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我的辦公室是一塊手絹

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馬尼亞裔德國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赫塔·米勒，1953年出生於羅馬尼亞一個少數民族家庭。她生活的時代，齊奧塞斯庫正對羅馬尼亞進行鐵腕統治。當時，“商店全是空架子，食品極為匱乏、難得，糧食的供應要靠排長龍獲得。要得到日常所需，必須通過個人關係或行賄。此外，全國到處有秘密警察”，“甚至連老師、同學、鄰居也有替政府當鷹犬。所以人人自危，說話要格外小心”。1976年，學成之後的米勒在一家工程公司當翻譯，由於拒絕和國家安全部門合作，最後工作不保，過後一直在幾家幼稚園教書和當德語家教，直到1987年離開羅馬尼亞。本文為米勒於2009年12月7日在瑞典學院領取諾貝爾獎時發表的演說，慶虞翻譯。

“你有手絹嗎？”

這是每天早上我走到街上之前，媽媽站在家門口問我的問題。

我沒手絹。因為我沒有，所以我要回到屋裡去拿一塊。我從來沒手絹是因為我總要等媽媽的問題。手絹證明媽媽每天早上都在關心我。一天剩下的日子就只有我自己關心自己。“你有手絹嗎？”這個問題就是親情的間接表示。直接的表示會讓人難為情，不是農民的作為。愛情被偽裝成了一個問題。這是唯一的表述方式：事實上，還是一種命令的口氣，或是工作的那種技巧。口氣似乎生硬還是帶出一種溫柔。每個早晨我第一次出門沒帶手絹，而第二次出門就會有一塊手絹。只有那個時候我才會走到街上去，好像帶上手絹就等於媽媽也和我在一起。

二十年之後我早就在城裡獨自生活，在一家製造廠當翻譯。我早上五點起來；六點半上班。兩年時間就在這種千篇一律的常規中過去了，每天都和下一天沒有區別。

在第三年的時候，這個常規結束了。有一個星期內三次，清晨的時候在我的辦公室裡出現一個來訪者：一個魁梧高大而骨頭粗壯的男人，藍眼睛炯炯有神——一個來自國家安全局的大人物。

第一次他站在那裡咒罵我，然後就走了。

第二次他脫下他的風衣，掛在櫃子上的鑰匙上，然後坐下來。那天早晨我從家裡帶來一點鬱金香，擺放在一個花瓶裡。這個人看著我，稱讚我是個很有品位的人。他的口氣油腔滑調，我覺得很不舒服。對他的稱讚我回敬說，我了解鬱金香，但是我不了解人。然後他帶著惡意地說，他了解我，比我了解鬱金香要多得多。說完他把風衣搭在胳膊上就離開了。

第三次他坐下來，而我只好站著不動，因為他把他的公文包放在我的椅子上。我不敢把它移到地板上去。他說我是個笨蛋，說我是逃避工作開小差的人，是個邋遢的懶人，像條迷路的母狗一樣墮落。他把鬱金香推開，幾乎推到了桌子邊上，然後在桌子中間放了一張白紙，一支筆。他對我咆哮著說：寫！我就站著照他說的寫——我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住址。下面呢，是我不許告訴任何人的，不論是多麽親近的朋友或親戚，是我要……然後就出現這個可怕的字眼：“線人”——我要給他們當線人。這個時候我就不寫了。我放下筆，走到窗前，瞧著窗外塵土飛揚的街道，一條沒有鋪過柏油的坑坑窪窪的街道，也瞧著所有那些拱著脊背的房子。最有意思的是這條街還叫作“光榮街”。在光榮街上有一個貓坐在光禿禿的桑樹上。這是耳朵都殘破不全的廠貓。在貓的上方，早晨的太陽就像一個黃色銅鼓。我說：“我沒有乾這種事情的德性！”我是對著外面的街道說的。

“德性”這個詞讓安全局的這個人變得歇斯底裡。他把那張紙扯得粉碎扔在地上。然後，也許是意識到他必須向上級交待，表示他曾經做過努力雇我，所以他彎下腰，又把碎紙收集起來，放到他的公文包裡。然後他深深歎著氣，像被打敗了一樣，把盛著鬱金香的花瓶用力摔碎在牆上。瓶子破碎的時候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好像空氣都有了牙齒。他把公文包夾在胳膊底下，陰冷地對我說：“你會後悔的，我們會把你弄到河裡淹死。”我好像是自言自語地回答：“如果我簽了這個字，我就再也不能活得像我自己了，我自己就會淹死我自己。所以，你要淹死我更好。”那個時候辦公室的門已經敞開著，他已經走了。外面的光榮街上，那隻廠貓也從樹上跳到房頂上去了。有一根樹枝上下彈跳就像跳板。

齊奧塞斯庫夫婦

第二天，拉鋸戰就開始了。他們要我離開工廠。每天早上六點半我要向廠長報到。就像我的母親曾經問過我：“你有手絹嗎？”現在廠長每個早晨也要問：“你找到另一個工作了嗎？”每個早晨我也都同樣回答：“我不找工作。我喜歡在這個廠裡工作。我願意留在這裡直到我退休。”

有一個早晨我去上班，發現我的厚厚的字典都堆在我的辦公室門外的走廊地板上。我打開門，發現一個工程師坐在我的辦公桌那裡。他說，“進來之前應該敲門。這是我的地方，這裡沒你的事兒了。”我不能回家，未經許可就回家，會給他們找到開除我的好理由。我沒了辦公室，所以，現在我確實不得不另想辦法證明我是來上班的。無論如何我都不能不在廠裡。

我有個好朋友，我們沿著可憐兮兮的光榮街一起下班回家的時候無話不談。起先，她在自己的辦公桌清理出一個角落讓我用。但是，有一個早晨她站在她的辦公室外邊說：“我沒法讓你進去了。大家都說你是一個線人。”騷擾折騰終於從上面下來了；謠言在我的同事們之間傳播。這是最糟糕的事情。對外來的打擊你還可以自衛，對造謠誹謗你就無能為力。在我的同事們的眼中我正好成了那種我拒絕做的人。如果我做了那種線人，他們倒會毫不猶豫地信任我。實際上，他們懲罰我是因為我寬宥了他們。

因為現在我確實不得不證明我是來上班的，但是我沒有辦公室，因為我的朋友無法再讓我進入她的房間，我就在樓道裡站著，不知道該做什麽。我在樓梯裡爬上爬下好幾次，突然我又成了我母親的孩子，因為我有一塊手絹。我把手絹鋪在二樓和三樓之間的一個台階上，小心地把它鋪平，然後坐在上面。我把厚厚的字典放在我的膝蓋上，然後翻譯那些液壓機器的說明書。我成了個樓梯玩笑，我的辦公室是一塊手絹。午飯的時候我的朋友會到樓梯上來和我在一起。我們就像在她的辦公室那樣一起吃飯。過去我們是在我的辦公室一起吃。我的朋友吃午飯的時候會對我哭。我不哭。我必須堅強。很長時間如此。幾個永無休止的星期，直到我被開除。

在我成了個樓梯玩笑的這段時間裡，我在字典裡翻查有關“樓梯”的詞。第一級階梯稱為“入階”，而最後一級階梯成為“出階”。階梯上踏腳的平面則是夾在兩邊的“階頰”中間，而各個階梯中間的空檔就叫做“階眼”。我早就熟悉與液壓機潤滑部分有關的那些漂亮字眼：“燕尾管”、“鵝頸管”、“噴嘴”，和螺絲結合使用的“螺母”等等。現在我同樣驚異於樓梯各部分的名稱也富有詩意，技術詞匯也如此優美。“階頰”或“階眼”說明樓梯也有面孔。不管你用的材料是木頭還是石頭，是水泥還是鋼鐵：人類為什麽固執地把自己的面孔也貼到世界上哪怕是最笨重的東西上面？為什麽他們要用自己的肉身來命名沒有生命的東西，當作是個人身體的部分？是否這種隱蔽的溫柔也是必要的，可以讓艱苦的工作對於技工也能易於承受？是否所有行業的所有工作都遵循同樣的這種原則，好像我母親問我的有關手絹的問題？

當我還小的時候，我家有一個專門放手絹的抽屜，裡面總是分成兩排，每排都分成三疊：

左邊這一疊是男人的手絹，我父親和爺爺用的。

右邊這一疊是女人的手絹，我母親和我奶奶的。

中間這一疊是我用的小孩的手絹。

這個抽屜也是手絹形式的一幅家庭肖像。男人的手絹是最大的，帶有棕色、灰色或波爾多葡萄酒色的深色邊條。女人的手絹小一點，它們的邊條是淡藍色、紅色或者綠色。小孩子的手絹是最小的：是沒有邊條的白色方布，上面畫著花或者小動物。所有這三類手絹又都分成日常用的和星期天才用的，日常用的放在第一排，星期天才用的放在後排。星期天的時候，你的手絹就得和你的衣服顏色相配，就算手絹是看不到的。

1989年12月，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街頭髮生槍戰，狙擊手在街頭搜尋目標。除南斯拉夫外，羅馬尼亞是東歐劇變中唯一以流血形式完成政權更替的國家

對我們來說，家裡沒有其它東西像手絹那麽重要，包括我們自己。手絹的用處無所不在：擤鼻子；出鼻血時擦鼻血；手或胳膊或膝蓋擦破的時候包扎傷口；哭的時候擦眼淚或者咬住手絹抑製哭泣。頭痛發燒的時候，可以放一塊浸冷的濕手絹在前額上。在手絹四角打結可以罩在頭上，抵擋太陽暴曬或淋雨。如果你要記住什麽事情，你可以在手絹上打個結幫助記憶。為了拎住沉重的東西，你會把手絹繞在手上。火車啟動離開車站的時候，你揮舞手絹告別親友。在我們老家巴納特的德語方言裡，“眼淚”這個詞聽起來就像羅馬尼亞語中的“火車”，所以火車車廂在軌道上磨出的尖利聲音總是讓我聽起來像是哭泣。在老家的村子裡，如果誰家死了人，會立刻在死人下巴上綁一塊手絹，這樣屍僵的時候他的嘴巴就可以閉緊。在城裡呢，如果有人在路邊倒斃，過路人總會拿一塊手絹蓋住他的臉，這樣一來，手絹就成了死人的第一個安息之所。

在暑熱的夏天，父母們會派他們的孩子在晚上到教堂的墓地去澆花。我們三三兩兩地分成小組，很快澆完一個墓又澆下一個墓。然後我們聚集在教堂門外的台階上，看一些墳墓上冒出縷縷白色水汽。它們會飄蕩片刻然後在黑夜中消失不見。我們以為那就是死者的鬼魂：狀如動物、眼鏡、玻璃瓶和杯子、手套或者襪子。此起彼伏的還有被包圍在黑暗中的白色手絹。

後來，當我和奧斯卡·帕斯提奧談話打算寫他被遣送到蘇聯勞動營那段生活的時候，他告訴我一個年長的俄羅斯老媽媽曾經送給他一塊絹布的手絹。老媽媽說，這是祝你們好運，你和我的兒子，願你很快能回家，而我的兒子也一樣。她的兒子和奧斯卡·帕斯提奧同年，也像他一樣遠離家鄉，不過是在另一個方向，老媽媽說她兒子是在另一個勞動營裡。奧斯卡·帕斯提奧曾經去敲她的門，像是一個餓得半死的乞丐，想用一塊煤換點吃的東西。她讓他進屋，給他喝了熱湯。她看見他連鼻尖都滴下湯汁的時候，遞給他一塊白色絹布的手絹，一塊從來還沒有人用過的手絹。手絹有格子花紋邊條，有用絲線精密刺繡的字母和花朵，真是美的東西，讓這個乞丐既感到親人相擁的溫暖，同時又感到心如刀絞。

這是一種矛盾交織的事物：一方面在絹布中深藏了安慰，另一方面，精細刺繡的字母和花朵又像一把尺子丈量出了他墮落底層遠離文明的深度。對於這個女人來說，奧斯卡·帕斯提奧也是一種矛盾交織的事物：一個被世界拋棄而來到她屋子裡的乞丐，又是失落在世界某處的一個孩子。在這兩種人物角色中，他在這個女人的關愛姿態中既得到快樂，又承受到一種過高的要求。而這個女人對於他其實也是一身兼任兩種角色：一個陌生的俄羅斯婦女，又是一個憂心忡忡的母親，會問他這樣的問題：“你有手絹嗎？”

自從我聽到這個故事，我就一直問我自己：“你有手絹嗎”這個問題是否到處都有效？它是否在冰凍與解凍之間的雪光閃耀中也能向整個世界展開？它是否也能跨越千山萬水跨越每一條邊界？

儘管我已經說羅馬尼亞語幾十年了，但只是到了和奧斯卡·帕斯提奧談話的時候，我才認識到，羅馬尼亞語中“手絹”這個詞就是“絹”。這是又一個例子說明羅馬尼亞語多麽有感悟性，可以讓它的詞匯直指事物核心。這種材料不繞彎子，它直接就代表了製造出的成品，“絹”就是“手絹”。好像是所有手絹，不論何時所造，何地所產，都是絹製成的。

奧斯卡·帕斯提奧把這塊手絹珍藏在行李箱裡，好像是一個雙重兒子的雙重母親的聖物遺骨或舍利子。在勞動營五年之後，他把它帶回家裡。因為他的白色絹布手絹既給他希望也給恐懼。一旦你沒有了希望和恐懼，你就是行屍走肉。

在我們談論過這塊白色手絹之後，我花了半個晚上，在一張白紙板上為奧斯卡·帕斯提奧做了一張詞語的拚貼畫：

比婭說逗點在這裡跳舞

你正進入一高腳杯牛奶

洗浴於白灰綠色鋅澡缸

幾乎所有林林總總材料

領取郵包時你都會碰到

瞧瞧這裡

我是坐火車匆匆旅行者

也是湯盤裡面櫻桃雪利

從來不和生人交頭接耳

繞過電話總機直接交談

那個星期後來我去看送給他這張招貼畫的時候，他說，你應該貼上“給奧斯卡的”。我說：“不管我給你什麽東西總是你的”。他說，“你必須貼上，不然這張白紙板不知道這是我的。”我就把畫帶回家，貼上“給奧斯卡的”，第二個星期再給他送去，就像我走出大門先是沒有一塊手絹，現在我第二次走回來帶了手絹。

還有一個故事也是以手絹結束的。

我的外公外婆還有一個兒子叫馬茨。三十年代的時候他們把他送到提米蘇拉去學習商業，這樣他將來就能接管家裡的穀物生意和雜貨店。那個學校裡有德國來的老師，是真正的納粹。馬茨可能一面受到商人的訓練，而更主要的是被培養成一個納粹分子——按部就班地洗腦子。畢業的時候，馬茨已經是個狂熱的納粹，成了另一個人。他狂呼反猶太人的口號，就像一個白癡讓人不可理喻。我外公曾多次駁斥他：說家裡的全部財產都要歸功於猶太商人朋友預先提供的信貸。

當這些都沒有用的時候，我外公也扇過馬茨幾個耳光。但是這個年輕人的理性已經完全毀掉了。他在村子裡做宣傳，欺負那些拒絕去前線為納粹賣命的人。馬茨在羅馬尼亞軍隊裡本來有一份文職工作，但是他急於要把理論變成實踐。他自願報名參加黨衛軍，要求把他送到前線去。幾個月之後他回村裡來結婚，因為在前線見識到了戰爭的罪惡他多少變得聰明一點，他利用當時流行的騙人花招逃回來躲避戰爭。這個騙人花招就叫做：婚假。

1989年12月24日，反對齊奧塞斯庫的民眾和士兵在布加勒斯特街頭與其支持者展開巷戰

我的外婆在抽屜最深處保存了兩張她兒子馬茨的照片：一張是婚照，一張是遺像。婚照上展示的是個全身穿白的新娘，比新郎還高一頭，瘦削而嚴肅——長相真如麥當娜一個模子出來的。在她頭頂頂著一個蠟製的花冠，葉子看上去就像雪片做成的。她旁邊是身穿納粹軍服的馬茨，一個士兵而不是一個丈夫，一個新娘保鏢而不是新郎。他回到前線不久，遺像就很快送到家裡來了。它展示的是一個被地雷炸成碎片計程車兵。遺像有手掌大小：在一塊黑色田地的中間是一塊白布，上面有一小堆灰色的人體殘骸。襯托在黑色田地上的這塊白布，看上去就像孩子的手絹那樣微小，像是畫在中間的設計奇怪的一個白色方塊。

對我外婆來說，這張照片也是一種矛盾交織的事物：在白色的手絹上是一個死亡的納粹，在她的記憶中是一個活著的兒子。我外婆終其一生都把這張意義雙重的照片夾在她的祈禱書裡。她每天祈禱，她的祈禱一定也都有雙重的意義。從一個可愛的兒子到一個狂熱納粹的分裂也很可能伴隨在祈禱中，祈求上帝也能腳踩兩頭維持平衡，給兒子一份慈愛，給納粹分子一份饒恕。

我外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也是士兵。他知道他提到兒子馬茨的時候該說什麽，他經常痛苦地說：“旗幟開始飄揚的時候，人就會在軍號裡喪失正常心智。”這種警告也適用於我後來經歷的那個時代。每天你都看到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在軍號裡喪失正常心智。這是我決心不吹的軍號。

還是孩子的時候，我的確不得不違心地學過拉手風琴。因為在家裡我們有一架紅色的手風琴，本來屬於死去計程車兵馬茨。手風琴的背帶對我來說太長了。為了不讓背帶從我的肩膀上滑下去，我的手風琴老師就在我背上用一塊手絹把它們系扎在一起。

我們是否可以說，正好是最小的東西，不管它們是軍號，手風琴，或是手絹，可以把生活中最不相乾的東西聯繫在一起？這些東西如行星繞行在軌道中，在周而複始中它們的偏差顯示出一種形式——一個“魔圈”。我們可以相信這種事，但是無法說出來。但是，無法說出來的，我們可以寫下來。因為寫作是一種沉默的動作，一種從頭腦到手的勞作。嘴巴就跳越過去了。生活在那種制度之下，我說話說得很多，主要是因為我決定不吹軍號。

通常，我說的話都會帶來痛苦不堪的後果。但是寫作是在沉默中開始的，在工廠的那個樓梯上，在那裡我不得不應付比我能大聲說出的話還多得多的事情。發生的事情無法再用說話來表達。說話表達，你最多能在高度上再加點東西，可是事情本身的全部範圍卻不會再擴大。那只有在頭腦中我才能默默地拚寫出來，我用生的渴望來應對死的恐懼。這也是詞語的饑渴。只有詞語的漩渦可以把握我的生命狀態。它拚寫出嘴巴發不出聲音的事物。直到有某種我從來不知道的東西出現。與現實平行的，是詞語啞劇開始表演。它們不在乎任何現實主義的規格，把最重要的收縮起來，而把無關緊要的擴展開。突如其來，突發奇想，詞語的魔圈賦予所體驗到的事物一種著魔般的邏輯。這種啞劇表演不留情面難於駕馭，讓你渴望更多而立刻精疲力竭。

當我是一個樓梯玩笑的時候，我就像小時候一樣孤獨，獨自在河谷裡放牛。我吃草葉和花，這樣我就能屬於草葉和花，因為它們知道如何生活而我不知道。我叫著它們的名字和它們說話：“奶漿草”意思是葉子鋸齒狀而草莖帶有白色奶漿的植物。但是這種草對我說的“奶漿草”這個名字毫無反應。我就試試不用“奶漿”或“草”而用其它隨便想到的名字：“鋸齒莧”、“針針葉”等等。用這些假名字，其實我叛變了真實的植物，揭示了這種植物和我之間的巨大空白。失態丟臉的是我其實大聲對自己說話，而不是對植物說話。但是失態丟臉對我其實又是好事。我看護著牛群，而詞語的聲音看護著我。

詞語的聲音知道它必須欺騙而別無選擇，因為事物也會欺騙它們自身的材料，感情也會用它們的姿態手勢引起誤會。詞語的聲音，以及連帶著這種聲音而產生的真實，存在於材料與姿態手勢欺騙的交點之中。在寫作中，這從來不是信任不信任的問題，而是這種欺騙所具的誠實性問題。

回到當年的工廠來說，當我是個樓梯玩笑而手絹成了我的辦公室的時候，我也在字典裡查到“階梯利息”這樣漂亮的詞匯，這是說貸款的利息可以像階梯一樣逐漸上升。這種上升對一個人來說是費用增加，而對另一個人卻是收入增加。寫作中其實也兩者兼具，我越深入文本向下挖掘，那麽從我這裡奪走的我寫下的文字越多，而且也越來清楚顯示，有什麽從那些生活中的體驗中喪失。只有詞語能夠有這種發現，因為它們事先並不知道。在詞語出乎意料地抓住了生活體驗的地方，也是詞語最精彩之處。最後它們變得如此強加於人，以至於生活的經驗必須死死纏住詞語，這樣才能避免分崩離析。

在我看來，物體不認識它們自己的製作材料，姿態手勢不認識自己的感覺，詞語不認識把它們說出來的嘴巴。但是為了確認我們的存在，我們需要物體，我們需要姿態手勢，我們需要詞語。歸根結底，我們能用的詞語越多，我們就越發自由。

米勒。圖：法新社

有一個清晨，在我快要離開羅馬尼亞移居國外的時候，一個村裡的警察來找我的母親。她已經到了門口的時候想起來：“你有手絹嗎？”她沒有。儘管警察很不耐煩，她還是到屋子裡去拿一塊手絹。在派出所裡，這個警察朝她大發脾氣。我母親的羅馬尼亞語不太好，不明白他叫喊什麽。所以他離開了辦公室還從外面把門反鎖上了。我母親坐在那裡被關了一整天。最初幾個小時她就坐在桌邊哭泣。然後她走來走去，然後開始用她的眼淚浸濕的手絹給家具擦掉灰塵。後來，她又從牆角拿出水桶和牆上的鉤子掛的毛巾來擦地板。後來她告訴我這些的時候我真是驚恐。我問她，“你怎麽可以這樣，幫他去打掃辦公室？”母親一點也沒有不好意思，她說：“我就找點事做，好打發時間。而且那個辦公室那麽髒。碰巧我還帶了一塊男人用的大手絹。”

只有在那個時候，我才明白，通過這些額外的然而也是自願的忍辱負重，她還是創造了一些尊嚴。我嘗試在一幅拚貼畫裡找到可以說明這種尊嚴的詞語：

我想著在我心裡昂揚的玫瑰

想著無用的靈魂像一個篩孔

但是擁有者詢問著：

誰會得勢佔上風

我說：拯救你的面皮

他咆哮著：面皮

不過是塊汙跡糟蹋的絹布

沒有心智沒有頭腦

我希望我能為所有那些被剝奪著尊嚴的人說一句話——一句話包含著手絹這個詞。或者問這個問題：“你有手絹嗎？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原題為《“你有手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