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島：30多年前的中美貿易戰，給我們什麽啟示？

【俠客島按】

今天，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稱，美國政府考慮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高於此前宣稱的10%。據稱，此舉主要是向中國施壓，令其回到談判桌。

這也不難理解。早先，就有專家曾對俠客島表示，目前並不是談判的好時候。一方面，美國與歐盟關稅的問題還有待發酵，與中東和俄羅斯等國的石油、安全問題都可能有新動向；另一方面，據哈德遜研究所中國戰略中心主任白邦瑞透露，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很可能將於幾個月之後來中國。

粗粗算來，從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摩擦到中國應戰，中美貿易戰的陰影盤旋在國人心頭已有半年多。對中國來說，接下來無疑也將有一場比較艱苦的鬥爭。

但必須明確的是，這輪中美經貿摩擦並非首次。從歷史上看，近代以來中國的對外經貿爭端中，美國從未缺席。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場貿易戰、甚至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場貿易戰，還是小平同志主政時期打的。

今天推薦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的一篇文章，循著整條時間線出發，我們或許得以窺見美國挑起貿易糾紛的邏輯。

歷史脈絡

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對外經貿爭端中，美國始終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且，美國挑起對華貿易爭端浪潮，通常都與當時其經濟、外交戰略變動緊密相關。

這其中創傷最為深者，莫過於美國政府1934年製訂實施的《購銀法案》。彼時，中國還是世界上僅存的銀本位大國，然而該法案要求美國政府持續高價收購白銀，最終引發了中國白銀流失狂潮和全面通貨緊縮，結束了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的所謂“黃金十年”。

不僅如此，它還終結了自明代以來沿用近四百年的銀本位制度，摧毀了當時中國的財政金融體系，為1940年代中國市場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掃清了路線。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前三十年主要實行計劃經濟，進口都是按照計劃執行的，而由於普遍受到西方社會製裁，出口貿易並不發達，因此當時中國很少遭遇貿易戰。

嚴格來說，貿易戰主要是改革開放的產物，而揭開這一大幕的正是美國。

1979年7月，中美兩國簽署中美貿易關係協定，建立正常經貿關係。當年，美國便單方面宣布對中國7大類出口紡織品實行限額。第二年，兩國就走到了貿易戰的地步：美方在紡織品貿易協定談判中，要求降低中國大陸的配額年增長率，中方不願單方面讓步，美談判破裂後，美國單方面宣布對中國紡織品實施新配額，中國則宣布減少或終止購買美國棉花、化纖和大豆。

儘管雙方最終於1983年9月達成了第二個紡織品貿易協定，但中美貿易摩擦的帷幕也就此全面拉開。

在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上，小平同志曾在開幕詞中鏗鏘有力地說出：“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聯繫當時的經貿環境，鄧小平所說的“損害我國利益”，無疑也包括美國主動尋釁挑起貿易戰。

毋庸否認，當時中國整體經濟實力與美國差距懸殊，1980美國的名義GDP相當於中國的9.4倍。但得益於中國政府在這場貿易戰中采取的果斷措施，雙方最終贏得了比較合理的新紡織品貿易協定，為此後中國紡織業、外貿發展創造了較好環境。

當初堅決維護中國權益與推進改革開放並行不悖的做法，也給今天的我們許多啟示。

“懷璧其罪”

以1979—1983年中美紡織品貿易戰為開端，中國也在不太長時間裡躍居全世界貿易保護主義最大受害者——“蟬聯”全世界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措施最大目標國，迄今近30年之久。

可以預見，即使在成功應對解決了這場貿易戰之後，未來中國與其它國家、特別是與美國的形形色色貿易戰也不會斷絕。

為什麽？

首先，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只要中國經濟貿易成長業績優良，貿易摩擦壓力就注定如影隨形。畢竟，在經濟成長的“中國奇跡”中，“外貿奇跡”堪稱最輝煌篇章。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數據，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8年，中國出口佔全球出口總額比重僅有0.89%，而同年美國這項指標高達21.59%，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也有2.21%。

但1978年以來，中國外貿增長速度持續高於經濟增速，在全球貿易中所佔份額才持續幅度提升。1981年，中國出口佔全球出口總額比重突破1%而達到1.09%。2015年，中國這項指標達到13.76%，為近代以來最高峰。2016（13.09%）、2017（12.77%）兩年，中國這項指標雖然略有下降，但仍然遙遙領先於世界其它國家。中國名義GDP總量與美國之間仍然存在近60%的差距，但貨物貿易出口已經連續多年位居世界之冠。

正因為如此，中國被國際社會公認為近30年來經濟全球化的最大贏家，“外貿奇跡”，也堪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奇跡”最輝煌的篇章。取得了這樣的成就，遭受一些貿易戰壓力，自然也正常。

政策取向

當然，其根本原因則在於美國方面。更進一步說，是其貿易逆差等巨集觀經濟失衡，這不僅導致其與各貿易夥伴的經濟爭端越發凸顯，更加劇了美國對中國這個新興大國防範、遏製之心。

二戰之後初期，順差是美國貨物貿易收支的常態。1968年之前，僅1959年一年出現過6.01億美元逆差，其余歷年均為順差。1968、1969年，美國貨物貿易分別逆差12.87億美元、9.80億美元，1970年順差7.97億美元，1971年逆差47.93億美元，1972年貨物貿易逆差翻番至96.63億美元，逆差從此成為美國貨物貿易收支的常態。

無需否認，儘管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前科”，但二戰後初期美國確實充當了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領頭羊”，在此前60年裡主導制定了75%以上的現行國際貿易規則。

然而，隨著貨物貿易逆差從1970年代初開始成為常態，美國貿易政策發生了實質性轉折。

1978，卡特總統在他的第一篇國情谘文中提出：“自由貿易也必須是公平的貿易。”1985年9月23日，裡根總統在《貿易政策行動計劃》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貿易”的概念，並組成貿易反擊小組；後冷戰時代上台的克林頓政府，更前所未有地把“經濟安全”作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公開宣稱：“把進行公平貿易作為擴大貿易的國家經濟戰略的一部分。”此舉徹底完成了美國貿易政策從自由貿易向公平貿易的轉變。

此後，小布什、奧巴馬兩位總統，向世界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貿易開戰，川普則首次在國安戰略報告中將“經濟安全”納入“國家安全”範疇，將美國的公平貿易政策推向了新高峰。

所謂“公平貿易”政策，其基本邏輯是，認為美國市場開放度遠遠高於別國，別國一方面廣泛運用傾銷、出口補貼等不正當競爭手段擠佔美國市場，另一方面築起重重壁壘，將美國商品、服務和資本拒之門外。其主旨是一方面調整國內經濟產業，從根本上增強美國經濟競爭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消除貿易夥伴“不公平的貿易政策”，為美國商品、服務和資本打開有利可圖的海外市場大門。

其一些論點未必完全沒有道理，問題是在美國一貫的單邊主義作風之下，別國的措施“公平”與否，完全由美國單方面認定，這就使得“公平貿易”政策不得不更慢慢淪為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大棒。

“遏製”策略

不僅如此，由於山姆大叔是個守成霸權，佔據國際經濟政治霸主地位已經70余年，因此必然格外警惕防範新興大國挑戰其霸主地位。

美國對中國的種種指責，歸根結底是一個守成大國對新興大國的防範遏製。

一般來說，守成大國遏製新興大國策略，首選製造內亂，其次離岸製衡，最終選擇是硬實力對抗。其中，製造內亂包括三方面內容：誘導新興大國內戰、扶植“民運”勢力開展“和平演變”、以民族宗教問題為突破口製造內亂。離岸製衡包括政治軍事冷戰和冷戰後的經濟製衡。如當時美國在亞洲組織所謂“共產主義防波堤”，大力扶植日本、韓國；硬實力對抗策略則包括軍事熱戰、經濟競爭，而經濟競爭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貿易戰。

自新中國建立以來，美國對新中國首先采取了硬實力對抗之熱戰策略，其結果是朝鮮、越南兩場戰爭失敗，中國則藉此一舉扭轉了鴉片戰爭以來的積貧積弱、任人欺辱形象。美國遏製中國策略重心，隨之轉向離岸製衡之政治軍事冷戰，但結果是中國在貿易禁運中自主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而且打破了外交封鎖。

當貿易和外交封鎖策略失敗、美國為了對付蘇聯不得不轉向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時，美國遏製中國策略的重心隨之轉向製造內亂策略。不過，這但最終也遭遇失敗，並在很大程度上演變成中美兩國的“自傷性競爭”。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遏製中國策略重心不能不轉向硬實力對抗之經濟競爭策略。中美貿易爭端頻率加密，烈度上升，其來有自。也正因為如此，當前的中美貿易戰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個階段。

就當前而言，在近二十年來的美國總統中，川普最重視重建美國實體經濟部門，其政治基礎最倚重美國實體經濟部門，企圖通過貿易保護重建美國實體經濟部門產業鏈，在對外談判中也表現出了鮮明的“滾刀肉”風格，喜歡玩弄恫嚇術，所以第一個回合就搞出對500億美元進口額加征關稅的大招，進而又威脅要對5000多億美元進口中國商品加征關稅，這在以前的美國總統中是不可想象的。

特別要注意的是，美國選舉年、經濟蕭條年也是中美貿易戰高風險年。今年正值中期選舉年，美方對中國發動了這場貿易戰。2020年正值美國總統大選，而且按照美國經濟周期運行規律，2020年美國經濟很可能陷入蕭條，甚至再次爆發次貸級金融危機，屆時中國是否會再次面臨超大規模中美貿易戰？中國反危機政策調控太空何在？對此，我們需要前瞻性。

貿易戰本身不是好事，但又是中國經濟成就的另類證明。為避免貿易戰，維護和發展中美關係，多年來我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直到貿易戰爆發前的最後一刻。

既然事實已經證明某些事情不以人的善良意願為轉移，那麽合理的選擇就是挺身迎戰。我們既要應對外部壓力的挑戰，又要把貿易戰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作為一場難得的“壓力測試”，發揮我們體制擅長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以此為切入點推動改革和擴大開放，不斷提高我們的效率，自強不息。

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上的這段開幕詞依然值得重溫：

“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

文/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