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李敖的影響，被很多人忽視了

主題：《李敖自傳》讀者分享會

時間：2018年8月17日 19：30

地點：西西弗書店

本文節選自活動速記

付如初：今天晚上我們坐在這裡，進行一場分享會，是關於《李敖自傳》這本書的。我們請到的嘉賓，我先介紹一下遠道而來的李戡，今天是台風的氣象，但是他的飛機也很順利的到達了。

另外一位嘉賓王銳是複旦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現在是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講師，當年李敖先生來複旦演講的時候，演講的主持人薑義華教授，就是王銳老師的導師。王銳博士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近代思想史和近代學術史，他對近代人物的熟悉，包括對李敖書中講到的嚴僑、胡適這些人物的熟悉，在學界都是很知名的。

今天晚上他就會以學術的方式，或者說講故事的方式，來跟我們分享一下《李敖自傳》當中，關於李敖與歷史名人的交往，他的一些看法。

現在首先請王銳博士來講一下，他對《李敖自傳》中，關於胡適的故事的理解。

王銳：剛剛付老師給我出難題讓我先談胡適，因為我自己主要是研究章太炎，章太炎跟胡適的關係非常差，所以我本人對胡適的評價，可能沒有大家評價的那麽高。所以讓我談《李敖自傳》中的胡適，我首先講一點，大家首先都覺得李敖是胡適的傳人，傳承了所謂的中國自由主義的譜系，或者說所謂的獨立精神等等。大家都是這麽認為的是吧？

但我覺得其實首先要區別什麽叫“自由主義”，什麽叫“中國的自由主義”，我認為這兩個概念是非常需要區別的。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從十五、十六世紀的西方開始出現到十八、十九世紀蔚為大觀、影響深遠。它包括了一系列的基本政治原則，比如說強調所謂的個體優先性；強調政府的目的是通過契約保證每個人所謂的合法財產，但是否合法另外一說；當然還強調政府與社會的區隔等等。

自由主義到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在這些基本原則之上，又有很多新的更新或者說新的自我修正，比如說它汲取了很多社會主義包括共產主義的因素，包括強調國家對貧困、流離失所人的基本關照，這也是自由主義後來修正的原則之一。

自由主義還包括了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在英國與美國形成的新自由主義，就是裡根、撒切爾的自由主義。它強調一種基金的市場化，就是國家從經濟形勢中完全退場，讓市場自發的秩序產生。

而中國的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有一些獨特的特徵。首先中國的自由主義，它在學理上或許是不斷地接近西方自由主義。但因為二十世紀中國的主題，第一是革命、第二是救亡、第三是富強，這三個議題對於中國的自由主義態度可以說是非常曖昧的。中國的自由主義是堅決反對革命的。我們看胡適的著作，胡適對革命幾乎沒有好感的。所以後來所謂的自由主義者，對於中國的一系列革命，基本上是沒有什麽好感的。

第二，他們對西方有一種親近感，特別是一種主動的敬仰，特別是對美國。因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認為，愛美國就是愛自由，這一點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而這一點在胡適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

付如初：其實在李敖研究胡適的過程當中，他跟胡適有很多的接觸，在《李敖自傳》當中也講到了。在他最困難的時候，胡適援助他1千美元，幫他渡過難關，李敖對於胡適的研究，對於胡適的理解和接納，很大程度上，我覺得可能會超越學理上的問題。我們其實挺想聽到您關於李敖看胡適和您看李敖看胡適是什麽樣的一種觀點和想法。

王銳：首先我們我們知道李敖批判國民黨，批判蔣介石的獨裁，我們要知道當時李敖所能接受的批判蔣介石政權的思想資源是什麽。當時在台灣，蔣介石所做的反共，是把所有跟共產主義相關的著作、思想、言說、人物都嚴禁的打壓，不讓他們做任何傳播。

然而，整個共產主義左翼思潮在台灣是無法停止的，李敖又講這麽全，他只能作為自由主義者或者是利用自由主義的胡適作為他批判的武器。因為當時台灣標榜自由中國，包括我們今天大陸讀者，對當時的台灣有所謂的文化想象。

但當時你要成為自由中國，你就必須跟美國所謂的冷戰之後自由主義的全球宣傳表面上要一致。所以蔣介石政權跟胡適就很曖昧，蔣介石在日記裡面對胡適是痛斥，罵的非常難聽的，比如說“無恥”“恬不知恥”“自不量力”，但是在公開場合他又表現的對胡適非常尊重，因為尊重胡適就是尊重美國。所以李敖利用了胡適這種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象徵性，對國民黨展開了批判。

他考證胡適的生平經歷為什麽那麽仔細？因為可以給大家一條不同於國民黨宣傳的二十世紀的中國的歷史論述。因為胡適的一生參與或者介入了很多中國近代史上很重要的事件，而從胡適的視角看中國近代史，第一步可以給出一條跟國民黨的敘述不一樣的中國近代史。

如果說胡適有什麽治學精神的話，就是他主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懷疑一切。大家知道懷疑一切是二十世紀中國近代史的主題，比胡適更能懷疑的人其實有很多的，比如說孔子廢除漢字，魯迅不讀古書。但懷疑精神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的遺產，而這種遺產當時在台灣接觸的管道只有胡適一個人了。所以我認為這一點是讓李敖去接納胡適的一個具體的時空背景。

付如初：李敖因為太有個性了，也喜歡罵人，我們就會覺得他是不是朋友特別少。因為他也不斷的在書裡寫，不只是在這本自傳裡，在之前的書裡他都反覆在寫，他說“老朋欲缺不補，新朋友不交”。

在他被國民黨打壓最艱難困苦的時候，他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說法，是說不要跟李敖交朋友了，跟李敖交朋友危險很大，你如果佩服我們，你也不用給我寫信，你在家裡供一個牌位就行了；你如果討厭我就更不用給我寫信了，你就還供一個牌位直接罵我就行了。

他在交友的原則上，他永遠都是反覆在說，如果我們共同的民族大義、知識分子的大義是一致的，那我們都可以成為朋友；但如果在大義上不同，那我們都成不了朋友，道不同不相為謀。他也在引用瓦爾德說的，說選朋友要選好看的，選敵人要選高明的，所以他有一個不懼敵手的勇氣，我們就特別希望李戡可以給我們講一講，李敖先生交朋友的故事。

李戡：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講，我父親一輩子，就像你說的他的交友，真正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和朋友就是胡適，這是毫無疑問的。

第126頁，我父親寫了一個“選擇了胡適”，意思就是說在到台灣以後，感覺到台灣的孤單和封閉，國民黨杜絕了資信，察覺了書刊，就像王銳老師講的，左派思想斷了線，難以為繼。所以他們那一代人感覺到苦悶中的一道憧憬與清涼，因此他就自然地選擇了胡適，跟王老師剛才講的是完全吻合的。

胡適對我父親最大的影響是近代史，特別是近代史的治學觀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假設可不是像今天很多所謂的文化人，到處亂假設，很不負責任地去下結論，帶有很強烈的偏見，他的假設都是建立在實證基礎上的，可以經得起推敲的，包括我剛才講到很多人沒法理解的一些假設，今天看來他都是對的。

再就是小心求證，確實他的求證功夫是很了不起的，這一點對我今天和日後的學術研究都有很大的影響。就剛剛您說的他的戀愛觀、交友觀，他這個書裡面強調了很多次，他這個人就是喜歡，我可以說就是“吹牛”，他說他最佩服的人就是自己，本來他最佩服殷海光和胡適，後來只是他自己一個人，他甚至還說想佩服人的話他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知識分子表達的方式。因為過去無數個學生就是想超越老師，甚至公開批評老師和翻臉，但我父親只是一種調侃性質甚至是搞笑的性質，他內心裡對胡適和殷海光，還有其他很多的老師，比如說嚴僑，他都是懷有非常大的敬意。

大概幾年前，我和他去濟仁所，旁邊就是胡適的墓，我父親一般是不去參觀墓的，他覺得沒興趣，那次我們去了以後，他就看著胡適的墓端詳的非常久，彎腰看著上面寫的每一個字，那個畫面我終身難忘。我記得我照了相的，回去我可以找找，他對老師的情感是非常深刻的。

付如初：我特別想請王老師談談有關剛剛李戡提到的話題，就是比如說一個學生要超越老師，這樣的一個想法，包括案例，您怎麽看待李敖？您怎麽看待他的自傳、他的治學？我覺得這個也是可以談的。

王銳：首先我對自己的老師永遠超越不了，永遠都是我學習的榜樣，這是要首先聲明的。第二，超越老師很多程度上跟中國的變遷有關係，因為中國內外部的整個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變革，在這個變革過程當中，能否準確的捕捉這種變革感，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是否有水準，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很多學生為什麽能夠“超越”呢？他們對這種變革感或者是變革體驗的不是那麽鮮活敏感，因為他們的閱歷停留在之前的固定式了，之後變的部分他們可能體會的不是特別敏感，就像康有為跟梁啟超。他們是師生關係，當到1917年複聘的時候，康有為堅決支持溥儀的複聘，而梁啟超堅決跟康有為決裂。

當新文化運動的時候，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鼓吹者，他就很堅持地說我要跟老師劃清界線，追求一個新的文化，把過去師生壓抑的，不能成為主體性的底層民眾給挖掘出來，讓這些底層流離失所不能在我們的記憶裡存在的人，讓他們走上我們的歷史舞台，比如說阿Q這樣的人，這就是魯迅超越章太炎的地方，或者說是魯迅發揚章太炎的地方。

但是即便如此，魯迅對章太炎一直很尊敬，魯迅去世之前寫的最後一篇文章，就是回憶他的老師，就是《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說先則之精神不朽，章太炎精神是不朽的，這也是一個例子，從這裡可以看到李敖對他老師的態度。

李敖跟他的老師們活在一個，我剛才談到了，二戰之後冷戰體制在東亞，在中國大陸、中國台灣、韓國、日本、越南，冷戰體制在亞洲確立的這麽一個歷史背景裡，冷戰當中美國跟蘇聯，當時我們說社會主義中國跟蘇聯曾經比較親近，後來關係也不是那麽好。

而當時的美國支持了一個封鎖新大陸的島鏈，台灣、日本、韓國、菲律賓作為一個封鎖中國的島鏈。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知識分子必須面對抉擇，如何認識這個冷戰體制，如何認識這個冷戰體制之下的思想、文化、政治、經濟，在這一點上體制本身也在不斷的變化，它有很多變動的可能性。

而李敖先生最大的優點是把握住了這個變動的可能性。他超越了美國對新中國的描繪，怎麽描繪大家都清楚，他超越了這種描繪，而去真心實際的看看中國共產黨給中國帶來了什麽變化。在《李敖自傳》中說的，新中國為什麽從49年之前平均壽命只有35歲到1980年平均壽命65歲；為什麽從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一窮二白，到1980年代成為世界第二大工業體，這個變化怎麽形成的，李敖先生還有追問。而他的老師們，我認為卻沒有這個追問，或者來不及追問了，因為胡適1962年已經去世了，殷海光1969年也已經去世了，他們的身份已經終結了，他們的思想也停止了。

在體會這個時代不斷的變動感知上，我認為李敖是非常優秀的，他有這種能力和勇氣，去質疑自己之前的體系和對政治經濟的認知，我認為這是今天留給我們一筆非常豐富的精神遺產。我們今天所做的東西是否能像李敖一樣去追問最根本的東西呢？我們是否能像他一樣去體會近代中國必須要解決重大關鍵的問題呢？我覺得這一點是李敖給我們非常大的精神啟示，也是中國文化在建設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點。

李戡：除了受胡適的影響很深以外，我父親的治學就像剛才王老師講的，他研究章太炎，章太炎一輩子的治學理念就是：求是致用。“求是”非常巧合，最近又在讀王老師的大作《章太炎晚年學術思想研究》，他把章太炎晚年思想脈絡都梳理了一遍，我發現這四個字跟我父親的治學理念不謀而合，我父親辦過一個報紙叫《求是報》，這個報紙只在台灣，包括海外華人地區發行，我印象中非常短的時間，他也是倡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是這種報紙在台灣賣不掉，因為沒有人看，所以他自己辦了幾期賠錢就不辦了。

“求是”追求真相，我認為真正關鍵在於“致用”，他把文學的道理學以致用，對當今的社會和未來有幫助的，我想我總結他的一輩子做近代史研究，就是很簡單，用他的話就是為中國的富強找出路，所以他做了很多的研究都是為了當今或者兩岸關係，還有今後中國在世界上怎麽樣發展，如何真正成為一個大國，他提供了很多的思路和解釋。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父親他過去寫過國民黨研究，他甚至寫過蔣介石研究、孫中山，又涉及到張學良等太多的書，這個書可以用“致用”兩個字來概括，因為今天看到很多台灣的問題，從他過去的書裡面可以得到一些蛛絲馬跡。

比如他早就說過不能相信李登輝，因為他是一個日本人，但有些共產黨他不相信，說李登輝是共產黨，共產黨的理念他肯定是認同的，不能分民族這樣的區分。但事實證明他們錯了，李登輝就是一個日本人，過去有些人相信他，後來發現被騙了。後來到了陳水扁又被騙了一次，到了馬英九還被騙，因為我父親說過馬英九是美國人，不能把他當成中國國民黨的思路去看他，現在證明他都是對的。

他自己對於中國文化有這麽知根知底的了解，他寫了這麽多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書，他的結論如果好好閱讀的話，應該是可以體會當今中國包括兩岸關係的走向發展，至少是一個很好的思路，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可及的，我當然希望他的聲音和思想能夠更多的發覺和重視。

付如初：其實李敖在《李敖自傳》當中討論很多大問題的時候，包括討論很多嚴肅問題的時候，他都會化成一種特別輕鬆愉快的方式。他曾經有一個觀點，他說測量民主的標杆的一個尺度是什麽？就是有開玩笑的自由，你只要上級和下級可以開玩笑，孩子和老師、家長可以開玩笑，和大人可以開玩笑，那就實現了一個民主的想法。

李敖在書中寫到這些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的時候，比如說寫到嚴僑，寫到剛剛講到的胡適，寫到殷海光，我們大陸很多的讀者對於殷海光不是很熟悉，但李敖是特別推崇殷海光的，但是他在書中寫到殷海光的時候，特別有意思，他一方面是說他的哲學思想成就是非常高的，另一方面又說他在生活中是特別好玩兒，甚至李敖有點覺得特別瞧不上他，特別是殷海光生病得了胃癌以後，他特別恐懼李敖拉著他去看病，幫他付醫藥費。李敖就說你作為一個哲學家，你怎麽也不能被嚇死，因為學哲學的是應該最不懼的。所以他在書裡頭會把很多在我們看來很嚴肅、很高深，甚至很需要知識體系來探討的問題，他都化成一種特別接地氣的方式，當然在我們今天年輕的學者來說，包括他可能需要很多的閱歷，需要李敖那樣的大才，才能把所謂的人情鏈都通達起來。

我想再給王老師一些時間，發表一些精彩的觀點，就是關於殷海光的，因為我們其實大陸的人對於殷海光的思想和學術的價值了解不是太多。如果讀《李敖自傳》裡頭了解殷海光，更多是了解生活中，他看到人非要先翻白眼，反正就是類似於這樣的細節。您可以從思想史和學術的角度講一下殷海光嗎？

王銳：殷海光在台灣最大的意義就是他提供給我們一個視角，看到蔣介石在台灣粉碎的真相是什麽。

因為在二十世紀的政治特別明顯，各種政治都有一些名詞來標榜一些政治，比如說不平等的國家說自己是平等的，像當時六十年代的韓國、台灣和菲律賓，都是軍事獨裁製，所以有很多的名詞本來意義被一些政治實踐所遮蔽了，特別是在冷戰的美國陣營裡特別明顯，自由這個詞在台灣、日本、韓國、菲律賓是嚴重濫用的一個詞。

而殷海光最大的意義是告訴我們，濫用自由的這些人的本來面目是什麽，以及它在所謂的自由裡所展示的可能性是什麽。他幫我們去了一個壁，讓我們知道很多事情的本來面目是什麽，這是殷海光對於中國現代史最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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