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權力和真相的糾葛，歷史學家該如何選擇和書寫？

在專業的歷史學家眼中，我們該怎麽看待“歷史是勝利者所書寫的”這樣的歷史觀？面對記憶和遺忘的競爭，還有權力和真相糾葛，歷史學家又該如何進行選擇和書寫？

7月1日，北京大學教授羅新在彼岸書店與我們探討了這些問題。

作者 | 徐悅東

“歷史是勝利者所書寫的”？“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專業的歷史學家眼裡，我們該怎麽看待這種在權力籠罩下所滋生出的歷史觀？歷史學家身處權力與記憶編織的羅網中，面對權力和真相、記憶和遺忘的競爭，他們又該如何選擇和書寫？

7月1日，在由《經濟觀察報》書評和理想國在彼岸書店舉辦的“建構還是遺忘”新書講座中，北京大學中國古代研究中心暨歷史系教授羅新與大家談了談這門糾纏在權力和真相之間，與記憶和遺忘有關的學問。

作者: 羅新

版本: 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 2019年5月

專業的歷史學家的專業性，

在於其思維方式

羅新認為，歷史學的業餘愛好者和專業的歷史學家之間，的確是存在著很大落差。羅新回想起他讀大學的時候，他本科念得是中文系。但他在上大學期間也讀了好多歷史書，所以他當時認為，自己與學歷史的學生的差距並不多。

後來，在羅新讀研究生期間，他才發現自己與歷史專業學生的差距很大。直到他上研究生二年級的時候，他的導師給他們開了一門課，一起讀《三國志》，他才有一種眼前突然開闊的感覺。“我當時就跟自己說，我現在入門了。我知道我進入了這個專業領域。我終於知道什麽叫歷史了。”

業餘的歷史愛好者也許和專業的歷史學家讀的書或文獻都是一樣的，甚至許多業餘的歷史愛好者比專業的研究者讀的書還多，但是他們不一定能像歷史學家那樣提問題。而“什麽叫專業，專業就是以一種專業的眼光思考問題和提問題”，要有歷史的思想、歷史的思維。

羅新

羅新舉了三國史的例子。大家普遍都熟悉的中國古代史就是三國史。歷史愛好者也許會喜歡三國的歷史人物，但是對於專業的歷史學家來說，他們只是這個複雜的社會裡的一種力量而已。專業的歷史學家也許會問，為什麽漢帝國這樣一個完整的政治結構會在那時變成了一個破碎的結構？而且這個破碎的結構差不多延續了將近400年。而400年對於許多國家來說，就是全部的歷史。

若是大家讀《三國演義》，也許會得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的答案。但是羅新認為，這種簡單的歷史哲學沒有意義，它會把我們的思維堵死。專業的歷史學家會探究分裂背後的社會、文化、政治、以及地理方面基礎。他們還會注意這些分裂的因素到底是如何慢慢積累起來的，以及當時為什麽卻沒有人注意到。

“一切史學皆史料”

抑或“一切史料皆史學”？

傅斯年曾說，“一切史學皆史料”，而羅新在《有所不為的反叛者》裡卻說，“一切史料皆史學”，這該如何理解呢？羅新認為，這兩種說法都是“耍小聰明而已”，他們只是把話說得簡潔一點，讓大家都比較好記住。傅斯年那一輩學人提“一切史學皆史料”是有很大的意義的，因為他們要建立中國的現代歷史學。傳統的歷史學沒有分清楚史學分析與史料之間的關係，所以我們要先對史料進行鑒別和分析。

傅斯年

而如今，這百年來的史學發展已經在那一代學者的基礎上推進了很多。這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當代的學者都受過基本的訓練，知道怎麽去鑒別史料，如何進行史學分析。那麽史學的進一步發展是什麽呢？羅新認為，“我覺得我們到了一個把我們的史料都能看得很清楚的時代，但我們卻忘記了這個史料本身的敘述對象。”

“所以我說，我們要把所有的材料，包括那些文字型材料和非文字型材料，都當作一本書來閱讀。我們把它們當做史學來分析。這樣我們就能認識到這個材料的深刻性。我們眼前的史料，就不再只是簡單的對或錯、真或假的問題，而還有背後的歷史邏輯。哪怕我們眼前的史料是一個謊言，那這個謊言也是一部歷史。”羅新說，其實這樣的想法也跟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所主張的史料批判的思想是一致的。

“歷史總是勝利者書寫的”，

那麽我們該如何通過歷史看到真相？

羅新認為，雖然《二十四史》中有許多都是官方編撰的，官方有一套自己的編寫原則和審查體系，這當然反映了當權者的意志，但是，我們不能說那裡面都是謊言。因為這個行業就是以記錄真事為其特徵的。當然，在記錄的時候，寫作者可以上下其手，玩弄手段。而且，寫作者也有其人性的各種特點和傾向。但是，不管在哪個國家，我們都會發現有歷史學工作者冒著危險去對抗權力，去寫下一些對當權者不利的歷史，這都是讓人尊重的地方。

此外，作為研究者，我們要具備基本的讀歷史的態度，那就是懷疑。我們還要有批判精神。“我能夠用批判性的思維來思考這個問題，最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夠提出一個嶄新的問題是需要想象力的。而提出一個過去人從沒有去思考的問題，再用自己的經得起歷史學的檢驗的辦法來論證、回答這個問題，這是作為一個現代史學研究者的一個基本品質。”

“完美的記憶是對歷史的謀殺”

我們要看到遺忘的價值，以及記憶與遺忘的競爭

羅新提到《權力的遊戲》裡面，有一隻三眼烏鴉，能夠專門替大家記憶。它能回去看歷史當中發生了什麽。“如果我們的記憶當中有一個最終的裁決者，那就太可怕了。他擁有的這個權力是絕對的，所以三眼烏鴉後來不僅當了國王，還擁有解釋歷史的權力。這相當於它又做了教皇又做了皇帝。那樣的社會挺恐怖的。”

羅新希望將解釋歷史的權利交給大眾，讓我們自己來記憶想記下來的歷史。毫無疑問，我們的記憶是有缺點的，這也是歷史學的特點。每一代人的記憶都是殘缺的，我們都會遺忘很多東西。但是這並沒有關係。

“所以我寫那篇《遺忘的競爭》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提醒大家，特別是年輕的研究者，我們總在說記憶的時候，其實歷史是遺忘的。因為未來不需要那麽多記憶。什麽都記住了，那就沒有歷史了。完美的記憶是對歷史的謀殺。歷史就是要忘記好多東西的，然後抽出一些有意思的東西說出來，那就叫歷史。我們只需要我們每一個時代裡，我們的思維和精神關懷所需要的東西。我們此刻關心什麽，就去思考什麽，就去過去尋找一些素材、一些養分，這才叫歷史。”

我們每一代人關心的問題是不同的，我們每一代人對同一個問題會尋求不同的解答。這也是遺忘的重要之處。此外，我們也應該要看到，有些遺忘並不是自然的。有些發生過的事情會被禁止研究甚至提及，這就會造成遺忘。這是權力製造的遺忘。而研究歷史的人在心中要時時刻刻警惕這一點。

羅新還認為，遺忘與記憶一樣，是一種競爭。有的人想讓你遺忘，有的人不想讓你遺忘。所以，這是不同敘述之間的一種對抗。我們要意識到這一場競爭是很重要的，對抗遺忘的方法就是將它寫下來。

羅新舉了《心史》的例子。《心史》的作者是鄭思肖，他是元朝的南宋遺民。他對南宋被元滅了不服氣，所以就寫了很多東西，然後他把這本書埋到井裡。“因為讀書人都知道將來總是會變的，將來總會有一天他們會完蛋”。當然，這事有可能是明朝人編的，但不管此事是真是假，這就是一種對抗權力，對抗遺忘的方式，更不用說，有很多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這些代價，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或敢於承擔的。

我們該如何看待歷史建構？

“我們知道中亞從19世紀中期以後，就是沙皇俄國的統治區，到了十月革命之後，就完全成為蘇聯的一部分。所以過去，中亞的歷史論述當然是要放在蘇聯的歷史學說當中來敘述，所以他們對於中亞過去的歷代的統治者，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都是持否定態度的。但是，到1991年之後，這些國家都獨立了。這些國家都不能再講蘇聯的歷史了，而且要故意跟蘇聯撇開關係，要把蘇聯統治時期和俄羅斯統治時期要看作是一個外族入侵的時期。那麽講自己民族的歷史就變成一個有趣的問題。”

羅新說，塔吉克斯坦把薩曼王朝的創立者索莫尼當成了自己的民族英雄。在塔吉克斯坦，不管哪座城市，都有索莫尼的巨大雕像，塔吉克斯坦的貨幣部門名稱也叫索莫尼，即使索莫尼從今天塔吉克斯坦的領土上起家，但其中心建立在今天的烏茲別克裡。而在烏茲別克，他們則把曾被蘇聯描繪成“惡魔”的帖木兒當成自己的民族英雄，即使其實是烏茲別克人把帖木兒帝國趕到印度去。

帖木兒

哈薩克則比較好辦，他們找來了自己歷史上的幾個可汗當民族英雄。吉爾吉斯斯坦則比較難辦，他們就找了傳說中的瑪納斯來當英雄。土庫曼斯坦則更加困難，他們民族出現的時間比較晚，連英雄傳說都沒有，就乾脆找了西部突厥人共有的一個傳說裡面的烏古斯來當民族英雄。這些都是歷史的建構。在塔什乾的帖木兒廣場的帖木兒雕像上，刻有一段文字，寫著“權力在正義之中”。“但是對於我們學歷史的人來說，我們都很清楚，權力不在正義之中，正義在權力之中。”

而對於中國這樣有著豐富歷史的國家來說，我們該怎麽看待歷史建構呢？羅新認為，中國有著舉世無雙的歷史敘述傳統，不管是知識分子還是皇帝，歷朝歷代對編歷史書都有著極高的熱情。“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續編寫歷史的文明體”。前一個政權為後一個政權編寫一個規定的歷史，這相當於對過去若乾歷史問題的一個決議，這個決議一旦出來，大家就得照著這個說法來，不然就成了“史案”。

因此，古代中國同時有著一套非常複雜的編寫歷史的機構和制度，我們要用史學思維來理解這個現象。我們經常說，“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史傳統，換句話說，中國有政權持續的、連續的乾預歷史寫作的傳統，這是全世界唯一的，所以這才是政史的傳統。”

羅新認為，這是由於歷史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對於一個政權來說，隱含了某種不安全感。為了去除這種不安全感，我們就應該把歷史說得清晰簡單一點，所以權力就會去幹預這事。有時候權力乾預的歷史敘述，不一定就威脅到現政權的任何利益，但是它還要去幹預。此外，中國還有正統論的傳統。不管有多少個政權，我們隻認一個正統。這也是中國最有特點的一個地方。

我們該如何超越民族國家的歷史？

羅新認為，若我們要寫海澱區的歷史，許多海澱居民也許會發現，他們並沒有參與進這個歷史裡，而他們參與進的歷史並不是這樣敘述的。這是因為他們的歷史被排除、覆蓋了。“但是我們也可以換一句話說，就是你的歷史被超越了。這也就是說，你很在乎的某個東西，可能在今後的編寫當中不會再編寫了。”

“我很喜歡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那個是我認為在紀念碑裡面做的最好的。它表面上看很抽象，就是一個向地下延伸的隧道，然後在黑大理石上寫滿了戰死者的名字。每一個人的名字都很重要，因為他們真的是死在這個事件上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好，很多學者都讚賞。但是，我想問一個簡單的問題，越戰發生在越南，上面卻沒有一個越南人民的名字。因此，美國的越戰紀念碑仍然紀念的是美國的越戰，那個歷史是美國的越戰史，不是真實的越戰史。真實的越戰史應該包括越南的人民，越南的南方、北方，所有死掉的人，那些人都應該在這個碑上。”

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

羅新認為，我們現在編寫的歷史應該要涵蓋掉另外一面同樣見證歷史的參與者，不管他們怎麽評價這段歷史，他們都參與了歷史的進程。歷史學家研究歷史應該站在這樣的高度去關心每一個個體，這樣的歷史才是超越了民族國家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