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如何寫史？來聊聊關於歷史的歷史

中國古代關於“史”的意義，概有二說:一說以“史”為記事之義;一說以“史”為掌官書的職名。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敘述前跡，褒貶得中，足為後人借鑒，乃可稱史。換言之，史的本質是“中正不阿”，史的功用是“有裨治道”，這就是中國古代對於史的觀點。西晉目錄學家荀勖撰中經新簿，分書籍為甲、乙、丙、丁四部，史始獨立為丙部，而隋唐諸志則列史為乙部。因此史學在古時又稱為“乙部”或“乙部之學”，其地位僅次於經。

現代所說的“歷史”，概由“歷代之史”簡約而來，始自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歷史，泛指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包括自然歷史和社會歷史;狹義的歷史，則僅指社會歷史，即人類社會已發生的事件、經歷的過程，以及對這些事件和過程的記述。研究歷史的學問，稱為“歷史學”，亦稱“史學”，其總體結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一)基礎層次，主要是史料方面，包括史料學、歷史文獻學、考古學、金石學、甲骨學、檔案學等;

(二)撰述層次，指完成對歷史過程、本質、規律的敘述、編纂和揭示，包括通史、斷代史、專門史、國別史、區域史，以及與史學相關的邊緣學科和分支學科等;

(三)指導層次，主要是史學理論，包括歷史理論和史學方法等，這對第一、二個層次的史學起著指導作用。此外，研究歷史學本身發展歷史的史學史，也屬於史學研究範圍，而且備受史學研究者本身的重視。

至於史的目的，唐代劉知幾說:“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敘沿革，明罪惡，旌怪異。”近人梁啟超說:“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較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概括而言，歷史就是“敘述進化之現象”。

中國歷代史學概說

先秦時期

先秦時期是指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統一中國以前的歷史時期，可遠溯至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期，一般是指夏、商、周三代。中國遠在商代甚至以前，已經有了文字，可以用來記錄時事，商代還出現了史官。尚書是中國最早的史料匯編，保存了商、周時代的一些重要文獻。春秋是中國傳世的最早一部編年體史書，按年月日順序記錄史事，此書原是魯國的國史，出於魯國史官之手，而經孔子整理。如果考究中國古代史學發達興旺的原因，不能不強調孔子與春秋聯結在一起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其後相繼出現了一些敘述春秋戰國時期史書的典籍，如編年體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及略具國別斷代史性質的國語和戰國策等，各有特色。左傳一書敘事詳備，文筆生動，是中國最早一部史學名著，在先秦史學中成就最高。

如果說，春秋是記事之史，國語是記言之史，那麽左傳已經發展到成為一種言事兩者兼載的編年史了。

漢魏南北朝時期

兩漢時期出現了兩部史學巨著，一是西漢(公元前206—公元3年)時司馬遷的史記，另一是東漢(公元25—220年)時班固的漢書，並稱“史漢”。史記開創了綜合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於一書的紀傳體通史體例，記載了二千六百餘年間的史事；漢書則記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二書各有所長，在中國史學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著作非常豐富，以斷代史和人物傳記最多，斷代史著作多已亡佚，現存的名著有西晉(公元265—317年)時陳壽的三國志和劉宋(公元420—479年)時范曄的後漢書等。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合稱“四史”，是正史中的代表作。

隋唐五代時期

隋代(公元581—618年)統一和安定的時間較短，只是為其後的史學發展開出端緒。唐代(公元618—907年)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所著的史通，對中國古代史學作了系統性的評論，在史書編撰、書事曲直、史家修養、史館監修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看法。中唐以後，開始出現旨在“通變”和“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是中國第一部典製通史。

五代各朝(梁、唐、晉、漢、周)在分裂動蕩的政治環境下，仍然設置史館，史官制度亦大致上承襲唐朝的體例，保持由官方征集史料、纂修實錄等史籍的基本格局。隋唐至兩宋時期，官方史學發展迅速，中國傳統史學的成熟化，首先就是表現於官方史學的建設方面，包括史館建置與記史、修史制度，以及官方對本朝史事的記述和纂修。

宋元時期

北宋(公元960—1126年)時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是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內容以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史為重點，在史學上產生很大的影響。南宋(公元1127—1279年)時袁樞據此編成通鑒紀事本末，首創將史事分別立目、獨立成篇、各篇按時間順序編寫的紀事本末體。

南宋時又有鄭樵撰通志，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宋末元初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又一部典製通史，但旨在通古今的典製，而不涉時政。通典、通志、和文獻通考，並稱“三通”。

“三通”的影響及於後世，清代和近代都有續作。清代有續通典、續通志和續文獻通考，又有清通典、清通志和清文獻通考，合稱“九通”;連同近代劉錦藻的清續文獻通考，成為“十通”。

明清時期

明朝(公元1368—1644年)大致沿襲元朝的史官制度，沒有常設的修史館局，如有修史之事則臨時抽調人力，翰林院就是提供修史人員的重要機構。缺乏修史組織，是明朝官方史學不能振作的原因之一。

清代(公元1644—1912年)到了乾嘉時期，歷史撰述與評論、歷史文獻學等方面都有成績，考史著作以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為代表，並稱“清代三大考史名著”。史學理論家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對中國古代史學作了尖銳的批評，且提出自己的史學見解，在史學理論方面有很大建樹。史通與文史通義是中國古代兩大史評，後世亦將劉知幾與章學誠二人並列。

近代以來

清朝末年，隨著時代的變遷，歷史的發展越來越趨複雜多端，以及在西方文化影響下，梁啟超倡導新史學，既著眼於創新，實亦致力於中國古代史學的傳承。20世紀初年，出現了不少關於新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著譯，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之類的新式著作，亦應運而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夏曾佑著中國歷史教科書，分章分節敘述歷史事跡，稱為“章節體”。其後史學界普遍採用這種體裁，直至現在。

同時值得注重的一事，乃學者於埋首歷史研究和撰寫史學著作之外，從事歷史教學工作者大不乏人，為普及歷史知識於大眾作出貢獻，成為近代史學的一大特色。馬克思主義史學傳入中國後，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研究的結合取得可觀的成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有全面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