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上海文學》2018年第7期
馮桂林
購船記
一
這是1992年，從上海飛往莫斯科的SU530班機已經起飛了。當機上安全帶的警示燈熄滅以後,我站起身打開行李艙，從手提箱裡取出紙和筆，鋪在小桌板上，我打算在這十一個小時的飛行時間裡認真地計劃一下我的這次旅行。
這次去莫斯科完全是偶然的,一個月前,我在上海對外貿易公司當科長的親戚盧平帶了三峽輪渡公司的章總經理到我公司來。章總想買蘇聯的水翼船,章總說蘇聯剛解體，可以用易貨貿易的方式用服裝換船。
我的公司成立到那時只有三年，做美國的童裝生意,為了能讓公司走上正軌，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幸虧我有兩個跟我創業的得力助手擔任經理，管理著六十多個人，兩個經理比我還忙，甚至住在公司不回家。正因為服裝生意太辛苦，我才產生了一個心魔，希望能有機會找到其他省力的生意，或者說是多種經營吧，按投資理論來說就是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章總還說，如果我能夠買到水翼船，願意和我們搞中外合資，經營水上客運。三峽輪渡公司是國營公司，我的金豐公司是我取得香港身份證後在香港注冊的境外公司，符合合資條件。三峽輪渡公司在三峽市到巴山的航線經營了四十年，有十幾條船，但都是破舊的火輪船，急需引進最先進的水翼船。
這等一勞永逸、旱澇保收的生意，怎能不做呢？我當即答應了由我去俄羅斯買水翼船。
於是,我訂了從上海到莫斯科的機票,我想蘇聯的水翼船是世界領先的,造船廠一定是個大企業,到了莫斯科不會打聽不到。
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我甚至不知道飛機到達莫斯科是白天還是黑夜。如果是白天當然好，如果是晚上，大不了在機場睡一晚。
我沒能在紙上寫下一個字，我除了想到必須先要找一個翻譯外，實在想不出更實際有效的辦法，這樣想著，我竟然睡著了，直到空姐把我推醒，飛機開始降落了，叫我調直椅背，收起小桌板。
莫斯科的機場空曠而陳舊,我看了一下牆上的掛鍾是下午一點。由於時局動蕩,遊客不多,過關很快。我一隻手拖著大行李箱，一隻手提著小手提箱，步出機場。
六月的莫斯科，豔陽高照。正當我手搭涼棚環顧四周的時候，身邊已經圍上了十幾個計程車司機要拉我生意。
我突然想到我應該去紅場，那裡遊客多，可以找到中國人。於是，我喊了一聲：“紅場！”沒人聽懂。我用英文喊道：“Red square！”有一個老年司機應聲道：“Ok let’s go！”他幫我拖著行李箱走向他的車，這是一輛破舊的“伏爾加”，車身的油漆已經斑駁，車窗開著，沒有冷氣機，後座椅有一處還破了個洞，露出了彈簧。
莫斯科是個古老而美麗的城市，街上多是十八九世紀留下的古建築，市中心的主乾道竟有十車道寬，不過已年久失修，坑坑窪窪的。街上行駛的汽車也都破破爛爛，找不到一輛新車。這個城市就像一個破落的貴族。
大約半個多小時，就到了紅場。當踏上紅場的一刻，我完全被征服了。紅場的東面是國家百貨商場，是一座建於1890年的俄式巴洛克巨型宮殿建築。南面是東正教的聖瓦西裡大教堂，建於1561年，由九座塔樓組合而成，房頂是大小不一的色彩斑斕的“洋蔥頭”。西面就是世界第八奇景的克裡姆林宮的紅色圍牆，始建於1156年，融合了古希臘、古羅馬、拜佔庭、巴洛克、洛可可的各個時期的建築風格，是歷代俄國帝王的宮殿。圍牆的外面是列寧墓，下層安放列寧遺體，上層是閱兵檢閱台。紅場的地面用條石鋪成，像上海的老式彈格路。
我不得不從夢幻回到現實，走到紅場的中央，坐在行李箱上，開始尋找中國人。偌大的紅場遊客寥寥無幾，有也是歐洲人，難得見到一個黃種人。我終於發現了一對年輕的男女是黃種人，等他們走近，我立即迎上去，禮貌地問道：“你們好，是中國人嗎？”這對男女說了幾句日本話，鞠了一個躬走開了。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又見到了一個黃種人，也是日本人。
天色已經暗下來了，我有點心慌，看來我的決定太過草率，我已經準備回到機場，在候機大廳過夜。
這時，遠處有三個男人往我這邊走來，一邊走一邊大聲講著中國話。我按捺不住狂喜地喊道:“你們好，從中國來的嗎？”“是啊，你是哪個城市的？”說話的是個大漢，異國遇鄉音，雙方都感到親切。“我從上海來。”我沒有時間閑聊，急切地問，“你們誰能幫我找一個俄語翻譯嗎？”大漢指著身邊的一個戴黑框眼鏡的中年男子說：“他會俄語，是幫我倆做翻譯的，是我的朋友。”大漢說他們兩人從甘肅來俄羅斯公乾，明天就回國了。他們把翻譯留給我，自己回酒店了。
他叫高昌，一副學者派頭，中等身材，發際線已經退到頭頂，露出發亮的前額。高昌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是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秘書，即將期滿回國，目前正好有空閑。能找到這樣一個人才，真是天助我也！我把來俄羅斯找水翼船的想法告訴了他，並且談好了薪酬每天十美元。
高昌的工作當天就開始了，他把我帶到位於市中心的莫斯科河畔的烏克蘭大酒店，河對面就是俄羅斯國會大廈，被稱為“俄羅斯白宮”。烏克蘭大酒店是一個典型的史達林哥德式建築,高聳的中央尖塔頂著紅色的五角星,四角配有較矮的尖塔。外牆是白色大理石，以麥穗、鐮刀、鐵錘裝飾，充滿了社會主義工業強國的時代精神。這與蘇聯援建的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幾乎一樣，都是在1955年建造的。
高昌幫我要了一間套房，外邊是客廳，有沙發、桌椅，裡邊是臥室，帶有廁所。高昌又帶我去用美元換了盧布，蘇聯解體前，一美元換一盧布，現在是一美元換一千四百盧布，解體後的俄羅斯經濟處在崩潰中。
然後，我們去餐廳吃飯，飯菜很不合胃口，麵包是硬邦邦的,冷的；湯是土豆、香腸、芹菜、牛奶做的,也是冷的；還有就是土豆沙拉,更是冷的。沒有牛排,更沒有豬排,這是因為食品嚴重缺乏。吃完飯，高昌便回大使館宿舍，我則走進位於酒店大堂的一處燈火通明、人聲沸騰的賭場。我很奇怪俄羅斯百業蕭條，賭場卻一枝獨秀。不過，我對賭博歷來沒興趣。
早上八點，高昌就來到我的酒店的房間，高昌說昨晚他已經考慮好了，去莫斯科大學的圖書館查找水翼船的資料。當即，我倆就坐地鐵去莫斯科大學，莫斯科大學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學科最全的著名大學。我獨自一人參觀校園，高昌便在圖書館查找資料。等我回到圖書館時，高昌帶了一個朋友，是莫斯科大學的教授，叫安德烈，斯拉夫人種，黃毛藍睛,五十多歲，瘦高個，很有風度，他主動上來和我握手問好。高昌同步翻譯，俄語非常流利，中文字正腔圓，頗具外交翻譯水準。
安德烈根據找到的資料，詳細向我介紹了水翼船是由伏爾加造船廠製造，船型有流星號、彗星號、朝霞號、火箭號、東方號和海燕號等。其中全淺浸自穩式水翼船流星號最適合內河客運，流星號長34.6米,寬9.5米,高6.25米,吃水1.2米,時速六十五公里,客運座位一百二十四人。船價是七十五萬美元一艘。這個船的型號，價錢都和章總對我說的完全一致。我為我能如此容易地找到水翼船而沾沾自喜，也為我獨闖俄羅斯的魄力而自豪。
伏爾加造船廠就在高爾基市，離莫斯科四百公里。高昌根據資料上的電話打過去，準備預約我們明天的到訪。可是電話一直處於無人接聽的狀態，高昌說電話號碼可能是過期了，改號碼也是常事，不如我們直接去，反正有地址。隔天，我們叫了一輛計程車，講好價錢包車一天7.5美元。一路顛簸，七個小時，終於到了伏爾加造船廠。船廠很大，車沿著圍牆開了幾公里才找到正門，大門卻是緊鎖，找到附近的人打聽，才知道，船廠已經倒閉，水翼船也早就停產了。高昌還在打聽船廠倒閉的原因，我已經回到車上，像發瘧疾一樣，情緒一下子從沸點跌到冰點。
我糾結了一夜,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情緒。人在挫敗的時候最明智的選擇就是：退而求其次。船買不成，我可以把我的服裝銷往俄羅斯。安德烈說過，他有一個朋友在紅場邊上的國家百貨商場當經理，叫娜塔莎。
我、高昌、安德烈便來到國家百貨商場。娜塔莎是韃靼人，自然卷的棕黑色男式短發，瘦高而單薄的身材，不苟言笑。娜塔莎又把我們帶到總經理辦公室。總經理是個矮胖的禿頂男人，滿臉堆笑。他們倆站在一起形成強烈的反差，一個像黑棍,一個像白球，對我的到來卻是同樣的熱情洋溢甚至百般討好。我把從上海帶來的行李箱打開，向他們展示了各式服裝，尤其是羽絨衫。他倆瞪大眼睛，連連發出“嘖嘖”的讚歎聲，好像我打開的是一箱珍寶。總經理甚至握緊雙手頂著下巴，像是在祈禱不能跑了這個生意。這個全俄羅斯最上等的百貨商場的商品竟然嚴重不足，總經理當即表示希望和我簽訂長期的供貨合約。服裝是我的本行，供貨自然不難，難的是他們的支付方式，總經理說他們能夠支付盧布，可是盧布一路在跌，拿到盧布也換不到美元，換到美元也匯不出俄羅斯。我們唯一可行的是做易貨貿易，安德烈說我需要俄羅斯的什麽商品，由他去聯繫。
連續幾天，大家都在我的房間客廳裡討論服裝和易貨貿易，也時常討論俄羅斯的局勢。高昌一直是同聲翻譯，彼此也不覺得語言上的隔閡。
這一天，娜塔莎來了以後一直悶悶不樂，眼睛紅腫。她鼓足勇氣問我能不能給她十萬盧布，她說，她的弟弟在軍隊裡違反軍紀，被關在牢裡，可能會被開除軍籍。她要救她弟弟，軍隊的連長說拿十萬盧布，他就會法外施恩。高昌在翻譯完後，加上了自己的意見：“別理她，不會是真的。”安德烈頻頻點頭，幫娜塔莎說話，希望我能幫她。
我頓時警覺起來，我不會是碰到騙局了吧？我也不相信這是真的，安德烈的教授工資每月才三萬盧布。我迅速心算了一下，十萬盧布也就是七十美元，對我來說這是小錢，即使是騙局也就騙這一次吧。我當即答應了，高昌再次阻止我，我說以後還要用人家的。娜塔莎立即破涕為笑，我心中掠過一絲不快。
周末，大家依舊在我房間的客廳裡聚會，這次，娜塔莎帶了一個女伴，叫克里斯蒂娜，白俄羅斯人，也是國家百貨商場的營業員。白俄羅斯人其實就是俄羅斯白人，純種的斯拉夫人種。白俄羅斯女人的漂亮果然名不虛傳。克里斯蒂娜扎著簡單的馬尾辮，身穿一件湖藍色的無領無袖無裙擺的直筒連衣裙，如此簡單的衣服卻盡顯她複雜的身材曲線。娜塔莎建議晚上去跳舞。
接下來，娜塔莎和高昌在交談，大家表情有點怪異。高昌沒有翻譯，我好奇地問高昌：“她說什麽？又要錢？”“不,她說要把自己給你。”高昌還是面對著娜塔莎,繼續在聽她說話。
我不解地看著娜塔莎，娜塔莎撇下高昌，一把拉起我進了臥室，隨手鎖了門。娜塔莎背對著我，脫光了衣服，便爬上床，獨自躺在那裡，看著天花板，就像病人躺在手術台上，等待醫生做手術一樣，緊張得一動不動。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不知所措，娜塔莎的身材乾巴，胸脯平坦，完全沒有女人的豐腴。這種既沒有視覺上的色誘，又沒有動作上的挑逗，更沒有情感上愛慕的歡愛，讓我想起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時看到人們把發情的公豬和母豬趕到一個圈裡，立馬就能交配，邊上還有一群人在圍觀，評估著交配的品質。這不，現在外邊就有一群人在觀戰，不過是隔了門。
於是，我完全失常了。
娜塔莎抬起頭，疑惑地看著我。見我毫無動作，便坐起身，試探著拿起內衣，作穿衣狀。娜塔莎似乎感覺到了自己缺乏魅力，眼裡噙著淚花，羞愧地低下了頭。我走上前去，拿起她的襯衣替她披上。娜塔莎下了床，獨自坐在沙發上看了幾次手錶，大約二十分鐘後，她起身出門時，我抱了她一下，我本想找個理由解釋一下，無奈語言不通，只能上演著啞劇。
門一開，正在交談中的人們一下子靜了下來，眼光齊刷刷投向我們。娜塔莎說了一句話，眾人“哇”聲迭起，讚聲一片，克里斯蒂娜甚至鼓起掌來。高昌又忘了翻譯。我急忙問：“她說什麽？”“她說你很厲害！”
當天晚上,我們一眾人去了舞廳,當然都是我買單,不過一張門票也就是一千盧布,連一美元也不到,還免費送茶水。說是舞廳，其實也是歌廳，大廳的一角有一個低台，一個男歌手留著高爾基式的漂亮的兩彎半月的唇須，無法判斷他的年齡。他一邊彈鋼琴，一邊嘴對著一根越過鋼琴伸過來的橫杆話筒，在唱著《伏爾加船夫曲》，渾厚深沉的男低音帶著回響和顫音，猶如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忽隱忽現的沉悶的隆隆炮聲。這男低音在我的胸腔裡引起了共振，心靈被震撼了，膨脹起來，以致堵住了我嗓子眼，幾乎要擠出眼淚。
接下來，播放起四步舞曲。克里斯蒂娜搶先把我拖入了舞池，我不會跳舞，但，還是優雅地攜著克里斯蒂娜，用自創的兩步來充數，機械地來回踏著左右腳，笨拙得像鴨子走路。好在昏暗的舞池也沒人注意我，醉翁之意不在舞,在乎肢體接觸。克里斯蒂娜身上的氣息像迷魂散一樣使我暈眩，她柔軟的纖手把她的體溫像興奮劑一樣注入我全身每一個細胞。如果白天換了是她，我不會失常。
這一夜，我很放鬆、很享受，以至樂不思蜀。
二
經過幾天的討論,我和娜塔莎已經確定了服裝供貨的種類和價錢,也和安德烈確定了用俄羅斯白松交換服裝。這種木材在中國銷路很好。我覺得大功告成，準備回上海布置接下來的工作。
就在我整理行裝的這天下午，安德烈興衝衝地趕來，給我帶來了一個逆天的好消息，讓我像觸電一樣地跳了起來。安德烈說蘇聯解體後，很多輪渡公司倒閉，他打聽到羅斯托夫輪渡公司有十幾艘水翼船，已全線停航，打算出售。有流星號、彗星號、朝霞號，甚至還有一艘剛下水的新流星號。
羅斯托夫？在靠近黑海的頓河出海口的羅斯托夫？這是我從未踏足過卻非常熟悉和向往已久的城市，因為蘇聯拖拉機制造廠就在這個城市，它生產的德特牌履帶式拖拉機遍布中國的東北。當年我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時候，開了十年的德特履帶式拖拉機，成為最高級別的技師，對它的幾千個零組件了如指掌。中蘇友好時期，蘇聯為中國援建的洛陽拖拉機制造廠，就是完全按照德特拖拉機的圖紙生產了東方紅54型和75型拖拉機。兵團還曾打算派我去羅斯托夫拖拉機制造廠學習，可惜後來沒有成行。我熟悉羅斯托夫還有一個原因是我看過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這部俄國文壇不朽的巨著，描寫哥薩克騎兵通過戰爭走向新生，肖洛霍夫因此獲得1965年諾貝爾文學獎。當然還有聳人聽聞的羅斯托夫開膛手，殺害五十三人的連環殺手,曾經震驚世界。
說走就走，我和高昌約定明天早上坐六點的火車出發去羅斯托夫。當天晚飯後，眾人散去。
我感到乏力，便上床想早早睡了。不久就感覺胃疼，繼而大汗淋漓，進而又吐又拉，竟發起燒來。每天的冷麵包、冷湯、冷菜，終於把我擊倒了，到了半夜一點，我感到天旋地轉，實在支撐不住，打電話給高昌。高昌來到我的房間，一看情況不妙，立即打電話給莫斯科總醫院。不出十分鐘，救護車就到了，醫生給我做了初步的檢查，體溫三十九度，血壓六十到九十、心跳一百二十。醫生診斷為急性腸胃炎，需要住院，我被抬上擔架，上了救護車，送到了醫院。
這是一個很大的單人病房，白色木頭床架和鋼絲床上的白床墊、白被子、白牆壁、白門，醫生護士的白大褂、白帽子、白鞋子。連氧氣瓶、放針藥的托盤和小車也是白色的。這是我住過的最好的病房。醫生給我注射了一針，然後給我靜脈點滴。一個小時以後，我的症狀開始好轉。這時娜塔莎匆匆進來了，她向醫生詢問了我的病情後，讓高昌回去睡覺，可能她覺得我倆“同房”過，由她來陪護是理所當然的。我睡著了，娜塔莎一直在我床邊的椅子上坐著，整整兩天，娜塔莎寸步不離，上廁所也是她幫我舉著吊瓶。
這時，我真想吃一碗熱騰騰的面條，娜塔莎知道了我的願望就回家做完拿來了。這哪裡是面條？這是俄羅斯面條湯，面條全部斷成一寸長，湯裡有土豆、胡蘿卜、芹菜，煮得稀爛，有股藥味，難以入口。好在是熱的，我也吃完了。
按照醫生的要求，我需要住院一個星期，我考慮到要去羅斯托夫，入院第四天我就堅決要求出院。高昌、娜塔莎和醫生商量後，給我配了一個星期的口服藥，醫生再三囑咐我要按時服藥，要注意飲食。我又能怎麽注意飲食呢？在以後的幾天裡，我唯一能吃的就是用熱水泡麵包。
出院時，醫生拿了一份病歷和账單要我簽字，我也看不懂，隻管簽了字。我轉向高昌問要多少錢？高昌說不要錢，我們可以走了，蘇聯是全民免費醫療，儘管已經解體，這個制度沒變。我有些感動，怪不得高昌對蘇聯有好感。
我和高昌登上了從莫斯科開往羅斯托夫的火車，他們一起來送行。我和娜塔莎、安德烈握手道別，克里斯蒂娜站在娜塔莎的後邊，當我搜索的目光和克里斯蒂娜守候的目光相遇時，心頭突然一顫，她會意地微微一笑。
安德烈已經幫我們聯繫了羅斯托夫輪渡公司。俄羅斯的火車速度很慢，停靠的站點又多，我們用了整整三天才到了羅斯托夫。我們叫了一輛計程車，我要求司機先去拖拉機制造廠。到了廠門口，就看見院子裡有一個巨大的德特拖拉機模型，嚴格按照比例放大，連底座足有三層樓高。我下了車，站在它跟前，看了很久，這曾經是我的神、我的魂，我像一個虔誠的佛教徒面對著敬畏的佛像,深深地鞠了三個躬。高昌遠在大門口等著，他是無法理解我的這個情懷的。
我們到了輪渡公司，這是一家大型國營公司。秘書把我們帶進辦公大樓的第五層會議室，已經有一行人在列隊歡迎我們。總經理拉林，五十多歲，中等身材，滿臉的絡腮鬍子剛刮乾淨，留下鐵青色的兩頰，有男人的性感和威嚴，他面帶微笑，眼光犀利。
拉林率先跨出一步,握住我的手,有力地晃動了幾下:“歡迎中國同志！”副總經理瓦西裡是個年輕時髦的美男子，穿著黃色的襯衫和牛仔褲，緊隨其後上來握手學舌道：“歡迎中國同志!”總工程師頭髮花白，穿著連衣工作服，上來握手。接下來還有總會計師和不知什麽職務的人上來握手。
高昌站在我邊上根據秘書的一一介紹進行翻譯。這場面超出了我的預期。
接下來,我們便在橢圓形的會議桌邊坐了下來，開門見山地談水翼船。拉林說他們有十二艘水翼船，分別是七艘流星號，其中有一艘是新的；三艘彗星號，吃水淺，可以直接靠岸搭跳板，不需要專門的碼頭；兩艘朝霞號，是大型遊輪。
拉林說，他們公司有幾個賓館，年久失修要裝修，公司還欠著工人的工資，他們急需美元來解困，所以他們不做易貨貿易。
至於輪渡公司，他們準備關閉，現有的十二艘船要買一起買。他接著說他們已經得到羅斯托夫資產委員會的批準，總價錢是七十二萬美元。
我生怕聽錯，特地叫高昌問清楚，一艘多少錢？高昌證實了一艘六萬美元。“必須一起買。”拉林又強調了一遍。
我強壓心中的狂喜。伏爾加造船廠的新船七十五萬美元一艘，現在卻可以買十二艘，我心想這個價還談什麽呢？況且資產委員會已經定價，也沒得談。但是，我還是略皺眉頭故作猶豫的樣子，拉林見狀，主動提出可以分批付款。
我沒有想到談判這麽順利，一個多小時就結束了。高昌在記錄每一艘船的出廠年份，我趁機快速地思考，和三峽輪渡公司合資用去四艘，還有八艘，我可以和上海、南京、南通、太湖等地搞合資，不怕用不掉這八艘船。
我繼而在考慮，中國沒人知道船的真實價錢，我可以把船價提高，甚至我可以少出錢、不出錢，這個無本萬利的生意真是天賜良機。
只是，我要先墊付全部的船款。我公司剛成立沒有幾年，並沒有這麽多資金。我可以用做服裝的美國客人開過來的信用證，去銀行貸款，先挪用這筆資金。至於採購面料、輔料想辦法賒账，加工費也可以晚點付。只要船一發運，我就可以向合資中方收取金額的一半，再來補上這個空缺。
空麻袋背米！中國人做生意不都是這樣做的嗎？
下午,拉林親自帶著我和高昌去看十二艘水翼船。它們有的停泊在岸邊，有的吊上了岸在保養，這簡直就是一個龐大的艦隊。蘇聯水翼船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船行駛到一定的速度，依靠水翼把船體大部分托離水面，和飛機的原理是一樣的。水翼船時速最高可以達到七十五公里。中國當時還沒有能力製造水翼船。
參觀完，我們坐上流星號航行在頓河上，速度果然很快，船體也非常平穩。我坐在駕駛艙裡，想著，我馬上就要成為這些船的主人，不禁躊躇滿志。看著窗外，集體農莊的綠油油的田野一望無邊,夾雜著一棟棟白樺樹建成的坡頂木屋。我還看到一群俄羅斯大媽光著肥胖的身子站在齊肚深的河裡，濕頭髮貼在腦後，就像一尊尊坐在水裡的彌勒佛。
第二天，我們準時到會議室談判，上來，我就表明確認了十二艘船七十二萬美元的價格。接著，我們開始商談具體問題，總工程師向我們提供了全套船的圖紙，又向我們提供了全套配件的圖示和規格，還有船隻保養維修手冊。這些資料足有幾大箱子。還有他們的倉柯瑞現有的配件清單，拉林說送給我們。
我又向拉林提出需要兩台新的發動機和兩個新的齒輪箱做備用，當船大修時可以替換而不停船。
我又詢問了發動機的最大功率和最大負荷之間的差異，因為我們地處三峽，氣溫比頓河流域高得多，必須要有多餘功率裝冷氣機。水翼船是全封閉的，不可以開窗，否則會增加側風力，影響船體平穩和速度。
我又提出船的所有機械部分，中國都有能力仿造和維修，唯獨水翼部分是用鋁鎂合金製造，焊接需要氬弧焊設備和技術，中國沒有這個能力，必須由你們永久負責維修。
我又提出每條船配兩名俄羅斯駕駛員、十二條船配一名俄羅斯機械師，培訓中國人，時間為一年。
拉林聽完我的發言，把身子緩緩地靠向椅背，倒吸了一口涼氣，眯起眼睛看著我：“你是船舶工程師？”“不，我是拖拉機技師，柴油發動機的過濾系統、冷卻系統、潤滑系統和機械部分的變速裝置、傳動裝置，其原理都是一樣的。隻不過拖拉機的動力終端是驅動輪，船是螺旋槳。”
副總經理和總工程師竟鼓起了掌。
第三天，我又是八點到會議室，我們簽署購船合約，十二艘船分批出運，因為遠洋輪一次最多只能裝載四艘水翼船。第一批四艘船將在明年年中發運，根據合約我必須在明年五月前付四艘船的一半價錢即十二萬美元，船到中國再付另一半。
條款審議完畢後，終於到了正式簽字的時刻，氣氛頗為莊嚴，拉林身邊一左一右站著副總經理和總工程師，我身邊站著高昌和俄方秘書。雙方簽字後交換文本。我和拉林同時站起身探過桌子，緊緊地握住手，眾人長時間鼓掌。
出了輪渡公司，我瞬間感到了自己的偉大，我被自己感動了。
第四天，我們是中午到達會議室，拉林集合了二十幾個船員和我見面，探討工人的工資和待遇，我和拉林、高昌坐在桌子中央，工人們全都面對我們站著，像召開記者招待會。拉林開場白：“今天，中國同志在這裡，他們買了我們的船，誰願意去中國工作站出來，大家有什麽問題也可以提。”
一個留著八字鬍子的哥薩克人快人快語：“去，為什麽不去呢？我們現在不是失業了嗎？”他環顧四周，想獲得大家的認同。一個身高有兩米的胖子被後邊的人推了出列，有人戲謔道：“他願意去，反正他老婆也跟人跑了，他說要離開這個鬼地方。”眾人大笑。又有人訕笑說：“你們不會要他的，他飯吃得多，一個人能吃五個人的飯。”胖子連忙退回到原來的位置，嘟噥著說：“我吃得多，乾活也多啊。”
人們紛紛問道“工資多少？”“我們要自己做飯嗎？”“有沒有休息天？”“有伏爾加酒嗎？”我統一作了回答：“工資每月三百美元，”“每星期休息一天，”“有專門的人給你們做飯……”
人群中開始小聲議論，靜了一會兒，好像在醞釀還有什麽沒有想到的問題。
“有女人嗎？”哥薩克人說出了憋在心頭的話,引起一陣哄堂大笑，有人附和著。這時拉林衝著哥薩克人正色道：“尤裡，你又胡鬧。我們是去工作的，你不要給我們丟臉。”哥薩克人還是不服氣，聲調卻低了下去：“難道不是嗎？沒有女人日子怎麽過？”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又不得不回答的問題，我笑著說：“你們可以找女朋友啊，你們長這麽帥，女人會喜歡你們的……”
工人們基本上都表示願意去，人數沒有問題。
拉林通知我，晚上，羅斯托夫市長要接見我，我緊張了起來。晚上七點，我和高昌準時來到市長辦公室，市長是個和藹可親的老頭，其貌不揚，參加過衛國戰爭，胸前掛著的胸章叮當作響，令人肅然起敬。我和他握手合影，市長帶著官腔說了些歡迎來羅斯托夫做生意和投資之類的套話，也親民式地問了我生活是不是習慣，有什麽需要可以找他解決。真叫人受寵若驚。
羅斯托夫的事情辦完了，我們又馬不停蹄地去了位於烏克蘭的黑海邊上最大的港口城市敖德薩。我需要將水翼船裝上遠洋輪，才能運回中國。我們找到了敖德薩的中國遠洋公司，他們報價每艘水翼船運費十八萬美元，我們又去了拉林介紹的烏克蘭黑海遠洋公司，價格便宜了很多，經過幾輪談判，運費可以做到八萬美元一艘，不包括水翼船的托架。托架是裝在遠洋輪甲板上的用來支撐和固定水翼船船體的，托架的費用是兩萬美元一個。我沒有更多的選擇，當即和黑海遠洋公司簽了合約，按照合約，發運前兩個月，我要付清托架錢共八萬美元，船發運後付清運費三十二萬美元才能拿到提單。
一切都落實了，真是“勞苦功高”，這也許是我生意中最成功的一次。我給自己放了一天假，在黑海裡遊了一場泳，以示犒勞和紀念。
來回羅斯托夫和敖德薩花了整整兩個星期，我再回到莫斯科時，安德烈叫我不要住酒店，怕我吃不慣飯菜再得腸胃炎，生拉硬拽把我帶回到他家裡住。安德烈的房子是國家免費分配的，兩房一廳，格局很大，有廁所、廚房，有電冰箱、電視機、洗衣機，生活設施一應俱全。
這天晚上安德烈的太太做了一桌菜，為我洗塵和慶功。高昌、娜塔莎、克里斯蒂娜都來了。娜塔莎的弟弟阿廖沙也來了，他穿著軍裝卻敞開著領子，穿著皮靴卻沒有戴軍帽，是個散漫的人。聚會上，阿廖沙從不發言，他很認真地聆聽每一個人的講話，像隻貓一樣安靜地端坐一角，頭跟著動靜轉，別人講任何話，他都會附和著發出感歎詞“哇”“嗷”“好”“真的嗎”，人笑他也笑。就像演奏一場交響樂，他就是邊上的貝斯和邊鼓，倒也生動有趣。
這天晚上，眾人聽著高昌介紹我們一路的情況，也都歡欣鼓舞，分享著成功的喜悅。大家都說這次我是船和服裝雙豐收，我甚至考慮有必要成立金豐公司俄羅斯分公司。
三
我回到上海已經是八月底了，突然對上海濕熱的氣候很不習慣，竟然懷念起俄羅斯清涼的夏天，還有一起工作的俄羅斯同伴。同樣不習慣的是又回到了如滿天繁星般細碎的服裝事務中。公司的范經理和霍經理向我匯報我不在上海的這段時間的工作情況。他們倆是我成立公司時拉入夥的，原本也是國營服裝廠的技術工人，就我們三人從接來第一個服裝訂單開始創業的。匯報工作進行了整整一個通宵。第二天，我沒有睡覺，在公司裡逐個查看了每一個訂單的生產情況和進度。
我又和辦公室戈主任詳談了在俄羅斯買船的情況，戈主任也一直和三峽輪渡公司保持著聯繫。
水翼船已經落實，應三峽輪渡公司章總的邀請，我和戈主任去三峽市實地考察和簽署合資合約。接待我們的是章總、黨委王書記和營業部主任小李。
章總對我真的弄到了水翼船頗感吃驚。然而,他眼裡射出的驚喜卻被他那淡褐色的眼鏡片擋住了，刻意地收斂著。和他第一次到上海我公司來求助有些不同，可能需要在下屬面前保持威嚴，也需要端一下大公司的架子。王書記是個師爺式的精瘦老頭，雙目如炬，不輕易發言。主任小李就純屬馬屁精，只會根據長官意圖說話。
我們在他們帶領下參觀了公司、碼頭、渡輪，並且坐上了從三峽市到巴山的航船，船是破舊的老式火輪，乘客很多，攜帶著大包小包，像電影裡的難民船。
寬闊的江面上，異常繁忙。有觀光旅遊船、機動木帆船、擺渡船，還有駁船拖著滿載黃沙的水泥船隊。
水上航行的交通規則是世界統一的。同向行駛，慢船讓快船，小船讓大船,超船需鳴笛；相向行駛，一律右行；穿越主航道必須在正常行駛的船後通過，主航道不能拋錨……然而，我看江面上雜亂無章。我懷疑身高兩米的俄羅斯胖子開船時有沒有能力躲避闖入主航道的違章船？
水上漂浮著菜葉果皮，江水渾濁。我看到洗衣婦在岸邊的石頭上捶打衣服，光屁股的頑童在水裡嬉戲。還看到有人張網捕魚，我緊張起來，漁網對水翼船的螺旋槳是致命的，就像汽車在高速公路上爆胎一樣危險。
我憂心忡忡，我的流星號從靜靜的頓河到鬧騰的長江會不會水土不服？
當我把這些憂慮告訴章總時，他的回答令我吃驚：“政府能夠動遷百萬三峽移民，還怕整治不了幾個江上刁民？”
我頓時語塞。
我們雙方用了兩天的時間討論了合資協定。雙方約定了投資比例，三峽佔百分之五十五，金豐佔百分之四十五。合資後仍由他們管理，我們派人參與財務監督。
我報出的船價是十二萬美元一艘,運費和托架十二萬美元。如此便宜的價錢，對於三峽方面來說，太出人意外了，章總大喜過望，希望馬上簽約。
我心裡早有一筆账，每一艘船總價二十四萬美元中，三峽出百分之五十五就是十三萬二千，而真實的船價連運費托架是十六萬，當然不包括我花去的費用。也就是說我只需要出二萬八千美元一艘。
而根據雙方對收入和成本的測算：船票35元/人×124座×90%滿座率=3906元，按每天兩班機四航次，每天的收入15624元，每年去除保養維修時間和大風停航時間有效天數是290天，年收入達到450萬。
每年一艘船的運營成本：柴機油一百萬元；人員工資包括俄方專家五十萬；各種稅費四十萬；保險費十五萬；修理費配件費三十萬；房租十五萬；還有折舊費、銀行利息、票務代理費、交際費共五十萬；總計三百萬。
這樣，每年一艘船毛利潤一百五十萬，我可以分成六十七萬五千，而四艘船呢？我簡直無法想像。
雙方約定繼續由我聯繫運輸事宜，計劃明年五月，頓河解凍後，安排俄羅斯方面對船進行一次全面保養，然後開往敖德薩吊裝、固定。最晚在明年九月發運，十月達到上海港。
雙方約定投資款在明年五月到位，俄羅斯方面收到定金才正式開始工作。
所有合資條款擬定後，我和章總在合約上簽了字。儀式一點也不莊嚴，雙方都有點迫不及待以致不失草率，雙方都在做著各自的美夢。
等我們回到上海，章總就打電話給我公司的戈主任，說他們王書記批評他做事太急，以致忘了把兩項成本寫進合約，一是公司退休工人的工資，二是三峽市和巴山的兩處碼頭應該作股寫進合約。戈主任據理力爭，認為合資公司是新成立的公司，人員已經核定完畢，不應節外生枝。碼頭早已存在，並非合資興建。最後，雙方折中，否決了退休工人的工資分攤，碼頭算三十萬入股。
這引起我極大的不快，看來王書記是有意躲在幕後，讓我先簽字再加碼。但是，我還是忍讓了，一來不可能為碼頭的事推翻合約重來，二來我畢竟隱藏了差價。於是，雙方又簽了新的補充協定。
我以為不會再有什麽變化了。直到翌年的五月份，到了合約規定的三峽公司應付款五十二萬八千美元的時候。戈主任去催他們付款，章總一直躲避，每次都是小李主任編了各種理由來推諉。直到戈主任決定坐飛機過去時，章總才出來接電話，說是因為人民幣換美元的問題一下子解決不了，讓我們公司先行墊付。他們一定在九月份船發運之前付清款項。還說，已經是一家人了，要相信他們。
我一時怒不可遏，他們怎麽可以不把合約當一回事？戈主任卻冷靜地分析，他們到九月份一定會付，他們不可能放棄這麽好的投資機會，況且他們上級的省、市都已經批準，他們是想佔我們便宜。到時真的他們違反合約，我們和別人也可以合資。
五月底，我從香港匯出四艘船的一半錢十二萬美元和四個托架的錢八萬美元，總共二十萬美元。那個時候，無法直接匯款給俄羅斯銀行，只能先匯到法國裡昂銀行再轉俄羅斯銀行。
因為匯錢困難，高昌的工資無法付給。已經拖欠了他半年工資了，我正在為這事發愁。在一次朋友飯局上見到我的一個朋友龍根，幾年不見，龍根養得肥頭大耳，說話口氣也大了。他說他在做俄羅斯的易貨貿易，用電視機換木材，聽上去好像很成功，他說這幾天又要去莫斯科了。我乘機請他帶兩千五百美元給高昌，並附上一封信。
這期間，戈主任聯繫了上海港、蘆潮港和南京、南通、太湖等地的輪渡公司和水上客運公司。上海黃浦江有嚴格的限速，水翼船速度太快不能用。蘆潮港到普陀山的海面最大波高2.5米，漲潮最大流速3m/s，最大風速20m/s。我們的流星號、彗星號、朝霞號水翼船都不適應這些水文條件。太湖風景區也不需要水翼船。南京和南通完全符合條件，並且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與我們在積極的接觸、探討和申報航線。後面的八艘船也許還不夠。
眼看船發運日期越來越近了，戈主任向我提出，必須為第一批的四艘船買保險。我說遠洋貨輪不會有問題，我們做服裝三年來每星期都發貨裝遠洋輪到美國，每次都沒買保險，何曾出過事？戈主任是個絕佳的軍師，總是能冷靜全面地考慮問題，尤其是我沒有想到的地方。戈主任說四艘水翼船，從羅斯托夫到敖德薩自航要五天，吊裝要三天，遠洋航行三十天，就算到了上海，從遠洋輪上卸下來，水翼船還要自航到三峽市又要幾天，不買保險如何睡得著覺？我被他說服了。
我找來了一直在幫我們做海運保險的保險公司業務代表趙先生。趙先生對這筆生意很有興趣，一般海運貨物保險費是百分之零點六，這次聯運保險費要百分之一。根據我們合資合約上的價格是九十六萬美元，趙先生求功心切，提議我把每一艘水翼船價格再提高兩萬美元，這樣，保險合約變成了一百零四萬美元，趙先生也因為合約超過一百萬美元，提成級數也提高了。六月初，我付了一萬多美元保險費，為此我還心疼了很久。
七月中，龍根從莫斯科回來了。我當晚請他吃飯，想交流一下生意。他滔滔不絕地介紹他在莫斯科做易貨貿易,如何能乾，如何成功。酒過三巡，我看他隻字不提高昌的事，便裝著不經意地問道：“哎，你見到高昌了嗎？”“見到了。”“你錢給他了嗎？”“這種人——錢給他幹什麽？”他借著酒勁，嗓門越來越大，眼珠幾乎要突出眼眶，像螃蟹的眼睛。兩隻手比畫著，像舞動的蟹螯。他繼續說：“他又沒事做，這人不行！你以後用人要看看清楚，要不，我幫你找個人？”似乎是我做錯了事，他在教訓著我。我接著又問：“錢呢？”“錢？錢我用掉了，我不是要幫你做事嗎？我狠狠地教育他來著。”龍根一點也沒有覺得有什麽不妥。我氣得拂袖而去，連吃飯账也沒付。
我只能重新找人給高昌帶錢去。
黑海遠洋公司來電報，他們的遠洋輪已經將托架焊在甲板上了，遠洋輪將在9月11日抵達敖德薩吊裝水翼船，完成吊裝和固定需要兩天。預計發運日期是9月14日，到達上海港是10月10日。黑海遠洋公司聲稱，他們開船後一個星期即會開具船運提單，到時，我們必須付清全部的海運費三十二萬美元，才能拿到提單。
羅斯托夫輪渡公司也很配合，主動聯繫黑海遠洋公司。拉林來電報，他的四艘水翼船將在9月11日到達敖德薩港口。並詢問我他們選拔的九個工人什麽時候出發？
我發電報給高昌，讓他務必在9月11日之前到達敖德薩，在現場監督，有情況及時匯報。
三峽的章總也來電話，他將在9月11日到上海，他的銀行本票已經開出來了。似乎一切都在順利地按計劃進行。
然而，我見到章總和小李主任時，章總拿出中國銀行的本票讓我看了一下，確實是五十二萬八千美元，他說要複印，誰知，章總隨後把本票收起來，隻留給我複印件。他若無其事地說：“必須看到船運提單正本才能把本票給你們,這是上級的決定，我也沒有辦法，你要體諒……”說完他們借口還有其他事溜走了。
我氣得拍案而起：“他媽的，這生意不做了。”戈主任依然很冷靜地分析道：“我不擔心錢，本票是真的，本票抬頭上收款人也寫著我們公司，時間上也只是差一個星期，和國企辦事就是這樣。”然而，戈主任的憂慮就深遠了，他接著說：“我擔心和這樣的人合作，以後正常營運了，我們也拿不到分成，他們可以把账做得不賺錢，也就沒錢分。”
本來，我的資金就是挪用服裝信用證的貸款，都是有時間限制的。原指望拿三峽公司的錢支付海運費三十二萬美元，現在我哪裡去找這筆錢？
我幾乎絕望了：“該死的水翼船——沉掉算了！”
我終於明白，什麽“多種經營”，什麽“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偽真理，是一種悖論，都是那些中國的所謂的經濟學家放的狗屁。自己熟悉的主業也做不好，怎麽做得好不熟悉的副業，去進入別人家熟悉的主業？
回想起這兩年，為了搞多種經營，我投資過兄弟大酒樓、金豐化工有限公司、金豐閥門有限公司，都搞得轟轟烈烈,並且高薪聘請了這方面的專業人才，最後都是血本無歸,以失敗告終。而現在水翼船投資可能就是最大的失敗。
四
我像一隻鬥敗的公雞，耷拉著手臂，垂頭喪氣地回到家中，一頭撲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的中午。被一陣固執的電話鈴吵醒，我睡眼惺忪地拿起電話，是戈主任打來的：“船沉掉了！”
“誰的船？”我反應不過來。
“就是我們買的水翼船啊。”
“你瞎說什麽呢？船怎麽可能沉掉？”我不耐煩地拔高了聲調。
“是真的，高昌拍電報來了。”戈主任繼續說：“9月12日，也就是昨天晚上，一場百年不遇的超級颶風橫掃東歐，損失最大的城市有五個，其中就有敖德薩，敖德薩港口全線癱瘓。”
我趕快打開電視機，等著準點新聞。果然新聞的頭條就是歐洲超級颶風，電視鏡頭還出現了災後慘狀。
我連忙趕到公司，收集報紙的有關報導。
戈主任馬上聯繫了保險公司。頭一回碰到理賠，我開始擔心保險公司會不會耍賴。趙先生來了，對他來說，賠錢又不是他賠，賠錢本身就是保險的概率，也不是業務代表的過錯。所以趙先生很輕鬆，他讓我趕快去敖德薩拍些現場的照片，保險公司會分析，是不是全損？有沒有殘值？同時，趙先生把我們收集的報紙帶回去了。
事不宜遲，我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安排好公司服裝生意上的事。9月20日，我從上海飛莫斯科，高昌來接我，直奔火車站，經過四天的火車，到達敖德薩。整個敖德薩港口一片狼藉、滿目瘡痍，就像二戰時被轟炸過的珍珠港。拉林已經趕到現場，我們相互點了一下頭，算是打招呼。
風暴過後的黑海顯得異常平靜，就像一個鬧夠了的孩子睡著了。海水清澈見底。我站在碼頭邊，一覽無余地看到了我的四艘船都沉到底了，連船頂兩米長的天線和雷達都在水面以下。我可以透過船窗清楚地看到駕駛台上的一個個儀表盤，就像在玻璃缸裡看模型一樣。這哪裡還會有殘值？根本不可能修複。拉林穿著風衣，把頭縮在翻起的領子內，一言不發，他能說什麽呢？他定金已經收到，沉船我又拿不回去。我說不出是什麽感覺。我雖然詛咒過船沉掉算了，可那也是氣話呀，誰願意是這個結局呢？
我認真地從各個角度拍了照片，有全景的、有局部的。高昌和拉林在交談，並從他手裡接過關於沉船的證明檔案。
血色的殘陽照在我們身上，在地上留著長長的身影，就像電影裡英雄人物慷慨就義的悲壯鏡頭。
辦完事，我回到莫斯科已經是10月2日晚上了，這次我還是住進了烏克蘭大酒店。我準備隔天和安德烈、娜塔莎、克里斯蒂娜吃頓飯，布置一下正在進行的服裝換木材的生意，打算10月4日從莫斯科返回上海。
誰知道，我走不成了！我竟然走進了一個震驚世界的歷史事件，滯留在了莫斯科。10月3日，時任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宣布全市戒嚴，飛機禁飛。因為反葉利欽的議長和副總統，拒絕葉利欽解散共產黨的決議，要葉利欽總統下台。他們的一個近衛師佔領了“俄羅斯白宮”，也就是在我住的烏克蘭大酒店河對面。葉利欽調動軍隊包圍了“俄羅斯白宮”，十幾輛坦克就停在烏克蘭大酒店的門口。一場戰爭一觸即發。
1993年10月4日，雙方從凌晨開始激戰，槍林彈雨。我住的烏克蘭大酒店牆上彈孔累累，玻璃破碎。我哪裡睡得著，側身貼著窗框，只露出鼻尖，乜眼看著外邊的戰爭。死者橫七豎八地躺在馬路上,傷員不斷地抬進酒店的大堂,烏克蘭大酒店成了戰時指揮所。下午，葉利欽命令十幾輛坦克一起開炮，“俄羅斯白宮”頓時濃煙四起。下午五時，“白宮”伸出白旗，宣布投降。這次街頭戰爭，死一百八十七人，傷四百三十七人，而據非官方統計死傷二千多人。
晚上，娜塔莎心神不定地來看我，她說她弟弟阿廖沙的部隊就在“白宮”裡邊。她進不去“白宮”，不知她弟弟的情況如何。
直到10月6日上午，娜塔莎才找到她弟弟阿廖沙，在莫斯科醫院裡。我、高昌、安德烈、克里斯蒂娜都趕去了醫院看望阿廖沙。醫院的走廊上到處都是死屍和傷兵。
阿廖沙躺在病床上，一條腿已經截肢，面色煞白。見我們進來，本能地想坐起來，剛一掙扎，身子就失去了平衡,側了過去。我伸出手掌往下壓，示意他躺下。娜塔莎哽咽著說：“早知如此，當初還不如讓他被軍隊開除的好。”我相信了娜塔莎要十萬盧布的理由是真的，可是，世事難料，焉知禍福。克里斯蒂娜挽著娜塔莎，陪著她哭。阿廖沙這回獨自笑了一下：“這不還活著嗎？總比那死了的好吧。”這時,能笑得出來也算是條漢子。
我急於離開莫斯科，一時沒有飛往上海的飛機。下午安德烈和高昌急匆匆來到我的酒店，告訴我，傍晚有一班飛往伊爾庫茨克的飛機，可以從伊爾庫茨克轉飛沈陽，問我去不去。“去！只要能離開莫斯科。”我拿了行李就走，安德烈親自開車送我去機場。一路上，滿大街都是軍人和戴著袖章的民兵背著槍，就像“十月革命”的年代。在路上我對安德烈說：“你說的這場戰爭應驗了，佩服你！”安德烈陰沉著臉說：“這場戰爭以後，俄羅斯將陷入長期衰退，盧布將變成一張廢紙。”果如其言，一年以後，美元兌盧布從當時的1比1400跌到1比3235。盧布變成了廢紙，所有貿易也都做不下去了。
我坐了六個小時的飛機，要命的是飛機上不發任何食物。到了伊爾庫茨克已是半夜，狂風夾著暴雪，氣溫降至零下二度，這個城市地處西伯利亞的中心和貝加爾湖畔，常常是中國冷空氣的發源地。我出了機場，拿出高昌給我寫好的紙片，交給計程車司機看，讓司機開車把我送去附近的旅館。計程車開到一條小路時陷入了泥潭，司機反覆地前進、後退，努力想衝出泥潭，但是，事與願違，車輪越陷越深，最終動不了了。司機回頭看著我，說了一堆我聽不懂的話，不用說，只有我下去推車了。於是，我跳了下去，齊膝深的泥水裡還混雜著薄冰。光是濕腳也就算了，由於我在車後用力推車，後輪甩起來的泥漿，使我變成了一個泥人。我隻穿著單衣，又冷又餓。好在車出來了，我也到達了旅館。這時旅館已經過了飯點，廚房沒有人，我又餓了一頓。幸虧還有熱水，我穿著衣服衝淋，連人帶衣一起洗。洗完了，我坐在大堂的火爐邊，拿著衣服一件一件地烤乾，可是皮鞋是無論如何也烤不乾的，只能繼續穿著。等我做完這一切，天也亮了。
按照高昌寫的紙片要求，我又要出發去機場了。我決定早點去機場等簽票，中午十二點十分，將有從伊爾庫茨克飛往沈陽的CZ610班機。另一方面，我想去機場的餐廳吃個飯，不管冷的熱的，我已經兩天沒有吃飯了。我叫了一輛計程車，到了機場。
我傻眼了，這哪裡是機場？昨天半夜下飛機也沒看清,這聞名遐邇的伊爾庫茨克的機場候機廳竟然是一間民房，候機的人們就等在門外的空地上，輪到登機才進門，也沒有安檢。檢票大廳就是民房的客廳，十幾個平方，哪裡有餐廳？連小賣部也沒有。這下我徹底慌了，再餓下去，我會昏倒的，我必須找到吃的。
我在附近轉了一大圈，除了很遠的地方有幾棟同樣的民房之外，沒有什麽商店和小賣部,怪不得西伯利亞歷來是犯人流放之地。我失望地轉回到機場，在機場外的一棵大樹下，我看到一個俄國大媽，頭裹著三角圍巾，背靠著樹坐在地上，也是候機的乘客。她從布兜裡拿出一個長條的羅宋麵包，用力地咬了一口。我趕忙衝上去，一手拿著二千盧布，一手指著她手中的麵包。她看了看咬過的麵包，抬起頭望著我，目光茫然。我乾脆把二千盧布塞在她手中，搶過麵包，掰成兩半，把咬過的一頭又還給了她。她終於明白了，站起身來，憨笑著要把二千盧布還給我，我向她鞠了一躬，轉身離去。
飛機延誤了四個小時，終於起飛了。我仰天長歎，回家的路真難啊！
到達沈陽又是半夜，我住進了最好的日偽時期建造的遼寧賓館。洗了個熱水澡，睡進柔軟的棉被，多少天沒有這種奢侈的享受了。一直睡到第二天的下午，一陣門鈴聲把我吵醒。我光著腳去開了門，門外站著一個女服務生，推著一輛清潔車：“先生，你要打掃房間嗎？”“咦！你怎麽會講中國話？”我驚訝地叫了起來。女服務生睜大驚恐的眼睛，倒退了兩步，旋即轉身就逃。我拉開窗簾，才知，我人已到沈陽，魂還在俄羅斯。
華燈初上，我餓得眼冒金星，我來到賓館對面的一家東北菜館。我扶著桌子坐下，女服務生遞上了目錄，是一張塑封的紙板，正反兩面寫著菜名，女服務生手拿點菜簿，等著我。我把目錄往桌上一扔：“不用點了，所有的菜給我來一遍。”女服務生退回了廚房，我聽到從裡邊傳出聲音“這人別有病吧？”於是，三十多歲的男老闆出來了，臉上掛著面具式的職業微笑：“先生，你幾個人？”“一個人。”“那你吃不了，我們這目錄上有四五十道菜呢！”我覺得是不妥，改口道：“那麽，來十個菜吧，葷素搭配，你看著辦，只要快，費時間的菜不要。”
菜陸續上來了，我如風卷殘雲，頃刻杯盤狼藉。吃著吃著，委屈湧上心頭，淚珠竟撲簌簌地掉進碗裡。但是，我隨即把眼淚憋回去，吃飯吃哭了，那不真有病了？人家哪裡知道我是剛從俄羅斯回來的，幾天沒吃飯了！
老闆見出點異樣，又來到我身邊，哈著腰，小心翼翼地問：“老哥，菜合胃口不？”我連夾兩塊回鍋肉塞嘴裡，掩飾道：“唔，不錯，好！”“來點酒唄？”“不，不了。”老闆還在觀言察色：“那，饅頭要麽？熱乎——的。”他拖長了聲調引誘我。我咽下食物，頓了一下,抬起頭擠出一絲笑容：“不，夠了，謝謝！”老闆這才放心地進去了。
一桌菜，吃了七八成。買單八十元，老闆說打了折的。我把一百元放在桌上說，不用找了。我邁出店門，朝馬路對面的遼寧賓館走去。老闆、女服務生，連廚師也撩起身上的圍裙擦著手出來了，目送著我。聽到背後有議論聲，我不覺回頭看了一下，所有的人閃身進去了。
到了上海，我顧不得休息，叫來了保險公司的趙先生，把所有的照片和拉林開的證明都給了他。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保險公司不久就批準了理賠，保險金額是一百零四萬美元，扣除尚未發生的海運費四十萬美元，賠付六十四萬美元，我已經付掉了二十萬美元和一萬多美元的保險費，淨賺四十三萬美元。
這應該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了吧，這筆巨資一下子解了我公司資金緊張的困局。然而，我想，我先要幫我爸媽買一套房子，他們還住在利用屋頂的三角太空搭的閣樓上，每天爬進爬出。閣樓下的房間給我結婚用了。
於是，我買了兩套相鄰的兩房一廳的房子，我和爸媽都搬進了新房，我媽哭了，說再也不用倒馬桶了，不過，花了這麽多錢她捨不得。其實總共才花了十六萬人民幣，連兩萬美元都不到。
這一年多的奔波，雖然水翼船沒有做成，卻也換來了一筆意外之財，也算是沒有白忙。如果水翼船成功了，說不定以後的麻煩會不斷，如今的局面可能是我最好的結果。我以為一切煩惱都隨著水翼船的沉沒而過去了，誰知麻煩並沒有結束，或者說麻煩才剛剛開始。
五
一天晚上,又輪到朋友聚餐。我應約到金都飯店，剛要走進五號包房，門敞開著。裡面早到的人在高談闊論，我聽到龍根的聲音：“……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我幫他專門跑了俄羅斯好幾次，人家賺到錢也不想著我，有什麽辦法？”還是龍根的聲音：“算了！誰叫我們是朋友呢？我這個人不計較的，錢吃得完用得完……”
我知道他們在說我，一時竟不知如何進門。我高喊一聲：“服務生，五號包房在哪裡？”我故意等了幾秒鐘，包房裡靜了下來，才走進去。
龍根第一個站起來，拿起酒瓶要幫我斟酒：“來，來，你晚到了，罰酒，罰酒。”我推開他的手：“我不喝酒，你不知道嗎？”我面無表情地看著他。龍根的笑容不自然地凝固在嘴角。
西裝革履三七開分頭的焦大佬走到我的身邊，打圓場道：“算了，飲料倒上。”焦大佬和我同時出來做生意，我們一起在香港、澳門混過，他這兩年轉做房地產，在上海開發了好幾個建案，是我們中間公認的首富，大家都改口叫他大佬。
這頓飯吃得不是味，我屢屢走神。散席後，焦大佬和我同行，他摟著我肩膀說：“怎麽？龍根和你有不高興啊？嗨，做生意派頭要大，錢散人聚嘛，如果你做房地產就知道了，給錢像發牌一樣的。”我知道，在朋友圈裡，我的意外之財已經變成了不義之財。我不想在背後說人，有道是：君子絕交，不出惡聲。
晚上，我打電話問龍根：“是不是你幫我做事，我不給錢？”龍根電話裡咆哮了起來：“沒有的事，誰說的？我抽他耳光。”我覺得多說無趣，便掛了電話。
盧平也登場了，他剛打完高爾夫球,穿著運動服,興衝衝地進我辦公室門就嚷嚷：“好消息！我現在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香港有名的富豪唐家的侄子和我合資辦連鎖超市，上海商業局副局長的兒子也參加。我好不容易搶到參股機會，要二十萬美元……”我果斷地打斷他：“我沒興趣投資，我現在……”他馬上糾正我：“不是叫你投資，我是向你借二十萬美元，一年還給你。”他怕我回絕，馬上開出誘人條件：“我給你百分之二十利息，到時連本帶利一起還給你。”盧平的這個投資，我本能地不看好，我勸說道：“你以為在7-11、華聯、羅森、好德、可的這些連鎖超市面前能夠勝出嗎？”盧平興致更高了,搬了椅子坐到我跟前，唾沫星子正好夠到我的臉上：“做生意要官商勾結，我們有後台，有背景，怎麽搞不過人家？再說我們要求不高啊，一家店一個月賺一萬，不多吧？一百家店就是一百萬，一年就是一千兩百萬，這種生意閉著眼睛賺錢。”我抹了一把臉，身子努力靠後。
看來，盧平今天來是志在必得，我再說也無用。水翼船生意又是因他而起，雖說歪打正著，畢竟我是獲利了，我如何拒絕得了他呢？於是，我們之間寫了借款協定，至於利息條款我主動把它去除了，我心想，你能還我本金就不錯了。
從這以後，我每次見到盧平，就聽他義憤填膺地罵他的合作夥伴，如何無能，如何外行。事實上，一家店不是每月賺一萬，而是虧一萬，不出半年連鎖超市就倒閉了。
盧平從此就躲著我，錢也不還了。不久，聽說他買了新房子，那錢出自他自己籃子裡的雞蛋，借我的錢自然是借雞生蛋，賺了算他的，賠了算我的。當初，看著他往火坑裡跳也沒辦法。不！是看著他把我推進火坑我也沒辦法。這倒是盧平發明的“雞蛋論”——不要動自己籃子裡的雞蛋。
三峽輪渡公司的章總也來了，這次顯得比以往都客氣。在繞了一大圈不相關的話題後，轉到了保險理賠的事,他說按照合資合約，這個理賠收入也應該按比例分配，因為他們也做了很多相應的工作，也存在實際損失。我告訴他，一則保險合約是以金豐公司名義投保的，不是以合資公司名義投保的；二則在買船的過程中，你們沒有出資過一分錢。他看我說得有理有據，知道沒有可能分到錢，便圖窮匕見，威脅我說，他有好朋友在上海西區工商局當局長，他去舉報我們，會讓我們公司開不下去。我沒有屈服，難道沒有王法了嗎？工商局是私人開的嗎？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看來，我還是天真了。沒幾天，西區工商局真的來人了，這是沒有先例的跨區辦案。有四個人直衝財務辦公室，封存账冊，如入無人之境。其中一個為首的隊長敞開著製服的領口，光頭戴著大蓋帽，就像陳佩斯小品中的偽軍。他用蔑視的眼神看著我說：“你們公司買賣船隻，超出經營範圍，我們依法查案。”我回答：“我們買船是搞合資，沒有發生買賣關係。”其實，他們怎麽會不知道，我解釋也是多餘，只能讓他們查账。查了幾天，隻發現我們账上有一些購買禮品卡記錄，每張一千元，總共一年花費一萬多元，送禮的對象寫著提供服裝配額的外貿公司。於是，他們開始小題大做，說這是商業行賄，要我們交代送給哪個外貿公司、哪個人。我們公司的人統一口徑，謊稱這些卡是我們假借外貿公司的名義，自己作為福利用掉了。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開出罰單——六萬元。
我們到處伸冤，沒有任何部門受理。我們只能到處托關係，最後找到一個和局長是朋友的人，才算擺平了這件事。
如果說，麻煩光來自外部，我還好對付，更大的麻煩竟然來自公司內部，幾乎使我的公司停止運作。
公司原來有六十多個人，一下子走掉十六個人，並且引發了一個古老的階級鬥爭話題：究竟是資本家養活了工人，還是工人養活了資本家？或者說是地主養活了農民，還是農民養活了地主？
走掉的人說，公司的業務都是他們在做，他們拚命幫老闆賺錢，使老闆發了財。而老闆整天在外邊。出走的十六個人中，有的人帶著我的客戶資訊另投明主，有的人三五成群，另組公司，自己做老闆，並且以更低的價錢搶奪我的客戶。
公司本來就如同一條流水線，由經理、外銷員、業務員、面料員、輔料員、單證員、財務員等組成，現在流水線斷了。我和范經理、霍經理、戈主任分別交代了工作，重組了公司人員搭配。
沒了客戶，我公司如何生存？我必須到美國去尋找更多的客戶。
於是，我買了從上海到紐約的機票，隻身飛往我從未去過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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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