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個叫王定保的人。他是南昌人，在公元900年，即唐朝滅亡的倒數第七個年頭，考中了進士，隨後到南方去做官。
時值唐朝末世，王定保一路碰到數起農民起義，只好跑到廣州避難，在節度使劉隱門下做幕客。
劉隱死後，他的弟弟稱帝，建立南漢國，成為五代十國中“十國”之一。
王定保時來運轉，一路高升，做到宰相（同平章事），可謂位極人臣。
晚年，王定保潛心寫作，寫下了著名的《唐摭言》。其中關於唐代科舉情況的記載尤其詳細，是後世研究科舉的必讀書目。
在書中，這名唐代進士出身的南漢國宰相，美美地感慨一句：
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
此後，帝國的高官們，如果不是進士出身，不僅自己覺得人生有缺憾，別人也會看他少了點什麽。
就像現在的官員，做到了一定級別，也想拿個博士文憑。這種社會心理，原來是有歷史傳統的。
已故史學大家何炳棣稱，科舉是帝國成功的階梯，是階層流動的通道。
當做官越來越注重出身的時候，考中進士，逐漸成為當上高官的必要條件。
這個時候，“你是哪裡人”這件先天注定的事，就變得很重要了。
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你要在對的時候，生在對的地方，人生的路，必定越走越寬。
1. 政治本位
科舉制度開始於隋朝，被唐朝繼承並發揚光大。
不像宋代以後有“科舉名錄”一樣的檔案簿，唐代沒有科舉及第的完整名單。
在目前已知的極不完整的數據中，唐代籍貫可知的科舉及第者，是648人。
其中，關內道159人，河南道151人，河北道132人，進士人數位居前三。
唐代能考的地方都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寂寂無聞。
看到沒，唐代考科舉最牛的地方，都是典型的北方中原地區，主要包括現在的陝西、河南、河北、山東這幾個省份。
這幾個地方，產生了接近全國70%的進士。
你要是穿越過去，千萬別傻盯著東南沿海或長江流域一帶。記住那時候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都在北方，黃河流域一帶。
唐朝很長一段時間內，實行雙首都製：西京長安和神都洛陽。
這兩個地方，正是最出科舉人才的關內道和河南道的核心。
原因無他，舉國科舉的政策照顧和教育資源，都集中在那裡。
長安所在的京兆府選送的舉子，前十名被稱為“等第”，坐等及第。據王定保說，十人中最後被安排中科舉的，至少七八人。
如果哪一年禮部不給面子，多讓其中幾個落榜，京兆尹（首都市長）就要發飆，給禮部寫文書抗議，讓考官好好解釋為什麽要讓首都的考生落榜，這到底是幾個意思！
這種權力優勢，是外地州府不可能有的。
洛陽則主要得益於武則天統治時期。當時，武則天將洛陽當作實際首都，在洛陽、長安分別開考，錄取進士，而洛陽的錄取名額竟是長安的三倍。
一直到安史之亂後十餘年，776年，洛陽的科舉才被停掉。但已為洛陽乃至河南道的舉子，提供了諸多便利。
唐代的科舉公平性差強人意，基本是政治本位決定錄取名額。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禮部侍郎崔郾被任命為科舉主考官。
一堆官員跑到崔郾家，向他推薦自己的門生。大名士吳武陵拿著《阿房宮賦》，向崔郾力薦杜牧：“此人不當狀元，誰能當？”
崔郾面露難色，說今年的狀元名額早被預定了，只能給杜牧安排個第五名。
有背景，最重要。
陝西在千年科舉史上最早拔得頭籌。
2. 平民出頭
到了晚唐，王定保出生的江南道（包括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以及江蘇、安徽、湖北之長江以南、四川東南部等地）在科舉上開始冒頭。
原因是，安史之亂後，北方中原地區戰亂頻繁，傳統的經濟發達地區飽受摧殘，人口日益向南方遷徙。這樣此消彼長，南方就開始崛起，無論經濟還是教育，水準都上了一個台階。
韓愈曾說，大唐的財賦來源，十分之九來自江南。
如果王定保早生個一兩百年，估計進士的頭銜就一輩子跟他無緣了，只能感歎自己，官做得再大，“終不為美”。
所以說，人生的成功，時間和區域，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跟唐朝科舉愛開後門、政策照顧明顯等做法不同，宋朝科舉一開始就講究公平，考卷不僅要糊名，還要專人謄錄，避免考官認字跡打分。
科舉真正成為平民階層上升的通道，始於宋朝。
宋太宗在位期間，宰相李昉的兒子李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的堂弟呂蒙亨、鹽鐵使王明的兒子王扶均，這三個人在同一屆科舉中，都考中了進士。
殿試時，宋太宗發現了他們的名字，直接拍板說：“勢家不宜與孤寒競進。”
意思是，你們這些官二代，就別跟寒門子弟搶了。
於是，這三個人的名次全讓給了寒門子弟。
沒背景，比有背景還重要。
統計顯示，整個宋代，布衣出身的進士佔了一半以上。
但是，宋朝科舉有新的問題：南方人太能考了，導致北方人心裡很不平衡，雙方為此吵鬧不休。
最著名的一次，是山西人司馬光和江西人歐陽修，為科舉錄取方法是否公平，大吵了一架。
歐陽修（左）與司馬光。
司馬光說，北方有的路（相當於現在的省），幾十年來竟然連一個考上進士的人都沒有，可見全國一張卷統一錄取，這種做法看似公平，實則太不公平，應該按照人口比例，給各路分配名額，逐路錄取。
歐陽修很不認同司馬光的說法，他爭論說，科舉都是匿名考試，中榜後才知道籍貫，這麽公平的制度去哪裡找？北方進士少，只能說明北方人書沒讀好，說明不了其他問題。國家考試選進士，一定要在全國範圍內把最好的人才選出來，而不要搞成地區間的分豬肉。
雙方的理論，各有道理。
但最終決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鬥爭的勝利者。
在同為江西人的王安石主持變法期間，科舉沿襲了全國統一錄取的做法；到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司馬光上位，就開始試行“分省錄取”。
即便如此，整個北宋期間，南方人將九成進士收入囊中，北方進士僅佔10%左右。南宋時期，因為北方基本淪陷，95%以上的進士都來自南方地區。
從具體省份來看，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進士人數高居全國前三。
根據《福建通志》記載，宋代福建進士共7043名，排名全國第一。
這個數字是什麽概念？
兩宋共有進士28933名（有籍貫者），算下來，福建一省就佔了全國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比位居第二的浙江，整整多了2000多名進士，形勢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
當時人不無誇張地說：“龍門一半在閩川。”福建人絕對是當時全國最能考的。
何炳棣分析說，兩宋時期，尤其是南宋，比較南面的省份受益於遠離宋金邊界，免受戰爭侵擾，經濟與文化也更加穩定發展。浙江、江西和福建，因此崛起。
福建在十二、十三世紀，由於早熟稻的推廣，海上貿易的繁榮，以及如朱熹那樣的大學者的移入，一下子成為文化先進的省份。
宋代福建的進士人數，全國第一。
3. 科舉改革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誰家祖上沒闊過？
但北方人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的史實：唐代以後，在科舉之路上，最闊的永遠是南方省份。
風水輪流轉，只是轉到南方哪個省的問題。
元代常被稱為文化的荒漠，不過，史學家發現，江西當時是全國書院最多的省份。這些書院為江西保留了無數的讀書種子。
江西在宋代，其實文化已很昌盛，人才輩出。唐宋八大家中，宋代佔六位，其中三位是江西人：歐陽修、王安石和曾鞏。
換句話說，十一世紀的中國，執文壇牛耳的有兩個：一個是蘇軾他們家，另一個就是江西人。
在科舉上，宋代的江西，排名僅次於福建和浙江，穩居前三。
明朝開國後的前100年，江西憑借這些文化積累迅速崛起，並超越閩浙兩省，成為全國最能考的省份。
尤其是贛江中流的吉安府，在明初100年間，產生了426個進士，以及33個巍科人物（巍科人物，特指會試第一名和殿試前四名）。這兩個數據，分別佔全國同一時期的1/12和1/4。
在1400年和1404年連續兩次科舉殿試中，共有一甲進士6名，吉安人包辦了5名。真的是全國科舉看江西，江西科舉看吉安。
明代江西地圖，底圖來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整個明代的科舉，可以分三段看：
前面100年，最能考的是江西人；
中間100多年，浙江人發力，比江西人還能考；
最後四五十年，江蘇逐漸取代浙江。
綜合下來，明代全部24800多名進士中，產生進士最多的三個省份是：浙江3697人，江西3114人，江蘇2977人。
有來自福建的朋友問了：兩宋最能考的福建人，這時去哪了？
明代福建以2374名進士，排全國第四。總數是比前三名省份弱一些，但不是弱在考試能力，而是弱在人口總數。
明代福建的人口僅有170多萬，比起動輒五六百人口的浙江、江西、江蘇，顯然吃了大虧。
所以，如果按人均進士數計算，福建人依然是全國最牛的。
這個省每萬人平均擁有進士13.26人，是浙江的兩倍，江西的2.85倍，堪稱一騎絕塵，無人能敵。
對於整個帝國而言，老問題又來了：人才都出自東南，其他地方的人還有什麽奔頭？
早在明初，朱元璋就意識到這個問題。這名開國皇帝是南方人，這逼迫他必須向北方士子釋放更大的誠意，從而凝聚整個帝國。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會試放榜，考上的51名進士全部是南方人，無一北方人。
北方士子群情激憤，高喊有黑幕，聯名向朝廷狀告主考官劉三吾，說劉三吾是南方人，所以偏心。
這件事驚動了皇帝。
為了有效收買北方人心，朱元璋誅殺了新科狀元，並親自出題閱卷，增補了61個進士。這61人，全部是北方人。
此後，明朝的科舉制度迎來重大改革。
大約從1425年起，明朝會試開始試行“南北卷”制度，針對南北方分別錄取進士，比例為“南六北四”，即南方佔60%，北方佔40%。
後來，又增加了中卷，把全國劃分為南、北、中三個區域，分別錄取進士。比例為南卷55%、北卷35%、中卷10%。
這項改革影響深遠，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實行分省錄取制度，“南北卷”制度才最終被廢除。
明代浙江，是全國最能考的省份。
4. 資本時代
明代歷時兩百多年未能破解的南北人才失衡問題，到清代，總算得到了較為妥善的解決。
1712年，已經做了50年皇帝的康熙，突然意識到“南北卷”制度雖然可以相對調和南北方的人才結構，但無法解決省份之間的人才比例問題。
他說，我觀察這些年來的進士錄取名單，有的省進士很多，有的省進士很少，這不科學，以後乾脆“按省取中”好了。
所謂“按省取中”，原型來自於北宋司馬光的“逐路取士”，跟我們現在高考制度中的分省錄取基本一致。
簡單來說，就是按照每個省的大小、人口多寡，分配每個省的舉人名額。比如，浙江、江西都分到了94名，以後這兩個省每屆錄取舉人就都是94人，再由這94人去參加國考（會試），按一定的比例錄取進士。
這種錄取方式，對文化欠發達省份是一個極大的利好。
舉個極端的例子，在實施分省錄取制度前，甘肅連一個進士都沒有，實施後，甘肅一共出了200多名進士。
但對科舉大省則不是好事。分省錄取最大限度地把考試競爭壓縮到了省內，你一個省中舉名額就那麽多，考生都很強的話，競爭肯定就很激烈了。
不過，經過這輪制度調整，清代進士的南北分布，相比明代均衡多了。
在清代總計26800多名進士中，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中舉人數，分別如下：
江蘇2933人，浙江2803人，河北2707人，山東2249人。
兩個南方省，兩個北方省，是不是比明代前四都是南方省看起來舒服一點？
因為進士名額基本都是按省分配，這個時候單憑一個省的進士數來判定這個省的人能不能考，已經不太準確。
更為準確的數據，要看巍科人物（即會試第一名和殿試前四名）的分布。
從理論上講，殿試的名次是中舉者完全自由競爭後分出高下的，這才能代表全國的水準。
清代產生巍科人物539人，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人數，分別如下：
江蘇169人，浙江125人，安徽41人，河北38人。
可以看出，無論是進士人數，還是巍科人物，江蘇人都是當之無愧的全國考霸。
早在清初，翰林院裡幾個文人閑聊，大家談起家鄉的土特產，說來說去無非山珍海味、象牙犀角。輪到蘇州人汪琬，他慢吞吞地說：“蘇州特產狀元。”舉座瞠目結舌。
後來的歷史證明，汪琬真沒吹牛，清代114個狀元中，有24個蘇州人，佔比超過1/5。
江蘇和浙江，這兩個最典型的江南省份，清代一共出了69個狀元（江蘇49個，浙江20個），佔了全國的一半多。這對於全國，尤其是北方，形成了智商上的降維打擊。
有時候連皇帝都看不下去，要出手乾預，平衡一下。
1750年的殿試，內推第一名是江蘇人趙翼，第二名是浙江人胡高望，第三名是陝西人王傑。乾隆一看，問左右：國朝至今，陝西出過狀元嗎？大臣們說，還沒有。
乾隆說，從今天開始就有。
說完，把王傑從第三名調到第一名。在乾隆看來，江蘇、浙江的狀元已經夠多了。
蘇浙兩省為什麽能在最後一個科舉朝代獨佔鼇頭？
說起來，科舉在清代已經進入了拚資本的階段——拚經濟資本，拚文化資本。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有能力搞文化建設，形成良好的教育氛圍。
就單個家庭而言，也相對更有錢讓孩子多讀書，多買書，多請名師。再不濟也有家族互助組織幫忙，上義學，送路費。
學者沈登苗說，“在科舉時代，有否真正的資格應試，主要取決於父、祖輩的經濟條件；能否在場屋中勝出，大多靠的是本人的稟賦與後天的努力。實力——經濟實力與自身智力決定人們在科舉道路上能走多遠”。
事實證明，階層流動的大門，越到帝國晚期，關得越緊。
宋代超過一半進士出身平民，明代這一數據減至47%，清代繼續下降至37%。到了晚清，進士基本被官宦子弟壟斷了。
科舉最後一個朝代，經濟最富裕的江蘇，考試最厲害。
5. 千年變遷
帝製時代，科舉實行了1200多年。每個時代，最能考的人都來自不同省份。
唐代：陝西人
宋代：福建人
明代：浙江人
清代：江蘇人
唐宋之際，進士人數有一個南北易位的過程，此後，北方人再也撼動不了南方人在科舉上的優勢。
歷史上考試最強的南方三省，恰好集中於東南沿海，且隨著時間推移，有一個由南往北越來越強的過程。
就歷史進程而言，除了個人努力，每個時代，科舉的終極決定力量也不一樣。
唐代：陝西人勝出，主要靠地理區位+政治優勢；
宋代：福建人勝出，主要是趕上北方普遍淪陷+科舉平民時代到來；
明清兩代：浙江人和江蘇人勝出，主要靠經濟資本+文化資本。
可見，影響科舉的主要因素中，政治因素有一個由強到弱的過程，與此相反，經濟因素則有一個由弱到強的過程。
最後閑扯幾句。
江西科舉在宋明兩代，尤其是明初的100年，有過閃耀全國的表現。這得益於北方士人南遷，江西靠近水路和相對中央的位置，對他們形成了吸引力，成為其最早的落腳點。
江西由此成為南方最早跨入文化發達省份的一個。
文化南傳，由此興盛。
福建科舉在明清之際的相對沒落，跟鄭成功長期割據東南沿海，與清政府對抗，導致福建戰亂、人口內遷、貿易中斷有關。
等到清軍完成征服，東南的貿易中心已南移到了廣州。在拚資本的時代，經濟比不上江浙的福建，科舉能力自然也就退化了。
科舉時代最後的贏家——江蘇和浙江兩省，其在經濟與文化上的絕對優勢地位，延續至今。
長三角迄今仍是中國最有活力的經濟圈，而這個區域的城市化水準、高等教育水準、經濟異塵餘生能力，均為全國最強。
一項關於中國兩院院士籍貫分布的統計顯示，1955年至2017年間，江蘇籍院士共463人，浙江籍院士共395人，遠遠高出其他省份（第三名，山東籍院士僅157人）。
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長三角地區自明代以來重視科舉、發展教育的當代福報。
為什麽說“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這或許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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