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懷鬼胎的盟友：美國與沙特

作者=塗怡超

來源=複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美國與沙特阿拉伯長期以來保持緊密的非正式盟友關係，超越兩國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宗教信仰的藩蘺。宗教因素在美國與沙特關係中地位獨特。冷戰時期，宗教因素是美沙關係的潤滑劑。進入後冷戰時期、尤其是 911 事件以來，由於沙特國教瓦哈比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理念、組織和行動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沙特宗教傳統對沙特現代化和民主化掣肘對美國中東民主進程的阻礙，宗教日益成為美沙關係中的不穩定因素。本文旨在分析宗教在美沙關係中的作用與趨勢。

冷戰期間宗教對美沙關係的影響

沙特地處伊斯蘭教的發源地和使者穆罕默德誕生地，據有伊斯蘭三大聖地之二麥加和麥地那。自瓦哈卜和穆罕默德·本·沙特結盟，教權和世俗權力成為歷代沙特政權的兩大支柱。自 1932 年現代沙特阿拉伯王國建國以來，沙特一直是政教合一國家，費薩爾國王強調沙特“世世代代都將是伊斯蘭遺產的維護者和伊斯蘭聖地的守護者”，法塔赫國王甚至於 1986 年將“兩聖寺的守護者”作為首位頭銜。瓦哈比伊斯蘭教在沙特國家戰略中長期佔據顯要地位。擔任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盟主、成為伊斯蘭教之宗主國借以增強其國家的合法性，這一直是沙特重要對外戰略目標。

儘管沙特和美國的宗教背景迥異，且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歷史恩怨已累積千年之久，冷戰期間，瓦哈比伊斯蘭教一直是兩國關係中的良性因素。在冷戰期間美國為對抗蘇聯而進行的聯盟外交中，為了對抗無神論的蘇聯，地處中東戰略要地、石油資源豐富的有神論沙特成為美國的優先選擇。1951年2月，美國對

沙戰略進一步系統化，此後冷戰期間的歷任總統均將沙特看作抵製蘇聯在海灣地區滲透的重要堡壘。早在1954年，著名歷史學家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寫道：“虔敬的穆斯林，並且大多數穆斯林是虔敬的，不會容忍無神論的信條。”艾森豪威爾政府曾希望扶持當時的沙特國王成為全世界公認的伊斯蘭長官人，成為“阿拉伯團隊的資深夥伴。”2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認為沙特在國內外推廣瓦哈比伊斯蘭間接符合美國以反共反蘇為主旨的戰略利益。20世紀60年代，美國支持沙特對瓦哈比伊斯蘭教的傳播，認為這有利於遏止和反對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世俗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催發的社會思潮與運動、抵製左派政權。20世紀80年代，美國認為沙特推廣瓦哈比伊斯蘭教有助於抵消伊朗什葉派革命的影響、協助美國擊退前蘇聯在中東、中亞和北非多個國家的影響、遏製伊拉克複興社會主義的擴張勢頭。總體而言，二戰結束後至20世紀80年代，美國等西方國家乃至梵蒂岡城國把沙特看作是對該地區的和平穩定攸關的國家，瓦哈比伊斯蘭教教義和組織均有利於地區的穩定，有助於實現西方在該地區、乃至穆斯林世界的戰略目標。

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在沙特

冷戰期間，美國基於宗教問題對沙特的外交壓力僅體現為“杜魯門、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總統為說服沙特放棄禁止猶太人入境政策所作的溫和努力。”1976 年美國國務院根據國會要求提交人權國別報告中又一次例行公事地批評沙特的

宗教不寬容，國會則越過福特總統的否決通過《國際安全援助和武器出口控制法》，內中有條款要求停止對侵犯人權的政府的軍事援助，但這並未對美沙相關合作造成實際影響。此外，美國國務院、軍隊和石油公司均制定大量政策指南，提醒美國公民“他們在沙特是基於經濟或戰略因素，不是去改變沙特社會。”冷戰期間，美國因商業和軍事利益而長駐沙特的大量僑民基本上長期生活在與沙特本國社會隔絕的社區中，沙特政府給予這些社區特殊政策，僑民在此過著與美國完全一致的生活，包括進行各類基督教儀式，因此對沙特社會的了解相對有限。

對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沙特而言，具有深厚基督教背景的美國從伊斯蘭教傳統而言，亦屬“有經人”（ahl al-kitab）範疇。在大多數沙特人的接受譜系中，面對無神論和什葉派的直接威脅，基督教美國並非最難以接受的盟友。沙特王國基於自身的統治階級利益和教派利益，在國際和地區層次上首先以反共產主義為首要目標，在阿拉伯世界則是反對將民族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泛阿拉伯主義、以及零散模糊的伊斯蘭意識形態交織在一起、以威權主義為主要特徵的中東世俗政權的旗手，由此地區安全、阿拉伯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成為沙特外交旗幟，沙特開始在對外政策中大力推行以沙特為中心的泛伊斯蘭主義，鼓吹伊斯蘭團結與合作。泛伊斯蘭主義成為反抗各類左翼運動、抵製無神論和世俗化影響的重要管道，獲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高度支持，沙特亦逐漸發展成為泛伊斯蘭主義的中心。20 世紀 60 年代，蘇聯支持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以消解對美國支持的更為保守的泛伊斯蘭主義的影響，沙特與埃及各背倚美國和蘇聯，為爭取在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長官地位而長期競爭，沙特著力於抵禦納賽爾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不結盟運動（當時在非洲一些國家非常有號召力和吸引力）對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的影響，並通過吸納賽義德·庫特卜長官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加入聯盟以遏製埃及對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在冷戰大背景下，宗教因素一直在美沙兩國關係中發揮正面積極作用。

在沙特和美國均希望借助宗教管道來抵禦蘇聯的滲透的一致訴求下，在兩國以沙特為基地的軍事合作中，沙特對自身宗教原則的堅持亦受到美國政府的包容。

20 世紀 50 年代，美國在沙特達蘭建立軍事基地訓練沙特人，沙特基於其宗教信仰不允許美方在軍事基地中配備猶太人和婦女。儘管美國國會有議員對此抗議，但美國國務院表態“主權國家在確信符合自身最佳利益的情況下有權利用這樣一種方式控制其內政秩序，這是基本原則。”

伊斯蘭革命

自 20 世紀 50 年代至 70 年代，沙特一直注重防範激進伊斯蘭的影響。費薩爾國王任內組建了多個各種類型的國際和國內伊斯蘭機構，並不斷加以擴展，但他一直確保各類最有權力和非常關鍵的有宗教背景的職位不由具極端傾向的穆斯林擔任。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伊朗伊斯蘭革命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沙特和美國對瓦哈比伊斯蘭極端化的警惕和約束。為了達成其短期目標，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和沙特在資助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方面形成一致並緊密合作，兩國均花費30 多億美元資助蘇丹、查德、巴基斯坦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武裝伊斯蘭組織，如今這些地方都是伊斯蘭極端主義泛濫成災、威脅極大的地區。為利用極端伊斯蘭組織達到反伊朗和反蘇目的，沙特在哈立德和法赫德國王任內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及其機制化較為寬容，沙特掌控的各類國際和國內伊斯蘭機構亦不斷右傾。兩國的相關戰略和政策旨在培育反蘇、反伊組織和反蘇、反伊分子，隨著冷戰的結束和中東地區政治格局的發展，眾多組織和個人的理念和行動越來越趨向於反美、反猶太復國主義、反各地政權。儘管美國和沙特在 1991 年海灣戰爭前即周密部署，將數十萬美國人進入海灣地區帶來的宗教、文化和社會衝擊盡量減輕，這場戰爭仍進一步將宗教問題直接置於兩國關係的前沿。眾多沙特人對沙特政府在與夥伴穆斯林的戰爭中與異教徒聯盟高度不滿，極端激進的瓦哈比信仰者及其組織更是對兩國政府充滿仇視。隨著冷戰結束帶來的國際格局改變，宗教因素在美沙關係中的性質出現變化。

後冷戰時期宗教與美國對沙特政策

兩極格局結束後，因沙特及其它國家頻發針對美軍、美國公民的恐怖襲擊，兼之猶太利益集團在美國發動的強大宣傳攻勢，宗教開始成為兩國關係的障礙。

“9·11”事件中19名劫機犯中有15名來自沙特、且本拉登本人亦來自沙特頗有影響的拉登家族。美國各界在審查威脅來源時，不約而同將矛頭對準了此前在美國少有人提及瓦哈比伊斯蘭教，瓦哈比幾乎成為暴行的同義詞。新聞媒體、學術研究中頻繁將沙特和瓦哈比緊密聯繫在一起。美國智庫、學界、包括軍界的研究者等對沙特官方大力輸出伊斯蘭教持高度否定態度，總體認為“他們傳遞其他宗教、甚至是其他派別的伊斯蘭教不具備有效性的資訊；穆斯林應積極傳播信仰；自南亞到北非教室和講經台都不可容忍對伊斯蘭教的不同觀點。即使這些材料沒有宣揚暴力，他們傳播了暴力有時是合理結論的理念。”美國國內掀起反沙特浪潮，認為是沙特力倡的瓦哈比伊斯蘭豢養了本·拉登等恐怖分子，沙特政府官員在911事件中亦有責任，對沙特的內政外交均強烈批評。

美國社會一般而言大力抨擊美國政府長久以來的政策不僅支持阿拉伯地區的極權統治，而且忽略甚至支持了宗教的政治化，由此對美國政府形成強大政治壓力。在此民意基礎上，美國國會研究中心就沙特宗教及其衍生議題向國會提交了多份報告，認為“沙特政府資助的各類慈善組織和教育項目宣傳了極端的伊斯蘭理念、助長了暴力，直接或間接向恐怖組織提供了資源。”專門針對瓦哈比伊斯蘭教的報告《瓦哈比與賽萊菲耶的伊斯蘭傳統》，確認瓦哈比、賽萊菲耶與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繫；沙特政府在傳播思想、資助組織中所起的作用，建議美國政府對此作為。國會以安全為訴求介入相關事宜的處理。

108屆國會多次召開與瓦哈比有關的聽證會，批評沙特對宗教機構的資助，聲稱沙特為反西方的恐怖主義提供了理念支持。此後數屆國會均有成員力推《沙特責任法》通過，意圖“停止沙特對資助、訓練、煽動、鼓勵或其它任何方式援助和教唆恐怖主義的機構地支持，在調查恐怖主義事件中獲得沙特的全力合作，停止給予沙特公民簽證直至總統保證沙特王國在頒發簽證時不因宗教歸屬或傳統、或其它原因而有歧視。”由於該法對於沙特打擊面過寬過嚴而將直接影響兩國現有的聯盟合作關係，此法案經多次修改後仍未獲通過。

1998年《美國國際宗教自由法》於國會通過，以美國標準而言沙特位居世界最缺乏宗教自由的國家範疇，但因美沙特殊關係，沙特一直未列入美國國務院發布的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的特別關注國名單。在美國國會的壓力下，沙特於

2004年首上榜單，此後一直位列其中。

然而，總體而言美國政府重視中近期沙特在國際反恐、地區安全和石油安全方面對美國的特殊意義，注重保持與沙特的雙邊關係和支持沙特政權自身的穩定。

2005年1月利雅得召開的反恐會議上，美國國土安全顧問弗朗西斯·弗拉格

斯·唐什特（Frances Fragos Townsend）表示：“若沙特不在自己的土地上擊敗恐怖主義，世界不可能擊敗恐怖主義” 。美方認為“宗教是沙特和美國必須面對的戰略議題。”22009年美國國會研究中心報告顯示，美國對沙特相關政策和動態的關注排位從前到後為美沙軍事合作，反恐，阿以衝突，伊拉克、經濟關係和貿易，人權、宗教自由和政治改革。歷年報告中宗教均不是一個單獨議題，而是置於人權、民主和其他事宜這一向來墊底的議集之中。儘管美國社會對沙特宗教狀況惡評如潮，美國在911後對沙特的根本宗教戰略、政策仍持總體寬容態度，行政當局的態度尤為如此。911委員會最終報告稱“沒有明顯證據顯示作為機構的沙特政府或高級沙特官員個人資助基地網絡，”獲得沙特政府好評。國務卿鮑威爾亦在2004年訪問沙特時表示：“沙特阿拉伯一直在反恐，美國感謝沙特政府在反恐方面對美國和國際社會的支持。”自奧巴馬總統上任以來，由於反恐階段性任務的完成、伊朗核危機的凸顯和阿拉伯世俗國家發生的頻繁動蕩，沙特於美國的戰略意義有所反彈，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對沙特宗教自由、沙特宗教對外擴展的關注度呈現下降趨勢。此外，基於美沙特殊關係，沙特憑借其宗教在穆斯林世界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協助美國和穆斯林世界的溝通。

本世紀以來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多次公開表示對伊斯蘭教的高度尊重和對沙特阿拉伯在穆斯林世界特殊地位的高度尊重。2005年布什與阿卜杜拉國王簽署的聯合聲明強調“美國尊重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世界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蘭教的誕生地，沙特阿拉伯作為伊斯蘭麥加和麥地那兩聖寺的守護者而是伊斯蘭信仰之象徵中心。沙特阿拉伯向所有教導和宣傳伊斯蘭信仰者重複呼召，嚴守和平、節製和寬容的清真言，拒絕偏離正信。”2009年奧巴馬總統訪問沙特時亦表達對阿卜杜拉國王的高度尊重。這類舉措有利於鞏固兩國關係、助力沙特修補和鞏固其在穆斯林世界、在本國國內的合法性和影響力。

目前美國主要間接通過機制建設、戰略安排和系列政策實施大力向沙特施壓促其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轉型。在政策實施方面，主要途徑有三：

其一是穩步促進沙特社會緩和式變革以徐圖其民主化轉型。

在“911”事件之前，美國在因石油資源而高度富裕的沙特資助開展各類社會項目並無可能。911 之後，對沙特進行民主促進的呼聲高企。然而，由於美國的民主輸出在發展中國家廣泛引發憂慮，小布什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更是在阿拉伯世界引發不安與爭議，近年來美國在策略上將促進民主和政治變革打散進入反恐、經濟與金融事務、教育交換和人類發展等表面看來對沙特而言不過於敏感的版塊，並不斷施壓沙特從政策方面打開大門、允許相應項目進入沙特境內開展實質性操作。

沙特公立中小學教育中伊斯蘭教教育為必修課，且在課程總量中佔較大比例，授課內容中有對其它宗教信仰持不寬容、乃至仇視態度的成分，911事件後這引起美國社會的高度警惕，多家機構跟進對沙特公立中小學各類課本進行嚴密檢驗，並對美國政府形成強大壓力，促其要求沙特進行改良。美國政府表態沙特教育系統儘管不直接與恐怖主義相連，但沙特公共教育課程培養了對非穆斯林的仇恨。由此沙特公共教育成為美國朝野共同關心的議題。2002年沙特表態要開啟教科書改革項目，但進展緩慢。阿卜杜拉國王上台伊始即表示，教育改革是其施政優先要務。沙特於2007年啟動阿卜杜拉國王公共教育發展計劃，六年內沙特投資90億裡亞爾增強科技教育以平衡其宗教教育。美國社會不滿於沙特宗教教育改革進程緩慢，繼續形成強大壓力要求美國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方式解決問題，美國政府亦對項目階段性實施效果不滿意，在長期施加適度外交壓力的同時，美國政府支持公民社會組織進入沙特引導和協助相應變革，逐步展開以信仰為基礎的公共外交，2011年9月，美國國務院與美國以信仰為基礎的非政府組織國際宗教與外交中心簽訂為期18個月的合約，推動沙特公共教育課程改革，並評估這一改革對其它主要穆斯林國家的影響。

沙特婦女權利亦為美國社會關注的重點問題。在沙特直接推動伊斯蘭教法改革在當前形勢下並非可能。除在巨集觀方面推動沙特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外，美國政府在微觀方面采取的進路是謹慎穩妥地支持平民、婦女教育。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一個投資 10 萬美元的小型項目被視作這類努力的典範，美國資助沙特吉達的女子學院（Effat College）學院的工程教育項目，美國杜克大學為該項目的夥伴部門，力爭通過這一項目傳授學生高水準技能以助沙特婦女的高水準就業。

其二是利用國際機制進一步促進沙特民主化進程和實現宗教寬容。

儘管長久美國社會中有輿論堅稱貿易懲罰是美國支持人權的重要方式，但20 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外交在面對有其他重要政治、軍事、經濟關聯的國家時鮮有采納這一進路，而是堅持“總而言之，經濟開放最終會導致政治開放。”美國對沙政策亦遵循這一路線。911事件以來，美國推動沙特加入WTO，並頂住國內壓力，在雙邊協定中就沙特繼續和其它阿拉伯國家聯合抵製以色列達成妥協。沙特於2005年加入WTO，成為其第149個成員國。美國亦注重借助聯合國及其附屬各類國際組織促進沙特的公開化和民主化。

其三是持續施壓沙特打擊宗教極端主義。沙特境內與恐怖主義組織的聯繫一直處在美國的嚴密監控之下。美國方面在公開場合多次首肯沙特在反恐方面付出的努力，在反恐合作中則一直嚴密監控、緊密督促沙特的相關工作以期斬斷恐怖組織的資金來源。維基解密泄露的情報顯示，美國認定沙特難以完全斬斷沙特公民私人對國外塔利班的資助。外交電報透露這些組織的代理通過年度朝覲從沙特捐贈者處獲得現金並運送回國。2009年12月30日美國國務院催促駐中東各國使館對駐在國施壓，以更強硬的行動應對這一問題，國務卿希拉裡說“沙特捐贈者是資助世界遜尼恐怖組織最主要的來源。”認為沙特仍然不了解塔利班與基地聯盟的程度，從海外對沙特安全構成威脅。美國財政部高官霍華德·門德爾松（Howard Mendlsohn）曾專門會見沙特秘密警察代表，討論三名塔利班官員多次前往沙特籌資之事，沙特表示對此三人情況不清楚，須由美方提供具體情報。

美國政策壓力下沙特的應對與平衡

沙特自身國富而民弱，軍事設備精良但總體軍事力量薄弱。國家內部面臨民主轉型和部落競爭的壓力，在中東地區面臨鄰國民主化進程的衝擊、什葉派力量壯大的壓力，不能完全脫離地區大國的侵略威脅。當前中東地區缺乏地區內部安全機制、依靠美國外力維持均衡局面。由此在當前國際和地區格局下，沙特從根本上無法擺脫對美國的軍事依賴。同時，成為伊斯蘭世界盟主是沙特基於歷史和現實條件一直不變的戰略選擇，沙特歷經多年經營，已組建成熟的伊斯蘭國際組織和伊斯蘭國際非政府組織網絡並具主導能力。而海灣危機後阿拉伯人對阿拉伯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懷疑增多，對泛伊斯蘭主義更具好感，這進一步夯實了

沙特的戰略走向。沙特石油戰略地位的下降和反恐令沙特在美國戰略地位中位置有所下降，但維持雙方合作關係仍符合兩國的安全和利益需要。為改善美國民意對沙特的主流觀點，沙特在外交中必須應對美國對沙特宗教外溢的負面看法，以此修複美國政界和民眾對沙美合作關係的認同、鞏固沙美同盟關係。

由於美國民主輸出和對以色列的長期堅定支持與沙特王室根本利益存在衝突，沙特必須發展多元外交，與穆斯林世界關係仍是其外交重點；基於沙特乃至伊斯蘭世界內部強烈的反美情緒，瓦哈比伊斯蘭教在一定程度上仍可充當沙特居間平衡伊斯蘭世界與美國關係的重要政治杠杆。由此沙特在內政外交中均不可能放棄其瓦哈比伊斯蘭根基。在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緊張關係的夾縫中，沙特試圖走中間路線，在美國和伊斯蘭世界之間謹慎巧妙地維持平衡, 在繼續維持與美以特殊關係以獲取安全保障的同時，逐步增強自身在國際和國內事務中的獨立性，為此沙特在內政和外交方面均采取多種措施應對來自美國的壓力。

沙特基於宗教因素在內政方面主要透過三方面繼續維持與美國之間的互信與合作。

其一，進一步鞏固國家對宗教的控制。沙特一直奉行溫和的瓦哈比主義，過於激進的瓦哈比主義不符合沙特的國家利益，而教權過大不僅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也同樣不符合沙特王室利益。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沙特通過政府機構改革不斷削弱和分化官方教界的權力和領域。90年代以來，由於沙特官方烏萊瑪的部分成員有同情極端伊斯蘭運動的表現，進一步引起沙特王室警惕。沙特進一步組建設立伊斯蘭事務部，主管傳教、布道事務、伊斯蘭高等教育機構。1994年，又創立平台性機構最高伊斯蘭事務委員會和伊斯蘭傳教和指導委員會，王室家族最終直接控制沙特最高宗教政治權力。

其二，多方位打擊宗教恐怖主義。2001年9月15日，沙特大穆夫提毫不含糊地譴責本拉登，認為“襲擊違反了伊斯蘭教義。切斷恐怖分子的經援管道。同時，沙特警告國內的激進教長，不得在講經中宣傳極端思想，違者不得繼續講經，並須接受“再教育”項目的改造。2010年春，沙特宗教學者委員會援引古蘭經，明確譴責恐怖主義和資助恐怖主義者。為切斷恐怖主義組織的經援，沙特實施一系列法律和政策令沙特公民資金的國際流轉更清晰地處於有效監控之下，並關閉了哈拉曼伊斯蘭基金會等一系列與基地組織和其它恐怖主義有聯繫的以沙特為基地的基金會。與此同時，沙特鼓勵沙特公民的慈善捐助更多投向本國社區，而非國外。小布什總統在2004年一次公開講話中肯定：“四年前沙特是恐怖分子籌資的沃壤……現在沙特進行襲擊和逮捕。”

其三，國內民主化進程。在國內外的持續壓力推動下，2003年6月，阿卜杜拉王儲宣布創立“國家對話”機制，8月國王阿卜杜勒·阿齊茲國家對話中心成立，以大會和論壇的形式發動社會各界就系列覆蓋廣泛的高度敏感的議題，如宗教寬容、婦女權利、國家和社會面臨的社會經濟挑戰；加強公民社會的作用，保證公正、平等和言論自由；在國內外展現真正伊斯蘭的適中形象等方面進行討論，從而以中間溫和派為主體嘗試對社會進行溫和漸進式改良，至今已舉辦了八次大會。

但自2009年後，這一會議未再更新。2004年3月，沙特政府批準建立國家人權協會，接受侵害人權的投訴、包括針對政府機構的投訴，並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國際人權組織的活動。沙特媒體限制亦略有所放寬，開始討論部分高度敏感的宗教及其次生議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沙特開始撤銷對什葉派穆斯林的一些限制，近年來對蘇菲學派也有所放鬆。2沙特通過加強與美國媒體的直接聯絡而令這類消息獲得美國多類媒體的引用。2009年奧巴馬總統上台後中東政策的改變，沙特所受壓力減輕，且由於整個中東形勢的動蕩，沙特民主化進程放緩。

沙特為繼續實施其宗教戰略在外交中通過以下三大途徑鞏固和平衡美沙關係。

其一，在積極配合美國中心議題同時對美國壓力進行柔性應對。在外交方面沙特積極配合美國的各項要求，2004 年，兩國設立由沙特外交大臣和美國國務卿長官的聯合委員會處理兩國戰略上利益攸關的問題，成為重要的平台機制。在美方最為關心的美沙軍事合作、反恐、伊拉克等方面，沙特均做足姿態與美方緊密合作。在廣義的宗教議題方面，當美國壓力危及到影響其穆斯林世界盟主地位時，沙特采取多種方式進行柔性應對，實質上堅決捍衛沙特的傳統國家戰略和對國際穆斯林網絡的主導地位。作為世界非政府組織最為發達、國際非政府組織總部最多的國家，美國非常注重將其對相應組織的管理規範引入沙特以進一步規範和限制沙特與恐怖組織之間的聯繫。沙特將世界穆斯林大會、世界穆斯林青年大會、伊斯蘭國際救援組織等資金流量巨大的組織列為國際非政府組織範疇，而非慈善組織，美國認為這種分類降低了沙特相關法律對其資金流向的監控水準，國際恐怖組織可從中得益。此三大組織為沙特公共外交的核心網絡，總部設在沙特，向由沙特主導和資助、長官人亦由王室選定。在美國國會議員壓力下沙特並未改變對這類組織的管理和資助模式。前沙特駐美大使班達爾親王（Bandar bin sultan）辯解說，沙特不能控制這類組織，就像美國不能控制在其土地上運轉的聯合國。

其二，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為平台對美方聯合其它國家形成的壓力進行化解。

沙特注重聯合國機制的作用，參與了聯合國涉及人權、文明對話的多個倡議和機制，多次聯合其他國家化解對本國宗教狀況形成的壓力。2008 年沙特國王阿卜杜拉倡議發起聯大“為推動和平促進宗教間和文化間的對話、了解與合作”高級別全會，美國總統、英國首相、沙特國王、約旦國王、巴基斯坦總統、阿富汗總統、菲律賓總統、芬蘭總統、以色列總統等 70 多位政府首腦和高級官員出席了會議，此次會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發言反對將恐怖主義與某一特定國家、民族和宗教掛鉤，並對反伊斯蘭主義、新法西斯主義等極端主義思想死灰複燃表示關切。1世界穆斯林聯盟作為聯合國非政府諮商成員，積極在聯合國的相應機制中發揮作用，並在世界各地積極展開宗教間和文明之間的交流大會，以期逐漸形成以世界穆斯林聯盟為平台的文化對話機制。2008 年，經沙特國王提議，穆斯林世界聯盟在馬德裡主辦跨信仰對話，200 餘位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參會。這一論壇還先後在麥加、日內瓦舉辦。

其三，在美進行跨宗教遊說宣傳伊斯蘭教的美好形象和完善沙特國家形象。

911 事件後，沙特政府在美投巨資進行多方位、多管道的整合宣傳以改善沙特的宗教形象，力證伊斯蘭教為一“和平、仁慈和寬恕”的宗教，並非恐怖主義源泉，恐怖主義偏離了伊斯蘭教正道，作為伊斯蘭精神祖國的沙特在打擊恐怖網絡方面恪盡職守，說明沙特的反恐決心、行動和成效，並高度注重在宣傳中塑造沙特也是 911 受害者的形象。前沙特駐美大使和前駐英大使圖爾基·費薩爾（Turki al-Faysal）在出使期間，不僅常去駐在國各清真寺，還花費大量時間拜訪多個教堂。沙特還通過王室成員大量資助美國的伊斯蘭研究和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的對話和理解。2005 年沙特王子阿爾瓦利德·本·塔拉爾（Alwaleed bin Talal）向哈佛大學和喬治敦大學各捐款 2000 萬美元，加強兩校伊斯蘭教研究，該筆捐款為喬治敦大學有史以來第二大捐款。沙特亦注重與羅馬教廷、世界基督教協進會這類與不持基督教錫安主義思想且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基督宗教世界性網絡建立聯繫並開展遊說，努力削減以色列在西方的遊說成果。2007 年，沙特國王阿卜杜拉與教宗本篤十六世進行了歷史性會晤。

然而，沙特在鞏固其宗教網絡的同時維持美沙關係的長期成效並非沙特政府可以控制。儘管沙特王室對沙特宗教學者委員會的掌控日益加強，但沙特宗教現狀的根本特徵是三有三無，即有聖地、有資金、有世界性網絡和影響，無最高宗教領袖、無世界性宗教權威、無世界性宗教學術權威。儘管政府認為當前教律混亂﹐宗教管理機構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基於沙特宗教傳統和政教結構，沙特王室不可能完全掌控沙特伊斯蘭教體系，沙特國家事實上對沙特龐大且與整個伊斯蘭世界盤根錯節的宗教體系掌控有限。沙特以輸出瓦哈比伊斯蘭教為實現其國家戰略的重要手段，並為此通過機制、組織建設和巨額資金資助給予支持，由於伊斯蘭世界巨大而複雜，儘管沙特是一宗教大國，但在伊斯蘭世界中並非人口大國，且直接對外傳教傳統、結構與基督宗教有較大距離，其宗教輸出環節相對較複雜且見效周期較長，即令是沙特政府嚴密控制的朝覲亦不免成為世界多國激進和極端穆斯林組織和個人進行聯動、籌集資金的最佳平台。沙特政府沙特對其力倡的宗教輸出產生的多樣性後果難以控制，從外交的角度難以進行直接管控和績效評估，如出現問題調整難度高，且調整措施難以在短期內見效。一旦沙特主導的宗教網絡對美沙軍事合作、反恐、伊拉克重建、阿以衝突等美國在中東的核心關切造成負面影響，美沙關係的前景就可能因此而蒙上陰影。

微妙的宗教因素

冷戰結束以來，宗教因素在兩國關係中漸呈負面效應，沙特的國家宗教戰略與美國的國際宗教自由戰略存在根本衝突。然而，地區安全和石油安全仍是美國現階段中東政策的首要考慮，宗教自由在其政策考慮中隻居末席，美方對沙特宗教因素政治後果的現有溫和政策建立在沙特支持和配合中近期美國在中東核心利益的基礎上，且當前美國的中東政策需要沙特的大力支持，同時美國一直通過政府和社會兩大層面介入沙特推動其宗教實現漸進式變革。沙特雖在安全上仰賴美國扶持，卻仍堅持在內政外交借助宗教管道以達成其根本國家戰略，宗教關乎國家根本利益。儘管宗教已成為兩國關係中的摩擦因素，但兩國在處理兩國關係時，均以現實主義為導向維持兩國的特殊關係，力爭在盡量不觸動對方重大關切的情況下實現已方國家利益，因此在近階段宗教議題不會在實質上損傷兩國關係，但對兩國關係形成長遠挑戰。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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