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何懷宏：歷史不會隻由勝利者來書寫

講者：何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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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裡所談的“歷史”自然不是人們實際活動的第一手歷史，而是被書寫成文的第二手歷史。有一句名言“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甚至於“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這在以前的時代的確常常如此，但我現在想質疑這句話在今天的有效性，即我們觀察到的社會、觀念的改變，以及書寫、發表、傳播技術的巨變，或已使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新的時代:歷史已不再可能僅僅是按照勝利者的意志和褒貶來書寫的，甚至也不會僅僅是由那怕是比較客觀公允、或具有超越精神的勝利者來書寫。這不僅是指勝利者的觀點和態度將有所調整，而是說不僅監視者、失敗者也將可以大量地自己書寫自己的歷史。這樣，歷史就將不會是僅僅一部簡單的“成王敗寇史”。

這並不是說，歷史將會是一部評價完全反過來的“敗王成寇史”，或者認為歷史的主流話語將一定會由失敗者來提供，而是說歷史將由此呈現一種多樣性和多面性，而這樣的比較全面的歷史或將更接近於歷史的真實。

我相信歷史還是有一種基本的真實或真相的，而且同意蘭克所說的歷史寫作者應當努力追求“如實直書”。“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女孩子”這句話，常常被誤認為是胡適的原話，但這句話至少表現了一種現代比較流行的、具有相對主義傾向的歷史觀。而我們即便在某種程度上同意這句話，還是可以將“打扮”理解為從不同的立場所進行的對歷史的解釋，或者理解為從不同的觀察角度所看到的歷史現象，儘管理論解釋和觀察角度可以有種種不同，有一個比較基本的歷史真實的核心還是存在的，即那還是一個“孩子”甚或“女孩子”的基本事實。

而對何謂“失敗”與“成功”，以及“失敗者”與“成功者”，我們或許也還要有一些辨析。“失敗者”與“成功者”可以指人物，也可以指一個團體、一種勢力、一種運動、一個政黨或階層、階級等等。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將主要說人物，雖然他們也無疑總是代表著一種力量、利益或理念的。我們這裡所說的“失敗”與“成功”，將主要是行動領域內的，尤其是政治領域內的成功與失敗。的確，這一領域內的“成敗”有它的確定性，也相對好辨認，比如說，政治上的成功和失敗常常就被理解為獲得或鞏固了政權，造成了對社會的巨大影響、乃至實現或基本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等等。

但是，這種行動或“立功”領域的“成敗”還是有局限性的，會和“立言”的思想觀念領域和“立德”的道德領域不相稱，不吻合甚至成反比的，其本身也還有一種從多長的時段看的問題。秦始皇成不成功？他滅了也曾是相當強大的六國，統一了當時的“天下”，建立起一個福山所說的“第一個具有強大國家能力的國家”，但卻旋即因迷信暴力和專製，“二世而亡”，也在後世留下持久的爭議。甚至希特勒一度成不成功？他也曾讓德國的經濟從危機蕭條轉入飛速發展，使國土大量擴張，國民揚眉吐氣，但也不久就因其暴虐殘忍的侵略擴張而使一度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國灰飛煙滅。他們或曾是“成功者”，但更是“失敗者”。還有一些更複雜的人物，比如凱撒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拿破侖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斯巴達戰勝了雅典，但自身很快就在歷史上湮沒無聞，從後世看更遠比雅典的影響要小。春秋時吳國滅了越國，而越國君主勾踐臥薪嘗膽，反過來又滅了吳國，但在越國滅了吳國之後我們還知道多少越國的事情？它也很快湮沒無聞了。而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影響較遜、比較明顯的政治上的“失敗者”曾經也都一度是成功者，否則他們早就在歷史上藉籍無名，我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們了。

斯巴達戰勝了雅典，但自身很快就在歷史上湮沒無聞

在這一意義上來看，歷史的確不能是簡單地從行動領域內的“成敗”來觀察，更不應簡單地從一個短時段內的“成敗”來觀察。我們且不說另外的觀念和精神領域了，涉及政治的知識分子，在觀念和精神領域影響巨大的人們，在政治領域幾乎常常都是“天生的失敗者”。被卷入政治審判且被處死的蘇格拉底、耶穌當時被人看作是“失敗者”，有政治抱負的柏拉圖、孔子也都可以說是政治領域的“失敗者”。但有誰比他們在觀念和精神領域更為成功呢？所以，中國古代先賢所提出的“三不朽”是有道理的，是比較全面的衡量事、更是衡量人的標準。當然，這也是歷史領域內的、而非超越信仰的“三不朽”，即中國古代先賢認為在歷史中、而非永恆的彼岸長存的，不僅有正面的“立功”，還有“立言”和“立德”，而“立德”甚至可以說是更重要的。如果說除了成敗沒有另外的標準，世界將只會是一個純功利的世界，甚至是一個把人降低為純粹動物的弱肉強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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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構成了一個勝利者應當盡量比較客觀公允，乃至讓失敗者也來撰寫自己的歷史的理由，即成敗不能完全取代道德的評價，後者不能完全由前者來決定。這和走向開放與多元的現代世界潮流也是吻合的。而我們即便從中國古代的歷史書寫中，也還是能看到這樣一種寬容精神的一些特徵。不談各種野史筆記，即便是作為傳統正史的二十四史，司馬遷作為勝利者的漢朝的“太史公”，但同時個人又是政治上一個“失敗者”的“刑余之人”，他所寫的《史記》還是非常客觀和公允的，比如他對項羽的“悲劇式英雄”的描寫，對一些劉姓皇帝皇室劣跡的揭露和諷喻，以及在《史記》中所給予的從伯夷叔齊、到孔子、到陳勝吳廣這樣一些政治上並不成功者的較高地位，都可以看到他對許多僅僅從權力的觀點看的“失敗者”所體現的一種同情的理解和大度的精神，他對這些失敗者絕沒有在道德上進行“汙名化”，對其中有些人甚至是相當讚許乃至敬仰的，他對政治的勝利者也沒有大唱讚歌。這也許和漢代文網不密和他自己的道家思想都有關係，加上他的個人史學才華，遂使《史記》成為中國正史中一部最富有才情和獨創性，同時也最富有兼容並包精神的開山之作。到了二十四史的最後一部《明史》，這是由作為勝利者的清朝官修，集體撰寫，在體例和史料上應當說更為嚴謹，更為考究，但文網也已加密，觀點相當正統，然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某種對失敗的前朝人物的相對客觀公允的敘述和評價，而不是持一種勝者皆善、敗者皆惡的思維。

司馬遷

從長遠來說，最好的、最真實的歷史可能還是監視者、也是比較客觀者撰寫的歷史。有些大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必須是隔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看得比較清楚。而這時的歷史書寫者已不再是利益的當事人，不再容易受偏見的糾纏。有些善果或惡果也在較長的時間裡才能比較充分地顯示出來。

不過我們這裡還是要著重講失敗者自己書寫自己歷史的意義。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失敗者，有些失敗者其實可能正是思想和道德上的先行者，實踐某些後來大行其道的理念的先驅者，只是因為太超前或時運不濟而失敗；還有些成功和失敗者在思想和道德上可能是“半斤八兩”，只是在實力或武力的角逐中有些成功，有些失敗；但的確也還有不少不僅在政治上失利，也在道德上失德的失敗者。第一種失敗者自然應當盡力書寫自己的歷史。而且，只要他們能夠書寫和傳播自己的歷史，他們實際上就不會完全失敗，甚至成為最後的勝利者，而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的“書寫”（廣義的歷史“書寫”也包括口傳、授徒講學等等），他們的“書寫”給他們帶來了最後的勝利。孔子周遊列國失敗後盡全力整理歷史經典，撰寫《春秋》，對春秋時代的成功和失敗者有自己的道德褒貶，而他的政治和道德理念也就因此留傳下來了，他不能“為當世法”，卻可以“為後世法”。如果這些失敗者完全不去“書寫”，他們也許就真的完全失敗了。

而即便是上述最後一種政治和道德上都堪稱失敗的人們，我覺得也應當讓，甚至鼓勵他們自己撰寫自己的歷史，如此不僅可以留下大量的史料，也還是可以讓我們看到一些不易看到的歷史側面。而且，失敗且失德者也不就是始終如此，一生如此，他們也曾成功過，也做過一些好事。比如被認為要對文革“負責”的四人幫、林彪集團中的不少重要人物，近年來就都寫了自己的回憶錄或其他形式的文字資料，從而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研究史料，而且也的確讓我們看到了一些少有人知的歷史場景，這就使我們對那一段歷史的理解更加豐滿了，更加接近真實了，而這對他們自己的個人形象其實也有一種彌補和修正的作用。有些失敗者撰寫的文字中自然還是會有掩飾或者美化，或者含有陳舊的偏見——但這種現象不僅在失敗者那裡存在，在勝利者那裡也同樣存在，而一些失敗者反而可能更有可能吐露真情，他們已經沒有什麽要失去的了，有時在失敗之後也更有可能體會和看清人世間的真相。所以，即便他們的回憶錄中有一些曲筆，但我們應當相信，這對於有史識的人們是不難鑒別的，尤其不難為眾多求真求實的史學同人在一種各自分工、而又互相協作和補充的努力中清楚地鑒別。而且，公正的歷史評價恰恰是要通過分析、梳理和比較各種各樣的史料，包括各種有偏見和謬誤的史料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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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歷史的真實最怕的是完全沒有史料，將檔案盡行封鎖、或使眾人鉗口；次之是只有“一家之言”、充斥片面褒貶的史料；而有各種各樣見解和觀點的豐富史料恰恰可以為形成比較客觀公允的歷史研究和評價開辟道路。

而給我們對一個新時代來臨的相信還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像上述這些政治失敗者的書寫，在共和國的前二十多年裡幾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時，只要一個人被打倒，他就幾乎是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在一堆“惡名”之下完全沉淪，再也不可能發聲。而今天他們都有可能紛紛出書，雖然有不少目前還是在境外出書，但研究歷史者也都不難得到。我們期待有更多的開放，也一定會有更多的開放。當今要走向現代繁榮富強的中國是不可能自外於平等自由的世界潮流的，歷史學也必然要和其他思想學術一樣走向一個比較客觀公允、通情達理的方向。

而我們還要注意近數十年高科技的飛躍發展給這種思想學術的自由開放所提供的前人難以想象的便利條件。在傳統社會、以致於霍布斯鮑姆所稱的20世紀“極端的年代”，要保留、傳遞、出版文稿、甚至寫作都很困難，但今天即便是想禁止失敗者言論的勝利者，也難於完全封住他們的筆舌了。發明了印刷術的傳統中國的文化，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已算是比較先進，一般的寫作也有相當大的空間，但政治歷史的寫作還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過去刻版印書，也需要頗大的財力，且容易鬧出動靜，據說宋遺民鄭思肖寫出自己的《心史》之後，只能以鐵函沉入井中，在四百年之後的明末才被發現。而明遺民王夫之，雖然也還是能夠隱居寫出自己的大量作品，但也只是到了近兩百年之後的晚清，才由曾國藩兄弟所設的金陵書局大規模地刻印其遺書。在20世紀的前蘇聯時期，一個異議作家也難有自己的獨立空間寫出自己的作品，或者偷偷寫出來了也不可能出版，他們得想方設法地保存其筆寫的書稿，而要將書稿傳遞到國外出版也頗不容易。

但是，在當今的互聯網時代，除了個別極端封閉的國家，人們可以廉價和容易地利用各種方式來進行寫作，且很容易在網絡上收集到各種歷史典籍和資料，並將自己的作品分多處保存於各種介質如優盤、硬碟乃至雲端。一個小小的芯片，就可以儲存無數的資料、文件和書稿；而一次輕輕的點擊，也可以將大量書稿、照片、攝影等資料輕易地傳遞出去。專製的勝利者已不可能再壟斷歷史，甚至傾向於專製的政治家也不可能再輕易取得或保持勝利。政治上的欲求成功者越來越需要借助一種兼收廣納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實現自己的政治理念，他們需要有廣闊的胸襟，或至少作出一種開明的姿態，直到真的變得開明。當然，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下，都還是會有政治和行動領域的成功與失敗，得意和失意。甚至我們也不敢擔保人類自此之後就不會有歷史的逆轉和倒退。但是，從目前的情況我們至少可以判斷說：一個失敗者也完全可以參與來書寫自己歷史的新時代已經來臨。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