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彼得堡見證了彼得大帝推行的強製歐化

摘要：聖彼得堡不只是一座城市。它是一項影響深遠的烏托邦工程，目的是從文化上將俄羅斯人重新塑造成歐洲人。彼得從旅行中挑選出那些他要把俄羅斯變成一個現代歐洲國家所需要的東西：一支仿效荷蘭和英國的海軍，幾間仿效瑞典和普魯士的軍事學校，一套借鑒自日耳曼人的法律體系，從丹麥人那裡套用的（文官）等級製。

聖彼得堡不只是一座城市。它是一項影響深遠的烏托邦工程，目的是從文化上將俄羅斯人重新塑造成歐洲人。在《地下室手記》（1864）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稱它為“世界上最抽象和最有意為之的城市”。 “聖彼得文化”的每一方面都是為了否定“中世紀”（17世紀）的莫斯科公國（Muscovy）。彼得認為，為了成為彼得堡的公民，必須將莫斯科那些昔日俄國“黑暗”和“落後”的風俗拋棄，作為一個歐洲化的俄羅斯人，跨進西方進步和啟蒙的現代世界。

涅瓦河畔的彼得堡羅要塞和彼得堡羅大教堂

莫斯科公國的文明是一種宗教文明，它植根於東正教會的精神傳統可以追溯到拜佔庭時期。在某些方面，它和中歐的中世紀文化很相似，兩者在宗教、語言、風俗習慣等很多方面都有聯繫，但是歷史和文化上它一直隔絕於歐洲之外。它的西部領土隻不過是歐洲大陸上的一個落腳點：波羅的海沿岸的土地直到18世紀20年代才被納入俄羅斯版圖，而烏克蘭西部和大部分的波蘭領土則要等到18世紀末。與中歐不同，莫斯科公國極少受到文藝複興和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的影響，也沒有參與地理大發現或者近代的科學革命。它沒有歐洲意義上的大城市，沒有扶持藝術的王公貴族或者宗教權貴，也沒有真正的公民或者中產階級。除了修道院之外，不存在大學或者公立學校。

教會的統治地位阻礙了俄羅斯世俗藝術的發展，而歐洲早在文藝複興之後就已成形。在俄羅斯的日常生活中，聖像才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作為生活物件和藝術品，聖像隨處可見，不僅僅在家裡和教堂，也包括商店和辦公室，或者是路邊的神龕。它和歐洲起源於文藝複興的世俗繪畫傳統幾乎沒有任何聯繫。誠然，17世紀晚期俄羅斯的聖像畫家比如西蒙·烏沙科夫，已經開始擺脫中世紀僵化的拜佔庭風格，代之以西方巴洛克式的古典技法，訴諸感性。

然而歐洲來的遊客還是無一例外地為俄羅斯視覺藝術的原始狀態感到震驚。“扁平而且醜陋，”17世紀60年代來到俄羅斯宮廷的英國醫生山繆·科林斯，在看到克裡姆林宮的聖像時評論道，“如果你看到他們畫的聖像，你會認為它們簡直就是鍍了金的薑餅。”第一批世俗的肖像畫（巴爾松納肖像畫）直到17世紀50年代才出現，但是，它們仍然保留著扁平的聖像風格。1645—1676年在位的沙皇阿列克謝是第一位我們模模糊糊知道他長什麽樣的俄羅斯君主。而其他類型的繪畫（靜物、風景、寓言、風俗）在俄羅斯的藝術總類中完全沒有出現，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彼得大帝統治時期，甚至還要更晚。

除了繪畫，其他形式的世俗藝術同樣受到俄羅斯教會的阻礙。器樂（與神聖的歌唱相對）被認為是一種罪行，受到教會當局的無情迫害。但是，在遊方藝人、樂師或者彈奏古斯裡琴（一種齊特琴）、演唱“英雄歌謠”的吟遊藝人（skomorokhi，斯特拉文斯基在芭蕾舞劇《彼得魯什卡》中重點介紹過）之間，卻保持著豐富的民間傳統。後者帶著鈴鼓和古斯裡琴在各個村莊遊蕩，避開教會的耳目。文學的發展也同樣受到教會無處不在的掣肘。沒有印刷的報紙或者期刊，也沒有印刷的劇本或者詩歌，儘管隨著17世紀晚期廉價印刷技術的推廣，以插圖版畫（lubki）形式印製民間故事和《聖經》的印刷業非常興盛。在1682年彼得登上沙皇寶座時，成立於16世紀60年代的莫斯科印刷廠出版的非宗教類書籍不會超過3種。

彼得不喜歡莫斯科公國的俄羅斯。他鄙視它那陳舊的文化和狹隘的觀念、它對迷信的恐懼和對西方的憎惡。政治迫害很常見，來自外國的異教徒在紅場被公開活活燒死—最後一位被燒死的是新教徒，在1689年，當時彼得17歲。青年彼得在郊外的“日耳曼區”消磨了不少時光，那是莫斯科的外國人在教會的壓力下被迫定居的地方。他穿西方人的服裝，刮掉了絡腮胡，而且跟東正教徒不一樣，他在大齋期吃肉。這位年輕的沙皇遊歷北歐，親自掌握了最新的科學技術，俄羅斯必須擁有這些技術才能成為大陸上的軍事強國。他在荷蘭學習造船，在倫敦拜訪天文台、兵工廠、皇家造幣廠和皇家學會，在哥尼斯堡則學會了如何製造大炮。他從這些旅行中挑選出那些他要把俄羅斯變成一個現代歐洲國家所需要的東西：一支仿效荷蘭和英國的海軍，幾間仿效瑞典和普魯士的軍事學校，一套借鑒自日耳曼人的法律體系，從丹麥人那裡套用的（文官）等級製。彼得委託繪製戰爭場面和肖像畫，以此來宣揚他的國威；他還為彼得堡的歐式宮殿購買雕像和裝飾畫。

新首都的每一樣東西都旨在迫使俄羅斯人采取一種更加歐式的生活方式。彼得對他的貴族耳提面命：應該住在什麽樣的地方，如何建造他們的房子，應該蓄有多少仆人，在宴會上如何用餐，應該穿什麽樣的衣服和剪什麽樣的髮型，遵守哪些宮廷禮儀，以及在上流社會應該如何說話。在這個被他所強製的國都，沒有一樣東西是順其自然的。這些強迫性規定使得聖彼得堡給人一種充滿敵意和壓抑的印象。這正是19世紀“虛幻的城市”這個神話產生的根源，作為威脅俄羅斯式生活的外來者，它將在未來的俄羅斯文學和藝術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奧蘭多·費吉斯 (作者), 郭丹傑 (譯者), 曾小楚 (譯者)，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

貝諾瓦寫道：“在彼得堡，有一種類似古羅馬的精神，堅韌不拔，追求秩序，渴望一絲不苟的完美生活，這對一般懶散的俄羅斯人來說難以忍受，卻無疑有一定的吸引力。”貝諾瓦將這座城市比作一個“全副武裝的警官”，一板一眼，而俄羅斯人卻像是一個“蓬頭垢面的老媽子”。在19世紀，這座帝都形象的特點就是紀律。德·古斯丁形容彼得堡“與其說是一個國家的首都，更像是一支軍隊的總參謀部”。而赫爾岑則說它千篇一律使他想起了“軍營”。這是一座缺乏“人味”的城市，主宰它的是抽象而對稱的建築物，而不是居民的生活。事實上，如此設計，為的就是把俄羅斯人組織起來，像士兵一樣整齊劃一。

然而，在這個歐洲夢的表面之下，過去的俄羅斯仍然若隱若現。迫於沙皇的命令，貴族們為自己在彼得堡的豪宅修建了古色古香的門面，但庭院深處卻猶如莫斯科的農家院，家禽家畜到處亂竄。彼得不得不頒布各種規定，禁止牛和豬在他那漂亮的歐式馬路上閑逛。但即便是涅瓦大街，所有街道中最“歐洲”的一條，也被一種“俄羅斯”式的“扭曲”給毀了。按照設計，本來這是一條以海軍總部為起點的正規“大道”（prospekt），筆直地連接3公里外另外一端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由兩組工人從兩端同時施工。但是這些人卻沒能保持直線，所以當1715年街道完工時，在兩隊人馬會合的地方，街道很明顯地扭了下腰。

（本文摘選自《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奧蘭多·費吉斯 (作者), 郭丹傑 (譯者), 曾小楚 (譯者)，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編輯：毛乃高，標題為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絡。）

作者簡介

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英國人，生於1959年，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博士，現任英國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歷史學教授。俄國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論是文學藝術，還是政治經濟，他都爛熟於心，無人能出其右。他的一系列解讀沙俄及蘇聯歷史的著作如《耳語者：史達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人民的悲劇》《克裡米亞戰爭》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當今英語世界俄羅斯研究的一流大家。作品曾獲沃爾夫森獎、NCR圖書獎，並入圍薩繆爾·約翰遜獎、達夫·庫珀獎等，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出版。

譯者簡介

曾小楚，女，廣東汕頭人，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2013年底開始成為自由譯者。目前主要從事人文社科類書籍的翻譯。作品包括《實驗方法》《雅典娜的承諾》《長髮公主》《挪威離奇傳說》《菲律賓民間故事》《明治天皇》等。

郭丹傑，廣告從業者，譯者，雜誌文化、音樂欄目撰稿、編譯，曾參與譯言古登堡計劃《我曾是一個黑人》、新華出版社《幸福產業》等項目的翻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