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罪案史錄（十八）
文/趙小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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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扣扣案”（對此案不了解的勞煩自己百度）一直都備受媒體和民眾關注，但就在這些關於維護法律正義、社會道德的討論喧囂聲音裡，似乎暴露出了一些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古代法學的誤解。
1.復仇是《水滸傳》中的好漢行為
公元2018年2月15，中國農歷的大年三十，陝西男子張扣扣戴著帽子和口罩，拿著刀埋伏在路邊，將回鄉上墳的王校軍、王正軍刺死，接著又跑到他們家中，將他們的父親王自新殺死。
殺完人的張扣扣，對村民說：“3條人命，我死定了，我媽死了22年，今天我終於把仇報了！”
2019年1月8日，案發327天后，陝西漢中法院一審判處張扣扣死刑，宣判後他當庭表示上訴。
然鵝，他的辯護律師說：要想改變判決結果，很難。
在「為母報仇」這道光環籠罩下，張扣扣被某些媒體和網友稱為“好漢、俠客、義士”，他們把自己代入到角色中，如同“梁山好漢”般快意恩仇——社會暴戾之氣被推崇的背後，往往可見司法審判的黑暗和法律權威的失落。
在《水滸傳》裡，有兩次“為了母親”的殺人事件。
公元1117年，即趙宋王朝的政和七年。《水滸傳》中，這一年的七月，家住沂州沂水縣（今屬山東省臨沂市沂水縣）沂嶺的一家四口慘遭滅門。
凶手是一個黑臉大漢，他叫李逵。他殺害這一家（包括兩個未成年）的原因和張扣扣一樣：「為母報仇」。誰讓這一家老虎把他辛苦背一路的老母親吃了呢？
跟上一個“打虎英雄”武松不同，李逵既沒有得到誇獎也沒有得到同情。回到山寨後，李逵講述了這一路的遭遇，「眾人大笑。 晁、宋二人笑道：“被你殺了四個猛虎，今日山寨裡又添得兩個活虎，正宜作慶。” 眾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羊宰馬，做筵席慶賀兩個新到頭領。」（《水滸傳》第44回）
聽說兄弟的老母親遇害，他們卻找到了之前路遇李鬼劫道這個笑點，然後大張旗鼓地慶賀兩個明顯不那麽重要的人物（“青眼虎”李雲、“笑面虎”朱富）上山......
可見，在梁山上「為母報仇」並不是那麽的“替天行道”。
公元1118年，這一年的二月下旬，山東濟州鄆城知縣的情婦——女白秀英，被正在繁華地段勾欄門首處帶枷示眾的步兵都頭雷橫打死了！
據多位目擊者口述，事發前，白秀英正辱罵毆打雷橫的老母親：“隻一掌，把那婆婆打個踉蹌，那婆婆待掙扎，白秀英再趕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水滸傳》第50回）
在《水滸傳》那個黑白混淆的世界裡，做個孝子也許是一個公務員能堅守的最後純潔，只是他沒有預料到，他的堅守帶來的卻是滅頂之災——被判死刑。
雷橫之所以被梁山認可，是因為他在執法時，曾對晁蓋、宋江等人徇私，他打死“辱母”的白秀英之舉根本不值一談。
張扣扣、於歡（辱母殺人案）等人跟“梁山好漢”真的不是一回事（不同意者請閱讀原著先）。即使是站在道德制高點的打虎英雄武松，他“為兄報仇”之舉在《水滸傳》那個“反法制的世界”中，也要披枷帶鎖刺配三千里。
2.法律是為了保護弱者
“張扣扣案”被報導後，似乎所有人都更願意看到張扣扣母親真的是“冤死”的，是被害者一家“作惡多端”種下的因。因為人們由衷地相信，法律應該是維護正義的武器，是為保護弱者而存在的。
不過可惜的是，這也許只是人們的一廂情願。
從歷史的角度看，法律並非天然神聖。
兩千多年前，主張「依法治國」的韓非子在《韓非子·備內》裡說：“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賦，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訴。”
法令所防備的、刑罰所懲罰的，常常都只是的底層百姓，民眾感到絕望，卻又無處申訴。
在上古部落時期，巫師們通過龜殼燒烤產生的裂紋來推斷誰是否有罪。此時的社會構成還是原始狀態，誰殺了誰也不需要社會力量來裁決，受害者家屬覺得是誰乾的，自己去報仇就行。正義的實現依靠的是以聯合家庭為部門的宗族部落。
《周禮》對於報仇規定：報仇有法定手續，有專管報仇事務的官吏，只要在事先到朝士處登記仇人的姓名，殺死仇人可以無罪。又有調人之官，專司避仇和解的事，並且規定復仇隻以一次為限，不許反覆尋仇。
在封建社會,復仇作為一種民眾對司法制度不信任的一種表現,也是對當時不完善的司法制度的一種補充,是私人用私力行使國家刑罰權。即使是復仇，也要符合儒家"孝"、"義"的要求。
武則天時期有一樁“復仇殺人案”引發了很大爭議：某人父親被縣尉冤殺，某人隱姓埋名為驛卒多年，在該縣尉已經升為禦史經過驛站時，終於殺掉他報仇，然後投案自首。（幾乎一樣的故事線）
爭議最後陳子昂的觀點獲得認可：殺人犯法要處死刑，為父報仇的孝行要表彰——此案的結果是，某人被處死並表彰。
後來，柳宗元寫了《駁復仇議》，認為：如果其父無辜被殺，可以復仇而且應該被判無罪；如果其父是被國法所誅，不應該復仇，殺人者應該處死並不許表彰。 宋律基本繼承唐律，但也受柳宗元影響，規定復仇案件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元朝法律傾向於允許血親復仇。明清律承唐宋法，在復仇問題上充分考慮情理法關係：“父親祖父被殺，子孫如果當場殺死對方，無罪；子孫如果是事後復仇，處以杖六十。 ”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法律是與國家同時出現的，法律秩序某種程度上就是國家權力的同義詞。
人們尋求正義的過程，往往也能成為國家獲利的一種方式——在“鳳凰雀”達荷美王國（西非埃維族的一支阿賈人於17世紀建立的封建國家），當發生經濟糾紛時，國王有權拿到爭訟貨物的一半，行政官員拿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一才歸勝訴方。
原始的法律主要作用並不是建立秩序，其目的也不是預防犯罪或者保護個人。因為一切衝突在社會內部都存在解決的機制。中國即使到了民國時期，依然保留了很大的地方自治權，社會問題依靠宗族社會解決的案例比比皆是——法律的目的只有一個，維護國家利益。
3，實現法律正義需要“包青天”
對於普通人來說，法律與正義的關係永遠是“剪不斷理還亂”的難題：“許諾了正義的法律，何以成為非正義的借口？”
在庭審前，張扣扣曾委託律師申請法院對這場庭審進行影片直播。得到了輿論“一邊倒”廣泛支持。
在有關“張扣扣案”和“於歡辱母殺人案”的文章中，我經常會看見一些類似這樣的言論：
“要讓壞人打不贏官司”、“善良才是最好的法律”、“當法律保護不了弱者，以暴製暴將是最後的正義！”......
以暴製暴的行為，仿佛讓人看到了正義實現的一些途徑，可是到最後卻揭露其本質---以違背法律正義的代價來實現的道德正義。
晚清奇案之一的“楊乃武案”中那句著名的訟詞“天下無寧日 ,神州有青天”，體現了平民百姓對固有的司法體制不信賴，而“包青天”是惡的最後一道屏障。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法官的形象幾乎都源於一千年前的那位““司法之神”包拯。《宋史》第 3 16卷《包拯傳》中說 :“拯立朝剛毅 ,貴戚宦官 ,為之斂手 ,聞者憚之。
人們將自己對於司法的期盼寄托於“包青天”身上，在這個被文藝作品所構建出來的法庭——開封府裡，包青天有“庭審3寶”：額頭月亮、尚方寶劍、龍虎狗鍘刀；有“執法後援團”：集華生和宋慈（法醫）為一體的公孫策、“南俠”展昭（刑偵人員）、張龍趙虎王朝馬漢（警察）、俠盜“五鼠”（民間正義人士）...
百姓申冤的方法有：攔路喊冤（趁包公外出時攔路申冤）、擊鼓鳴冤（只要去開封府擊鼓，包公便會升堂聆聽喊冤者的冤情），相當於今天的大V爆款文一般轟動效應。
“包青天情結”作為我國民間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其既包含了司法官應有的清正廉潔、剛正不阿的積極一面,同樣地也包含了“天斷、神判”等對法官非理性的、現實社會中無法滿足的要求和期望。人們把法治的力量倒退歸“人治”，期望出現一個“包青天”樣的人物，把希望寄托於“狗頭鍘”，而不是制度本身。
中國民間百姓的“包青天情結”根深蒂固、影響深遠。在現實中最明顯的體現就是“正義的火氣”：
人一旦自認為正義，就很容易陷入一種正義的幻覺和道德的亢奮中；有了正義的名義，他們不免失去審慎和節製，動輒採用暴力的手段去“懲戒”他們眼中的非正義一方---愛國憤青、鍵盤俠大多如此，以正義之名，卻催生出了專斷、暴力。
與影視劇中一個個“包青天”不同，現代法官並沒有探尋事實真相的能力，甚至也沒有這樣的權力。
一名合格的法官需要經過長期的法學訓練和大量的審判經驗，扭轉其作為普通人的思維方式，才能形成獨立的司法判斷。個人認為，一個正義感爆棚的“包青天”，僅憑一腔熱血“為民伸冤”式的執法者，絕不是現代法治意義上的一名合格的法官。
法官的工作是針對法庭上雙方呈交的證據以及相關證人的證詞，梳理出事情的真相，做出合乎法理的判斷。真相只是通過法庭上的一系列證據根據邏輯推導出的“真相”，這可能與事件發生時的情況有所出入，但這並不影響審理結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官更像是一名歷史學家，僅靠一些零星的碎片與隻字片語還原當時所發生的事。但無論一名多麽優秀的歷史學者，研究再多的資料，經過再合理的推演，所還原的都未必是真相。
香港終審法院大樓正面外牆頂端的蒙上雙眼的“正義女神”，右手所持的天平代表公平，左手所持長劍代表權力。而蒙上雙眼是代表法庭處理案件時，不會理會出席的訴訟各方的身分，唯有這樣才能真正維護司法正義。
無論是古代封建社會，還是現代法治社會，法律追求的都不是道德正義本身，而是通過正當程式維護社會平衡；法律維護的是自身的體系，它必須確保正當程式的實施，它隻保護遵守程式的守法者，而不是“善良”者。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於現代社會，法治是最好的選擇。因為任何人都無法代表法律，即使他自詡為“正義”。
參考資料：
《周禮·秋官·小司寇》 《尚書·呂刑》
《包拯的法治思想與斷案特色》-2011-11-20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包公“司法之神”形象的形成動因與觀念基礎》-2014-05-13《法學評論》
《“包青天情結”評析》-1998-06-05《政治與法律》
《張扣扣被判死刑，我有些同情他！》新聞哥
《智識│從“聶樹斌案”看普通人的法學誤區》作者盒子槍
罪案史錄系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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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小昭：現居於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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