。
在被盜掘的古墓葬中，人骨遺存往往被盜墓賊隨地拋棄，脫離開原來的墓主人或隨葬人員所處的位置。“人骨骼鑒定也是科學考古很重要的一個目的。需要對墓主要進行性別鑒定、年齡鑒定等，這些重要的考古信息，由於遭到盜墓者破壞，就連哪些是墓主人、哪些是殉葬人都被混在一起，失去了很重要的歷史信息。”朱鳳瀚痛心地說。
多位考古學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考古發掘往往都是跟在盜墓者身後進行被動“應急保護”。朱鳳瀚介紹，就文物保護的原則來看，古墓葬保護的總體原則是以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保護為主就意味著我們不主張主動地進行發掘，而是以保護為主，沒必要的話就不進行發掘。”
例如，此前中國的考古學者在對北京十三陵定陵考古發掘之後得到了一個教訓，在當時物質和技術條件跟不上時，貿然進行發掘使得一些文物，如絲織品、紡織品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
朱鳳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在針對古墓葬的考古發掘，相關部門的審批非常嚴格。只有兩種情況才會主動發掘，一是重大工程施工用地，需要進行相關的文物勘察。這種情況之下，考古工作者會進行緊急的搶救式發掘。
第二種，就是重要的墓地已經被盜掘了，剩下的殘余墓地如果再不清理的話，就難以保護。這種情況下會進行及時性的、主動的發掘。
多位受訪的專家認為，盜掘古墓葬利益驅動太大，僅靠警察機關打擊難以預防，而文物部門受製於人力、物力、財力的限制，很難對區域內的古墓葬進行有效的管控，打擊文物犯罪需要有更高層級的頂層設計和多部門協作才能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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