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陳九霖
土耳其原本屬於最接近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委內瑞拉原本是靠石油發展起來的強盛的國度。那麽，他們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從天堂走下地獄的呢？這兩個國家過山車一樣的經濟發展歷程，能給我們中國哪些借鑒呢？
最近，南美國家委內瑞拉和橫跨歐亞大陸的國家土耳其發生的危機，頗為引人關注，人們都在擔心他們的危機會不會像當年的歐債危機那樣蔓延至全球。
委內瑞拉惡性膨脹，貨幣貶值，一杯咖啡的價格居然從2300玻利瓦爾幣漲到了200萬玻利瓦爾幣；其物資匱乏的程度，連藥店、超市的貨架上都是空蕩蕩的，以至中產階級都餓倒在垃圾推裡撿吃的；社會治安惡化，暴力犯罪猖獗，發給孩子的免費午餐也遭到哄搶，警察白天當差晚上成了劫匪。自2014年經濟危機以來，委內瑞拉的“極端貧困”人口已經增加了53%。有人形容說，委內瑞拉是20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最大規模的崩潰。
在土耳其，雖然總統埃爾多安上台後，一直維持6%-10%的高速經濟增長，但土耳其不是依靠創新與內需而發展的，而是高度地依賴外國資本。截至2017年底，土耳其企業部門的外匯債務已經攀升至3280億美元的高位。經常账戶的赤字500億美元，而土耳其央行持有淨國際儲備僅450億美元。土耳其債務與GDP的比值高達70%。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土耳其原本屬於最接近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委內瑞拉原本是靠石油發展起來的強盛的國度。那麽，他們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從天堂走下地獄的呢？這兩個國家過山車一樣的經濟發展歷程，能給我們中國哪些借鑒呢？
儘管委內瑞拉和土耳其的危機分別存在各自的原因，引發危機的導火線也不同，但從總結教訓以便獲得啟示的角度出發，他們的確存在很多共同之處。除了這兩個國家在政治上的強人統治和烏托邦式的理念之外，他們普遍存在的問題是高通脹、高債務和缺乏支柱性產業，即整個國家都沒有形成核心競爭力。
委內瑞拉自查韋斯統治以來，一方面實行強人政治，另一方面實施不切實際的高福利制度。但查韋斯幸運，在其統治時期，高油價為委內瑞拉帶來了巨額的財富。但隨著後來油價的暴跌，政府收入銳減。為彌補財政赤字，委內瑞拉央行不得不開動印鈔機，泛濫發行貨幣的結果，自然造成了通脹的飆升。
而貨幣的急劇貶值，造成了民眾收入的大幅下降，失業率也不斷抬升，大量資本加速外逃，委內瑞拉本來就不多的外匯儲備很快接近耗乾，這又形成惡性循環，進一步地加劇了貨幣的貶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到今年年底，委內瑞拉的通脹率將將高達1000000%，逼近人類通脹史上的最高水準。過去四年，委內瑞拉的GDP大跌了35%，比美國大蕭條時期還要恐怖。
委內瑞拉的支柱產業是石油，它擁有全球最大的原油儲量，比沙特還要多，差不多相當於伊朗和伊拉克兩國儲量之和，是俄羅斯的三倍。委內瑞拉長期寄生於石油，沒有發展起自己的民族工業。委內瑞拉超過2/3的商品都依靠進口，成了南美少數的幾個連農產品都要進口的國家。
石油價格的下跌和美國的製裁，成了壓死委內瑞拉的最後一根稻草。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被美國《時代周刊》稱為“中東之王”，被該國反對派稱為“土耳其第一狂人。” 其政治野心是恢復昔日奧斯曼帝國的輝煌與榮光。
在過去的11年裡，埃爾多安采取了一系列的激進措施，促使土爾其的GDP年大幅增長，最高時達到11.11%，一度超過中國的增長速度。除了2009年因為經濟危機出現下滑之外，埃爾多安統治期間的大多數年份裡，土耳其的增長都維持在6%以上，跑贏了絕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2017年，土耳其的人均GDP為10512美元，位居全球第63位，比中國的71位的8643美元高出不少，也高過馬來西亞、墨西哥和巴西。
但是，土耳其的增長方式非常簡單、極為粗暴，那就是：通過印錢，刺激增長。從2003年至今，土耳其的M2增加了24倍。
與此同時，土耳其外債高築。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土耳其2017年的GDP僅為8495億美元，其外債約佔GDP的55%。2018年第一季度，外債總額達到4667億美元。而土耳其的外匯儲備卻只有1350億美元，連償付外債和經常账戶赤字的一半都不夠。
今年7月，土耳其的通脹率達到12年的新高，達到了15.85%。高通脹也增加了土耳其的借錢難度。到2017年底，土耳其銀行利率一路飆到了17.75%。
土耳其的旅遊、銀行、建築業較發達；但工業較落後，產業部門不全，生產工藝及其技術水準較低，唯製衣業較發達；農業以麥子、棉花、橄欖、煙葉、茶葉、豆類植物生產為主，機械化水準不高。
房地產早已成為土耳其的支柱產業。2018年第一季度，建築業的增長率為6.9%，非常接近7.4%的GDP增長率。土耳其的房地產價格指數，一再迎來大爆發。它從2008年不到2000億的總量，一直漲到了如今的1.2兆，10年間上漲了6倍還多。可是，在過去的兩個月裡，土耳其的房價平均已經下降30%。今年以來，房價已經降了近60%。
由於除房地產之外，土耳其沒有其它核心產業，美國稍一製裁就讓其風雨飄搖。
與委內瑞拉和土耳其比較起來，中國具有不少相似之處，又有很多不同之處。
相似之處主要在於超發貨幣。從1996年到2016年2月底，我國M2的總量是1995年年底的23.5倍，年複合增長率為16.8%。而同期美國的M2總量卻是1995年年底的3.4倍，年複合增長率為6.35%。最近兩年，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我國的M2增速有所放緩，但仍然明顯高於我國GDP的增速和美國M2的增速。有人據此計算後，認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應該是60：1。但因為股市和樓市積壓了大量的資金，達到這個程度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我國與委內瑞拉和土耳其不同的地方很多，也十分明顯。最主要的體現在，經過改革開放40年來的洗禮，中國已經建立了種類龐大而齊全的工業體系。儘管中國的印鈔也帶來了通貨膨脹、房價飆升等問題，但是，印鈔後的投資也給工業體系帶來了新的活力，讓其變得成熟和高效，而工業體系所帶來的生產更新又促使中國的經濟進一步穩固，為社會所帶來的財富總量也不斷增加，這樣，又將貨幣超發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和房價上漲做了消減。
為了吸取委內瑞拉和土耳其的教訓，我國在擠掉地產和金融泡沫，優化債務結構，控制貨幣超發的同時，要在3個方面苦下功夫、做好功課——這也是我們應對中美貿易戰的良方：發展高科技產業、高端製造業、高度發達的金融業。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在我國早已形成了共識。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所做出的研究表明：在美國戰後農業生產的增長中，物質資本積累的貢獻率僅為20%，其余的80%是由科學技術引起的。但是，我國科技產業的發展還存在起步晚、投入不足、發展不平衡、核心技術缺乏和對GDP的貢獻不足等問題。
在一些創新型的國家中，科技創新對GDP的貢獻率高達70%以上， 而美國和德國甚至高達80%。 截止2017年，中國的科技創新對GDP的貢獻率卻只有40%左右。而且，我國缺乏關鍵技術。以手機為例，有人形象地說，我國的手機無臉、無腦、無心，即人臉識別、後台運營和核心芯片都不能自主生產。美國對中興通訊的打擊，就是極其現實的事例。
自18世紀中葉開啟工業文明以來，世界強國的興衰史和中華民族的奮鬥史一再證明，沒有強大的製造業，就沒有國家和民族的強盛。打造具有國際核心競爭力的高端製造業，是我國提升綜合國力、保障國家安全、建設世界強國的必由之路。我國在雷射、微晶鋼、通訊、航天、高鐵等製造方面，目前處於世界超一流水準，而在其它的重工、輕工、電子原件等方面還相對較弱。《中國製造2025》明確指出了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上等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十個重點高端製造領域。這表明，我國已經意識到發展高端製造業的意義。但美國對此頗多憂慮，並成為中美貿易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化解中美之間的分歧，如何有效地落實這一規劃，還需要探討，妥善把控。
近幾年來，我國在化解金融風險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但防備金融風險，不意味著釜底抽薪，遏製金融產業的發展。正好相反，我國必須強化金融產業的發展。在我看來，金融業是我國當前的一個短板，需要盡快彌補，並創新發展。美國之所以能夠在全球揮舞貿易戰和經濟製裁的大棒，主要是其實力和影響力，其核心內容是成熟市場、創新能力、科學技術和美元金融。金融業對美國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以美元為例，全球幾乎90 %的貨幣交易，都涉及美元，或者以美元的形式來進行，這意味著全球每天都有價值4.4兆美元的交易。此外，全球各大央行大約60 %的外匯儲備都是美元，總計6.5兆美元。美國也是全球金融體系最為發達、最具創新的國家。
雖然有人把金融產業劃歸虛擬經濟，但是，我們要趕超美國，離開了金融實力完全是癡人說夢。我們必須補足金融方面的短板，包括股市、債市和匯市諸多方面，尤其是要促使金融更好地服務實業發展，同時，自身也發展成一個強大的產業。
在當前情況下，我國要在3個領域把長期佔用的資本解放出來，讓其流入最需要的地方和我國戰略布局的領域：
一是房地產。居民購房的資金無非是自有資金和貸款與借款。2007年，我國居民債務佔可支配收入低於35%，而最新數據顯示，已經高達90%，差不多已經快追上美國次貸危機前的水準了。這部分資金大多被套牢在房產上。因為房價持續上漲，還出現了一個“炒房”階層，即購買住房不是用於居住，而是用於投資，實則是投機房價持續上漲。無論是自有資金，還是銀行貸款，還是炒房資金，把本應該用於正常投資的資金轉移到了房地產，會造成實體企業運營與發展資金的不足。
二是股市。2018年已彈指過去了一半。從上半年的數據來看，今年美股納斯達克指數漲幅達7.85%，其最近的三年漲幅為46.54%。相比之下，今年上半年，我國上證指數下跌15.73%，深成指下跌17.83%，分別位居16個全球市場指數的第15名和第16名。而且，過去三年的漲幅也雙雙墊底，從2015年6月28日以來，分別下跌了33.53%和37%。我國股市套牢了絕大部分股民的資金，這樣，一是造成了民間資本投資實體企業的資金不足；二是股市長期低迷，也造成了上市企業再融資的困難。
三是國企佔用資金。我國銀行從資金安全的角度出發，更願意把資金貸給國有企業，而非民營企業。但相對於民用企業，國企資金佔有量大、使用效率低。不少國企甚至成立小額貸款公司，按7%-9%成本從銀行貸款，再轉手以18%~24%的高利率貸給中小企業。這不僅進一步加劇了銀行信貸資金的緊張程度，還大幅地推高了市場利率。還有補貼問題。通過上市公司數據估算，2017年，我國政府向企業發放的補貼規模在數千億級別，按照取中性假設的估計值，同年企業所獲補貼的金額超過4300億元。然而，政府補貼的分配向國有企業傾斜，使得民營企業在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加劇了融資的壓力。
總之，吸取委內瑞拉和土耳其危機的教訓，我們要綜合施策，短長結合，防患於未然。短期內，要減少貨幣的超發，控制通貨膨脹，防範債台高築，尤其是控制與減少地方債務，防止和化解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從長遠戰略角度看，一定要通過強化上述“三高”產業，打造國家核心競爭力。這不僅可以化解中美貿易戰，防範委內瑞拉和土耳其類似的危機，還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的根本之策。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北京約瑟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曾擔任兩個世界500強企業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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