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為什麽如此殘暴？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侵入北平的日軍

導語：在真相得到徹底揭發、道歉得到受害者回應之前，戰爭並沒有結束；對於加害者而言這一點更是如此——他們將不得不背負沉重的道德上的罪惡感。

作者：李永晶，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現代社會理論、近代中日關係史等；出版有《友邦還是敵國:戰後中日關係與世界秩序》。

一、“遭遇”暴行現場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其著名的《精神現象學》中有一個警句：“熟知的東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東西，正因為它是熟知的。”他解釋說，這是人們在認識時事先假定某種事物已經是熟知的，從而不再去探索和追問。在人們的歷史記憶層面佔居固有位置的戰爭記憶，同樣如此。比如說，當代有名的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在探討德國納粹主義犯下的種族大屠殺罪行原因時，就對人們耳熟能詳的各種解釋進行了批評。他說，眾多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解釋，“將刺痛從大屠殺中拔除了出來”，從而導致這種嚴酷的人類經驗無法“以嚴肅的方式”進入到當代意識中去（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譯林出版社，2011年）。

這裡之所以要援引以上兩則說法，原因在於一種體驗——閱讀新近出版的由日裔歷史學家田古治子、西奧多·F. 庫克共同撰寫的《日本人口述二戰史：一部日本平民親歷者的戰爭反思錄》（重慶出版社，2018年），讀者會再次“遭遇”日軍在侵華戰爭期間的各種罪行的現場，“遭遇”歷史真相，進而會“以嚴肅的方式”進入相關問題。眾所周知的“南京大屠殺”和“731細菌部隊”是這種罪行的象徵。這裡摘錄一段讀者必然的“遭遇”的一個現場、即一位侵華日軍情報人員對自身經歷的回憶，來開始我們的探索之旅：

一把好刀無須費力，只要輕輕一動就能砍下一顆頭。但即便如此，有時我還會搞砸。通常俘虜們的身體已經因拷問而變得異常虛弱。他們的意識半是清醒的，身體也會不自主地搖晃，並且下意識地移動。因此有時我會砍中他們的肩膀。還有一次，有個人的肺髒就像氣球一樣彈出來掉到地面上，這畫面令我無比震驚。不過接下來我就會立刻全力向他的脖子砍去。因為動脈被切斷，血立刻就噴濺出來。身體馬上就會倒下，不過畢竟人的脖子不是水龍頭，血很快就停止噴射。每次看到這種場面，我都會體驗到一種狂喜。

這位自述者名叫鵜野晉太郎，負責情報收集工作。據他的自述，他大概砍過40個人的頭，其中最多的一天殺過9人。他回憶說，“如果超過兩周沒有砍一次頭”，就會“覺得全身不舒服”。面對兩位學者的採訪，他還非常坦然地說：“假如我們今天的會面是發生在戰爭時代，那麽我見到你的第一刻就一定會注意到你的脖子。”

上面引文描述的血腥場面和說法的直率，會讓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們感到毛骨悚然，可能引發不適。這種回憶所造成的具有暴行“現場”的衝擊感，打破了我們的日常的心境：戰爭中的暴行不再是“熟知”的，而是一種有“刺痛”的體驗——這就是上面所說的“遭遇”歷史真相的含義。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的各種被冠以“屠殺”、“慘案”、“三光”等的罪行，稱其為“大量虐殺”、即“以殘酷手段進行的大量殺害”或許更為準確。儘管讀者可能都或多或少看過相關的歷史照片，有意或無意間讀過相關的文字描述，但任何一次新的文字或視覺上的“遭遇”，依然會讓我們震驚，讓我們陷入沉思：侵華日軍何以犯下如此罪孽？比如說，將鵜野晉太郎解釋為變態殺人狂，顯然並不符合事實；從目前公開的史料來看，侵華日軍的這種殘虐行為幾乎遍及其所到之處。日軍所製造的暴行，規模大小不同，但在殘酷性上可以說上不分上下。

這種讓人震驚的心理效果，首先源於日軍進行虐殺的個體性特徵——即日軍個體針對受害者個體施加的各種暴行。侵華日軍針對俘虜與平民的虐殺行徑，根據後人總結，普遍包括了包括肢解、剖腹、斬首、挖眼、割舌、強奸、火燒、割乳、水淹等慘絕人寰的方式（參見孫俍工編：《淪陷區慘狀記：日軍侵華暴行實錄》，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我們無意比較迄今為止人類史上所有屠殺的殘酷性，但在最近一個世紀發生的暴行中，上述虐殺手段與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行動所具有的“遠距離和技術”特徵——這些特徵保證了屠殺者對受害者的“盲視”，從而保證了他們個人“道德完整”——形成了尖銳的對照。

這裡要強調的是，上述鵜野晉太郎對發生在太原日軍監獄行為的回憶，因其個體屬性而穿透了時空與國家記憶——通常強調民族整體的苦難與抵抗的正義屬性——的阻隔，它所形成的影像可謂瞬時顯現、橫亙在讀者眼前，其勢迫人，讓讀者以個體的方式“遭遇”真實的歷史。這裡說“真實的歷史”並不是說其他記憶方式不真實，而是意味著歷史真相的個體性側面得到了突兀的呈現。口述史這種當事人現身說法的歷史書寫方式，將關於歷史的個體記憶與國家記憶的異質性突顯了出來。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侵入北平的日軍

二、歷史記憶的個體性

對侵華日軍的暴行產生關注，最初源於我在日本留學時代的一位朋友。某日閑談，這位研究戰爭記憶的朋友突然問我道：你對南京大屠殺知道多少？我很吃驚，也很慚愧自己無法回答，因為重複一遍中學歷史教課書上的描述顯然不合時宜。後來某日，我到校內書店的外文區購書，發現美國華裔女作家張純如（Iris Chang, 1968-2004）撰寫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南京暴行：被遺忘的二戰浩劫》）赫然在目，於是就站在書店裡翻閱了部分章節。

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關於大屠殺的非教科書式的描述，感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後來，我購買了這本書的中譯本（題為《南京大屠殺》，東方出版社，2005年），同時購買並閱讀了包括日本歷史學家津田道夫撰寫的《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新星出版社，2005年）的數種圖書和資料，算是對這一歷史事件有了初步認知。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後所發生的事情，從此不再是一個抽象名詞與整體描述，不再是歷史教科書中的數字，而是一個個生命個體的受難畫面。

這裡有必要指出的是，上面的說法自然有著源於個體經驗的局限性，但也不會因其個體屬性而顯得微不足道，因為它首先是一個真實個體的歷史記憶建構的真實過程，是個體進入歷史的一種真實的方式。同時，更重要的問題也在這個過程中浮現出來——我們今日的讀者閱讀這種非教科書式的歷史敘事時，可能依然難以理解，當年日軍何以如此行事？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戰後堅持的和平主義精神？

當然，很多歷史學家都對日軍行為進行了解釋。比如，荷蘭歷史學家伊恩·布魯瑪在一本近現代日本史的概論中，給出了一個綜合的回答：“一說根源在於日本文化的病態和武士道精神等因素；又說這是一起蓄謀已久的恐怖行徑，發號施令者遠在東京，目的是迫使蔣介石政府屈服；還有說是吃盡苦頭的軍人產生了厭戰情緒，繼而大肆尋找發泄管道”（布魯瑪：《創造日本：1853—1964》，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這三點原因涉及文化屬性、意識形態、政治意圖、現場的情境等，很能說明問題。

事實上，對於這些說法，我們不難找到相應的歷史根據。比如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通過躲避於佛門而最終脫險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工兵團營長的鈕先銘（1912-1996），在當時的回憶中就有“迫使中國屈服”的認知（鈕先銘：《佛門避難記》，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鈕先銘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法國留學的經歷，他及其同時代人們的判斷，自然會讓人們重視。

另外，布魯瑪的說法與前面提到的津田道夫的說法也有共同之處；不過，津田更強調了內在於平民自身的“虛無主義”與“利己主義”的精神結構的病理。他援引日本無產階級作家鹿地亙的說法，認為平民的虛無主義表現為“狡猾的強盜性”、“不勞而獲意識”、“趁火打劫性”、“地痞的破壞性”。這是一種強調內在於近代日本國民與文化的“野蠻性”的看法。關於這一點，鈕先銘在回憶錄中有所提及。另外，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的《菊與刀》（1946年）中，引述了一位日本作家的說法，大意是說，剝開日本人文明的外表，“露出的是海盜”，來表明近代日本人極端矛盾的性格。

對於當時日本知識分子的虛無主義，津田引用了被稱為“有良心的”文藝評論家杉山助平在1937年年末《朝日新聞》南京支局記者談話會上的一段說法，頗具有代表性：

我認為，戰爭一旦開始，為了勝利，為了確保戰果，采取什麽手段都行，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道德都是無力的，無能的。今後的戰爭，區別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是不可能的。迅速的殲滅也是一種慈悲。……我剛聽了抱著兒子的死屍，在雨中持續哭了三天的支那老太婆的話。在莫愁湖邊，躺著這個死屍。老太婆抱著這個死屍撫弄著臉，摩挲著腳，三日間持續地哭著。……然而，天就是無動於衷的！地也是無動於衷的！……所以我對這個眼淚滿眶的支那人的苦惱，只是報以冷笑。奴隸的生命本不值一提。同時我們的生命也不值一提。當前，對於我們來說，惟有努力。惟有豁出性命保衛日本。

這篇文章題為《支那和支那人和日本人》，1938年發表在當時被視為進步綜合雜誌《改造》上。這種讓人感到冷徹骨髓的虛無主義意味著對包括自身在內的生命價值的全部抹殺。這種基於心理的或精神的分析，無疑顯得很有說明力。猶太裔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有一種說法，進一步揭示了這種情境的制度的“極權主義”根源：“徹底的惡與一種制度同時出現，在這種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樣變成多餘的。……極權主義的殺人者最為危險，因為他們連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三聯書店，2015年）。

那麽，上面的解釋是否能讓讀者從震撼中平息下來？答案可能因人而異。事實上，在我自己近年頗為偶然閱讀的一些文學作品當中（比如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葛亮的《朱雀》、嚴歌苓的《金陵十三釵》、張翎的《勞燕》等小說），每當“遭遇”到暴行場面時，儘管場面相似，依然會感到一種心理上的震蕩，讓我一再從根底思考一些基本的、諸如人性、國家與文明等問題。小說構成了個體歷史記憶的一個途徑。

當然，這些問題並沒有簡單明了的答案。前面提到的社會學家鮑曼以及邁克爾·曼等將納粹德國的種族屠殺行為追溯至內在於現代性的潛在屬性，可謂對納粹類型的殘酷行為進行了深刻說明（參見邁克爾·曼：《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這些將大屠殺歸因於現代官僚制度的說法，最初源於阿倫特在1963年使用的“行政性屠殺”（administrative massacres）的說法，用以說明龐大的國家官僚體制的非人格特徵在大屠殺中扮演的角色（阿倫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譯林出版社，2017年）。無獨有偶，有名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早在1949年撰寫的一篇分析軍國主義行為的一篇文章中，在分析侵華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松井石根在“南京殘虐事件”中的角色時，也使用了“官僚精神”（馬克斯·韋伯語）一詞，借以說明近代日本政治“無責任體系”造成的惡果（參見《軍國支配者的精神形態》，載《丸山真男集》（第四卷），岩波書店，1995年）。

不過，不同於德國納粹以“死亡工廠”、“死亡集中營”方式進行的種族屠殺，侵華日軍暴行主體的廣泛性與個體性，似乎無法簡單用現代的官僚行政制度的“惡”來加以解釋。關於日軍暴行的分析，似乎還處於“被遺忘”的狀態。就此而言，當邁克爾·曼提到早期年代的屠殺比現在更加殘忍時，他或許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解釋的線索。比如說，武士道被視為日本文化的代表，但武士濫用暴力的頂峰，就是“竟用無辜者的頭顱來試那新到手的刀”（新渡戶稻造：《武士道》，商務印書館，2006年）。這種暴力與殘酷性顯然只有在非法治的前現代才有可能。這種暴力，我們在前面引述的鵜野晉太郎的回憶中，依然可以看到其痕跡。

這裡我們無法繼續深入探討下去。面對歷史的真相自身，讓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這或許是我們能心平氣和地給出的唯一回答。事實上，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口述二戰史》兩位作者的心聲。我們似乎無法祈求更多：日本各界有識之士正在努力進行這些方面的工作。這些致力於直面歷史的個體的努力，無疑會讓讀者從震驚中恢復平靜，獲得面向未來、致力於未來的精神動力。

三、歷史真相的複雜：731細菌部隊的戰後

歷史的真相得到怎樣的揭示，人們又從中獲得怎樣的經驗與教訓，這些都依賴於個體和群體的努力。2017年8月13日，日本放送協會NHK播放了大約50分鐘的題名為“731部隊的真相——精英醫者與人體實驗”的紀錄片，引發了很大的爭議。該片提出的問題極其尖銳：本來以救死扶傷為己任的醫生，何以參與到人體活體實驗和活體解剖那些喪失人性的殘酷行為當中去？

該記錄片的主創人員以1949年蘇聯主導的731戰犯審判（即“伯力審判”）的現場錄音為主要證言，系統揭示了731部隊組織者石原四郎（1892-1959）與當時日本醫學界通力合作的事實——731部隊的殘酷暴行，是日本帝國精英源於精密的科學與理性算計的結果，是日本國家意志的體現。

石原四郎早年以第一名的身份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院，因其在731部隊的特殊功績，在戰爭結束前已經升至陸軍中將，這被視為軍醫所能獲得的最高軍銜。石原與自己的導師、時任京都大學醫學院院長的戶田正三合作，先後選拔了40名頂尖醫學研究人員到位於哈爾濱郊外的731部隊秘密實驗室進行所謂的研究工作。這40名人員的來源遍布日本大學與研究機構，其中京都帝國大學最多，共派遣了11名；緊隨其後的東京帝國大學派遣了6名。為支持731部隊的細菌與化學武器的開發，日本政府每年投入巨額的研究資金，折合現在約300億日元，可謂是政府強力主導的國家項目；這一研究計劃因而也被比擬為美國同期進行的以核武器研製為目的的“曼哈頓計劃”。

日本戰敗後，美國為獲得731部隊的研究資料，以石原四郎等罪大惡極的“戰犯”提供全部研究資料為條件，免除了他們的戰爭責任。美國國務院在1947年9月8日對聯合國佔領軍司令官麥克阿瑟（1880-1964）下達的絕密檔案及隨後的“備忘錄”中寫道：“對美國來說，731部隊的細菌戰資料的價值，遠遠超過了對石井等人追究為戰犯所產生的價值。這在美國的國家安全保障上，更為重要”（ 森村誠一：《惡魔的飽食——日本731細菌戰部隊解密》，第二集，學苑出版社，2007年）。結果，多達三千餘人的受害者的正義遭到了第二次蹂躪——窮凶極惡者的罪孽，因所謂的國家利益而被掩飾起來；戰後世界秩序的不義以及世界政治中的現實主義性格，由此可見一斑。

由於731部隊的研究始終以秘密方式進行，加之美日之間進行的醜惡交易，所有當事者都三緘其口，結果其罪行長久以來不為人所知。石原四郎自然得以安度晚年，戶田正三等人更是在戰後的日本享受了醫學權威的美名；其中，更有甚者、比如主導活體凍傷實驗——實驗活體從數個月大的嬰兒到成人不等——的吉村壽夫竟然矢口否認自己參與實驗的事實。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凍傷實驗室

在石原四郎死去後，731部隊的殘酷行為逐漸得到了揭發。1981年11月，日本作家森村誠一出版了題為《惡魔的飽食——“關東軍滿洲731石井細菌部隊”恐怖的全貌》的紀實作品，731部隊的真相開始大白於天下。這部書前後賣出130萬冊，成為當時的暢銷書。1985年8月，英國ITV電視台在英國播放了名為“731部隊——天皇是否知道？”的電視節目。同年12月，美國ABC電視台購買了這一節目，在美國播放（西裡扶甬子：《在刺刀和藩籬下——日本731部隊的秘密》，沈陽出版社，2017年），731部隊的罪孽進一步為人所知。日本的有識之士，比如歷史學家常石敬一、松村高夫、吉見義明等人，也對731部隊進行了持續的研究，出版了許多研究成果。在上面介紹的紀錄片中，NHK更是不為尊者諱，將複雜、殘酷的真相再次呈現了出來。

當然，歷史記憶並不僅僅依賴於上述研究成果的客觀呈現。如前文提到的一樣，個體的每一次與歷史事實的“遭遇”，更是構成了當下記憶乃至歷史自身的一部分。那些遭到虐殺的個體生命，比如說，那些僅僅被稱為“馬魯太”（又譯為“馬魯他”，即實驗材料之意）的無名生命，屬於他們的正義如何才能得到哪怕一絲的挽回？將本來是被俘的抗日士兵或遊擊隊員汙蔑為“馬賊”，731部隊的研究人員試圖維護自己的“道德完整”。那麽，那些成為活體實驗犧牲者的婦女和兒童呢？森村誠一在《惡魔的飽食》中詳細記載了一些罪孽的現場，其深刻的用意正在於此；這裡抄錄一例：

1943年的某一天，他們把一個中國的少年帶進了解剖室。據原部隊人員說，這個少年並非“馬魯太”，估計可能是從哪裡拐騙來的，詳情不得而知。……這位少年年齡約十二三歲。……他們首先把浸透了哥羅仿（麻醉藥）的脫脂棉捂在那個躺著的少年的嘴和鼻子上進行了全身麻醉。……從這個沉睡中的少年身上依次取出腸、胰、肝、腎、胃等各種內髒，分別計量之後把它們丟進了桶裡。……取出的內髒，泡在福爾馬林液中，還在不斷地抽動，進行著收縮運動。“喂，還活兒著呢……”不知是誰這樣說道，這可以再造一個活人。

這是讓人窒息的描述。森村誠一寫道，這個少年“本人也不會知道自己被活生生地解剖的理由”，因為本來就沒有什麽理由——據一個原731部隊人員回憶說，解剖他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取得一個健康的男少年的內髒。”森村在書中，還記述了一個俄國母女二人慘遭殺戮的細節；事件發生在1945年7月，日本投降的前夕。一位原731部隊人員這樣作證說：

母親個子不高，一頭金發，30歲左右；那個女孩最多不過三四歲……即將往室內送毒氣時，偎依在母親腳下的那個女孩還抬起頭來，從玻璃屋內以好奇的目光環視著四周。母親用雙手靜靜地按著這顆放射出天真目光的褐色頭髮的小腦袋。這時，女孩把頭貼在母親的懷裡，一動也不動……正在這時，毒氣噴射進來了。……可憐的母女倆人緊緊地靠在一起先後斷氣了。母親的手始終放在女兒的頭上。……當時我的工作是……握秒表，測母女咽氣的時間……

人世間的殘酷與個體命運的悲慘，或許莫過於此。儘管如此，如同西裡扶甬子指出的一樣，731部隊的隊員們，“沒有同其他多達1000人的甲乙丙級戰犯一同被處刑，而是在我們的城市和鄉村以被‘尊敬’的市民身份生活著”，在“子孫繞膝”中“靜靜地老去”（同前，“前言”）；在歷史罪惡未得到清算的情況下，人們若無其事地享受著731部隊活體實驗獲得醫學成果。這也是歷史的真相。

四、罪孽發生之後：救濟還是忘卻？

關於侵華日軍的暴行，如果說後世學者的總結，由於其固有的抽象性和客觀性而掩飾了一部分人類經驗的意義，那麽當事者的說法，就成了我們認知歷史真相時相對有效的參照物。比如，本文開篇處提到的鵜野晉太郎在其口述當中，曾自問自答道：“你或許會問，為什麽我們要這樣殺人。因為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自然而然就發生了。”這可能是侵華日軍在暴行現場的邏輯；而在暴行現場之外，有著深一層的觀念邏輯：

我抱定這種信念並按此行事，確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義之事”。因為所有人都是按照長官的指令行事，這是為了國家利益而行動，是在為祖先的英靈盡孝。在戰場上，我們從未看重中國人的生命。當你一路高歌猛進時，失敗的一方看上去真的很卑劣。因此我們認定，大和民族是更高級的種族。

這些說法，反映了日軍暴行發生的一些原因，包括現場的情境與意識形態灌輸的結果。與學者的總結不同之處在於，上述引文是一個真實加害者個體的回憶——那一刻他既沒有掩飾真相的必要，因為他已經獲得基於法律判決與懲罰後的免責，更無誇大真相的必要，因為他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礙，正在為自己“犯下的罪行深深地懺悔”。那麽，這種微觀的回憶與記憶的真實屬性，是否最終說明了日軍肆意施加暴行的原因？我們很難對此進行判斷，更無法代替他人進行判斷。

面對傷痛記憶，人們獲得精神安慰的途徑或許只有兩條：其一是獲知歷史的真相；其二是獲得來自加害者的道歉。對於暴行何以發生的解釋，從屬於對歷史真相的揭示。在這兩點上，發生在距今近70余年前的這場戰爭，至今仍未終結——儘管有許多日本有識之士在致力於發掘歷史的真相，並對受害者進行道歉，但作為國家代表的日本政府，表現得並不合格。

退一步而言，即便日本官方可以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國策進行某種程度的正當化辯解，但對於確鑿無疑的事實——日軍針對無數個體的慘無人道的虐殺行為，除了坦然面對、真誠道歉之外，並沒有其他的選擇。然而，作為國民代表的日本政府，似乎尚未意識到問題的所在。西裡扶甬子在其作品中寫道：“我認為，日本在學校裡向下一代傳承如此真實歷史的努力顯著缺失。中國人的‘怨’來自何處，為何他們所報為‘德’，年輕的一代完全沒能理解”（同前，第419頁）。

西裡指出的這一點，可以說是人們對日本歷史教育問題的普遍共識。比如，日裔美國學者米山·理佐指出，戰後日本國民僅僅記得本國在戰爭中諸如遭受原子彈打擊等的苦難部分，而“不敢將日本帝國的殖民地統治以及在日本人民的名義下實施的殘暴行為作為國家歷史的一部分加以敘述，支配著這一行為的，可以說是‘忘卻的政體’。”米山接著指出，這種政體的既成性格、亦即沉默與隱瞞，與戰後冷戰世界秩序有著共犯關係；但在冷戰結束、全球化加速的1990年代以降，承認過去的錯誤並進行道歉，才是日本政府最有效的策略（小森陽一、高橋哲哉編：《超越民族與歷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眾所周知，“以德報怨”是抗戰勝利後，中國最高統帥蔣介石對全軍下達的命令，告誡將士不要對繳械的日軍進行報復。這種寬大的人道主義胸懷，真實表現了中國文化的人道主義本質。我們繼續看一下鵜野晉太郎的回憶：

每天我都提心吊膽，擔心明天自己會不會被處以死刑？每每想到此處，我都徹夜難眠，睡夢中常常聽到母親的呼喚。但是，中國共產黨給我的懲罰只是13年的有期徒刑。宣判之後，幸存的中國家庭質問法官並且大聲哭訴。而最後的結果為，我只要服刑8年就可以出獄。……我由衷地相信，是中國共產黨饒了我一命。就這一點而言，他們與美國人和盟軍大不相同，後兩者絞死了1068名俘虜。

這是國家層面上“以德報怨”的結果。戰後的日本社會當中有著一股強大的和平主義思潮，這與普通的日本國民對自身在戰爭中的遭遇以及對戰爭的深刻反省有關。鵜野晉太郎能最終對自己的暴行進行懺悔，更是與戰後中國政府“以德報怨”的寬恕政策有關。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戰後日本和平主義精神的確立，是經歷過戰爭的人們共同努力的結果。

2009年8月15日，日本友好社團在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為抗戰中死去的中國平民進行悼念

五、尾聲：我們要怎樣的歷史記憶？

本文在敘述過程中，還觸及了另外一種類型的問題，即關於歷史的國家記憶壟斷或者說代表了複雜的歷史記憶自身。尤其當個體記憶被國家記憶所代表並遮蔽時，人們就失去了審視歷史與文明進程的最重要的視角，即人的尊嚴與權利。對於這一點，旅日中國學者聶莉莉的一則說法引人深思。針對日軍731部隊以及1644部隊於1941年11月4日在中國常德發動細菌戰的後果，她從受害者歷史記憶的角度，頗為詳盡地記錄並分析了幸存的當事者及遺屬的證言（聶莉莉：《傷痕：中國常德民眾的細菌戰記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在全書的最後，她寫道：

一直以來對日本軍隊所犯下的戰爭罪行的指責是籠統的，缺少活生生的每一個人、家庭、地區社會被侵害的具體形象，對其反人道性質的追求缺失了人本身。受害者的痛苦經歷應該是反映出犯罪者原形的“鏡子”，活生生的具體的受害經歷，能夠清晰地映照出加害者對人道進行侵害的原形。

這種對“受害者痛苦經歷”的記錄，可以說是將前文提到的“刺痛”還原到人們的歷史記憶當中。無需說，讀者在閱讀這部書中的民眾證言時，必然再次“遭遇”罪行的現場。這種現場感是其他記憶方式很難提供的珍貴體驗。所謂的“以史為鑒”，對於個體而言，歸根結蒂就是以自己體驗的或記憶中的歷史為坐標，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建構一個有意義的秩序，從而為生活提供不可或缺的意義體系與心理能量。

這麽說的目的並不是要指出在共同體生活中同樣不可或缺的國家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局限，而是要將我們的歷史認識引向深入。在人們的歷史意識和現實的行動之間，往往有著人們覺察不到的直接關聯，並最終決定著我們時代的文明屬性和文明程度。對於遭受侵華日軍迫害的個體及其遺屬而言，如同他們今日的證言所彰顯的一樣，戰爭並未簡單的結束。這些個體的生命與福祉，有必要納入到某種“國家記憶”的秩序當中，讓他們真正感受到戰爭已然終結。

至此，我們有必要重複一下前面提到的一個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在真相得到徹底揭發、道歉得到受害者回應之前，戰爭並沒有結束；對於加害者而言這一點更是如此——他們將不得不背負沉重的道德上的罪惡感。這就是米山·理佐所說的“忘卻的政體”難以為繼的根本原因。或許是意識到這一點，我們看到日本有識之士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致力於揭發日本軍國主義製造的種種罪孽，並試圖從官方和民間兩個層面對各種受害者進行救濟。無需說，來自加害者一方的這些行動，在促使歷史和解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所選事例與引述多取自日本（或日裔）學者的著述，用意也在於此。

2018年4月2日，常年致力於追究731部隊真相的日本有識之士做出了新的努力；他們結成團體，要求京都大學取消一位名叫平澤正欣的人的學位。平澤是原731部隊的隊員，1945年5月從京都帝國大學取得了醫學博士學位。人們要求取消的理由是，他的學位論文使用的實驗數據，正是來源於人體的活體實驗。這一最新的舉動可謂是對歷史真相的繼續揭發，也是對和平主義精神的堅持與維護。在這些真實的個體的努力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性的曙光。本文重述歷史的目的，也正是在於獲得一種深度的歷史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