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我們，不過是電影院裡的“我們”

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前後腳的演了青春片，又緊挨著參加了《嚮往的生活》，陳飛宇不僅撞臉吳亦凡，連演藝路徑都是一脈相承。看著他和女主重逢後的歇斯底裡，真的好怕陳飛宇突然來一句：“蘇韻錦，你這裡欠我的用什麽還？”而且，還是自帶電音的那種style。

怎麽還？電影最後黑底白字的PPT有答案。都9102年了，想不到《最好的我們》片尾還在用Microsoft Office講道理。碩大的標語一打，需要強調的地方還貼心的標紅，一場國產青春片的流水化作業再次完成。

標語怎麽喊的來著？“當時的他是最好的他，後來的我是最好的我。可是最好的我們之間，隔了一整個青春。怎麽跑也追不上的青春，只要追也能追到青春”。細心的觀眾還能發現和原著的出入，原來是“怎麽奔跑也跨不過的青春，只好伸出手道別”。

你看，為了迎合觀眾情懷，連女主的腿速也可以加快。原著那是追不上的，一到電影裡就是“更快更高更強”的旋風式追趕，誓要奪取眼淚行銷的高地。捨棄淡淡的小憂傷，直接給你燉一鍋濃湯寶大雞湯。

事實證明，《最好的我們》的“提速”是成功的。截止今天（6月16日）上映第11天，票房已破3億。雖然有幽靈場的注水汙點，但最終的排片走勢和票房總量還是很可以說明問題。藝恩數據顯示，《最好的我們》在上映第7日排片超過《哥斯拉2》，8日越過《追龍2》，11日更是壓住《X戰警：黑鳳凰》。

超龍趕鳳打怪獸，《最好的我們》6月10日完成單日票房冠軍的逆襲，在愛情主類型影片裡，也進入到歷史TOP30的名單。這樣驚豔的成績和有點倒掛的口碑，很容易讓人想到3月的《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以及去年的《後來的我們》與《前任3》。

這兩年，“高壓縮情感濃度”電影眼淚票房兩開花的現象，其實已經見怪不怪。怪隻怪現代人實在太缺愛，太需要那樣強濃縮的真情來溫暖心靈，太需要一個奮不顧身的故事來撫慰矯情，哪怕影片好看的程度，僅僅是及格而已。

就像那句歌詞“我沒有為你傷春悲秋，不配有憾事”，如今患有“失愛症”的觀眾，更希望電影直接給他們一個“傷心的理由”，或者情感宣泄的出口。所謂《最好的我們》，不過是電影院裡的“我們”。

我要對你撒一個很大的謊

當看到陳飛宇，把《黃河大合唱》改成了《勇氣》，和汪蘇瀧一起帶著台下觀眾揮手的時候，恍然間會覺得這是馬欄山某檔音樂合唱綜藝。突如其來的尬唱，以及全校師生毫無預演的配合，讓硬糖君不禁要問：誰給你的勇氣，不要跟我說是梁靜茹。

除了保留耿耿、余淮的名字，電影版《最好的我們》基本算是魔改。

女主耿耿回到武漢，從閨蜜那裡聽說余淮從美國回來的消息，思緒翻飛到七年前的高中生涯。兩人因為名字梗而相識，當了三年同桌，高考後卻一直失聯。耿耿迫切想要知道當年的真相。

這時候，電影就在高中與現實之間來回穿梭，且毫無邏輯和線索。回憶暖色調，現在冷色調，同學會上大家都變成了“社會人”：班長賣保險，太妹炒房，美女搞起代孕，混得不錯的耿耿感情生活一片空白。

而7年前呢，班長充滿理想，太妹暗戀著老師，美女彈著鋼琴，耿耿的左手邊睡著學霸小爺余淮。前後對比都懂，可是在逃離了中年演員扮嫩高中生的慘案後，《最好的我們》又展示了青蛋子裝老倭瓜的別扭。

從學校到社會，為數不多的變化是女主的頭髮長了，妝濃了，穿衣風格熟了。可心理上呢，並沒有感覺到她社會經驗的豐富和閱歷增長。同樣的，男主陳飛宇也缺乏家庭巨變帶來的滄桑感。失意靠喝酒，鬱悶要抽煙，頹廢就一定要蹲在地上刪照片。

因此，我們可以說《最好的我們》是一部“真青春，但假熟”的電影。由於成年部分的心理構建被虛化了，導致最後對比而來的情感拔高顯得套路刻意。

時間快不夠了，就趕緊安排一波苦情轉折。班長酒後吐真言，余淮沒有去美國，他一直照顧得了尿毒症的母親，覺得不夠優秀的自己配不上耿耿，撒了一個很大的謊。

曾經，在“韓劇有三寶,車禍、失憶、治不好”的誇張煽情模式之後。我們很快也有了“青春片有三寶,墮胎、出國、死人鳥”,只不過更“狗血”的套路收獲的幾乎都是批評。而這也正是《最好的我們》對舊套路的一次背叛，借懵懂情懷去撩撥觀眾。

但問題在於，《最好的我們》在嘗試放慢電影節奏上似乎捉襟見肘,通常都是慢鏡頭加旁白。好像放大瞬間情緒的辦法就唯有慢放加暫停,好像必須把青春凝固為一種靜態標本觀眾才能欣賞。

最明顯的是陳飛宇拉著女主幾次奔跑的場景，青春質感與敘事虛無的優缺點都被無限放大了。

情懷遮蔽下的價值遊移

其實，無論是“青春情懷”的回憶書寫，還是“現實焦慮”的影像召喚，都無法替代作品本身。《最好的我們》雖然依靠所謂“情懷”取得了驕人的票房，但其所遭受的最大“詬病”，卻也是情懷所致的三觀不正。

電影有師生衝突，有青澀早戀，但沒有校園鬥毆，可以看作是一種進步。但肢體衝突的硬暴力沒有了，精神內核上的軟暴力卻不容忽視。比如汪蘇瀧飾演的怪胎學長，抱著吉他站在雨中，於眾目睽睽之下向單戀的女生表白。

這一舉動贏得看熱鬧的學生廣泛叫好，現場反對這種舉動的老師則成為全體學生揶揄的對象。為了體現學生對自由和愛情的追求，老師和校長毫無疑問成了專製和死板的固定符號。同時，成功勸說汪蘇瀧離開的陳飛宇，則成了全校學生眼中的英雄。

拜託，人就是談個吉他表個白，又沒有死纏爛打跳天台，陳飛宇此處形象拔高得讓人極為不解。汪蘇瀧給校花送了一整年早餐，就被視為怪胎進而全校鄙視的情節，相當的校園暴力了。

此外，男女主戀情最大的障礙，就是余淮的母親惠英紅。她不希望自己的兒子和差生坐在一起，兩人還因此吵過架。可一場大雨之後他們又和好如初，母親則再沒阻止；蔣年年被演出了社會你大姐的感覺，徐延亮被弱化到最後說出真相的工具人，和陳飛宇的友情缺乏鋪陳。

基於耿耿的女性視角，影片的故事可進行如下解讀：一個離我而去的男性，雖然身在美國，成為社會精英，卻仍然會步入“後來我們什麽都有了，卻沒了我們”的困境。

而女性觀眾將自身情感，代入耿耿的精神世界，便會得到一個更具諷刺意味的結論，即“一個女性情感創傷的最終撫平，是以接納男性因自尊而逃避為前提的”。只要給男主加一個苦情的理由，那麽他對一段感情所做的所有毀約和傷害，都是可以被原諒的。

在一個通訊如此發達的年代，還硬凹失聯梗，你們談個戀愛還真是複古呀。時代的發展注定了戀愛方式的演進，試想張愛玲如今再寫出《半生緣》那樣的陰差陽錯，也是要被罵的。

我們一直在批評國產青春片，對時代的展示不夠“真實”。但事實卻是,歷史語境中的“整體真實”早已被拆解為了本雅明意義上的“碎片真實”。從這個意義上說，《最好的我們》的根本問題並不是沒有深度，而是沒有廣度，沒有足夠多的青春碎片,就不可能拚成這幅龐大的當代畫卷。

如果我們認為對青春片俗套標簽的突破，就是不再群毆,那就意味著我們已經默認了“狗血”套路就是標準的現實。因此，重回小清新的《最好的我們》仍然沒有“重新定義”，充其量只能算是“重回溫和”。

現實情懷的焦慮式認同

在現實主義作品缺失的國內電影市場，一旦觸發觀眾基於現實生活層面的焦慮式認同，哪怕在創作層面略有不足，亦有可能成為“黑馬”。

典型如2017年末上映的《前任3》。該片故事層面並無太多亮點，最初也沒有進行大規模行銷。但依靠對年輕人戀愛心態的準確把握，加之適逢跨年前後辭舊迎新的氛圍，引發了所謂“懷念前任”的話題效應和觀影熱潮，最終以19.4億問鼎國產愛情電影最高票房。

2018年五一檔的《後來的我們》，也延續了《前任3》的特點。該片僅僅是流水账式地講述了林見清和方小曉，從相愛到分離再到重逢的愛情故事。卻在人設層面，觸動了部分有類似大城市打拚經歷觀眾的現實或想象性焦慮。

今年3月的票房黑馬《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講述一對青梅竹馬的戀人，男主因為身患絕症而深埋對女主的愛意。為了讓女主角獲得幸福，他特意安排了男二與女主相識相戀。

題材不新鮮、情節無創意、男女主演均非流量明星、劇情閃回的地方太多、配角戲繁多而無功能。缺點不勝枚舉，可《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仍然讓很多觀眾泣不成聲，與年輕男女一起形成“悲傷共同體”。

不是類型的勝利，不是演員的光環，甚至欠缺出色的戲劇張力，這些電影憑什麽成為爆款？不妨說，《前任3》《後來的我們》《最好的我們》都跳過了電影呈現環節，直接製造了觀眾的“情感”化學反應——在銀幕上看到了他們自己。

當這種情緒的呈現，和影院裡芸芸眾生的日常產生關聯，觀影的效果就不是戲劇感染力的效果，而轉換為集體無意識的“自己偷窺了自己”，以至於黯然動情。

然而，這種“動人”的情感效果，能夠實現的範圍是很狹窄的。如果觀眾要求電影具有“強烈戲劇性震撼”，如果觀眾要求在銀幕上透過日常的表象、對日常有深刻的洞見和反思，那麽這些觀眾肯定對《最好的我們》無感，甚至可能是不滿的。

但“高壓縮情感濃度”電影賣座，倒也未必是大眾電影市場的“自甘墮落，易於滿足”。有必要注意到，普羅大眾渴望的“自我面對”的情緒，在日常生活中本身就是一種稀缺資源。

這類電影中，常規戲劇的浸沒感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種“文藝感覺”的自我窺視。就像很多渣男，都愛用至尊寶的頭像來顯得深情。在這個窺視過程中，觀眾完成了將銀幕表演與自身生活的疊化混合。

理解這一點，就更容易接受這些影片何以實現大範圍的情感發酵，這和KTV文化裡的抒情性是一個道理。最好的我們，不過是電影院裡的“我們”。

這也就是為什麽這類電影總是呈現出MV質感。因為最終沉浸其中的觀眾，只想去K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