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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安百貨:一段消費史

永安百貨

1936年的一個冬夜,上海的國際飯店,舉辦了一場小型的時裝表演。

舞台上,一共兩位模特,一位中國人,一位外國人。伴隨著陣陣掌聲和音樂,模特在來賓中間來回走動,以窈窕的身姿展現一件件華貴的衣服。觀眾席上,是被邀請而來的媒體記者和身著名牌的達官貴人。其中兩位不到30歲的女性觀眾,是這場時裝秀的組織者,也是全場的真正焦點:張菁英和黛西。兩人慵懶地躺在旁邊的沙發上,用流利純正的英文交流,指尖掐著煙,不時呷一口咖啡。

這場時裝秀大概是當時最前衛的時尚活動,其中的服裝,由兩位組織者親自選料設計出來,價格也相當昂貴,一件大概在50元-80元之間,如果採用的是外國料子,甚至會達百元左右。當時,屬於中產階層的茅盾,在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月薪才100元左右。

之所以會設計如此昂貴的衣服,蓋因兩位時裝秀的組織者,都來自當時上海的上層貴族家庭。張菁英,是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孫中山鬧革命的錢袋子張靜江最小的兒女。黛西,則是當時大名鼎鼎的永安百貨公司家族的“四小姐”。

郭婉瑩(黛西)

黛西的父親郭標,是永安百貨創始人之一,早年間在澳大利亞開水果行賺了大錢,但因為當時澳大利亞越來越嚴重的排華情緒,又加上孫中山先生邀請他回國主持造幣廠,所以決定回到國內發展,當然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上海確實蘊含著極大的市場潛力,尤其是中高端消費市場的潛力還沒有被充分挖掘出來。而開辦百貨公司,是最好的滿足中產消費的模式。

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傳統專賣店的大型零售店,以固定的價格出售、不還價,現金買賣、利用廣告和櫥窗吸引顧客、允許顧客自由出入、不滿意可退貨為特點。

當年在澳大利亞闖蕩並發了財的郭氏兄弟,還有他們的合夥人馬應彪,親眼見證了這種嶄新的消費模式在澳洲的崛起,特意前往觀摩學習,並決定引入中國。他們先把這種零售模式引入香港,分別開辦了香港永安百貨和先施百貨,後來又都在廣州開了分公司,上海的中產階層消費市場崛起之後,又來到上海發展。

1917年,馬應彪最先在上海開辦先施百貨,郭氏兄弟緊隨其後1918年開辦永安百貨分公司,後來先施的高級職員黃煥南、劉錫基離職,於1926年在上海開辦新新百貨,1936年上海灘又出現了大新百貨,創辦人蔡興、蔡昌兄弟,早年間也在先施香港分公司學習百貨公司經營秘訣。

從此,上海灘形成了著名的“四大公司”,相互之間,從百貨大樓的設計和建設,到銷售的貨品,再到推陳出新的行銷手段,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並引領了一個時代的消費風潮。

黛西和她的家人,正是當時上海新潮消費方式的締造者之一。

民國大上海,在今天許多著作中,一直有兩張面孔,一張是李歐凡筆下的“摩登上海”,光熱電、霓虹燈、輕歌曼舞,一張是盧漢超筆下的“霓虹燈外的上海”,由黃包車夫、糞工、縫窮婆、低矮棚戶區、擁擠的裡弄組成。

兩張面孔,都是真實的,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舊上海。

由舞廳、頂樓酒吧、咖啡館、飯店、旅館和遊樂場構成的上海“四大百貨”,以及由黛西、張菁英等上海大小姐和他們的朋友構成的上流社會,無疑是屬於“摩登上海”的一部分,當然也是上海消費風尚的引領者。在學者連玲玲《打造消費天堂:百貨公司與進度上海城市文化》一書裡,“四大百貨”是上海乃至整個中國“現代性的最佳寫照”,是以消費的方式展現了當時中國現代化的最高成就。

連玲玲/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6月

以貨物的展示為例,和傳統商店不同,新式的百貨公司一反過去“良賈深藏若虛”的理念,熱衷於在街邊設定透明玻璃櫥窗,以展示新商品,盡量讓商店的影響力擴展到商店以外。比如黛西家的永安百貨大樓,四周和走廊兩旁一共設定了40個櫥窗,根據不同的主題和時令,每個月都會重新布置一次。

這種超前的都市消費風潮,對於許多還處在半饑餓狀態的中國人而言,簡直像是童話裡的天堂,充滿了巨大的誘惑。1930年的《申報》曾刊登過一個頗有時代韻味的段子:一位丈夫走進新裝點,請求店夥幫個忙,把沿街櫥窗內的時髦衣服暫時取下來,因為等一會他和太太會經過那家商店。

“買買買”的消費習慣,以及公眾以風趣的自我嘲解祛除消費焦慮,將其作為一種輕鬆愜意的生活方式,正是始於此時的摩登上海。

這些櫥窗也讓整個城市的街景增色不少,以至於都市的街道成了一道風景,成為許多學校畢業旅行的參觀景點,以及《上海遊覽指南》推薦的遊覽景點。

除了外表,走進這些漂亮時髦的百貨商店,商店裡面也是一個琳琅滿目的物質世界,各類名貴衣服、電器、家具、日用百貨應有盡有,也是一個現代化的聲光電世界。

大新百貨大樓,是最早安裝冷暖氣管的大樓,後來新新百貨則斥資20萬美元,裝上了美國進口的冷氣機,讓顧客獲得“冬暖夏涼”的購物體驗。各大百貨公司也是最早使用電梯的地方,先施和永安開幕之初,就安裝了升降機,載客至屋頂遊樂場,顧客乘坐一次,需要花費兩角錢,就像買票乘地鐵。

1936年,大新公司安裝了最早的一部電扶梯,不僅在中國領先,在整個亞洲也是首屈一指。這部電扶梯,吸引了大量好奇的顧客,許多人帶著家眷來百貨大樓,不為買東西,就為參觀和體驗這新鮮玩意,以至電扶梯成為店內一道景點,為了控制人流,百貨公司發售4角錢的門票,比上海大世界的入場券還貴一倍。

當然,“四大百貨”作為“現代性的最佳寫照”,遠不不止於靚麗的外觀和聲光電設備,更重要的體現,是他們引領現代消費理念,從而培育起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當時永安公司大樓外牆,一直掛著一塊由霓虹燈組成的英文標語牌:Customersarealwaysright!翻譯成中文就是“顧客永遠是對的!”這是永安公司第一代創始人定下的公司價值觀。這種理念對於今天習慣了“顧客是上帝”的經營者來說並不陌生,但對於當時許多櫃台依然高過人頭的傳統商店、社會整體上還處於物質緊縮的中國人而言,是相當超前的。

顧客購物體驗,在這種理念下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人們不僅可以在透明的櫃台前隨意挑選商品,還可以試用、試聽、試看,服務生以充分的耐心陪伴客戶,不厭其煩為顧客挑選商品,並解答各種詢問。當然,顧客也可以隨意自由參觀,無需任何非買不可的壓力。當時的永安公司的創始人相信:得罪一個客戶,等於趕走十個客戶,接待好一個客戶,等於吸引十個、一百個客戶。

黛西的堂哥郭琳爽,永安公司的第二代掌門人,是個經營天才,為了提升顧客客戶體驗,開創性地雇傭了許多年齡在18-20歲之間的女性店員。百貨公司紛紛雇傭女性店員,並打造屬於自己公司的明星店員,於是許多優秀的女性店員有了“襪子皇后”、“奶包西施”等名號,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永安公司在推出康克令鋼筆時,打造的“康克令女郎”。

這些明星店員,是在電影明星崛起之前真正的大眾明星,她們頻頻造訪各大時尚雜誌封面,接受記者的追訪,連她們的私事也被公眾津津樂道,形成最早的明星八卦,她們也因此被富家公子哥們盯上,其中最著名的“康克令女郎”,要數被稱為上海“最後一位名媛”的章含之的生母談雪卿。

雇傭女性店員,在今天看來,是對女性的無情消費,不過以歷史的眼光看,無意中也促進了女性的獨立,增加了她們自我謀生的出路。

除此外,最讓人驚奇的是,永安百貨還曾經推出過一種信用卡性質的購物折子,主要是給外國僑民發放,功用是平時購物可暫緩付款,累積到某個時節再一起結算。

郭琳爽上台之後,更是將這個折子的策略擴大到普通客戶身上,以固定更多客源。許多人以成為永安百貨折子用戶為榮,因為這象徵著較強的消費能力。

凡此種種,難以盡述,上海百貨公司的這些特徵,正如學者連玲玲所言,的確堪稱“現代性的最佳寫照”。

永安百貨自1918年對外營業以來,銷貨收入年年攀升,截止1931年,永安百貨商場銷貨收入增長了14倍之多。這一方面證明百貨公司推出的一系列現代化的消費措施和理念,吸引了大量的顧客,另外一方面也證明當時的上海確實擁有龐大的中產消費群體。

黛西一家,當然屬於最富裕的那一類,也是當時典型的上海中產家庭。

沉浸在蜜罐裡的黛西,衣食無憂,父親將她送入上海最有名的貴族學校中西女塾,那是宋慶齡和宋美齡的母校。學校是全英文教學,藏書室裡不僅有像《波麗安娜》這樣當時最流行的美國小說,還有英文版的《資本論》。

在同學的建議下,仿照作家謝婉瑩(冰心)的名字,黛西給自己起了一個中文名:郭婉瑩。

1949年5月26日,郭琳爽沒有回家,而是留在了永安新廈15樓的辦公室裡。清晨,他聽到窗外有些聲響,於是穿好衣服朝窗外張望,發現街道上一排排席地而坐的戰士,懷裡抱著槍,身著灰布軍裝。

這些戰士是第一批攻入上海的解放軍部隊。為了不驚擾市民,部隊嚴格按照規定,悄悄露宿於南京東路。這天下著淅瀝的小雨,5月的上海夜晚還有點微涼,從浙江路路口一直到西藏路路口,500多米的冰冷的水泥路上,睡滿了衣衫單薄的解放軍戰士,其中有許多是上海本地的子弟兵。

與此同時,幾名一直在永安公司準備歡迎解放軍入城的地下黨員,從大樓裡的棉布櫃台抽出了一匹紅布,讓縫紉間的裁縫金永銘司機趕製了一面新鮮的紅旗,並由四名青年戰士將紅旗插到了大樓“綺雲閣”頂端。

永安百貨大樓,升起了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紅旗,載入史冊。這也標誌著,代表老上海時髦消費的百貨業,和它背後的消費文化,進入嶄新的時代。

解放前夕,因為國民黨治理後期嚴重的通貨膨脹,許多中產階級都選擇逃離了上海。郭家大部分人也都去了香港。負責永安百貨經營的郭琳爽,不捨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家業,拒絕了家人的建議,選擇留在上海。黛西和丈夫在內地擁有了穩定的事業,和她的堂哥一樣,也選擇留了下來。

剛剛入城的解放軍的優良作風,讓郭琳爽感覺到自己的選擇是對的。

但是,此時包括永安在內的“四大百貨”,在動蕩的市場環境中損失慘重,被人稱為“四大皆空”,由這些百貨公司代表的消費文化,也面臨被人們唾棄的命運。這些百貨公司原本的市場定位就是中高端市場,但此時上海的富商巨賈、官僚買辦和大地主基本已經逃離殆盡,奢侈品和高端的日用品銷量慘淡。

新政權建立以後,一些消費者更是隻認國營貨,而不認私營貨。百貨公司經營陷入日益嚴重的困境。

1955年,公私合營已是大勢所趨。這一年的秋天,郭琳爽終於下定決心向公私工會主席表示:“我們爭取百貨業第一家公私合營。”

民族商業的歷史由此翻開新的一頁,曾經由百貨公司培育起來的各類新潮的消費理念,也像送入了冰櫃,再次冰凍起來,人們再次崇尚消費社會之前的節儉、樸素和統一,滿大街的單色調人民裝,讓穿著華麗的服飾變成了一種罪過。

1955年,黛西和丈夫吳毓驤所創的公司也實行了公私合營,他和丈夫都主動降了薪水,並融入到勞動人民的生活中。黛西在家裡過聖誕時,會偷偷穿上美國的玻璃絲襪,但在外面,過去所有的洋裝和漂亮華貴的旗袍,都已經不合時宜,只能改穿樸素的人民裝。

在1966年9月,在定息期滿後,永安公司已與郭家無關,變成了完全的國營商店,1969年,這家百貨公司,被更名為一個單調的數字:上海第十百貨商店,1988年,再次更名為上海華聯商廈。其他的百貨公司,也經歷了相似的命運。

1958年,黛西的丈夫死在了監獄,黛西一家人從此過上了煉獄般的生活。這位曾經的上海大小姐,負擔著丈夫欠下的14萬欠款,被下放到了農場,挖塘泥、養鴨子、掃廁所。一家三口,被迫擠在晚上能看見星星的亭子間,連基本的生活費都難以保證。

這種艱苦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曾經和這位大小姐有關的一切,汽車、洋房、咖啡、旗袍、香煙,像是做了一場夢,都在夢醒時分消失不見了。

1990年,在紐約第五大道的一家咖啡館,已經80高齡的黛西,見到了闊別已久的老同學張菁英。兩位老人喝著熟悉的咖啡,聊起當年的往事,全是懷念。上海解放前夕,張小姐跟隨家人離開了大陸,來到美國定居,而黛西卻執意留了下來,從此兩人各自天涯,命運殊途。

聊天間隙,張小姐把她們兩人當年辦“錦霓”時裝沙龍的簡報送給了黛西,其中還包括一張男性顧客寫的感謝便條,感謝她們讓自己的太太變得漂亮。

此時的黛西,滿臉皺褶,頭髮花白,因為常年的重體力勞動,手已經變形。改革開放之後,她被調入一家職工業餘大學教英文,住在上海一間普通的民用套房裡,一直到她1998年去世。

1990年代後期,有許多人出於好奇,來探訪這位“上海名媛”,其中包括美國的著名記者華萊士,基本上都被她謝絕了,她不願意再去回憶過去的痛苦,更不願意以自己的選擇映襯他人的幸福,反而宣稱並不後悔留在大陸。

來拜訪她的人,給她送來各種各樣的禮物,堆滿了門廳,她從來也沒心思去拆開。還有人可能是出於同情,給她送來了錢財,但這位曾經擁有榮華富貴的郭家四小姐,皺起眉頭驚奇地詢問訪客:“現在的人為什麽那麽喜歡鈔票?到處都在說鈔票。”

其實此時中國的消費文化,已經再次興盛,人們對金錢的渴望也再次復活。

上海的南京路,在黛西去世這一年,被上海市政府決定建設成步行街。街道兩邊鱗次櫛比的商店,也早就恢復了往日的熱鬧,充滿消費主義現代欲望的人群像日夜不息的河流。

2005年4月,“永安百貨”這個舊名稱也被重新啟用。這標誌著,一個由它代表的消費主義時代,似乎也從冰櫃裡被重新端了出來,以嶄新的姿態再次出現在人們的眼前,那些它曾經倡導的透支消費、休閑消費、奢侈消費,又在今日市場大潮中變成人們尋常的消費習慣。

相對不斷後起的高樓大廈,一度走在消費尖端的永安百貨大樓,早已不複當日風采,在網絡電商、廉價的超市興起之後,這些舊時的百貨公司更是失去了市場競爭能力。如今人們提起它們,也多是以懷念的形式,像是把它們當成一座消費文化的博物館。

永安百貨大樓裡的“綺雲閣”,因為升起了上海第一面紅旗,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8年11月24日,這座大樓入選第三批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項目”名錄,得到更為完善的保護,這一年,也剛好是它落成100周年。

100年,消費文化潮起潮落,時而像洪水猛獸,被人們棄若敝履,時而又像是誘人的糖果,讓人欲罷不能。在這愛恨交織、屢棄屢拾的背後,是每一個普通人內心深處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反覆碾壓,卻永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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